中央公园的环形车道一圈差不多有六英里。我们已沿逆时针方向转到了第四圈，卡迪拉克一路平稳前行。讲话的主要是钱斯。我拿出笔记本，时不时地记些东西。

开始时他谈论的是金。她的父母是芬兰移民，在威斯康星州西部的一个农场定居下来。离那儿最近的城市是奥克莱尔。金原名姬拉，从小就得挤牛奶，给菜园除草。九岁时，他哥哥开始对她性骚扰，每晚进她的房间动手动脚。

“只是有时她讲到这个故事时，哥哥变成了舅舅，还有一次变成了爸爸，所以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编出来的。或者确有其事，她变来变去只是为了使它变得不再真实。”

中学三年级时，她同一个中年房地产经纪人发生了关系。他对她说他要离开妻子，跟她在一起。她收拾行李跟他去了芝加哥，在帕尔默酒店住了三天，三餐都让客房服务部送进房间享用。第二天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喝醉后涕泪横流，不停地对她说他毁了她的生活。第三天他精神很好，但次日早晨她醒来时，发现他不见了。有一张纸条解释说他回到了妻子身边，还多付了四天房费，并说他永远忘不了金。纸条旁放了一个旅馆专用信封，里面有六百美元。

她住满了一周，在芝加哥观光，和几个男人睡了觉。其中两个主动给她钱，她本想让其他几个也付钱，可说不出口。她想过要回农场。然而，就在帕尔默酒店住的最后一晚，她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客人，是尼日利亚派去参加某个商业会议的代表。

“那断了她的后路，”钱斯说，“跟黑人睡觉就表示她不能再回农场了。第二天一早，她就乘公交车到了纽约。”

直到他把她从达菲手里买过来，安置在公寓里，她的生活才有了转机。她的容貌举止都适合室内接客，因为她一直不习惯在街上拉客。

“她很懒。”他想了一会儿，说，“妓女都懒。”

有六个女人为他工作。现在，金死了，还有五个。他概括性地谈了一会儿她们，然后切入正题，把她们的名字、地址、电话和个人资料告诉我。

我记了很多笔记。我们在公园绕完第四圈，他向右一拐，从西七十二道街出去，经过两个街区，停在路边。

“马上回来，”他说。

我待在那儿没动，他到街角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引擎还在空转。我看看才做的笔记，想从记录的零散信息中归纳出一个模式来。

钱斯回到车里，看着后视镜，利落但违法地掉了一个头。

“给我的电话联络站打电话，”他说，“保持联络。”

“你应该装一个车载电话。”

“太麻烦了。”

他开到市中心后向东行驶，在一栋白砖公寓前的消防栓旁停下，这儿是十七道街，介于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

“该收钱了，”他对我说。

他再次让引擎空转，但这次过了十五分钟他才出现，愉快地大步走过穿制服的门房，敏捷地坐到方向盘后。

“唐娜住这儿，”他说，“我跟你提到过唐娜。”

“那个诗人。”

“她兴奋极了。旧金山一家杂志社要刊登她写的两首诗。她可以免费拿到六本刊出她诗的那期杂志。那就是她的稿酬——只有杂志。”

红灯亮了，他踩了煞车，左右看看，然后闯了过去。

“有几次，”他说，“刊登她诗作的杂志社付钱给她。有一回她拿到二十五美元，那是她拿到的最高稿酬。”

“听上去很难靠此谋生。”

“诗人赚不了多少钱。妓女都懒，但这一位写起诗来倒很勤快。她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推敲词句，并且总是往信封里塞一打一打的诗。这边退稿，就寄那边。她寄诗的邮费比她得到的稿酬都多。”

沉默片刻后，他轻声笑了起来。

“你知道我从唐娜那儿拿到多少钱？八百美元，而且只是前两天的收入。当然，她也有电话铃一连几天都不响的时候。”

“但平均起来还是不少。”

“比写诗赚得多。”他看看我，“想去兜兜风吗？”

“我们不是正在兜吗？”

“我们是在绕圈子，”他说，“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顺着第二大道行驶，穿过下东城，经过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布鲁克林。从桥上下来，我们拐了好几个弯，这使我晕头转向，看路牌也于事无补。那些街道名很陌生。但我看到沿途从犹太区换成意大利区，又从意大利区换成了波兰区，便大概知道我们到了哪里。

我们开到一条黑暗沉寂的街上，这里每座房子都居住着两户人家。

钱斯在一栋中间有车库的三层砖楼前放慢速度。他用遥控器升起车库门，驶进后又将车库门落下。跟着他上了几段楼梯后，我们来到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宽敞房间。

他问我是否知道我们到了哪里。我猜是绿点区。

“很好，”他说，“我想你对布鲁克林并不陌生。”

“我对这一带不很熟悉。不过肉类市场那块波兰熏肠广告提示了我。”

“我猜也是。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吗？听说过卡齐米尔·利万道斯基博士吗？”

“没有。”

“你是不会听说过。他是一个老家伙。退休在家，坐在轮椅上。是个怪人。不和别人接触。这个地方过去是消防站。”

“我觉得肯定是这类地方。”

“几年前两个建筑师买下这里，加以改造。他们把房间全部打通，重新装修。他们肯定有不少钱，因为他们毫不节省。瞧瞧这地板。再看看那窗框。”

他指出细节，加以品评。

“后来，他们厌倦了这个地方，或他们彼此感到厌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这儿卖给了利万道斯基博士。”

“他住在这儿？”

“他根本不存在。”

他说。他说话的方式不断变换，一会儿像草根阶层，一会儿像知识分子，一会儿又变了回来。“邻居们从没见过这位老博士。他们只见过他忠心耿耿的黑仆，只见他开车进进出出。这是我的房子，马修。我带你参观一下如何，只收一角导游费？”

这个地方真不错。顶楼有健身房，举重和健身器材样样俱全，还有桑拿和按摩浴缸。

他的卧室也在这层楼上，铺着毛皮床罩的床位于房屋中央，正对着上面的天窗。二楼书房有一面墙放满了书，还有一个八英尺的台球桌。房里到处都是非洲面具，间或散放着一组组非洲雕塑。钱斯偶尔会指着其中一座，告诉我是哪个部落的手艺。我提起在金的公寓里也见过非洲面具。

“博罗社会的面具，”他说，“是丹人[居住在科特迪瓦中西部山区和利比亚各地的一个种族语言群体。]的。我在我所有女孩的公寓里都放一、两样非洲的玩意。当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不过也不是垃圾。我不收集垃圾。”

他从墙上取下一个样式颇为粗犷的面具递给我，让我好好看看。眼洞是方形的，面部轮廓都是精确的几何形状，具有浓重的原始气息。

“这是多贡人[居住在非洲马里中部高原地区的一个民族。]的，”他说，“拿着它。欣赏雕塑只用眼睛还不够，必须加上手。来吧，摸摸它。”

我从他手中接过雕塑。比我料想的重得多。雕刻用的木头质地一定很细密。他从柚木底座上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他说：“嘿，亲爱的，有留言吗？”

他听了一会儿，放下电话。

“平安无事，”他说，“喝点咖啡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就喝点。”

他向我保证一点都不麻烦。煮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谈起非洲，说他们的工匠并未把自己的作品当成艺术。

“他们做的每样东西都有特定用途，”他解释道，“或是保护房子，或是抵挡恶鬼，或是用于特定的部落仪式。如果面具失去效力的话，他们就把它扔了，再做新的。旧的成了垃圾，他们或是把它扔掉，或是烧掉，因为它们毫无用处了。”

他笑起来：“然后欧洲人大驾光临，发现了非洲艺术。那些法国画家从部落面具中获得了灵感。结果，现在非洲出现了这种现象，有人终生制作面具和雕像，出口欧洲和美国。他们按照传统样式雕刻，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但那很可笑。他们的作品毫无用处，里面没有任何情感，毫不真实。你看着它，拿着它，你再感受一下真品，如果你有点艺术鉴赏力的话，马上就能辨出不同。很有趣，是不是？”

“是很有趣。”

“如果我手头有这种垃圾的话，我会给你看，但我没有。我开始时买过一些。你只能在错误中学会鉴别。但我把那些东西处理掉了，扔到那边的壁炉里烧掉了。”他笑道，“我买的第一个真货还保留着，就挂在卧室的墙上。是丹人的，博罗社会的。那时我对非洲艺术一窍不通，但在一个古董店见到它时，我马上被那个面具的艺术性吸引住了。”

他停下来，摇摇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看到那块平滑的黑木头时，我觉得见到的是一面镜子。我看到自己，看到我的父亲，我看到了那遥远的年代。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好说。”

“妈的。也许我也不知道。”他晃了一下头，“那些老雕刻工中的一位做了这个，你猜他会怎么说？他会说：‘见鬼，这个疯狂的黑鬼要这些古老面具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挂在该死的墙上？’咖啡好了，你还是喝不加糖、不加奶的，对吧？”

他说：“侦探到底怎么办案的？你从哪儿开始？”

“先到处转转，跟大家聊聊。除非金碰巧被一个疯子杀死，否则她的死因一定源自她的生活。”我敲着笔记本，“关于她的生活，你所知甚少。”

“我猜也是。”

“我会跟人们谈谈，看他们会告诉我些什么。也许这些信息拼凑起来会有所指向。也许不会。”

“我的女孩会对你畅所欲言的。”

“那很有帮助。”

“倒不是说她们肯定知道些什么，但如果她们知道的话——”

“有时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却不知道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说出一些事情，却不知道我们说了。”

“没错。”

他站了起来，手支在臀部上。

“你知道吗，”他说，“我本来没打算带你过来。我不认为你有必要知道这座房子。结果你没要求过来，我就把你带来了。”

“这座房子很棒。”

“谢谢。”

“金很欣赏它吧？”

“她从没见过它。她们都没见过。有一个德国老太太每周来打扫一次，把这儿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是唯一进过这房子的女人。因为这座房子是我的，先前住这儿的建筑师也很少需要女人。这是剩下的咖啡。”

咖啡的味道好极了。我已经喝了很多，但它太好喝了，我禁不住还想喝。我之前夸赞它时，他告诉过我，说这是牙买加蓝山和烘焙过的哥伦比亚咖啡豆的混合物。他说要送我一磅，我告诉他我住在旅馆房间，拿了也没法煮。

我在品尝咖啡时，他又给他的联络站打了一通电话。挂上电话后，我说：“你要把这里的电话号码给我吗？这个号码该不会保密吧？”

他笑起来：“我不常来这儿。打到联络站更容易找到我。”

“好吧。”

“再说这儿的电话号码我也不太记得，还得查以前的帐单，看我是否记得号码。而且就算你拨了这个号码，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电话铃不响，这儿的电话只能打出去。当初买下这个地方时，我装了电话，还有分机，这样手边总有个电话。不过我从没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别人，连我的电话联络站都没有，谁都没有。”

“然后呢？”

“然后一天晚上我在这儿，好像在打台球，那个该死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有人想问我是否要订《纽约时报》。两天以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打错号码了。我意识到，我所能接到的电话不是打错号码，就是推销东西，于是，我拿起螺丝刀，把所有的电话机都撬开，里头可以看到一个小铃铛，当电流通过某根铁丝时，就会发出铃声，我把所有电话机的小铃铛统统拆掉。我从其他电话拨这个号码，听上去已经打通了，但因为没有了那些小铃铛，房里的电话就不会响了。”

“真聪明。”

“也没有门铃。门边有个按钮，但没接任何东西。自我搬进来之后，那扇门根本没开过，而且从窗户望进来，什么都看不见。另外我还装了很多警铃，倒不是因为绿点区有很多抢劫案，这儿是居家环境不错的波兰社区，是因为利万道斯基博士，他需要安全感，需要隐私。”

“我猜他需要。”

“我不常来这儿，马修。不过我车一开进这儿，那扇车门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在这儿我什么都碰不到，什么都碰不到。”

“想不到你会把我带来。”

“我也没想到。”

最后，我们才谈到钱的问题。他问我需要多少，我说要两千五百美元。他问我作何用途。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按小时收费，也不记录花销。要是最后我花钱太多，或是案子拖得太久，我可能还会跟你要钱。但我不会给你寄帐单，如果你不给我钱，我也不会告你。”

“很不正规。”

“没错。”

“我喜欢这样。现金交易，没有收据。我不在乎花钱。我的女人赚很多钱，但挣得多花得也多。房租，营业费，贿赂款。你把妓女安置在一座楼里，就得给楼里人钱。对门房可不能像对其他客人那样，在圣诞节给二十美元了事。而是每月二十美元，圣诞节得给一百美元，对于大楼的其他职员也得如此。加起来可不少。”

“肯定是这样。”

“不过纯利润也不少，而且我也不会把钱浪费在吸毒和赌博上。你说多少？两千五？我刚才让你拿起来看的多贡人面具花了我两倍的价钱还不止。六千八百二十美元，外加销售税。”

我没吭声。

他说：“见鬼，我不知道自己想证明什么。我猜是想说我是一个富有的黑鬼。在这儿等一会儿。”他回来时拿了一大叠钞票，数了二十五张给我。旧钞，全都不连号。

我奇怪他在房里放了多少现金，他平常身上又带多少。几年前我认识一个放高利贷的，每次出门身上都不少于一万元现金。对此他并不保密，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随身携有巨款。然而，也从没有人试图抢他的钱。

他开车送我回家。我们回去时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从珀拉斯凯桥进入皇后区，然后穿过隧道回到曼哈顿。

我们两人一路话都不多。路上，我睡着了，他不得不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唤醒我。我眨眨眼，坐直身子。已到了我旅馆前的路边。

“门对门运送服务。”他说。

我下车，站在路边。他等几辆出租车驶过后开始掉头。我目送他的卡迪拉克，直到它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思绪像精疲力竭的游泳选手那样在我的头脑里挣扎。我累得无法思考，只好上床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