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来的麻烦还不到我预估的一半。二十分局派来的两名警察我都不认识，但就算认得，事情也不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们在现场回答问题，然后跟他们回到西八十二街的分局去录口供。现场的医学证据似乎和我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抵触。警察很快指出，钱斯应该一发现尸体就去报案，不过他们倒也没因为他拖延时间跟他没完没了。不小心撞见尸体谁都会怕——就算你是皮条客，而她是妓女，毕竟这是纽约，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都会，怪的不是报案太晚，而是他愿意报案。

我们到分局时，我相当轻松。早先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想到他们可能会要搜身。我的外套是个小型的军火库，还藏有我从小巷那家伙身上拿来的手枪和两把刀子。这些刀子都不合法，那把枪的情况更严重、天知道它的来处。但我们做的还够不上搜身，真让人开心，我们没有被搜身。

“妓女自杀是常事。”乔·德金说，“她们就爱干这个，再说，这位已经有过纪录。你看到手腕上的伤疤了吧？报告上说有几年了。你可能不知道，服毒这方法，她在一年前就试过。她的一个女友把她送到圣克莱尔医院洗胃。”

“纸条提到，她希望这回她服得够多。类似这样的话。”

我们当时坐在石瓦餐厅——一家第十大道上的牛排馆，它吸引不少约翰杰学院和中城北区分局的警察光顾。在这之前。我回过旅馆。换了衣服，找到地方藏妥武器以及一部分钱，然后就接到他的电话，要我请他一顿。

“我才想起，应该趁早敲你一笔。”他说，“总不能等到你那客户所有的女人死光，而你的办案钱越来越少。”

他点了盘什锦烤肉，喝掉了两瓶嘉士伯啤酒。我要了份牛排，配上咖啡。我们谈了会儿桑妮的死，但没谈出什么名堂。

他说：“要不是另外那个金头发被害。你都不会想到去多看它一眼。所有的医学证据都指向自杀。淤血青紫，很容易解释。她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跌倒后撞翻东西。她倒在地板而不是床上，道理完全一样。淤血当然在所难免。她的指纹全在它们该在的地方——酒瓶、玻璃杯、药罐子。纸条的笔迹也查出非她莫属。如果你客户的话可以采信，他发现她时，她反锁在里头。门从里面锁住，链条带上。你确定他没撒谎？”

“我听着像真话。”

“那她就是自杀的，这甚至跟两个礼拜前达基嫩的死都连得上。她们是朋友，她因为朋友发生不幸，非常沮丧。你看会有不是自杀的可能吗？”

我摇摇头：“这种自杀最难假造。你能怎么办？拿漏斗把药片强塞进她喉咙？拿枪逼她吞服？”

“你可以把药溶掉，偷偷让她服下。不过他们在她胃里找到残余的安眠药胶囊。所以忘了这事吧。的确是自杀。”

我试着回想纽约的年自杀率，但连个合理的估算都猜不出来。德金也帮不上忙。真不清楚比率到底多高。是不是和其他所有现象一样，只有上升趋势？

他捧着咖啡说：“我找了两个星河旅馆的职员，清查今年年初以来他们所有的登记卡，挑出所有用印刷体签写的。没一张能跟琼斯的登记扯上关系。”

“其他旅馆呢？”

“找不到符合的。是有一批叫琼斯的人，这名字本来就很普通，但这些人全是签名，用信用卡付账，看来全都货真价实。真是浪费时间。”

“抱歉。”

“干吗？我做的事百分之九十是在浪费时间。你说的没错，是值得查查。如果这是个大案子，登上头条新闻，有上头的人施加压力，不用你说我自己也会想到，而且我们会查遍纽约五个区所有的旅馆。你怎么样？”

“我什么怎么样？”

“达基嫩的案了你有进展了吗？”

我得想想。“没有。”我回答。

“实在气人。我再看一次档案，知道是什么让我如鲠在喉吗？那个前台职员。”

“我谈过的那个？”

“那个是经理、副理之类的吧。我找的是让凶手登记住宿的那个。现在有这么个家伙进来，名字用印刷体写而不签名、付的又是现金。这两种做法都不寻常，对不？我是说，这年头有谁会在旅馆付现钞？我不是说廉价连锁旅馆，我说的是你得花七、八十块住一晚上的旅馆。这年头什么都用塑料货币、信用卡什么的，都这样。这家伙付的是现金，前台职员竟然连个屁都没记住。”

“你查过他底细？”

他点点头：“我昨晚跑去找他谈。呃，是南美哪个国家来的小伙子。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好像身处云里雾里。凶手登记住宿时。他八成也是雾茫茫一片。我看他一辈子都活在雾里。不知道他那些雾是哪里来的，是用鼻孔吸的还是嘴巴抽的还是怎么的，不过我想应该是老老实实赚的。你知道咱们这城里有多少人整天都在云里雾里？’　　“我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在午餐时间看到他们。办公室的人，市中心、华尔街，不管在哪个区。全挤上街买毒品，午餐时间就坐在公园猛吸。这样做事能有什么效率？”

“不知道。”

“还有一大群瘾君子，像这个自杀的女人。没事使劲吃药，你还不能说她犯法。毒品。”他叹口气，摇摇头，抚平他暗色的头发，“咳，我需要的是白兰地。”他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客户可以负担得起。”

我到圣保罗教堂。刚好赶上聚会的最后十分钟。我喝杯咖啡，吃块饼干，根本没听别人在讲什么。我连名字都没报，趁祷告时间偷偷溜掉。

我回到旅馆，没有留言。前台告诉我。我有两通电话，但对方都不愿留名。我上楼回房，想理清我对桑妮自杀的感觉。但到目前为止，我只感觉到麻痹。我自虐式地不断去想：如果我没把和她的谈话排到最后，或许可以及早发现，搞不好还可能说了或做了什么叫她回心转意。这么想想不出结果。我在答录机上跟她谈过，她可以说些什么，可是她没有。毕竟，自杀，她已经试过至少两次，而且很可能有过几次没有留下记录。

什么事情只要试得够久，你就能摸对门路。

吃完早饭后，我去银行存些钱，买张汇票。我到邮局把钱汇给安妮塔。我很少想到我儿子牙齿矫正的事，现在终于可以忘得一干二净。

我继续走到圣保罗教堂，为桑妮点上一根蜡烛。坐在教堂长椅上，我给自己几分钟时间回忆桑妮。没有多少可供回忆的材料。我们勉强算是有一面之缘。我连她的长相都记不清楚，因为她死的模样把我对活的桑妮的微弱记忆推到一旁。

我突然想到我欠教堂一笔钱。钱斯给的费用除以十是两百五，而我从想抢我钱那孩子身上拿的三百多块，他们也该分到十分之一〔我不记得确实数字，所按二百五应该算是公平)，那么加起来我给他们两百八十五，就两清了。

但我已经把大部分的钱存进银行。我皮夹还有几百块钱，如果捐给教堂两百八十五的话，我可就要捉襟见肘了。我仔细估量不辞劳苦再跑一趟银行的可行性。突然，我这小把戏中的荒唐劲儿像一记重拳击到我的肾脏。

我到底是在干嘛？为什么会自以为欠了谁钱？而我又是欠了谁？不是教堂，我不属于任何教堂。我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捐给在恰当时机碰上的礼拜堂。

那么，我到底是欠了谁的债？上帝吗？

这样做理由是什么？这又是哪种债务？我怎么欠的？我是在还借款吗？或者说，这是我为了求得保佑偷偷塞给老天的小红包？

以前我一向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只是我的习惯，一个小小的怪癖。我不用缴税，所以就改向上帝缴钱。

我从没真正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我会喜欢我的答案。我还记得在圣尼古拉斯大道旁边那条小巷子里，有个念头忽然闪过我的脑际：我没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得死在这孩子手里。其实我并不真信那套，也不认为世界真是循着那个逻辑运转。我只是奇怪自己竟然起过那种念头。

我掏出皮夹，数了两百八十五块出来。我攥钱坐着，然后又统统放回皮夹——只留一块钱。我至少可以买根蜡烛祈祷。

那天下午，我一路走到金的大楼。当时天气不坏，而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经过门房，径自走入她的公寓。

我进门第一件事便是把那瓶“野火鸡”倒入水槽。

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少道理。她那儿还有其他很多种酒，我并没有一一清掉。但“野火鸡’已经带有象征意味。每回一想到那公寓，脑里就会浮现酒瓶的模样，而伴随这图像的则是对酒色香味的生动记忆。等酒完全流入水槽后，我才松了口气。

然后我又回到前厅，检查挂在橱里的毛皮外套，衬里缝上的标签，说明这是染色的lapin皮。我查分类电话簿，随便找了个毛皮业者打电话去问，才知道lapin是法文。

“字典里头可以找到。”对方说，一般美语字典都有。这字现在已是英文，由毛皮业引进来的。就是兔子的意思。

正如钱斯所说。

回家路上，有什么引发了我喝酒的欲望。我甚至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刺激了我，只记得我的反应：想像自己一边肩膀抵着吧台，一只脚踩在铜栏杆上，钟型杯握在手里，锯木屑在地板上，我的鼻孔满是霉旧的老酒铺的味道。

饮酒欲其实不强，而我也没真打算付诸行动，不过倒因此想起我对简的许诺。因为不是觉得非喝不可，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找她，但我还是决定找她。我花了一毛钱，在市立总图书馆附近拐角的电话亭拨了她的号码。

我们的谈话一直有车声干扰，所以只能轻松简短地聊聊。我没机会提到桑妮自杀，也没讲起那瓶“野火鸡”。

我边吃晚饭边看《邮报》。桑妮的自杀在那天社会版占了几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邮报》往往为了促销报纸制造假象。这回他们引读者上钩的卖点是，强调桑妮和两个礼拜前在旅馆被剁成碎片的金·达基嫩分享同一个皮条客。因为找不到桑妮的照片，所以他们又登一次金的照片。

不过报导的内容可就没办法像头条标题那么耸动。他们只能说她是自杀，外加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测，说桑妮自杀是因为她知道有关金被谋杀的内幕。

两腿被我打断的男孩仍然没有上报。但不用说，报纸从头到尾还是少不了谋杀和犯罪等等陈年调味料。我想到吉姆·费伯说过要放弃报纸，不过我知道自己目前无法做到。

晚餐后，我到前台拿信。还是平常收到的垃圾传单，外加钱斯要我和他联络的口信。我打到他的服务处，他立刻回电问我案子进展如何。我老实说毫无进展。他问我是否打算坚持下去。

“再撑一阵子。”我说，“我只是想看看前头有路没路。”

他说警察一直没有骚扰他。他整天都在忙着桑妮的丧葬事宜。金的遗体被运回威斯康星州的老家，但桑妮没有亲人认领。目前他已安排好要把桑妮的遗体运出太平间。纪念仪式决定在西七十二街的库克殡仪馆举行，时间是礼拜四下午两点，他告诉我。

“早先实在也该为金办的，”他说，“只是一直没有想到。其实主要是为了女孩们的士气。她们都快疯了，你知道。”

“可以想象。”

“她们全在想同一件事。坏事成三。她们全在担心谁会是下一个。”

我当晚跑去参加聚会。台上人作见证时、我突然想到：一个礼拜前我失去意识四处游荡，做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叫马修。”轮到我时我说，“今晚我只想听听，谢谢。”

散会后，有个家伙跟着我爬上楼梯走到街上，然后和我并肩而行。他年约三十，穿件粗呢格子夹克，戴顶鸭舌帽。我不记得见过这人。

他说：“你叫马修，对吧？”我点头算是承认。“你喜欢今晚那个见证？”

“还算有趣。”

“想听一听更有趣的故事吗？听说城北有个人给破了相。还断了两条腿。挺精彩的呢，老兄。”

我打个寒噤。手枪放在五斗柜的抽屉，卷在一双袜子里。两把刀也在同一个抽屉里。

他说：“你有种，老兄。那玩意儿够大，懂我意思吧？”他一手罩住鼠蹊，就像棒球选手护住命根子一样，“不过话说回来。”他说，“你不想惹祸上身吧？”

“你说什么？”

他摊摊手：“我又知道什么？我只是工会的人，老兄。我帮人捎个口信。就这么回事。有个小妞被人在旅馆里剁了，那是一回事，但她朋友是谁可又是另一码子事。不重要，懂吗？”

“谁要你传这口信的？”

他只是盯着我看。

“你怎么知道可以在会场找到我？”

“跟你进去，跟你出来。”他咯咯笑着，“打断那个maricon[西班牙文，男同性恋者。]的两腿，做得也末免太过火了，老兄。太过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