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一九九四年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赵南柱

为什么学校要让男同学先排学号,为什么男同学总是一号,凡事也都从男同学开始,好像男孩优先于女孩是理所当然之事……就好比大家从不曾质疑过身份证上为什么男生是以阿拉伯数字“1”开头,女生则是以“2”开头一样,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金智英,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出生时身长五十厘米,体重二点九公斤。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上面有个大她两岁的姐姐,下面有个小她五岁的弟弟。他们三姐弟和爸妈、奶奶,一家六口住在一个三十三平方米的平房里,只有两个房间、简陋无门的厨房和一间浴室。

金智英最难忘的儿时记忆,莫过于偷吃弟弟的奶粉。她那年应该也就六七岁,不知为何就是觉得弟弟的奶粉特别好吃,明明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每次妈妈给弟弟冲奶粉时,她就会紧跟在旁,用手指蘸不小心洒在桌上的奶粉来吃。有时妈妈还会叫金智英把头向后仰、嘴巴张开,然后舀一匙奶粉倒进她口中,让她过过瘾,品尝那醇厚的奶味。奶粉在口中慢慢溶解时会变得黏稠,变得像牛奶糖一样软绵绵的,再慢慢地滑向喉咙,进入肚子里。奶粉停留在口腔里时,不干也不涩,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口感。

然而,与他们同住的奶奶——高顺芬女士——非常讨厌金智英吃弟弟的奶粉,只要发现孙女又在偷吃,就会朝她背部狠狠地拍下去,打得她措手不及,奶粉从嘴巴和鼻孔中喷出来。姐姐金恩英则在被奶奶教训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偷吃过奶粉。

“姐,奶粉不好吃吗?”

“好吃。”

“那你为什么不吃?”

“不稀罕。”

“啊?”

“我才不稀罕,绝对不会再吃那玩意儿了。”

虽然当时金智英对“不稀罕”这个词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她完全可以体会姐姐的心情。因为从奶奶当下责备她们的语气、眼神、脸部角度、肩膀高度以及呼吸节奏中,可以归纳出一句话——“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奶奶绝非因为她们早已过了喝奶的年纪,或者担心弟弟的奶粉减少而教训她们,而是因为弟弟的一切都无比珍贵,不是哪个阿猫阿狗可以触碰的。金智英觉得自己好像连“阿猫阿狗”都不如,相信姐姐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

刚蒸好的一锅米饭,以爸爸、弟弟、奶奶的顺序先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形状完整的煎豆腐、饺子、猪肉圆煎饼,也都会理所当然地送进弟弟嘴里,姐姐和金智英只能捡旁边的小碎屑来吃;弟弟的筷子、袜子、卫生衣裤、书包和鞋提袋,永远都是成双成对的,但姐姐和金智英的这些物品总是凑不成一对。要是有两把雨伞,一定是弟弟自己撑一把,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撑一把;要是有两条棉被,也一定是弟弟自己盖一条,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盖一条;要是有两份零食,同样也一定是弟弟自己吃一份,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吃一份。其实当时还年幼的金智英,并不会羡慕弟弟的特殊待遇,因为打从他们一出生,受到的就是差别对待。虽然偶尔会觉得有点委屈,但她早已习惯这一切,并主动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因为自己是姐姐,所以要让着弟弟,并和自己性别相同的姐姐共享所有物品。母亲经常说因为姐弟之间年纪相差大,所以她和姐姐既懂事又很会照顾弟弟,但也因为如此,两姐妹更没有理由跟弟弟争宠。

金智英的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哥在婚前死于车祸,二哥很早就成了家,带着一家人移民美国生活,最小的弟弟则因为遗产分配及高龄父母的赡养问题,与金智英的父亲大吵过一架,两人从此不再往来。

金智英的父亲那一辈,许多人因为战争、疾病、饥饿而不幸丧命,能不能存活下来都是问题。而在那段岁月,奶奶不仅替人种田、做生意、做家务,就连自己家也打理得很好,咬牙苦撑,好不容易养大了四个儿子。而爷爷这辈子从未徒手抓过一把泥土,始终养尊处优,既没有养家的能力,也没有那份责任心。但是奶奶从未对爷爷有过任何怨言,她真心认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动手打妻子,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然而,如此辛苦地一手带大的四个儿子,最终只有金智英的父亲善尽儿子的本分。奶奶则用一套令人难以理解的谬论,安慰晚年如此悲惨不堪的自己。

“幸好我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才能像现在这样吃儿子煮的饭,睡儿子烧的炕,真的至少要有四个儿子才行。”

虽然真正在煮饭、烧炕、铺棉被的人,都不是奶奶的宝贝儿子,而是她的媳妇——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奶奶却总是当着大家的面如此夸赞自己的儿子。而那些看似开明、对媳妇疼爱有加的婆婆,也往往会发自内心地为媳妇着想,把“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至少要有两个儿子……”这些话挂在嘴边。

老大金恩英刚出生时,母亲将她抱在怀里,不停地哭着对奶奶鞠躬道歉:“妈,对不起……”当时奶奶安慰媳妇说:“没关系,第二胎再拼个男孩就好了。”

后来金智英出生了,母亲依旧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不停地哭泣,低头对金智英说:“孩子啊,妈对不起你……”这次奶奶依旧安慰着媳妇:“没关系,第三胎再生个男孩就好了。”

金智英出生后不到一年,第三胎就报到了。母亲当时梦见一只体形巨大的老虎破门而入,躲进她的裙摆,于是深信这胎肯定会是个男婴。然而当初负责接生金恩英和金智英的妇产科医生婆婆,却面露难色地用超声波机器来回照母亲的肚子好几次,小心翼翼地说:

“小孩……真漂亮啊……可以凑成三姐妹了……”

母亲回到家后泣不成声,甚至哭到把肚子里的食物统统吐了出来。不知情的奶奶隔着厕所门,语带欣喜地对媳妇祝贺道:

“我看你之前生恩英和智英的时候都没害喜啊,这次怎么吐得这么厉害?看来这胎和她们俩不太一样呢!”

母亲躲在厕所里好一阵子不敢出来,继续流着泪,不停作呕。某个夜深人静、孩子都已熟睡的夜晚,母亲对辗转难眠的父亲开口问道:

“孩子她爸,万一啊,我是说万一,现在我肚子里的这胎又是女儿,你会怎么办?”

虽然母亲内心还是存有一丝期待,希望父亲可以对她说:“你问的这是什么问题,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一样宝贝。”但是父亲不发一语。

“嗯,你会怎么办呢,孩子她爸?”

父亲翻过身,面向墙壁躺着,答道:

“少乌鸦嘴了,别净说些触霉头的话,快睡吧。”

母亲紧咬下唇,努力压低音量。她哭了一整晚,把枕头全哭湿了。隔天早上,她的双唇因为整晚紧咬,肿得无法闭合,不停地流着口水。

当时政府正在实施节育政策。从十年前开始,只要是基于医学上的理由,都可合法执行终止妊娠手术。当时只要确定怀的是女婴,仿佛就足以构成“医学上的理由”,鉴别胎儿性别与将女婴堕胎的情况数不胜数[资料来源:《机率家族》,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页,二〇一五年,朴在宪等人合著;《时事IN》第四一七期《厌恶女性的根源是?》。]。这样的社会风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蔓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性别失衡的情况更是达到巅峰,第三胎以后的出生性别,男婴明显比女婴多了一倍[资料来源:统计厅的“出生顺序出生性别比”资料。]。

母亲独自一人前往医院,默默地将金智英的妹妹“拿掉”了。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选择,却得由她全权负责。当时她身心俱疲,身边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家人。医生婆婆紧紧握住母亲的手,频频向她道歉,她则像个失去孩子的猛兽般号啕大哭。幸亏有医生婆婆对她说的那句对不起,她才不至于哭到伤心欲绝、失去理智。

几年后,母亲再度怀上孩子,因为是男婴,才得以顺利诞生。那个男婴就是比金智英小五岁的弟弟。

当时,金智英的父亲是公职人员,还不至于有工作或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但光凭父亲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六口确实吃紧。尤其是随着三姐弟逐渐长大,只有两个房间的家也开始显得拥挤。母亲希望可以搬去大一点的房子,让两个女儿能和奶奶分房住。

母亲虽然不像父亲一样有固定上下班的工作,但她一个人得照顾三个孩子和一名老母亲,又要全权负责家中大小事,与此同时,还得不断寻找可以赚钱打工的机会。不只母亲,家里经济状况不甚理想的那些妈妈大体如此。当时非常流行保险阿姨、养乐多阿姨、化妆品阿姨等,凡是带有“阿姨”两个字的工作,都属于常见的家庭主妇兼职。由于大部分工作都不是由公司直接雇用,要是在工作中遇到纠纷或者受伤,都得自行处理[资料来源:《没被记录的劳动》,第二十一至二十九页,二〇一六年,金时刑等人合著。]。而金智英的母亲则选择从事家庭代工,也就是在家进行的劳动,比如剪线头、组装纸箱、粘信封袋、剥大蒜、卷门窗密封条,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年幼的金智英也经常在母亲身边帮忙,通常负责收集碎屑和倒垃圾,或者帮忙盘点数量。

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工作项目就是卷门窗密封条。这是专门用来贴在门窗缝隙间、以泡棉材质制成的细长形贴纸。尚未裁切、包装的贴纸会由货车运来,金智英母亲的工作是将其裁切,卷成两组圆形,放进小袋子里包装好。然而,实际卷纸时,得先将封条轻放在左手虎口处,用右手卷成圆形,在此过程中虎口很容易被盖在胶水上的那面纸割伤。尽管已经戴了两层布手套,母亲的手依旧布满大小伤痕,再加上密封条的尺寸较大,于是垃圾也多,泡棉和胶水的刺鼻气味更经常难闻到使人头痛,但这份工作的工资较高,实在令人难以拒绝。随着母亲承接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份工作也越做越稳定。

好几次父亲已经下班回家,母亲还在忙着卷密封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金智英与金恩英,就坐在母亲身旁,边玩边写作业,偶尔帮帮母亲。年幼的弟弟则拿着泡棉块和包装塑料袋边撕边玩。工作量实在很大时,母亲甚至会把密封条堆放在房间一隅,在好不容易腾出来的地板上摆桌子、吃晚餐。某天,父亲加班到深夜,比平时还晚到家。他看见孩子们都还在玩密封条,终于忍不住第一次对母亲抱怨。

“你一定要在孩子旁边做这些味道难闻、灰尘又多的工作吗?”

母亲原本正在快速收拾的手和肩膀顿时停住,接着便开始将四散一地已经包装完成的密封条统统放进纸箱内。父亲跪坐在地,把乱七八糟的泡棉和纸张碎屑扫进大垃圾袋里,说道:

“对不起啊,害你这么辛苦。”

父亲说完便叹了口气,那一瞬间,他的背后仿佛被巨大的黑影所笼罩。母亲搬起一个又一个比自己身形还要大的箱子,放到家中的过道里,然后将父亲身旁的地板清扫干净。

“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们两个人都辛苦。不用对我感到抱歉,也别再用一个人扛着这个家的口吻说话。没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

话虽如此,自此之后,母亲还是婉拒了卷门窗密封条的工作。专门负责载送密封条的卡车司机还语带惋惜地念叨着“怎么手最巧、最有效率的人反而不做了”。

“也是,以恩英妈妈的手艺,卷密封条实在太可惜,你不妨去学美术或者手工艺,一定很厉害。”

母亲摆手笑着说:“都这把年纪了,还学什么才艺呢。”当年母亲才三十五岁,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司机先生的这番话,似乎也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母亲拜托恩英照顾妹妹智英,最小的儿子则拜托奶奶照顾,自己开始补习,但不是学美术或手工艺,而是学理发。因为没人规定一定要有执照才能帮人剪头发,所以母亲在学了一些基本的剪烫技术后,就开始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帮社区里的小孩和长辈理发。

母亲的理发生意很快红火起来,街坊邻居口耳相传,认为母亲的手真的很巧、很有天分,面对客人也很有交际能力。她会用自己的口红和彩妆为刚烫好头发的婆婆、妈妈们化妆;帮小朋友剪头发时,也会顺便连带他们的弟弟妹妹,甚至孩子母亲的刘海也一并免费修剪。她使用的烫发剂定价故意比社区理发厅的高一些,还刻意把烫发剂上的广告文案大声地念给客人听。

“看到了吗?绝不刺激头皮,含天然人参成分。我现在可是把这辈子从未吃过的天然人参涂抹在您的头皮上哟!”

金智英的母亲就这样慢慢地攒了许多现金,也从未缴过一毛钱的税给政府。虽然她曾惹来同行的阿姨嫉妒,觉得客人都被她抢走,两人甚至互扯头发,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多亏她平日待客有方,客人都站在她这边。后来两人适度划分客户群,互不踩线,才得以在社区和平共存。

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上有两名哥哥、一名姐姐,下有一名弟弟,兄弟姐妹长大后纷纷离乡。听说老家数代皆以种稻为业,所以家境还算不错。但是随着韩国的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转型成工业化社会,人们不再仰赖农业维生。金智英的外公当时跟一般的农村父母一样,将孩子统统送往都市,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供每个小孩读那么多书。都市里不仅房价和生活费高昂,学费也是贵得离谱。

母亲读完小学,就开始帮家里务农,直到十五岁那年决定北上首尔。当时,长母亲两岁的姨妈已在首尔清溪川旁的一家纺织工厂上班,母亲也应征上了同一家工厂,于是便和姨妈、两名工厂姐姐蜗居在七平方米大的宿舍内。工厂里的女同事几乎都和金智英的母亲年纪相仿,学历、家庭背景也都差不多。年纪小的女工以为职场生活本就如此,每天都睡不好、吃不饱,也无法好好休息,整天只能埋首工作。纺织机散发的热气令她们热得难受,只能尽量将已经短到不行的迷你裙制服往上拉,即使如此,手臂和大腿间依旧汗如雨下,有些人甚至因为现场总是弥漫着一片白色灰尘而罹患肺病。然而,她们每天吞下一颗又一颗提神丸,脸色发黄,没日没夜地工作所赚来的微薄薪水,大部分都用来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交学费,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儿子要担负起整个家,男丁有出息才能为全家增光”,家中的女儿也很乐意牺牲自己资助兄弟[资料来源:《机率家族》,第六十一页,二〇一五年,朴在宪等人合著。]。

金智英的大舅毕业于地方城市的国立医科大学,在母校的附属医院工作了一辈子,二舅则是警察局长,直到退休。母亲为两名认真好学、事业有成的兄长深感自豪,也引以为傲,经常向工厂里的朋友炫耀自己的哥哥们。在两个哥哥都有经济能力之后,她继续供养小舅,也多亏她的资助,小舅才得以顺利从首尔师范大学毕业。虽然如此,被夸赞充满责任心、一肩扛起了整个家的却是身为长子的大舅。直到那时,母亲与阿姨才真正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永远轮不到她们。母亲和阿姨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在工厂附设学校学习,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好不容易才拿到初中文凭。母亲后来又苦读高中课程,参加同等学力资格考试,最终才在小舅顺利当上高中老师那年,拿到了高中文凭。

金智英就读小学时,有一次班主任在她的日记本里写了一句话,母亲的视线停留在那句话上面许久,默默地说道:

“我本来也想当老师的。”

原以为母亲生来就是母亲的金智英,听到这句话,感觉太不可思议,不禁扑哧一笑。

“我是说真的,我上小学时你外婆还说家里五个小孩里面我最会读书,比你大舅的成绩还要好呢!”

“那你为什么没当老师?”

“因为要赚钱供两个哥哥读书啊,那时候每个家庭都这样,当时的女孩子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那现在当老师不就行了?”

“现在要赚钱供你们读书啊,哎呀,都一样啦,现在的妈妈们也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原来母亲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因为育儿而放弃梦想感到遗憾。一时间,金智英觉得自己宛如一块体积虽小却奇重无比的石头,紧紧地压住母亲的裙角,使她无法继续向前。金智英感到有些自责,母亲似乎察觉到她的难过,默默地用手顺了一下她的头发,将其整齐地塞往耳后。

金智英小时候就读的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小学,需要穿过大街小巷,走上二十分钟才能到达。一个年级至少有十一个班,最多十五个班,一个班通常有五十名学生。金智英入学前,学校甚至要分成上午班和下午班,才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学生。

对于没有上过幼儿园的金智英来说,小学是她接触的第一个小型社会,整体来说适应得还算不错。适应期一结束,母亲就把金智英交由大她两岁、就读同一所小学的姐姐金恩英照顾,叫她带着妹妹一起上下学。姐姐每天早上都会按照学校课程表帮妹妹准备教科书、笔记本、备忘本,在画着“魔法公主”图案的铅笔盒内放入四支削好的铅笔和一块橡皮擦;要是老师特别叮嘱要准备劳作用品,姐姐也会先向母亲领取零用钱,再带着金智英到学校对面的文具店购买。也因此,金智英从未走失或迷路过,每天都在姐姐的陪同下顺利抵达学校。上课时都会乖乖地坐在座位上,也从未在学校尿湿过裤子。她将黑板上的注意事项统统抄写在备忘本上,听写测验也都拿到了一百分。

金智英在学校遇上的第一个难关是邻座男同学的恶作剧。这也是许多女同学都有过的经历,但对于金智英来说,邻座男同学对她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霸凌的程度,根本无法用恶作剧或开玩笑来形容。她感到十分煎熬,除了向姐姐和母亲哭诉外别无他法。然而,姐姐和母亲没能帮她解决问题,姐姐只说男孩子都这么幼稚,劝妹妹不要理会;母亲则认为不过是同学开个玩笑,何必认真,还回来哭诉,反而把金智英训了一顿。

不知从何时起,坐在金智英邻座的男孩,开始动不动找她麻烦。不论在坐回座位、排队,还是准备背书包时,他都会假装不小心撞一下金智英的肩膀;在学校与金智英擦肩而过时,也会故意靠近她,稍微用力地用手臂去撞她;跟金智英借铅笔、橡皮擦、尺子等文具后,用完不会马上归还,金智英向他要回时,他还会故意把东西丢到远处或者坐在屁股下,有时甚至耍赖说自己根本没有借。有一次在课堂上,两人就是因此起争执而一起被老师惩罚。尔后,金智英便不再借文具给那个男孩。但他的恶作剧并没有就此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挑金智英的语病,嘲笑她的穿着,把她的书包和室内鞋收纳包放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害她经常找不到自己的东西。

某个初夏,金智英因为脚一直流汗,于是脱下室内鞋,把脚踏在桌子下的木板上听课。邻座的男孩一脚将她的鞋踢了出去,鞋子沿着教室走道滑到了讲桌前,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拍着讲桌喊道:

“这是谁的室内鞋?”

金智英当时实在太害怕,顿时愣住不敢承认,虽然是她的室内鞋,但她一直在等着邻座的男孩先自首,承认是他踢出去的。然而,那个男孩可能也被老师的反应吓到了,低着头一言不发。

“还不赶快承认!难道要我一个个检查吗?”

金智英用胳膊肘推了推男孩,低声说:“是你踢的啊。”男孩把头低得更深,低声回答:“可不是我的鞋啊。”老师再次拍了一下讲桌。不得已之下,金智英举手了。她被叫到讲桌前,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被老师责骂了一顿,老师以第一时间没有承认为由,给她冠上种种罪名,说她是懦弱、说谎的小孩,是占用同学宝贵上课时间的时间小偷。金智英早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找不到任何辩解、解释的机会。就在那时,教室里传出某个同学低低的声音:“那不是金智英踢的。”原来是坐在走道旁最后一排的女同学。

“那的确是金智英的室内鞋,但不是她踢出去的,我看见了。”

老师面露错愕,问那名女同学:

“什么意思?那是谁踢的?”

女同学面有难色,不发一语,默默地看向了罪魁祸首。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将视线转向女孩所看的位置。坐在金智英邻座的男孩这才吐露了实情。于是老师用比刚才教训金智英还要大一倍的音量和长一倍的时间,面红耳赤地痛骂了那名男同学一番。

“你之前是不是也一直欺负她?老师全都看在眼里,今天回家以后,把你欺负金智英的所有行为统统给我写下来,一个也不能漏!明天交过来。老师都知道你对她做了哪些坏事,所以别想糊弄我。记得要回家和妈妈一起写,写完还要妈妈签字,听见没有?”

男孩心想这下完了,要回家等着被母亲修理了。他垂头丧气地走回家,金智英则被老师留了下来。

金智英原本还担心老师又要骂她什么,没想到老师竟真诚地对她说了声抱歉,说自己理所当然地以为是鞋子的主人搞的恶作剧,在还没查明事情缘由的情况下就责备她,实在太不明智了,以后会注意,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听完老师的这番话,金智英渐渐释怀,忍不住再次潸然泪下。老师询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还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她哭到泣不成声,勉强啜泣着回答道:

“请……呜呜……老师……帮我换其他同学坐我旁边,然后……呜呜……我再也不要和他……呜……坐在一起了。”

老师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不过智英啊,老师早已看出来了,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他是因为喜欢你啊。”

金智英感到不可思议,瞬间止住了眼泪。

“他才没有喜欢我,您不是也看到了他怎么欺负我的吗?”

老师笑了出来。

“男孩子都是这样的,越是喜欢的女生就越会欺负她,老师会再好好地劝劝他,希望你们可以趁这次机会和好,不要在有误会的情况下换去和别的同学坐。”

原来邻座男孩喜欢我?欺负我表示喜欢我?金智英越听越糊涂了。她快速地在脑海中回想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但始终无法理解老师所说的话。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应该更温柔体贴吗?不论是对朋友、家人,还是家里养的猫猫狗狗,都应当如此,这是连八岁的金智英都知道的常识。回想至今被他欺负的种种就已经够委屈了,现在自己甚至成了误会同学的坏孩子,金智英摇摇头说:

“不要。我非常非常讨厌他。”

隔天,老师帮金智英安排了新座位,换到因为个子在全班最高,总是独自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同学旁边。金智英和他从未起过任何冲突。

到了小学三年级,一个礼拜有两天得在学校吃营养午饭,对于吃饭速度较慢的金智英而言,那两天的午饭时间简直是煎熬。由于金智英就读的学校是营养午饭示范小学,也是附近学区里最先提供营养午饭的,校内有一大间整洁的学校餐厅。每到午饭时间,学生就会按照自己的学号排队进餐厅用餐,但由于餐厅的规模不足以容纳所有学生,得赶紧吃完让位给其他同学。

当其他先吃完的同学像脱缰的野马在操场上尽情地奔跑时,金智英还在用汤匙舀着一口又一口的米饭,努力地往嘴巴里塞。尤其是她三年级的班主任绝不允许学生拿太少或者没吃完。用餐时间还剩五分钟时,老师会起身巡逻,查看每个还没吃完饭的学生,用汤匙敲餐盘,嗒嗒嗒,嗒嗒嗒,催促他们赶快吞咽,指责他们为什么慢吞吞的。老师越催促,学生就越着急,仿佛吞下去的米饭卡在喉咙里,咳咳咳,难以下咽。心急如焚的孩子只好将米饭和菜统统塞进嘴里,配着白开水囫囵吞下。

全班四十九名同学中,金智英的学号是三十号。当时是从男同学开始排学号,一号到二十七号全是男同学。女同学则以生日排序,从二十八号排到四十九号。幸好金智英是四月生日,所以领到餐还算早,其他生日较晚的女同学,几乎都要等到学号靠前的同学吃完准备起身,才能拿到自己的食物坐下来吃饭。因此,大部分被老师责骂吃太慢的都是女同学。

某天,老师身体不适,心情也很差,偏偏值日生又没把黑板擦干净,于是全班同学被叫起来罚站,还突然抽查指甲。金智英急忙将两手伸进书桌抽屉里,很快用剪刀将指甲随意修整了一番。吃饭总是最慢的几名同学那天也吃得胆战心惊,老师愤怒地用汤匙敲打着同学的餐盘,盘里的饭粒和小鱼干都快弹到学生脸上了。几名同学最终再也忍不住,嘴里含着满满的食物放声大哭。那几个吃了一肚子委屈和眼泪的学生,在打扫教室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教室后方,用简短的词语、眼神、手势交流,决定在行完下课礼以后,到荣进市场里一间老奶奶开的辣炒年糕店集合。

大伙儿一凑在一起便开始抱怨。

“他摆明了就是拿我们当出气筒,从早到晚都在挑我们的毛病,找我们麻烦。”

“没错。”

“一直在旁边叫我们赶快吞,反而更吞不下去。”

“我们又不是故意慢慢吃或不认真吃,是本来就吃得慢,到底要我们怎样?”

金智英也深有同感。老师的行为确实不对,虽然她无法明确指出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但也觉得老师不应该这么做。或许因为她不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内心情感,导致这些埋怨不像其他同学一样脱口而出。她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点头附和。这时,和她一样沉默不语的一名女同学柳娜突然开口说道:

“不公平。”

柳娜继续冷静地说:

“每次都按照学号吃饭,太不公平了,我看要请老师重新制订吃饭的顺序。”

她的意思是要去跟老师反映吗?这种话真的可以对老师说吗?这个念头在金智英心中一闪而过,但不久又觉得,如果是柳娜去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她功课很好,母亲还是育成会[现今“家长会”的前身,监督学校、教师的团体。——译者注]会长。到了礼拜五班级会议时间,柳娜真的举手向老师提出了建议。

“老师,我认为应该改变吃午饭的顺序。”

她双眼直视老师,条理分明地诉说着:“要是按学号领营养午饭,学号较靠后的同学就会比其他同学晚领到午饭,自然也会吃得比其他同学慢。而每次都是从一号同学开始领,对于学号靠后的同学来说有失公平,所以建议老师定期调整同学们的用餐顺序。”老师虽然依旧面不改色、保持笑容,但可以察觉到他的嘴角微微地抽动着。顿时,教室里弥漫起一股紧张气氛,宛如橡皮筋已经拉到极限,随时都会断裂。明明对老师说这番话的人是柳娜,不知为何金智英也感到莫名紧张,不自觉地一直抖腿。然而,与柳娜四目相望许久的老师,突然笑了一声,说道:

“好吧,那就从下礼拜开始颠倒顺序,从学号四十九号开始领营养午饭,每个月这样轮一次。”

瞬间,学号靠后的女同学高声欢呼。从那之后,虽然用餐的顺序改变了,但餐厅里的气氛并没有太大变化。老师依旧讨厌学生吃饭太慢,还是一样会紧迫盯人,到老奶奶的辣炒年糕店聚会的成员中,仍有两名吃饭速度垫底的同学。由于金智英的学号比较靠中间,每个月不论怎么调换顺序,对她来说都没有太大差异。但她总觉得吃太慢就会输给其他同学,每次都卖力地把食物往嘴里塞,好不容易才成功脱离吃饭速度垫底的群体。

她得到了微小的成就感。向拥有绝对权力者抗议自认不当的事情,并因此获得改善,这对柳娜、金智英,以及学号靠后的所有女同学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宝贵经验。她们稍微有了一点批判性意识和自信,但直到那时,她们都还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要让男同学先排学号,为什么男同学总是一号,凡事也都从男同学开始,好像男孩优先于女孩是理所当然之事。永远都是男同学先开始排队、先出发、先报告、先被检查作业,女生们对此时而感到庆幸,时而感到无聊,却没有人质疑过这样的顺序安排,只是默默等候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就好比大家从不曾质疑过身份证上为什么男生是以阿拉伯数字“1”开头,女生则是以“2”开头一样,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从小学四年级起,开始由同学自行投票选出班长,每学期一次。从四年级到六年级,三年内总共进行过六次投票,但金智英的班级六次选出的班长都是男生。虽然许多老师会特别挑出五六位聪明伶俐的女同学,请她们帮忙处理班上的杂事或检查同学作业、统计考卷分数,还经常把“果然还是女孩比较聪明”挂在嘴上,同学间也一致认同女同学的功课比男同学好,做事比较细心。但不知为何,每到班长选举投票时,大家还是一定会选男同学当班长。这不是金智英才有的特殊经历,当时大部分班级的班长的确由男同学担任。金智英犹记自己刚升上初中那年,母亲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吃惊地说道:

“最近小学有很多女班长呢,居然超过百分之四十[资料来源:《韩民族日报》:《谁说女生不能当全校学生会会长》,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我看等我们恩英和智英长大,说不定还会冒出个女总统呢。”

也就是说,至少在金智英就读小学时,女班长根本不到一半,而且相较过去已经大幅增长过了。同时,不论出于老师指定还是同学自愿,卫生委员不约而同总是由女同学担任,体育委员则是由男同学担任。

金智英小学五年级时,全家人搬入一栋新落成的临街独栋建筑。房子位于三楼,室内有三房一厅(客厅兼餐厅)和一套卫浴,比起之前住的地方,空间大了一倍,便利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都要归功于父亲的薪水加上母亲的收入积少成多。母亲事先仔细地比较过各家银行推出的金融商品及其利率与优惠,把钱投资在理财型储蓄[从每个月的薪水扣掉一定金额进行储蓄,许多大企业和部分中小企业都有这项服务。——译者注]、购房储蓄存款、特别存款上,也和一些社区值得信赖的阿姨标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带有合作互助形式。——编者注],借此赚了不少钱。可后来阿姨和远亲纷纷邀请母亲跟会时,母亲断然拒绝了她们的邀约。

“最不值得信任的人就是远房亲戚,我可不想最后搞得人财两失。”

他们先前住的房子因为断断续续的整修和装潢,奇妙地混搭了复古风和现代风。原本是庭院的位置铺上了木质地板,变成客厅兼厨房,但是没有暖气设备;整齐铺设瓷砖的浴室,因为没有洗手台和浴缸,得先把水接在一个超大的塑胶桶里,再用水瓢舀来洗脸、洗头、洗澡。而设有坐式马桶的窄小厕所,则独立于大门外,为了上厕所还得走到户外。不过,新家的卧室、客厅和厨房都装了取暖设施,厕所和浴室也设置在屋内,回家后再不必像以前那样换外出鞋到其他地方上厕所。

他们姐弟也终于有了各自的房间。最大的那间由父母和年纪最小的弟弟使用,第二大的房间由金智英和姐姐共享,最小的房间则由奶奶独享。虽然父亲和奶奶提议让两姐妹和奶奶同住一间,弟弟独自住一间,但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认为总不能让年事已高的奶奶一直和两个孙女住在一起,应该要让奶奶有自己的房间,可以舒适地睡觉、收听广播、听佛经。

“儿子都还没去上学呢,干吗需要自己的房间?反正晚上肯定会睡到一半抱着被子跑来找我们。儿子啊,你想要自己睡还是跟妈妈睡?”

七岁的老幺奋力地摇了摇头,表示绝对绝对不要自己睡。最后也如母亲所愿,姐妹俩拥有了属于她们的房间。据说母亲为了布置女儿的房间,另外偷存了一笔私房钱。她买了两组一模一样的书桌,并排靠在采光良好的窗边,还买了新的衣橱和书柜,靠两侧墙面摆放,又添置了两组单人寝具,包含棉被、毛毯和枕头,还在墙上贴了一张超大的世界地图。

“你们看,首尔在这里,根本只是个小点!我们现在就住在这个小点里呢。就算去不了每个国家,也要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啊。”母亲对姐妹俩说。

一年后,奶奶过世了,她的房间成了弟弟的房间。但弟弟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会半夜醒来,抱着棉被跑去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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