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红酒

巴黎的红酒  作者:马塞尔·埃梅

从前在阿尔布瓦[位于法国东部汝拉山脉地区的一个乡,盛产葡萄酒]地区的一个村庄,住着一个名叫菲利西安·盖里约的人,他是葡萄园主,却不喜欢喝葡萄酒。他家世良好;父亲和祖父同样经营葡萄园,约莫五十岁上,都被肝硬化夺走了性命;在他母亲那一边,也从未有人讨厌酒。这种怪异的不幸给菲利西安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拥有当地最优质的葡萄,酿造当地最好的葡萄酒。他妻子莱翁蒂娜·盖里约性情温顺,容貌和姿色都足以让一个老实男人安心。如果不是对酒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憎恶,菲利西安本来应当成为最幸福的葡萄酒园主。他也曾以全部意志、全部热忱,努力克服这种致命的倾向,但是终归徒劳。他也曾品尝各种名葡萄酒,希望从中发现一种,能给他这个陌生天堂的钥匙,但是终归徒劳。他轮番品尝过勃艮第酒,波尔多酒,卢瓦尔河流域和罗讷河流域的葡萄酒、香槟酒,阿尔萨斯红葡萄酒,麦秸晾干的白葡萄酒,多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玫瑰红葡萄酒、淡红葡萄酒,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和酸葡萄酒,他也没有忽略莱茵河流域产的葡萄酒、匈牙利产的葡萄烧酒,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葡萄牙所产的各种葡萄酒。每尝一次,就给他带来一次新的失望。所有葡萄酒如此,本地的阿尔布瓦葡萄酒也不例外。哪怕是在最干渴的季节,他喝一口酒也不堪设想,就觉得跟喝下一口鱼肝油似的。

唯独莱翁蒂娜了解丈夫的这一可怕秘密,并且协助他隐瞒。的确,菲利西安万万不能承认他不喜爱葡萄酒,这就等于说他不喜爱自己的孩子,而且比这还糟糕,因为什么地方都可能出一个憎恨自己儿子的父亲,然而在整个阿尔布瓦地区,就从未见过有谁不爱喝葡萄酒。这是一种天谴,多大的罪孽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是违反天性,是可怕到极点的畸形,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爱喝酒的人都难以想象。人可以不爱吃胡萝卜、婆罗门参、芜菁甘蓝,不爱吃煮牛奶的奶皮。可是不爱喝葡萄酒,就等于讨厌呼吸空气,因为空气和葡萄酒同样不可或缺。菲利西安·盖里约绝不是基于愚蠢的傲气,而是出于对人的尊重,才……

这是一段关于葡萄酒的故事,总的来说,头开得不错。但是,它又突然让我厌烦了。它来得不合时宜,我进入这个故事,就有背井离乡之感。真的,它令我厌烦,而一个令我厌烦的故事,要让我写出来,就像让菲利西安·盖里约喝杯葡萄酒那样遭罪。此外,我也过了吃鱼肝油的年龄。因此,我放弃这个故事。按说,这个菲利西安会有好多奇遇,他的经历很有趣,很残酷,很感人,惊天地泣鬼神,结局也非常精彩:阿尔布瓦的葡萄酒滚滚流淌。譬如我看到菲利西安摇摇晃晃,佯装喝醉了酒,以骗过他的乡亲。而他那些乡亲全都上当受骗,无不惊讶,敬重地大呼小叫,这个也讲,那个也说,对大家讲,又以大家的名义,要讲出这样一番话来:

“都瞧瞧这样子。菲利西安还不到三十岁,就开始颤颤巍巍了,而他父亲,就是阿齐勒·盖里约,也是个能喝的主儿,啊!对,能喝着呢。怎么,总之,你们都认识他。哼,说说看,他可不爱吃糖衣杏仁,这里不止一个人能聊聊他。从来就没醉过,总是站得稳稳当当的,不愧是个真正的葡萄园主,真正的男子汉,真正会喝酒的人。说的是他父亲,那个阿齐勒·盖里约,我再对你们重复一遍,一个会喝酒的人,我所说的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作一个男子汉。怎么样,对不对?盖里约老头,阿齐勒,我说的是阿齐勒,当然不是对你们说那个老盖里约,奥古斯丁·盖里约,他嘛,是爷爷了。对了,那也是个会喝酒的人。我要说的不是他,而是阿齐勒,阿齐勒·盖里约,十五年前死的,再说准确点儿,那年天气热得厉害,也闹跳蚤,人畜都一样,满身全是跳蚤,没错儿,嗳,没错儿,正是那年,克洛黛特那婆娘灌醉了乡村警察,那些警察是来处理帕努约那匹骒马的案件的。嘿,说说看,那个儒勒·帕努约,也是个会喝酒的人,要比起喝酒来,他比现在许多人都强。我的阿齐勒和他呀,说的是呢,他们俩就像一只手上的指头,合适的时候,他们还相互请喝酒。不是有一次,他们想到化装成魔鬼,要吓唬本堂神父的女仆吗?不过这事儿,我就不向你们叙述了。我一讲准让你们笑岔气儿,让你们每人喝下一瓶酒。还是扯回来,说说盖里约老头(阿齐勒),他开始腿脚发抖的时候,有多大年纪,那也好算,他比我爸爸早出生两天,当时他们同时入伍当兵,有一天我爸爸对我们说起来,当时正说一件什么事儿,就像你们今天东拉西扯一样,跟你们说,那是十年前了,唔!不错,整整十年了。对了,我的叔祖父格洛皮埃尔当时还在世,他从艾格勒皮埃尔乘车到天梯腿来看我们,他也是个结实的人,见到裙子时腿脚很麻利。不过,我对你们说是十年前,也许十一年,十年或者十一年,差不了一年;关键是说事儿。当时我们三个人:我、我爸爸和我叔祖父,桌子上摆一瓶酒,唔!随便一瓶酒,我还记得,是我爸爸自己酿的,用的葡萄也是园子下边的一块地产的,产多少算多少,但是那酒挺美,挺上口,滑溜溜的,有一股神父坡的石子儿的味道。总而言之,你们都明白。我们扯扯东,说说西,一会儿醒,一会儿梦。突然,我叔父格洛皮埃尔,我说我叔父,就是我叔祖父。我叔父格洛皮埃尔,他对我爸爸说:‘你那一道当兵的人怎么样了?一个叫,他说(对不对呀,我叔父不是这儿的人。我说我叔父……),一个叫,他说,一个叫……’‘那个安托万·蓬加莱。’我爸爸对他说。‘不对,不对。’‘那个克洛维·鲁约吗?’‘不对,一个叫……’‘阿德里安·布徐吗?’‘不,不,不,不。一个叫……啊!我想起来了……阿齐勒!阿齐勒!’‘哦!您跟我说的是阿齐勒·盖里约呀。’我爸爸对他说,‘我告诉你,他还不算坏,不管怎样,他不发牢骚。他安安静静地睡在墓地里,躺在他家老人的身边。这个阿齐勒,他生了病才死的。满五十二周岁的前一天走的,事实上,第二天我就满五十二周岁了,因为,我拖拉了,比他晚生两天。可怜的阿齐勒,我还记得,他是死之前两年,腿脚开始打颤的。’你们瞧,我爸爸说,两年。五十二减二,还剩下五十。所以呀,阿齐勒开始打颤的时候,有五十岁了,可是他儿子呢,瞧瞧这样子,刚刚三十岁,就开始抖起来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菲利西安啊,他是会喝酒的男子汉。”

菲利西安会喝酒的名声传出去,他就很可能有了政治抱负,为了竞选的需要,他就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喝酒。这一题材,足够写一部以酒为题的长篇小说,运用生猛的自然主义手法,也有人物心理分析,不过,我懒得去构思。我在现时陷得太深。一些横波,将当代的一些废物,冲到我头脑的深处。我没有心情谈论什么美丽的山丘,什么欢乐的葡萄酒。正是基于这种缘故,我要讲述一个关于酒的凄惨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主人公名叫杜维勒。

且说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巴黎有个名叫艾蒂安·杜维勒的人,年龄三十七八岁,嗜酒如命。不幸的是,他没有酒喝。买一瓶红葡萄酒,要花二百法郎,而杜维勒并不富有。他在国家的一个机构任职,巴不得有人来贿赂他;然而,他占据了一个无利可图的岗位,做不了一点点权钱交易。可是,他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岳父,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脾气特别坏,任情使性,把每月一千五百法郎的退休金放到家里,就盛气凌人,如果不限量的话,他一个人的食量顶得上好几位岳父。须知猪肉三百法郎一公斤,鸡蛋二十一法郎一个,而葡萄酒,我再说一遍,二百法郎一瓶。除此之外,天气又冷得邪乎,房间里零下四摄氏度,家里没有劈柴,也没有煤烧。唯一取暖的办法,就是插上电烙铁,在吃饭和空闲的时候,大家传来传去。但是每次岳父一拿到,就不肯放手了,必须强行抢下来,而且,面包、面条、蔬菜,偶尔吃点儿肉,也是同样情形。杜维勒和岳父总是争吵,吵得很凶,彼此尖酸刻薄,往往口出恶言秽语。岳父大发牢骚,说他每月交一千五百法郎就有权利,却没有吃饱,没有享受到舒服的生活。女婿就请他到别处享清福去,最后妻子忍无可忍,骂他没有教养。从前生活容易些,两个男人就很难相容,不过那时他们相互对立,还能从政治上找出堂而皇之的论调。他们一个拥护共和社会党,一个拥护社会共和党,而这样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在他们之间形成鸿沟,由此引起没完没了的争吵,也把其他所有争吵收纳了。不过,自从餐桌上没有红葡萄酒之后,在这个领域就争吵不起来了。那还是在战前,酒和政治相辅相成,彼此增光添彩。酒推动政治,政治推动酒,竞显雅量高致,共存共荣,又能高谈阔论。而如今,政治再也不能乘酒气升腾了,只好隐匿在报纸里。这样一来,抱怨、祈求、斗嘴和诅咒,就全掉了份儿,只是低就柴米的俗事了。杜维勒一家也同众多家庭一样,总是缅怀食品丰富的日子。孩子、母亲和祖父的梦想无不沉甸甸的,充斥着小血肠、馅饼、家禽肉、巧克力、各种糕点。杜维勒呢,他想的却是红葡萄酒。他想酒所抱的热忱,带有几分性欲,往往很猛烈,就感到整个魂儿都凝聚在喉咙,如同燃烧的一团火。他性情内向,对谁也不讲这种蹂躏他的酒渴,只是在孤寂的时刻,他沉浸在幻象中,眼前出现一瓶瓶酒、一桶桶酒和一升升红葡萄酒;他没有从幻梦中醒来,却突然后退几步,饱览这大批红酒,就感到气急败坏的怨声升到嘴边,如同抓住生命不肯放的垂危之人。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他又被渴望喝酒的念头折磨,躺在妻子身边睡不安稳,做了这样一个梦:将近早晨九点钟,他在昏暗的天光中出门去乘地铁。车站入口清静无人。检票口站着一名女职员,他认出是他妻子。她检了他的地铁票之后,以冷漠的态度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死了。”他伤心极了,几乎要叫起来,但是控制住了自己,心中暗道:归根结底,这噩耗我本来可以晚些时候知道。我还是先去参加宴会。他沿着螺旋形的石楼梯下到地铁的内脏,便忘掉了自己的孩子。他走到第三层平台,前面一小块地方很黑暗,便走进一条隧道,只见洞壁人工砌的石头支棱出来。他见过的一名咖啡馆伙计站在一扇小门旁,给他打开了门。杜维勒进了门,来到一座照明不均匀的大厅里。一条条昏暗的空间淹没了部分墙壁,而有一道墙壁正在拆毁,透进一小片幽幽的天光,令他揪心。大厅中央摆了一张大桌子,桌上放满三明治和糕点。两个葡萄酒龙头,一个流白葡萄酒,一个流红葡萄酒,都流到平盘里。他不禁奇怪,但是没有丧失冷静。他为了开胃,猛喝了一口白葡萄酒,觉得没什么味道,又开始吃三明治,取一个夹奶酪的,心想这更能突出红葡萄酒的滋味。无论酒的浓度,还是三明治的味道,都不如表面给人的印象,杜维勒有点失望,开始怀疑自己怕是受了一场梦的戏弄。他还不愿醒来,又俯向平盘,像牲口那样开始喝红葡萄酒。他尽管用力吮吸,还是只能喝进口中一点点,品尝不出味儿来。他心里惴惴不安,又直起身来,回头瞥了一眼。餐桌另一端有三个大腹便便的肥胖男人,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那三张总统式的大宽脸挂着讪笑,正在注视他。杜维勒本想逃开,却发现自己脚下没穿鞋。于是,他开始胁肩谄笑,丝毫也不感到羞愧。那三人中的一个站起来,没张口便对他说话,不使用语言,就把他的每个想法印到杜维勒的头脑里。“我们又富有又幸福,”那人沉默着说道,“我们生活在深处,在受苦并冒险的人世下面。为了更幸福一些,我们就多想别人的痛苦。我们经常装穷,装饥饿,装寒冷,装害怕,而且乐在其中。然而,什么也不如现实生活。因此我让你来了……”讲到此处,更确切地说,那个幸福的人想到此处,思想就开始混乱了,变得无法理解。继而,他无声地,然而又雷鸣般地吼道:“骗子!您还戴着一枚金戒指,还有初领圣体的一只金表!都还给我!”几个幸福的男人都戴上军官帽,匆匆离开座位,而这时,杜维勒脚下有鞋了,他赶紧朝大厅里端跑去。在要被堵在墙角的当儿,他伸手从外套兜里掏出他老婆,自己尽量躲在老婆身后。可是这时,一道有格子的浓雾已经把他同追捕者隔开了,他又沿着格子雾走去,一直到格子化为镶铁条的窗口形状,他瞧见他老婆在里面正忙着卖地铁票、面包票和钢丝清洁球。他到老婆跟前没有收住脚,沿着下坡的通道走去,心里特别担心,想到他老婆在站台等着他呢。通道有几公里长,但是杜维勒没有穿行就走到头了,只因他头脑里解决了数目。到了站台,他再次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因为拱顶有好几个灯光区亮度不同,很不协调。正是在一次梦境中断时,他发现了自己的老婆。她身形淡淡的,看不真切,头戴一顶大得出奇的插羽翎的帽子,令他极不自在。他好几次扫视周围,深恐在乘客中发现他的处长。“你来拿着爸爸,”妻子对他说道,“他在篮子里呢。”杜维勒在妻子身后几步远,这时他看见岳父站在四格酒瓶篮的一格里。老人站得很直,胳膊贴在身子上,头戴着非洲轻骑兵的红军帽。杜维勒倒没费多大力气,将篮子和里边装的货拎到站台边放下,他妻子也跟上来。他们三人等的地铁列车,对他来说变成一种巨大的希望,使他心中充满不安的喜悦。终于听见隆隆的地铁声响,表明列车驶近了;不料从隧道驶出来的只是一趟微型车,能装进纸盒里那种孩子玩具。巨大的希望,又极度失望,他一时心痛欲碎,五内如焚,真以为自己要死了,呻吟着醒来。

杜维勒再也没有睡着,直到天亮,头脑里总想着这场梦。一些细节,本已埋藏在他意识的幽暗角落,随着他思想而出现,逐渐明晰起来。在他看来,这场梦的高潮,便是进入幸福生活的地下。这个星期日的一上午,他就一直受这梦境的困扰,不怎么搭理他妻子和孩子,总想自己找清静,而且在干什么活儿的中间,会突然停下不动,以便倾听龙头的声响,以及葡萄酒从承盘落到承盘的滴答声。将近十一点,就像每星期天上午那样,他下楼去买食品。三天来一直宣告要配给葡萄酒;食品杂货店老板认为马上就到货,而杜维勒凭直觉,也推断上午能够配给。与他期待的相反,葡萄酒还没有到货,他感到极度失望,又像在地铁站台等来儿童玩具车那样。回到家中,妻子见他脸色大变,问他是不是觉得要得流感。在吃午饭的过程中,他显得烦躁不安,又寡言少语。葡萄酒桶的龙头在他头脑里鸣唱,唱一支伤感的、揪心的歌曲。他吃饭没有胃口,也不喝什么。桌上放着一瓶水,清澈得令人反感。

午饭吃了一半,杜维勒还在咀嚼夜里那场梦。回想到装酒瓶的篮子时,他猛然抬头瞧了瞧他岳父,无神的眼睛放射出好奇而惊讶的光芒。他突然发觉老人的身形很有点儿意思。老人上身精瘦,窄窄的溜肩,脖子细长,顶一个红脑壳的小脑瓜,那副样子令他想道:“这回我不是做梦了,真像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啊。”他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可笑,就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他不由自主,总是偷偷地瞥他岳父一眼。那么相像,越看越让人惊讶。他那发红的秃顶,活似瓶装的葡萄酒。

杜维勒要逃避这种幻象的纠缠,整个下午都出去了,然而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见到岳父,真是触目惊心,那么活灵活现。他总盯着看,最后把老人看恼了:“我这脑袋一定挺滑稽,让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对了,也许您觉得我吃得太多。您觉得每月交一千五百法郎,吃这白菜根、老土豆和冻胡萝卜还不够。哈!哈!哈!”

女婿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他低声下气,结结巴巴地表示歉意。大家已经习惯他一听这话就激烈反驳,见他语气发生这种变化,都深感意外。饭后,几个孩子围着外公玩耍,有时推搡他两下,杜维勒忙说孩子,这种关心的态度同样令人诧异。

“瞧你们,”他申斥孩子,“不要这样摇晃他,让他好好休息吧。”

他又一夜没睡好,总做噩梦,但是既没有梦见葡萄酒,也没有梦见岳父。他起了床,有生以来头一回感到烦,不想上班。往常,他挺高兴上班,像许多男人红着脸承认的那样,比起家里来,他更喜爱办公室的气氛。这天早晨,他很想待在家里,觉得家庭生活突然增添了一种说不上来的魅力。他已经到了门厅,正准备出门,忽听一声呻吟。他还未弄清楚是从哪儿传来的这声呼唤,就跑向他岳父的房间,只见老人脸朝下平摔在地板上。岳父刚才走路绊了一跤,跌倒时头磕到了五斗柜的一角。女婿颤抖着将他扶起来,搀到卫生间。鲜血从眼眶的一处小伤口流出来,杜维勒一时愣住了,两眼圆睁,看着这悦目的红色液体,真像龙头里流出的高级红葡萄酒。他妻子赶来,才把他从出神的凝视中拉出来。就在妻子忙着擦洗伤口的时候,他咕哝了一句:“幸好只碰到瓶塞旁边,还没有多大关系。”

巴黎的红酒

从这天起,艾蒂安·杜维勒开始怀着极其厌恶的情绪去上班。他在办公室度过的时刻,充满了惶恐不安,觉得总也熬不到头,因为他担心自己不在家时,岳父会被打碎。下班时间一到,他就跑去乘地铁,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家,问道:“外公好吗?”他见没事儿才放下心来,赶紧到老人跟前,对他关怀备至,一会儿请他坐到扶手椅上,一会儿给他放个靠垫,见他稍微走动就注意看护,让他当心哪一扇门,总之千方百计让他生活舒服些。老人也明显感觉这种脾气的转变,相应在小事上关心对方,结果现在,一种和睦的气氛笼罩着家庭。不过,老人有时也隐隐感到一点疑虑,尤其看到女婿手拿酒瓶起子,围着他打转。

“行了,艾蒂安,”他终于问女婿,“真见鬼,您干吗总拿着这个瓶起子?根本没用呀。”

“您说得对,”杜维勒附和道,“这太小了。”

他心里万分遗憾,去厨房将起子收回抽屉里。

一天中午,杜维勒从办公室回来,在地铁站遇见一个同团的老战友,都是在一九四〇年退役的。在当兵的生涯中,总能喝上几瓶佳酿。老战友在随便回忆时,提起他们在一个被遗弃的酒窖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吧,莫罗中士,他是怎么起酒瓶子的?用炉钩子,啪的一下,瓶颈就齐肩断掉。”杜维勒满脑子装着这些往事,回到家人中间。他暗暗高兴,而且喜形于色,两只眼睛都微微鼓出来了。

“外公好吗?”

“咕咕。”老人亲口回答,同时脑袋从门缝儿探出来。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然后准备吃饭。等他岳父坐下之后,杜维勒右手操着火钩子,走到老人跟前。

“您别动。”他说着,就用一根手指托住岳父的下颌。

老人还傻笑着,杜维勒退后一步,好能拉开架势,他举起胳膊,照老人的脖子狠狠来了一火钩子。这一击很重,但还不至于要命。倒霉的老人惨叫一声。杜维勒太太和两个孩子又叫喊,又哀求,企图把他们劝开。可是,杜维勒看到了红葡萄酒。幸而邻家一个男人闻声跑来,冲进餐室。这个疯子以为看到进来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又转而对付他最喜爱的勃艮第。可是,他这下子碰到了硬茬儿,很快就泄气了。这时,他逃出屋子,飞快地下楼,手上还牢牢握着火钩子。街上等待他的是一种奇妙的景象。几十瓶又几十瓶葡萄酒,各种各样的品牌,在人行道上散步,有的形单影只,有的成群结队。一时间,他的目光友好地跟随着可爱的一对:一瓶矮胖的勃艮第和一瓶长颈精酿阿尔萨斯。接着,他又瞄住一个满身尘土的流浪汉,靠过去,一火钩子将那人打昏。几名美国兵经过那里,终于把他制服,送到警察局。他在警察局里,还表示渴望喝下警官。

据最新消息,杜维勒被关进了疯人院,看来不会很快出来,因为医生把他放进了维泰勒[法国东部城市,位于洛林地区,以温泉著称]温泉里。对他来说,所幸我同他妻子和岳父很熟,希望能很快说服他们,将患者送到阿尔布瓦乡,交给一位名叫菲利西安·盖里约的葡萄园主。盖里约经历了值得讲述的种种奇事,最终也开始嗜酒,结果真的浑身颤颤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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