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青年的焦虑

把自己作为方法  作者:项飙/吴琦

吴琦:过去的生活经验,有时只是偶然地影响了我们,也许很难一一对应。而到了大学,应该进入了一个更有秩序、更清晰的时期。您前面提到距离感、怀疑心,在北大上学时,还继续保持着?表现在哪些方面?和周围的同学会有点格格不入吗?

项飙:在北大,我的性格让我处事比较小心,所以在日常的交往里不会格格不入,但距离感是有的。所谓比较自洽的距离感,应该是自己也感觉不到有距离感。但我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有距离感呢?是因为有一次班主任跟我谈话,讲了很多班里的事情,团委、学生会的选举等等,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参与。他说他观察出来,我好像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其实在北大里面,学生十八九岁,都是各地来的很优秀的同学,要追求认可和认同,特别是比较官方的认可,这是相当普遍的心态,但我记得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当然也有不少所谓的“逍遥派”,但我又不是“逍遥派”,因为在学习方面我也很努力,也办活动、办社团,也讲话,比较爱出风头。大家看起来,我又是很上进、很有目标的一个人,跟完全自得其乐的人又很不一样。

北大1990年的新生去石家庄军训一年,这个是很重要的经历。开始自己不知道,后来跟高年级同学交往的时候才发现,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个人来讲有两个影响,一是我观察到的,在一个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体系下,人格的扭曲。十八九岁的孩子本来应该找伙伴,有各种天真的想法,但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在算计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取悦你的班长、副班长或者炊事员。其实能拿到的利益非常小,如果不取悦,也不一定有什么风险。这个是超越理性的理性计算。横向的战友关系当然也存在,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回到北大以后,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但总的感觉是纵向的关系在主导,心理上的压抑非常明显。

后来我在英国碰见各种人,包括一些退伍老兵,发现在英国的殖民历史上,军队、教育和社会地位的流动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在中国也是一样。有观点认为,在20世纪,战争和军队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彻底打乱了社会等级。如果没有战争,日本和英国可能都不会有重工业。人们说,日本在战争废墟上建起了现代化,是一个奇迹,但也可以倒过来想,因为有了战争,全民教育上去了。我们知道,在战争期间,地主要捐地,地主儿子要参军,战后一片废墟,更是人人平等了,战后回来的士兵都要妥善安排,不管原来什么出身。这样就发展了全民教育、全民福利。我去我爱人在尾道市 [日本西南部广岛县下的一个靠海城市。] 的祖屋看,我说这房子的地段真好,一边是小学,一边是中学。原来,这两个占地庞大的学校都是他们家的地,她祖父有肺病,不能参军,就把家里的地全捐了,留一点给自己住。这样大家参与进来,才有了现代化,所以它和明治时代军国主义的现代化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现代化。

英国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战争把贵族的势力打破,1948年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经过1946年、1947年和1948年的多项立法工作,最终由当时的工党政府在1948年设立,为英国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已经成为英国福利制度中的一项特色工程。] 也通不过,更不会有像1968年那样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当然这不是美化战争,是说如果旧结构不打破,新结构出不来。这个过程又受军队的影响,所以体育运动在英国的教育里非常重要,在美国就更重要了。我认识的英国人告诉我,以军队为榜样的学校运动训练,最重要的内容是怎样看护你的队友。他们说,去战场五六个人一个小分队,你们的生和死必须联在一起,必须互相掩护才能活下来,所以要互相协调,在感情上塑造出共生死的愿望,这样出去打仗,大家活着的几率才会高,每天就训练这个。比如美式橄榄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训练这个。特别是在贵族的传统下,这个就更重要,他们认为这是精英的重要气质,能够懂得互相照顾,形成团队精神。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跟我个人的经历完全不一样。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就是军队的性质和功能可能会很不一样。我们去军校的时候,军队已经不打仗了,主要功能是驯化,失去了原来军队的优良传统,变成了一个非常机械化的东西,只讲服从的重要性。其实服从的重要性是辩证的,在打仗的时候当然要服从,但如果这个服从没有协调,没有把斗争精神内化到小团队里,那么到了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绝对的服从打不了胜仗。所以第一,在军校我观察到那种等级的可怕,等我回北大之后,不太热衷于受到某一个体系的认可。再一个,整个军训给我们这一批同学都造成了一种很强的功利计算的取向,也不能说是功利心,但大家时间都抓得特别紧。我们的老师都很惊讶,说你们军训回来的人,一大早就去图书馆占位置,不愿意浪费时间,做“逍遥派”的人比以前少很多。这种所谓的理性和功利其实都跟等级很有关系。

为什么苏东解体之后,东欧社会变得那么功利主义,大家都围着钱转?它的市场经济就跟老牌的市场经济不一样。比方说德国,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长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强调竞争,强调个人企业家精神,同时非常强调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调配、福利制度,又有很深的基督教传统在里面——人是怎么回事,在市场上怎么对待人,失败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成功应该引以为荣、什么样的成功要引以为耻。苏东解体之后,它就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只有成功和失败的区别,没有可耻的成功和可荣的成功之间的区别,完全根据最后现金的获得量来衡量,哪怕是用可耻的方法获得了成功,也可以很自豪,甚至比正常的方法更值得骄傲,说明你聪明、大胆。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右翼出来,就是对原来这一波功利的市场经济、工具主义的反弹。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原来的集权体制、极端的等级制度下面,人们没办法问一些跟自己生命经验有关的大的终极性的问题,一切资源都是从上到下分配。军训时我就知道,跟排长、连长套关系,决定了下一周基本的物质福利,即使不决定物质福利,也决定了心理上那种服从感,是荣耀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心思都花在如何讨好他上面,人就变得非常紧张。等级制度确实打破了比较天然的自我认知。这跟中国的早期改革还不一样。中国早期改革从农村开始,公社制度还扮演了一个正面的角色。乡镇企业里有集体的感觉,大家都想赚钱,但没有变得那么严重。但是城市改革之后,社会矛盾就多了起来,原来单位制下面的那种功利,就和东欧比较像了。

这方面对我十七八岁的情愫还是有影响。就像你讲的,很多东西不经意地、偶然地发生,但那种偶然经过一年的升华之后,到后面就很难摆脱。即使你想摆脱也不能,能摆脱的人要经过剧烈的挣扎。

确实,不放松是我的一个问题,在我的研究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不放松,一根筋地往下想,思想的发散性就不太强,创造性就会受到抑制。我调查时也有这个问题,我不太放松,不太能够调笑戏谑,比较欠缺跟大家打成一片的能力,也是我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个当然跟我小时候的成长有关系,我老跟我外公在一起,不太跟同龄人玩。我外公不让我跟同龄人玩,因为同龄人都是拉板车的子弟。我记得邻居如果给我东西吃,他表面上会很客气地接受,转身就让我不要吃,觉得不卫生。他也是有两面性的,对外非常客气,内心又可能有一种鄙视,其实对我也有影响,一方面把我变得比较理智,另外一方面使我不太放松。我那天也跟我妈妈讲这个事,我要去别人家玩,外公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去,他说你去别人家,可能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别人很客气地招待你,也许心里并不想让你来。这种怀疑心其实给我造成很大的阴影,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这跟我爱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爱人的性格是,她觉得别人见我这么高兴,他们也会很高兴,所以她想做什么事情,第一个想法就是去做,而我第一个想法是先想反面。

吴琦:那时有没有试图去克服这种性格?

项飙:大学期间没有意识到。是在调查中意识到的,在学术研究中意识到个人性格问题。

吴琦:一般在大学里,大家都忙着选择,到底自己要成为哪一种人,并没有一条现成的唯一的道路。尤其是进入北大之后,我的感受是,迷茫可能加倍,因为身边的同学五花八门,有的是学霸、书呆子,有的是游戏发烧友,有的是文艺爱好者,有的专门搞学生会或者社团活动。但在您的回忆中,好像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选择似的。这可能和您的父母就是老师有关系?还是说当时的大学生氛围普遍有这个特点?

项飙:我可能是比较自然的那种,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军训之后进入北大,有一个总的环境,我们当时基本上不用考虑就业,至少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家长也不太提这个事。当然我父母也不太理解我的专业选择,因为我没有高考,是保送的,可以自己选择专业。第一选择是想选政治学,父母说绝对不可以,除了政治其他都好。他们推荐第一经济、第二法律,他们觉得我口才比较好,因为我在中学比较爱讲。我说这两个专业太没劲了,都是已经设定好的东西,拿去套一下,这个当然是很粗浅的理解。我当时读的有趣的东西都跟政治有关,就跟我的中学同学商量,同学说,搞政治的人都很肮脏,你可以吗?最后就选了社会学。当时肯定听说过费孝通这个名字,但并不了解他的研究。进了北大以后,我对其他人做什么事不是特别注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吴琦:那当时您主要焦虑的是什么?

项飙:我对北大社会学系开的课非常不满意。上了一年级的课以后,我就给我妈妈写信,我说这个课怎么讲得跟我们的实际情况没有关系。我们有个刚开的课叫“社会工作”,讲的都是从香港来的概念,我觉得很枯燥。我妈妈回了一封信,我的印象比较深,她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学苏联,现在什么都学西方,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了以后,就给了我一个理论框架来批判当时的课程设置。

我花了一个周末、两个晚上,开着台灯(我比较有经济头脑,第一年去北京的时候从家里拿了600块钱,从那之后再也没从家里拿钱,就靠写稿、做各种事情来挣钱,所以我经济条件比较好,自己买了台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关于课程设置的若干建议》,给我们系主任王思斌老师。我说我给您一个建议,不是说系里应该根据这个方案来改革,只是通过我的建议来形成一个参照物,以此映射出现的问题。王老师非常兴奋,在系里开会的时候,说这个学生给我写了一万多字的信,把信给其他老师看,老师们都很来劲,说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思考。这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如果当时受到打击,以后可能就会发怵。那是我第一次把真实的不快写出来,那种精神现在少了,也蛮可惜。

吴琦:信里主要是对老师们讲课哪方面不满意?

项飙:北大老师当然都很优秀,我们进入大学时,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受过完整教育的老师留下来任教,他们教大一。知青一代那些老师比如王汉生、孙立平主要以指导研究生为主,基本上和我们没有接触。 [关于知青出身的学者对项飙个人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分析,可参看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见《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第70—79页。] 而教本科的就是学院派的老师,对社会没有理解,我感觉他们对这个社会在今天发生什么也没有兴趣。

还有一个让人惊讶的事情。我下去调查的时候,一般先找地方院校的老师聊他们当地的情况,他们也发表过文章,但一聊就会发现,他们除了重复新闻报道的话语之外,对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清楚。我就很奇怪,你整天生活在这里,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们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又写这方面的文章,就很空洞,里面没有什么实在的观察。到现在我发现,在中国要找对地方情况熟悉的、有兴趣的老师,主要还是在北京和上海一些比较大、比较好、比较老的学校里。大部分地方院校的老师其实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兴趣很小,看一下学术期刊上写什么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进入那个话语体系,而不是观察身边的世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回国调查发现这个现象很震惊,他们也承认这是巨大的问题,但还是没有兴趣,可见这种分裂有多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造出来的学术话语完全没有意义。

我们当时北大的老师也有这种情况,我认为他们讲的东西是无机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东西。我跟高年级的同学谈,怎么办,他说先找软柿子捏,意思是说有的老师比较凶,就先罢那些不凶的老师的课,我们就这么做了。有一位老师年纪比较大,基本上开不出课,每次到场只有两三个同学,面对同学,他也不是很自信,同学不来,估计他心里不高兴,但也没办法。后来我就干脆不上课了。这也得感谢北大,我们那时候没有点名也没有考试,很多课最后都是写文章。大二以后,我比较重视数学和英语,觉得这是比较实在的东西,也去学经济学的课,剩下的时间就是做“浙江村”调查,以及搞社团。

你看,我们这种人来谈青年,很容易就谈自己对青年时代的那种留恋和乡愁,其实这不太健康。青年很重要,不在于我们去回想自己的青年时光,而是用今天青年的眼光去拷问我们,让他们来“审判”我们,这样才能有更真的东西,我们才有机会反思自己。像《芳华》这种电影,我觉得意思不大。这样回想青年,就把丰富的青年理想化、浪漫化,成了一种非常纯洁的东西,好像现在我们不纯洁了。不能只用纯洁不纯洁来判断。

吴琦:当时还可以罢课,说明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宽松。

项飙:那时候环境比较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上大学是1990年,第一年是在石家庄陆军学院,1991年进校的时候,整个政治氛围还非常暧昧,不明朗。大一唯一的讲座是英语四级教科书的编者讲英语阅读,在大讲堂——后来改成百年讲堂了——冰冷冰冷,我们都穿军大衣去听。当时万马齐喑,大家都很功利地在学习,第一年很不愉快。

进入1992年,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我从28楼(宿舍楼)出来,早上7点钟,大喇叭在全校响——我们都是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播送去食堂打饭吃早饭——电台女中音在朗诵《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特区报》时任副总编辑陈锡添从1992年1月19日到23日,全程跟随了邓小平在深圳五天的活动,于当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记录了邓小平视察期间的谈话。] ,就是《深圳特区报》对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报道。当时上面的安排是不报道,《深圳特区报》报道之后,风向变了,开始宣传《深圳特区报》的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东方风来满眼春”是新造的句子,之前没听说过。一夜之间,气氛就不一样了。

有意思的是,讲座就开始多了,很多都是关于营销策划的。这种学生下海赚钱的事其实在1991年就有了,但在1992年一下子爆发出来,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正统。各种文化现象也重新出来,比如新一轮“国学热”。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争论,大家谈各种各样的事,比如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又称北欧模式,是指北欧国家(丹麦、冰岛、挪威、瑞典以及芬兰)共有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北欧福利社会的讨论,一定意义上是对80年代关于匈牙利道路、波兰道路的讨论的延续,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殊途同归,甚至糅合。]的讨论。我很活跃,作为社会学社社长,请大家来办讲座,都蛮兴奋。空间肯定是有,老师也不太管。学校也开始赚钱。我们的党委书记开始建北大资源楼,以及整个北大资源集团。“资源”这个概念是我从北大学到的最早的几个概念之一。资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私有化市场经济之后,原来我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现在转化成了潜在的资源,是可以升值的。你一定要占据,要有明确的产权。北大本来是一所学校,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这么被编织起来,现在突然发现里面有资源,就办班、盖楼。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学资源化。“资源”作为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早先我一点都不批判,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好事。理论上对我也蛮有启发,因为我也看日常生活中人们怎么运作资源。温州人从小就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吴琦:您父亲保存了好多您上学以来发表过文章的剪报,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多数文章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大学时都发表过一些怎样的文章?

项飙:我在北大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作《第三位先生》。刚进学校,我们社会学系的一个高年级同学在编报纸,约新生来写,我比较爱抛头露面,就写了一篇。大家都说北大的五四精神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我说其实还有第三位先生叫“穆先生”(Morality),这里“穆”就是道德,新道德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原载于《太平洋杂志》1923年—1924年第4期。吴稚晖当年提出“穆拉尔姑娘”,参见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岳麓书社,2012年。] 。我认为这个道德问题非常重要,不能忘记。这一方面是重复当时的说法,强调从技术、体制到文化层面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讲,道德不应该像帽子一样戴在我们头上,罩在我们生活中,今天的道德必须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去观察它。如果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帽子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不知道道德从哪里来,糊里糊涂跟着它走,是盲目地跟从。如果要让别人去尊重这样的道德,那就是不道德。讲“穆先生”,是说道德应该是一种有选择的道德,要以个体自由为基础。这肯定是从哪里读来的,可能是从高中“文化热”里留下来的。另外也的确觉得对道德一定要作实证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大而化之地视为教条。反教条、反体系、反知识分子、反精英的那种心态,又牵扯到用哪种语言来写作,这个可以以后再讲。

马克思最早讲偷窃的问题——其实从蒲鲁东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就开始讲——问偷窃为什么被认为不道德。首先,偷窃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提是私有财产,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这个问题。后来马克思分析,在森林里面你捡掉下的树枝和把树枝砍掉,同样被认为是偷窃,如果土地是庄园所有,可以讲树木是你所有,但树叶、树枝都从树上掉下来,还归你所有,等于无限扩大了,大家都认为你拿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所谓的偷窃,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成为一种不道德,有历史的演变。再比如,家庭和腐败的关系也让我们要对道德作实证分析。为什么因为照顾子女而腐败,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宽容一点?同时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揭露,却把大量篇幅放在男女关系上,而对这个人究竟怎么贪污、制度设计哪里有问题、贪污造成的具体后果又讲得很虚幻?道德是多维度的,为什么在这个维度给予那么大的权重,其他的事情给予小的权重?北大校长给妈妈跪下,拍成片子拿出来流传,这给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坏,因为它把一个不自然的、说不清楚的道德观猛然扣在你头上,不但让你无法选择,而且让你失去了究竟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基本感知。我想我当时写这篇文章是讲“五四”要建立新道德,要去理性地思考,有个人的自由。没有选择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强加的道德最不道德,因为把我的道德强加于你,意味着我要对你的人性做一个潜在的彻底否定,你要不接受我的道德,在我眼里你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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