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式共同体

把自己作为方法  作者:项飙/吴琦

吴琦:您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项飙:爱德华·萨义德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同时他也是一位乐评家、歌剧学者和钢琴家。] 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虽然反战,反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为,但他说他非常喜欢军队的生活,日常生活都被照顾得好好的,吃饭什么的都不用发愁,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过去的单位制。新加坡当时有一点那样的味道。我们住在宿舍,生活和工作完全融合在一起,作为博士后又没有什么工作压力,没有上课任务,没有行政事务,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开会都是在比较好的饭店,听到的内容也很有意思,所以那段时间进展非常快。我觉得工作最好的状态是不用计划,想写的时候就写,不写的时候一天两天不用管。同时又有一个环境给你兜着,在你懒散的时候,旁边也有嗡嗡作响的思想,给你托着,大家一起进步。当时亚洲研究所达到了这个程度,有很好的结合,有像安东尼·瑞德、杜赞奇这样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人,又有一批新加坡本地的学者埋头苦干,在行政上、事务上安排得很好。

建设小世界,是要投入的,不是整天喝喝酒、说说话就可以,需要有细致的行动计划、目标、资源,又不能太多。有很多协调工作去做。比方说大家组织了很多读书小组,就要借书复印,这是有人投入才能达到的。这就是生态,一定要结合,既要有明星式的人物,也一定有托底式的人物,但明星和托底的人一定要感觉到他们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我说大学吃大锅饭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的人写东西写得不太好,但上课上得好,那就没有必要让大家都写东西,所以需要生态、共同体。太个体化就做不下去。

澄清一下,亚洲研究所也是比较特殊的生态系统,很多都是访问学者、博士后,特别强调国际交流,它不代表新加坡主流。新加坡最大的问题是从总体上不太鼓励生态多样性,每个人一定要发表论文著作,一定要拿终身教职,各个系的主流是这样,所以造成了他们一般院系里面的研究没有太大意思,产量很高,但没有太大的突破和亮点。

吴琦:当时和您一起在亚洲研究所的其他博士后、访问学者,现在在做哪方面的工作?

项飙:还有联系,成了私人朋友,大家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亚洲研究。我们希望哪天会有合作,关于再生产流动和生命经济。这个课题背后的想法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流动,不是作为生产性的劳动力,生产性劳动力就是指在工厂打工,到农场做活。现在很多人流动是作为保姆、护理人员、学生、病人、退休者,或者去生小孩,这些流动都是为了对生命本身的维持和延续。我们把这些放在一块来看看世界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人的再生产”,而不是物的再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流动的过程中,是不是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学关系?物的生产的重要性减弱了,人的生产的重要性上升了。生产出多少辆车,做多少双鞋,其实赚不了多少钱,不如好的大学、好的医疗技术、好的养老环境重要。“人的再生产”现在已经成为很重要的财富积累和价值的来源。背后的意思是,在国际格局中,谈中国崛起、亚洲崛起,如果只是追求物的生产,那肯定永远追不上。因为你在做太阳能板的时候,别人在新的“生活方式”上下功夫,而生活方式是赚钱的来源。

吴琦:大家各自回国之后,还是形成了一个可以持续交流的小的共同体,可以这么说吗?

项飙:我觉得是的,但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真正的纽带一个是共同的研究兴趣;再一个是个人关系,就是友情;第三是异质性,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的研究想得比较大、比较空,但有的人就做得很细,有互补性。也有国度上的异质性,有的人做泰国研究,有的人做日本,有的人做中国。团体内部一定要有异质性,而且这个异质性要比较大,如果大家都是做中国某一件事的研究,那在一起能说什么呢?关系也变得紧张,到最后还有知识产权、署名权问题。案例不一样,视角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这种做法太空,不可能实现,但也可以聊,这种“空”可能对他也有启发性,有想象力。国内的主要问题还是异质性不够,纯粹的同质性的合作关系,深化不下去。

吴琦:是不是这种理想的学术共同体在任何单一的国家都很难实现,反而是要跨越一些国家、民族、机构之类的界限之后,超越具体的工作和利益关系,才能形成这种纽带?

项飙:绝对的,所以说学术机构的体制化一定会带来限制,我们需要大量的“盘根”,通过个人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形成自己学术的思想生命。如果一定要把它们都体制化,体制就是等级性的,像塔一样,那就完蛋了。盘根这个隐喻很好,是横向的、开放的、盘错的,每个方向都可以生长,到最后互补,互相汲取营养。

吴琦:新加坡、中国香港,北大、牛津,您亲身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学术组织的方式和机构,能不能做一个比较?

项飙:这个很难说哪个好,因为每个人的历史太不一样,所以关键要看是谁在做这个比较。如果你从牛津出发,就一定要学新加坡,比如说行政人员的效率应该提高。如果是中国的大学,可能就要先学新加坡那种低姿态、无趣、扎实地建设基础性的制度。

吴琦:在您做个人选择的时候,优先级会是怎样的?什么是您对一个学术机构或者体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项飙:我个人感觉是综合性的生存状态最重要,在那里的生活每天是什么样的,跟谁聊天,基本要完成什么任务,我会考虑得非常具体,这种具体会给我一个总体的感受。为什么要具体,因为具体才可以感受得到,不仅在脑子里,也在心里,然后形成判断。具体的感受当然和制度设计有关系,但没有很强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有的制度设计非常不合理、荒谬,但下面的空间也不小,也可以生存,这个就要智慧地去把握。比方在中国的机构,和现实矛盾的切近性很强,这方面的刺激非常多,而牛津这个地方距离感很强,也能带来思考。不过我现在最大的焦虑是关于我自己,做不出东西来,自己很紧张,换来换去都做不出来,也没有意义。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一定要以“我”为主去判断,看能不能在机构里面创造出自己的空间。和同事之外的人合作,发展出自己的盘根,自己的小宇宙、小环境、小世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吴琦:在北京的访谈中,您说到自己对共同体的感觉比较弱,那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拥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学术共同体到底有什么意义?

项飙:我觉得学术共同体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相当弱,因为学科体制化、符号化。你想象一下,比方说教育部要搞什么改革,不可能形成一种公共性的反对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没有共同体可言。虽然思想上也有碰撞,但我感觉比较弱,那种1+1>2的合作比较少。我上次说自己没有共同体感,这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应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去构建共同体。共同体永远要在构建当中才存在,即使是原来非常合理的共同体,停滞之后也没有意思,就变成了协会、学会。在构建的过程当中,要对社会事实、学术研究、思想理论和方法的现状都有一定的讨论和共识,然后形成我们的策略。中国非常需要建设这样分散的无形的学术共同体。

吴琦:您自己也要参与到这个建构的过程当中去?

项飙:对,不参与就不可能有共同体感,那么共同体感就是假的,就是一种符号认同,对学术建设来讲,更没有意义,因为把很多真实的问题在共同的符号假象下消解掉了。

吴琦:具体是怎样参与呢?已经开始了吗?

项飙:刚刚开始。一个是我希望跟艺术界的朋友多联系,回到前面,共同体需要异质性,其实搞研究的和搞文艺的人可能更能建构共同体,因为有异质性,互相可以学到东西,有吸引,有碰撞。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都在推进海外民族志研究,这是中国人类学一个很大的短板,这一块要是不起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及整个中国的国力都是不够的,对世界的了解停滞在贸易、军事和国际关系的情报上,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共同体。能不能给政府提供决策,是我们完全不能掌握的事情,也不应该太考虑,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种大众之间的世界性的共鸣。当年轻人背包旅行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不适应的情况,通过对别人的观察,去理解,把自己问题化,重新定义现存的社会问题。我们就国内研究做国内研究,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被界定了,往往提不出新问题,老问题也用老套路解释,走出去则可能给我们刺激。另外,也能培养一些外交人才,确实能对当地的文化习俗有了解,会讲那里的语言,去过这些地方,知道车怎么坐,知道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这些积累都非常重要。英国这个帝国为什么实证主义那么强,跟欧洲大陆不太一样,和这个也有关系。靠这种实证的材料,本身也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材料积累起来,就看出一个样式,不是推演式的,而是归纳式的。这算是建设第二个共同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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