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

北洋夜行记  作者:金醉

1923年5月,中国发生了临城火车大劫案,一群山东人绑架了外国人。就在这件举世闻名的劫案刚刚曝出的第四天,北京灯市口金鱼胡同,有户人家一夜间惨遭灭门,死了10个人。当时,《白日新闻》的记者都派去了山东,编辑部就托金木调查。没想到,这件案子竟让金木忙活了半年。

案件发生半年后,金木才在笔记中完整记录了调查结果。他写道——

“灯市口案发生后,我对凶手和死者一家,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件灭门案的现场,是我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它发生的原因极其简单,又非常复杂。

“历时130天,我调查了30多个人。在凶手被审判之前的半个月,我每天去监狱和他们聊天,想更了解他们。

“除了事件报道,我还记了两本笔记,希望能够说出更多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做出杀人的决定。”

金木的采访笔记已经不见了,下面是他在《夜行记》中写下的全文。为了方便阅读,我逐字逐句翻译成了更符合当下习惯的白话文。

北洋夜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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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灯市口灭门案

事发时间:1923年5月底

事发地点:灯市口金鱼胡同

记录时间:1924年2月

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往南通向报房胡同,是一条从明代就有的胡同,叫大豆腐巷。大豆腐巷长度不到800米,却沿街开了18家生猪铺子,其中11家铺子有自己的屠宰场。每天清晨,人们听见的不是公鸡打鸣,而是生猪的哀号。

每天清晨,沿街的屠宰场都在门前杀猪,伙计用竹竿挑着生猪走过,四脚被捆在竹竿上的猪就盯着路边正在放血的,死命地挣扎。

除了前清砍人头的菜市口刑场,这里是全北京最血腥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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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腐巷里的生猪铺子每天都要运输生猪,照片为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拍摄

大豆腐巷四周三四里的灯市口地区,曾被美国调查员(指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称作“社区”。这个“社区”有124家店铺、10个公共厕所、两所学校、一家茶馆和一座前清的道观,还有协和医院、美国公理会教堂、警察局、幼儿园和4家新旧结合的旅馆。这里有剃头的、卖布的、算命的、倒卖古董的、做陶壶陶罐的,还有钱庄、洗衣店、棺材铺和寿衣店。内外城的人来到这里,除了杀猪和买肉,还可以买到全北京最好的弓箭、弹弓和刀剑。除了店铺老板和伙计,这里住着230名军人、86名学生、42名人力车夫、52名厨子、28名木匠、39名仆人婢女、3名飞行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僧人、牧师、算命先生和刻字工人。除了下雨天,胡同里总是人来人往,豆腐巷飘出的血腥味之中,还掺杂着木屑味儿、铁器味儿、陶土味儿和人身上的酸汗味儿。

血腥气

去年(1923年)5月10号傍晚6点,刚下过雨,算命先生三麻子收了摊子,扛着家伙往北走,进了油坊胡同。走着走着,他竟然迷路了,不留神岔进了大豆腐巷,一脚踩进路边的血水里。十几年来,他都绕着大豆腐巷走,从没走差过。

“那天下午,一连卜了几个凶卦,我心里头老琢磨,给走岔了——然后就遇见个怪事儿。”走进大豆腐巷,他想退出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北穿了过去。他看见路口有人杀猪,血淌了一地。三麻子记得清楚:“平时不兴在路口杀,关键是,时辰也不对——太阳落山,阴气上升,不该杀生。”

那晚回到家,三麻子的鼻子里还总觉得有股子血腥味,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他扛着家伙到金鱼胡同支起摊子,那味儿还在。他问宝坻来的剃头匠,剃头匠笑他:“见天儿不都这味儿吗?北头杀猪的腥气。”又问路边趴活的胶皮车夫,说刚从北边过来,杀猪正杀得欢。

俩人说的都没错。平时风大了,是能闻到些腥味儿,但那天一点风没有,老槐树叶子都给太阳晒蔫了,除了老鸹在顶上扑棱几下,什么动静也没有。

那天上午10点,灯市口美国公理会的寒暑表[民国时期,称温度计为寒暑表,当时的温度计量方法和现在一样,分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上显示,气温有33摄氏度。

三麻子的算卦摊子有时摆在金鱼胡同东口儿,挨着米市大街,有时摆在金鱼胡同西口儿,挨着莫理循大街[莫理循大街即王府井大街。莫理循,澳大利亚记者,政治家,1912年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任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该英文街道名一直保留到1949年。]。

三麻子丢下摊子,在附近胡同里来回溜达,心里烦得慌。他从金鱼胡同串到西堂子胡同,路过几家三等下处(指低等妓院),又串进椿树胡同和甘雨胡同,一直溜达到燕京大学女校。最后,他走到学校对面的三层洋楼跟前,那是前交通总长曹汝霖家。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歇了一会儿。

三麻子不知道,就在这当儿,他的摊子上出事了。

一摊血从算卦摊子后头三合院的大门底下淌出来,流到了桌子前,很快招来嗡嗡叫的绿头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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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皇宫和百姓过夏天,都要用冰解暑。除了皇家自有的冰窖,北京城也有民办冰窖,大多在市内开设有售冰营业点,称作冰局。这种商业受季节性变化影响,只能在暑热的夏天挣钱,立秋之后,便改作其他营生。图为民国时期,冬天在河中取冰存储的照片,出自《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中国摄影出版社)

这个三合院,是冰局掌柜黄老板家。冰局就在南边的冰渣胡同里,是黄家的祖业,光绪年间就有了。大户人家出事,一条胡同的人都聚过来看热闹。

三麻子歇够了,起身拍拍屁股往回走,他更不知道,屁股底下坐的石头,就是黄家灭门案凶手每天休息的地方。

等他回到金鱼胡同,内城左二区的巡警已经封锁了三合院,宣布灯市口一带往南到长安街全部戒严。除了协和医院对面的寿衣店和佟府夹道(今同福夹道)的棺材铺,其他店铺都关门回避。

侦缉队撬开黄家的院门,门里跌出个半死的女孩,右肩上插着把杀猪尖刀,手里拖着根一米多长的冰镩子。

女孩名叫瑶瑶,是黄家的一名丫鬟。黄家上下老幼,就她活了下来。

巡警找来医生,给瑶瑶止了血,抬到担架上。三麻子杵在一旁,盯着那把杀猪刀说:“我就知道,昨天那猪杀得不对。”

黄家院子半亩地大(300多平米),从外到里,都被染成了血色,堂屋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血水。第一个进屋的巡警说,“一脚踩下去,鞋底黏在地上,抬不起脚。”

西厢房的屋梁上,吊着两颗人头,头发绑在一起。一颗是黄家小姐,叫黄小萌;另一颗是她燕大女校的同班同学,也是这次案件中唯一一个黄家以外的受害人。两人的身体并排躺在黄小姐卧室的床上,脖子上冒出的血把被子和两人的丝绸睡衣全部浸透。除此之外,屋里院里,发现了八具尸体。警署的案情描述中记录如下:

◆ 黄德兴,冰局老板,53岁。头部遭锤击,刀刺脖颈,腹部中两刀,头部有刀伤11处,右眼珠突出。

◆ 张若璞,黄德兴妻子,50岁。太阳穴遭锤击死亡,无被性侵迹象。

◆ 黄小萌,黄德兴女儿,20岁,燕京大学女子部学生。右侧太阳穴遭锤击死亡,尸首分离,睡衣被撕开,无被性侵迹象。

◆ 黄小明,黄德兴次子,11岁,用锤击头部,以捣蒜式戳死,血肉模糊,难辨真容。

◆ 黄小聪,黄德兴长子,27岁,冰局经理。头部被利器刺穿,腹部、下体、大腿中刀无数。

◆ 马光丽,黄小聪妻子,25岁。头部遭锤击死亡,无被性侵迹象。

◆ 黄吴氏,黄德兴母亲,79岁。惊吓死亡,死后遭锤击。

◆ 黄乐,黄小聪之女,5岁。面部遭锤击死亡,死时两手交叉,遭锤击骨折。

◆ 黄二奎,黄家管家,60岁。后背遭刺数刀死亡。

◆ 何沅,黄小萌同学,19岁。胸腹中7刀,头颅上有锤子击打伤痕,尸首分离,无被性侵迹象。

所有人的死亡时间,都在5月11号凌晨1点到4点之间。京师警察厅过去十年的犯罪记录中,最恶劣的仇杀,也没这么残忍的。

堂屋墙上喷了几片细小的血点子,十具尸体附近都有洒落的血迹。法医[1920年代,现代法医学和刑侦方法已在重大案件中使用,金木笔记中记录的1924年发生在奉天的案子,就曾使用指纹学破案。按照一般法医经验,喷溅血液是由于人体的动脉血管破裂,破裂处血液在动脉血压作用下向外喷溅形成的,典型的形态是在一定面积内呈均匀圆点状分布,其面积大小与破裂的动脉血管径成正比,而与喷溅的距离成反比。细小的喷溅血迹,可以推断动脉破裂较小,或出血较慢。]判断,凶手至少两个人,应该是第一次杀人。

“血没喷起来,颈部伤口多,这俩女人的头可能是一刀刀地割下来的。”

法医从黄家院子里出来,掏出一张地图,指着上面横竖交错的胡同,问巡警:“知道人的血管啥样吗?跟这地图差不多。”他掏出钢笔,找到黄家的位置,标记了案发点:“这里,就是动脉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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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晚,黄家11口人遭杀害的大致分布地点,院子中间的点,是幸免于难的婢女瑶瑶遭袭处。此图根据金木笔记中绘制的死者分布图复原

冰镩子

婢女瑶瑶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开头和结尾。

5月10号晚上9点多,瑶瑶跟黄小萌说,想睡觉,不能再喝了。

黄小萌的同学何沅那天过生日,带了几瓶张裕葡萄酒,三人在房里偷偷喝了一瓶半。回去睡觉前,瑶瑶听见黄小萌跟何沅说,今晚就别走了。

她对小姐的这个同学记得清楚,“头发很短,像男的,我还见她穿过男学生的衣服。”

11点半,瑶瑶起来上厕所。回来时,她经过小姐房间,见灯还开着,就推门进去。桌上的三瓶酒都喝完了,黄小萌跟何沅斜躺在床上,靠在一起睡着了。给两人搭上被子,瑶瑶关了灯,又回房睡觉。

凌晨1点多,她起来找水喝,一进院子,就看见堂屋的房门开着,“我马上觉得不对。”瑶瑶从10岁就在黄家干活,知道每个人的习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还有少奶奶,夜里要起来,都会叫我,要么叫奎叔(黄家管家)。”

她站在厨房门口,盯着堂屋瞅了一会儿。堂屋里出来个人,戴着帽子,穿着黑衣黑褂,腰里扎了条黄带子。

“我一害怕,差点儿喊出声来,但又好奇。后来才知道,那人穿的是戏服。”

黑衣人从堂屋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进了小姐房间。瑶瑶悄悄跟了过去,天晴,月亮也明,她从玻璃做的窗户眼[清末民初,北方有不少普通家庭已开始使用玻璃。20世纪20年代以前,玻璃还很贵,大扇玻璃窗并未普及,很多家庭在窗户上安装小块玻璃,称之为“玻璃眼”。]往里看,黑衣人正站在黄小萌床边,一动不动盯着床上。他呆呆站了有一分钟,解开腰上的黄带子,掀开戏服的衣襟,裤腰里别着把尖刀。

“他伸手摸刀,我就闭眼了。”瑶瑶忍不住“啊”了一声,捂嘴跑回自己屋,抵住门,钻到了床下。她没看见,除了尖刀,黑衣人还伸手摸出了一把锤子。黄小萌跟何沅,都是被锤子敲死的。

瑶瑶躲在床下的半小时,黄家死了十个人。惨叫声、打斗声、脑袋被砸的声音、刀子扎人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瑶瑶吓昏了头,尖叫一声爬出床底,开门冲进院子,往大门跑。

“(我)一下撞在水缸上,摔倒了。就过来一个人,不是黑衣服的。我一看,是小和尚,一手拿着个冰镩子,一手拿着个杀猪刀,都往下滴血。”

瑶瑶躺在地上,听见院子那头黑衣人问,还有人?快弄死。“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杨小松,他说的北京话带河南口音。”

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送黄小萌上学。小和尚是冰局的伙计,给客人送冰。

瑶瑶说,那一瞬间,她竟然不害怕了,脑子里一团懵。“我有点儿不相信,他们看起来像中邪了。”

小和尚看着地上的瑶瑶,拿着冰镩子在她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没往下扎。瑶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小和尚?”小和尚没吭声,哐当把冰镩子丢在了地上。

杨小松喊了一声,好了吗?小和尚弯下腰,把杀猪刀攮进瑶瑶的肩膀,松开手扭头跑了。瑶瑶听见他用河南话对杨小松说,好了,咱走吧。“他好像很害怕,声音在发抖。”

大英雄

案发前三个月,杨小松还不是黄家的车夫,小和尚也没在黄家冰局当伙计。黄老板做生意十几年,从来没雇过外地人,家里仆人、丫鬟和冰局掌柜、伙计,都是北京本地的,最远的也不出西郊海甸(今海淀区)。

杨小松当上黄家车夫,纯属意外。

3月底的一天,黄家去海甸祭祖,黄小萌得了风寒没去,和瑶瑶待在家。快到中午,两人懒得做饭,就打电话在广和居订了饭菜,等馆子派人送来。

订完吃的,瑶瑶出门抓药,黄小萌一人捂着棉被在床上发汗。瑶瑶去了半个钟头,外头有人敲门,订的饭菜到了。黄小萌披上件褂子出去开了门,送餐的伙计跟着黄小萌进了房,从食盒里掏出饭菜摆好,拎着食盒不走,站在房里四下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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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子送外卖和打包,在古代就有了。《水浒》中曾写武松派衙门士兵打包酒菜回家。有人考证,《清明上河图》里有个酒馆的伙计在给人送餐,汴京地区“市井经纪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图为民国时期天津送外卖的小伙子

这伙计从前是个流氓,才去广和居当伙计没几天,见黄家没其他人,一时就昏了头,丢下食盒就去搂黄小萌,手往衣服里伸。黄小萌当惯了小姐,哪儿见过这阵势?登时懵了,人被推在床头,才想起喊瑶瑶。

当时,瑶瑶刚抓完药,正坐胶皮车往回走。

黄小萌又哭又叫,流氓也怵了,就转身去关门。黄小萌拿起床头的书就砸过去,流氓当头挨了一下,门没关上,黄小萌尖叫着撞出来,跑进院里。流氓追出来,却“砰”地被一块砖拍在脸上。

黄小萌停下一看,不知哪钻出个半大孩子,剃着平头,一张圆脸黑黝黝的,手里拎着块砖头。流氓爬起来要还手,那孩子抡起砖头甩了过去。流氓躲开,跑出了院子。

这孩子就是杨小松,他今年17岁,已经算不上“孩子”,只是长得矮了点。杨小松盯了黄小萌一会儿,捡起掉在房间门口的书,翻了几下,还给黄小萌,问:“这里头是说啥的?”

黄小萌没吭声,拉紧睡衣,问他怎么进来的。杨小松说,门没关,听见喊声就进来了。

事情发生三天后,广和居那流氓被巡警抓到,进了号子。杨小松成了黄家包月车夫。黄老板说,年轻人敢挺身而出,是个英雄,就买了辆车给他拉。

拉车第一天,黄小萌告诉杨小松,那本书叫《侠隐记》[《侠隐记》即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出版于1844年。小说的背景设在17世纪,记录了年轻人达达尼昂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火枪队的故事。达达尼昂提出了座右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火枪手们都遵循这个原则。1907年,中国人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是写外国英雄的,还夸他就像书里的“火枪手”。

瑶瑶心里却清楚,老爷雇杨小松做车夫,是要面子,怕他把女儿的事到处讲。至于黄小萌,那是“念书念迷糊了”,“小姐成天看些小说,说什么火枪手、茶花女,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女学生

黄小萌在燕京大学女校念文科。这所女校前身是所教会学校,除了文理专业,还有很多西式课程和学生活动。黄小萌是个文艺女青年,读小说、听音乐、演话剧样样都喜欢,甚至连学校剧社每周排演京剧,也都去看一看。

送黄小萌上学没多久,杨小松学会了很多新鲜词儿:新文化、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理想、浪漫。除了这些不太懂的,还有一些洋人词:拜伦、罗素、泰戈尔,啤酒、咖啡、朱古力, 还有布尔乔亚。

每天中午和傍晚,杨小松都去接黄小萌,在对面洋楼底下等着,累了就坐石头上看着学校发呆,琢磨那些词儿。有时,杨小松会问,罗曼蒂克是什么东西?黄小萌就笑,说罗曼蒂克就是浪漫,浪漫就是罗曼蒂克。杨小松一下就懵了。他只知道,梁山好汉里头,行者就是武松,武松就是行者。杨小松从小听书听戏,梁山故事倒背如流,讲得起兴,还能唱上几句《快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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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女校,位于灯市口东口的同福夹道胡同,前身为美国公理会1864年创建的贝满女塾,后来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最后并入燕京大学成为女子部。图为女校大门口,拍摄于故事发生的前一年——1922年,当时黄小萌刚刚入学不到一年

每回黄小萌笑他,他就讲水浒,黄小萌就安静地听。她说,这些好汉,就像《侠隐记》里的骑士剑客。

瑶瑶说,小姐着了迷一样,“以前她给我讲过那些故事,我都不爱听——这下好了,她说,杨小松懂,因为他讲义气。”

杨小松确实讲义气。拉了半个月车,他问黄小萌,能不能介绍个人做伙计。

“这人是他老乡,从小一块长大,在宣武门掏粪,脾气好,总受欺负。老板本来不同意——不说了吗?他不喜欢外地人——但小姐开口说,他还是答应了。”

小和尚比杨小松小一岁,圆头圆脑,剃了个光头,手脚挺勤快,就是不爱说话。他悄悄问杨小松,你不是要做神偷吗,咋成了车夫,还攀上这么个大户人家?

杨小松“啪”地扇了他一巴掌,说你瞎胡扯个啥?我那是说着玩——我、你、财哥,咱们也能当城里人。

小和尚给他打糊涂了,不让人说是贼,他理解,但“能当城里人”这话,他听不明白。

小蟊贼

原本,杨小松确实是打算做个神偷的。黄小萌出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正好路过,而是正蹲在黄家后墙根踩点儿。当时,他已经悄悄观察了黄家大院四五天,就等着摸清这家人出门的规律,找机会吃恰子[清末民初,专门“趁主人锁户外出,裂锁而入者”的盗窃行为,称为“吃恰子”,所谓“恰子”,即江湖黑话中的锁具。]。哪里想到,阴差阳错救了黄小萌。贼没当成,反倒变成了英雄。

在此之前,杨小松已经成功地偷了八家大户,踩点儿吃恰子这招,是跟财哥学的。财哥也是个河南人,在北京混了十几年,曾是上过通缉令的飞贼。杨小松和小和尚刚到北京时,认识了他。

去年(1922年)夏天,河南遭了水灾[河南自古以来就经常遭遇水旱灾害,1922年春天,杨小松老家商丘一带遇到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大公报》报道:“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不少人往北逃荒。杨小松和小和尚在归德车站(今河南商丘)扒火车到了北京。杨小松说,要到北京城里找父亲,找着父亲,就能当城里人。

杨小松的父亲,是光绪十年(1884年)跑到北京的。那年,一支军阀队伍占了河南,出了个政策,家里的地一夜之间就给充了公。村里人都说,种地活不下去,往城里跑就有活路。父亲跟着老乡跑到开封,又一路往北到了北京,在东郊的窦家庄(今北京豆各庄)落了脚。那一带的窝棚里,住的都是河南老乡。

在北京挑了十年粪,杨小松的父亲娶了个捡破烂的老乡,生下了他,但却没钱养活,一断奶就托人送回了老家。

来北京的火车上,杨小松对小和尚说,自己应该是北京人,人生在哪里,就算哪里人。

两人在通县下了火车,来到窦家庄,却没人认识父亲。老乡说,“河南村”里捡破烂的最多,满北京城跑着干活,“每年都会跑丢几个,上哪儿找去?”

幸亏遇到财哥,俩人才有了活路。财哥问他们:“没出息,就送你去挑粪;有出息,就跟我干。”

杨小松有出息,跟着财哥走了。他早就听说,挑水挑粪属于贱业——“我跟他(小和尚)不一样,我爸在北京都30年了。”

财哥带了一群河南小孩,都会偷,各有本事。有人最会上房揭瓦“开天窗”;有人能挖墙开洞;有人专在人多的地方当扒手;还有人专门偷鸡摸狗。

财哥自己是“翻高头”(翻墙贼)出身的。他有个独门绝技,可以空手扒着砖头缝上墙。据说,遇上缝小的墙头,就在砖缝里嵌几个铜钱——踩着铜钱就上墙了。

杨小松想见识见识,财哥指着鼻子骂他:“妈嘞个×,你是说我诓你了?——再说,你看了能咋?就你那鳖孙样儿也学不会。”

杨小松也不生气,咧嘴一笑,说财哥说得对。后来,他说:“都是老乡,他跟我爸一辈人,哪能还嘴?”

杨小松也清楚,他也不是真想学“翻高头”:“我是要有出息,但不是像他,先偷东西弄点钱,才能做打算。”

财哥是个酒晕子,睡觉都揣着个酒瓶儿,翻身打滚时也抿上几口。跟他混的小弟,每月得上供,要么送钱,要么送酒。

杨小松胆大心细,手脚利索,不到半个月就单独干了一票。最叫财哥相中的是,他爱学北京人说话,说得有模有样。

到黄家踩点,却是杨小松自己的主意。之前干的那几回,偷的都是生意人,外地来的。

财哥有规矩,只偷外地人。这规矩,是为了不得罪人,真要撞上有钱有势的本地人,一失手就没了活路。

小和尚做了粪夫后,遇上阴天下雨,就跟住户涨价,每回多挣几个,就要歇上两天,来找杨小松。财哥就拉两人喝酒,几毛钱一斤的散酒,一喝就上头,喝完酒吹牛,絮絮叨叨讲一天。

小和尚跟杨小松一样,爱听财哥吹牛,尤其是他蹲号子的故事。八年前,财哥失了次手,给送进了警署。丢东西的是家北京人,在参议院有人,一“运动”就给财哥判了刑,送进了南城的京师监狱。

财哥伸开五指,给俩人比画,“妈嘞个×的,一蹲就是五年。所以说——咱嫑(biáo)惹北京人,弄谁嘞钱不是弄?”

杨小松心里不服——北京人肯定比外地人有钱,不偷钱多的偷少的,那不是犯傻吗?他想着干大事,就自个儿转到城里,在灯市口溜达,摸到了黄家。

跟杨小松不一样,小和尚却记住了另一件事:在牢里顿顿能吃饱。“财哥说,那个京师监狱(指新式监狱京师第一监狱)是洋式监狱,给犯人吃饱。”说这话时,他正坐在京师第二监狱的会客室里,举起锁着铁铐子的两手,慢慢挠着光头。

黄家灭门案发生后第二天,侦缉队在窦家庄的窝棚里抓到了他。关进牢里时,他还问了一句:“这是哪个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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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北京政府参照国外,建造了几座新式监狱。社会学家甘博曾在北京调研过新式监狱的情况,图为他拍摄的犯人做工照片

西门庆

4月20号,杨小松见识了一个新玩意——电影。

米市大街开了家电影院(原青年会电影院),正在放电影《闫瑞生》[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根据上海大学生闫瑞生谋杀妓女王莲英的真实案件改编,还原了真实的杀人场面,在当时引发极大震撼和争议。该片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上映,首日票房收入就高达1300块大洋。]。晚上7点多,杨小松接了黄小萌放学,去了电影院。几天前,她就和同学约好了。

进场前,黄小萌给了杨小松一块钱,让他也买张票看看。杨小松没进过电影院,犹豫半天,买票进了场,在二楼侧边的座位坐下。

看了一会儿,他发现,“除了声音响、画面大,电影就是拉洋片”。他越看越入迷,拍手叫好。“我一喊,旁边那人就骂我,妈的,北京人说话真难听——我是不知道看电影不让叫好,但干嘛骂我孙子?还说外地人吊儿郎当,×!”

闫瑞生把王莲英骗到郊外麦田里,用迷药一闷脸,掏出绳子紧紧勒在她脖子上。这场戏吓坏了不少女孩,电影院里一片喊叫。嘈杂声中,杨小松听见了黄小萌的声音。他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黄小萌正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那男人穿西装梳背头,一手搂着黄小萌,一手捂住她的眼睛。

回到座位上,杨小松电影看不进去了,呆呆坐了半晌,出了电影院,等在马路对过儿。9点多,黄小萌从影院出来,在门口和那男人说话,两人拉起手。

内二警署的审讯记录中,杨小松这样说道:

“我就是看着他不像好人。他看起来比小姐大,穿的也不像学生。小姐从来没说过她认识什么男人。我想过要不要跟老爷说一说,但是,那不就害了小姐吗?

“心里觉得很不带劲。喜欢?(停顿很久)我不知道。也没想啥,我就想,那是个坏人,我得救救小姐。那男的——就是个西门庆。”

直到20天后的那天凌晨,他站在黄小萌的床前,也没意识到,这个“西门庆”就是何沅,黄小萌最要好的女同学。

那天晚上,何沅演完学校的话剧,来不及卸下男装,就去了电影院。

警察把“西门庆”的身份告诉杨小松,他没说话,低头摸索了半天手上的铁铐子。

警察问他,要早知道那不是男人,你还会杀人吗?

过了很久,杨小松说:“要知道是个女的,我可能就不花那些冤枉钱了。”

洋春宫

看完电影第二天是星期六(1921年4月21日),杨小松回窦家庄找财哥。这是他在城里拉车后第一次去找财哥。财哥一点没怪他,照样拉他喝酒。

“这货是真有出息,不跟我干就算了。”

杨小松跟财哥借钱,说有点急事。财哥问干啥,他说想请黄家小姐去天桥听书看戏,小姐请了看电影,他得回请一下。

财哥二话没说,摸出几块钱塞给他。临走,还扒出件衬衫给他,说穿好一点儿,别叫人看不起。

杨小松回到城里,照常送黄小萌上学放学。杨小松问她星期天有空吗,“我一说去天桥,她愣了一下,然后就答应了。她说,早就听说杂耍好看,但黄老板不让去。小姐还说,我和她见过的车夫不一样,我很‘罗曼蒂克’——还是那个我听不懂的词儿。”

星期五晚上,杨小松穿上衬衫试了半宿,把胶皮车擦了三遍。

第二天(4月28日)一早,他揣上向财哥借的钱和自己攒的三块钱,带黄小萌去了天桥。

“我们俩看了耍大刀、拉硬弓、爬竹竿,还看了云里飞演的滑稽戏,小姐可高兴了。我最高兴的是,领她在王八茶馆听了场评书,说的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说得可真好。我就是个书腻子,这段儿听过几十遍了,每回听都觉得好——林教头,多冤啊!听完书,遇上个拉洋片的。我一看,就想起看电影,跟小姐说,这个和看小电影一样,要不要看。小姐说想看。我给了钱,她就坐那儿看。刚看一会儿,小姐站起来就走,我纳闷,就追,她一巴掌就扇我脸上了。我一着急,就伸手拉她——要搁平时哪敢碰小姐?刚揪住袖子,她就大叫起来,街上人都看我。我赶紧松手,跑回去往那拉洋片的盒子里看,里头都是光屁股的日本人,男的女的都有。我看过,知道这叫春宫图。”

杨小松傻了眼,他没想到拉洋片的正好在放春宫,更没想到的是,黄小萌会有这么大反应。“她可能没看过,但这不也挺好看的吗?小和尚我俩经常看,很多人都看啊。”

黄小萌也不坐车,沿着天桥大街往城里走,杨小松拉着车追,怎么叫她也不答应。追了半晌,黄小萌停下脚,回头说:“父亲总说,你们外地来的穷人,坏的多,我不信。这回算知道了,我们和你们,是两种人,是不一样的阶级。”

说完,转身跑了。

杨小松呆在路中间,忘了追。他不明白,“阶级”是什么意思。

臭脚巡

杨小松带着黄小萌在天桥听书的时候,小和尚正在崇文门大街的瓜子胡同(今已并入手帕胡同)挨揍。

那天早上,他扛着一桶冰经过瓜子胡同,迎面冲过来几个流氓,边跑边回头骂:“再追弄死你丫的臭脚巡!”

流氓撞过去,桶翻到地上,冰块撒了一地。一个巡警追着流氓进胡同,一脚踩在冰块上,撂了个跟头。小和尚忙赔不是,那巡警破口大骂,抡起警棍劈头就打。小和尚捂着脑袋,问为啥打我。巡警瞪着他,瞅瞅跑远的流氓,抬手又是一警棍,“你丫挡我道,和小偷一伙儿的吧?”

小和尚眼泪流出来,说我不认识他们啊。巡警一脚把冰桶踢到墙根,说:“听你这口音,河南的吧?说不是小偷,谁他妈信啊!”抡起警棍又是一顿抽。

这个“臭脚巡”,叫董驴子,是个落魄的旗人,考上巡警没俩月,头天早上才领了正规警服穿。

这天早上,董驴子起床发现口袋里五毛钱丢了,跟老婆一说,被臭骂了一顿。他窝着火上街巡逻,一眼瞅见个烧饼摊子,摆在了不该摆的地方。董驴子闷声走过去,一把掀了摊子。卖烧饼的想骂,没敢出声。董驴子把案板上的面团使劲摔地上,一棍打翻钱盒子。钱掉了一地,旁边立马钻出几个流氓,抓起几把钱就跑。董驴子这下慌了,扯开嗓子大骂一声“×你奶奶”,去追流氓。

揍完小和尚三警棍,董驴子这窝子火才算消。他说:“我当时就是心烦,打完那小光头也知道不该,但我也委屈啊。”

董驴子后来知道小和尚杀人的事,瞪大眼说不信,“那小子是一怂包啊!”他转转眼珠儿,又说,“但也不好说,我们当差的就怕外地人,爱胡来。”

小和尚被揍得鼻青脸肿,耽误了生意。回到冰局,黄老板问也没问,直接骂走了他,当月工钱也没给。

这趟生意,本是要给莫理循大街上的惠丰堂饭庄送冰,惠丰堂是黄家冰局的大客。瑶瑶说,每个伙计都耽误过事,但黄老板也没辞掉过谁。小和尚坏了生意,八成是得罪了惠丰堂。

小和尚丢了工作没地方去,就去找杨小松。他蹲在黄家大院门口,等到傍晚5点多,才见杨小松拖着车回来。听小和尚讲完,杨小松半天没吭声,从口袋里摸出包烟,递了小和尚一根。小和尚接过烟一看,是哈德门,问他,怎么买这么贵的烟?杨小松只顾抽,还是不说话。

小和尚学着他的样子,也把烟塞嘴里点着。他说:“小松,要不你找黄小姐帮说说情?”

杨小松使劲抽了几口,掐灭烟头,照着胶皮车的轮子连踹三脚:“明儿一块去找财哥。”

三剑客

第二天(4月28日)中午,财哥带两人在朝阳门吃了顿羊霜肠[羊霜肠也叫羊霜霜、羊肚,北京传统小吃。卖羊霜肠的小贩在叫卖时,都呼:“羊肚开锅!” 当年,羊霜肠就像豆汁儿那么普及,庙会上、市场上、街道上都有卖的。]。那顿饭,三人喝掉三斤二锅头。

小和尚喝得晕晕乎乎,趴桌上又哭又闹。他说,要不咱回老家,就算不能顿顿吃饱,但也没人欺负。财哥说回去也行,咱们老乡年年都有回去的。杨小松不愿意,照自己脑门拍了几巴掌,说:“回去干啥?我连地都没有,你们想当农民你们当去,我死也得死在北京!”

小和尚说现在没活儿干了,咋办?

“找那臭脚巡去!他不给个说法,咱就给他个说法!”

财哥呵呵笑,说俩人“太嫩”。他抠着牙缝里的羊杂碎,“这事我见多了,就算把那警察弄死,也冇用——我跟恁俩(你们俩)说,咱们穷,叫人家欺负,赖不着警察。”

“那赖谁?”

“有钱人——黄老板说叫你滚就叫你滚,工钱也没给,对吧?还不是因为嫌你是外地嘞?”

“那咋弄?”

“要弄,就弄大事。”

小和尚不明白,什么叫大事。

财哥眼珠儿翻了下,慢悠悠说:“咱们穷,他们富。光脚嘞不怕穿鞋嘞——明白不明白?有钱人怕啥,啥就是大事。”

杨小松问:“财哥你是说咱们去偷冰局?”

财哥瞪眼:“我可冇说啊!我嘞意思是:城里头越乱,你们年轻人机会越多。”他伸出手,指着杨小松,“你,回河南得饿死。想当城里人吧?人家不让啊!”

小和尚还是不懂:“要没咱外地人掏粪,那北京不就叫屎埋住了?”

财哥说你傻啊,你不掏肯定还有其他人掏,恁多山东人等着掏嘞,“但穷人有穷人嘞好处,出了乱子,穷人大不了还穷,但也有可能变富了,是不?”

杨小松一拍桌子,打了个酒嗝:“财哥,我是弄懂了。妈嘞个×——老家回不去,城里头留不下来,恁叫我死去啊?”

说完,他打了小和尚一巴掌:“跟我去黄家干一票,保准你发大财。”

又跟财哥说:“财哥你也去,给露一手。”

财哥一愣,咧嘴笑着摆摆手。

“咋?你真是个鳖孙啊?”杨小松抓起只碗撂地上,“你瞅瞅咱那些老乡都过啥样——你要是当自己大哥,咱就一起干!”

财哥张嘴发了会儿呆,“嗨”了一声,说去就去,又他娘不是去杀人。

那天晚上,三人正式决定,不偷冰局,直接去黄家大院。财哥说,有钱人家一般把钱藏家里。

后来,财哥在牢里对警察说,当时一脑子全是酒,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就记嘞,小松还给俺仨封了外号,我叫鼓上蚤时迁,他叫行者武松,小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他说,俺这叫三剑客。”

小和尚则说,他从来没偷过东西,但是想想也可以试试,大不了被抓了还能吃牢饭,顿顿管饱。

北洋夜行记
清末民国时,北京粪夫十之八九来自山东,多为穷苦逃荒而来

杨小松却很清醒,“我那天一点没喝多,我就想着——你(黄小萌)不是喜欢英雄侠客吗?我就是。”

杀猪刀

财哥和小和尚都没想到,杨小松是真把自己当成了武松,他想干的大事,是杀掉黄老板。

案发后,天津《益世报》的记者曾在监狱里采访杨小松,他说:“其实没见过他(黄老板)几次,跟他没啥仇。我就是想,天下大乱。”

行动之前,杨小松先干了几件“对得住自己”的事。他去天桥抽了回福寿膏(鸦片);在茶馆泡了两天,听说书;又去了趟百顺胡同,在四等下处嫖了一回。

灯市口弓箭大院卖弹弓的陆老板说,5月6号中午,杨小松曾去他店里,问有没有火枪卖。“我骂了他两句,说想要那玩意儿去警署啊。他也没还嘴,笑笑就走了。”

同一天下午,甘雨胡同鸿星刀剑铺的伙计,卖给了杨小松两把杀猪刀。他知道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问他买刀做啥。“他说,买刀还能做啥,杀猪啊。”

这两把刀,是买给财哥跟小和尚的,他自己准备了一把锤子——“你知道武松的故事吧?武松杀人用刀,但刀杀人慢,还会卷刃。”他扬起双手比画,“锤子快,一下就行。”

行动前两天,财哥不见了,杨小松在窦家庄和他常去的酒馆饭店找了个遍,也不见人。跟他混的其他小弟说,财哥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杨小松在监狱里还骂他,“老家伙都是怂包,跟我爹一样。要是当初留我在北京,我不就真是城里人了?”

财哥知道杨小松这样说,呵呵一笑。他在监狱里没酒喝,但仍然像个酒晕子,说话慢悠悠的。“我其实不是啥神偷,都是诓小孩嘞,能弄点钱活一天算一天。你别看我晕了吧唧,我心里头清亮,我就是瞎吹牛——哪知道这孩子(杨小松)他当真了。”

杨小松和小和尚被判决死刑后,财哥讲了一件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财哥老家闹饥荒,村里先吃狗,再啃树皮,最后连人都吃。“差一点,我就把俺闺女煮吃了。俺娘快饿死了,我看着难受啊。我就想,小闺女也长不大了,叫俺娘活吧。我把水都烧好了,下不了手啊。我看着俺闺女,才两岁,她也饿,见锅里头冒烟她还伸手摸,想吃东西。我把那锅一脚踹翻,跑了。俺娘跟俺闺女都饿死了——老家不能待了,我就一路跑,跑到北京。我为啥天天喝酒?心里头难受。”

财哥说,自己就是怂包,啥也干不了。他怕自己醉醺醺的,到时候坏了事,害了俩孩子(杨小松和小和尚)。

大武生

5月10号晚上11点,杨小松带着小和尚躲在黄家大院后墙,等黄家熄灯。

小和尚回忆,那天看见杨小松穿了身黑衣服,还戴着个帽子,跟唱戏一样,“问他哪弄的,也没说,他告诉我,这叫武生,大武生。”(关于这件案子的现存文献里,没有找到关于杨小松这身衣服的来源,只能推测是他从哪偷来的。)

小和尚哆哆嗦嗦,一直问财哥去哪了。杨小松让他放心,说黄家我熟,摸到钱就走,用不了多久。

11点半,黄小萌的房间灭了灯,黄家大院一团漆黑。又等了一个多小时,院里没动静,胡同里的狗也不叫了。

“我让小和尚驮我上了墙头,跳进院里给他开了门。这个法子,之前头一次来踩点儿就想好了,很简单,一点动静没有。

“他(小和尚)跟在后面。走到堂屋门口,我递了把刀给他。他害怕,不敢接,也不敢出声问。我就小声说“以防万一”,就塞他手里了。

“我?我有把锤子,还有给财哥买那把刀,都别腰里了。先进的堂屋,黄老板和老板娘睡主房。我知道那屋,小和尚在堂屋等着。

“月亮好,正好照见床,他俩(黄老板和老板娘)一个躺着睡,一个歪着睡。黄老板还在打呼噜。就两锤,没声了。我怕死不透,就朝黄老板脖子上、肚子上扎了几刀。头上?可能我有点儿慌,没看准,扎脸上了。

“他(小和尚)等着,不知道我弄死人了。我也没说,院里住了10个人(杨小松当时并不知道何沅住在黄小萌房间,院里共有11个人),怕有人醒了,就没多说话。

“我向小和尚摆摆手,出了堂屋。一出去我就发现不对,好像有人在看我。

“我猫下腰沿着墙走,摆摆手叫小和尚在堂屋里别动。那人还在看我,我赶紧进了小姐那屋。

“没有,我就没想过要杀小姐。本来想偷点东西就走,反正已经弄死了俩。而且吧,小和尚没发现死了人也好,我怕他一害怕瞎叫。所以,本来就该走了——但那人肯定看见我了,我就进了小姐屋。”

杨小松进了黄小萌房间,躲在梳妆台前。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站起来往床上看了一眼。

“我一看,床上是俩人,就傻了。我走到床边上,也没看清那人的脸。说不清,当时脑子里就一阵响。”

杨小松呆站在黄小萌床前,他不知道床上的另一个人是何沅,也不知道这时瑶瑶正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当时在想评书,脑子里净是天桥说书的声音——武松揪起那妇人,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往胸前一剜——没错,我就是武松,她就是潘金莲。”

杨小松伸手扬起锤子,砰砰两下,黄小萌跟何沅没哼一声,都死了过去。他掏出尖刀,朝何沅身上连戳七刀。这时,他才发现这是个女的。

杨小松不再是杨小松,他从床上拖下黄小萌和何沅的尸体,用尖刀扎进脖子里,慢慢割下两人的头。他散开两人的头发,捆在一处,提了两颗脑袋爬上床,挂在房梁上。

“我不太记得做了什么,脑子一团糟,一会儿唱戏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又想起看电影。我走出去,看见小和尚站在院里。他等了很久,害怕,想走。”

这时候,东屋的小孩突然哭起来,小和尚吓得转身就跑,一下摔趴下了,杨小松拉他起来。

“他一看我,又吓得扑通一下坐地上了——我一身血。我就说,我被发现了,不都杀了,咱们就得死。”

这时,堂屋里出来个男的,喊了一声:“谁?”

杨小松看也没看,就一锤抡过去,却被抓住了胳膊。

“我看出这人是大少爷(黄小聪),心里一阵害怕,他比我劲大,我感觉锤子就要掉了。小和尚也没帮我,跟傻了一样站着。

“我腾出只手掏出刀子,在他腿上肚子上扎,他还是一动不动,大喊一声,想把我按倒,又使劲喊抓贼。

“他一喊,我也喊,突然一下子他就没声了,一根铁条从他脸上扎进去,穿透了。小和尚不知道从哪里捡了根冰镩子。”

黄小聪的喊声惊醒了管家黄二奎。他拎着根棍子从屋里跑出来,杨小松上去一脚踢倒他,朝后背连刺七八刀。小和尚也冲过来,跪在地上刺。

“他(小和尚)厉害,比我还狠,把冰镩子从大少爷头上拔出来拿着。不过,后来都是我杀的——瑶瑶?我以为小和尚弄死她了。”

杀了黄小聪和黄二奎之后,杨小松拿着刀子锤子,挨个儿进屋,见人就杀,连两个小孩也没放过。黄老板的母亲黄吴氏见状当场吓死,还是被当头敲了一锤。

杨小松杀完了能找到的人,听见院里还有声音,他隔着院子问:还有人?快弄死!

小和尚丢下冰镩子,一刀捅进瑶瑶的肩膀。

他是故意的,以为这样就不算杀人,要是能蹲监狱,至少能吃得饱。

北京人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初,京师高级审判厅公开审理了杨小松、小和尚和财哥。杨小松和小和尚被判处死刑,财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月16号下午,杨小松和小和尚被执行枪决。

在去先农坛刑场[过去北京的刑场,明朝设在西四牌楼,清朝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了用刀杀人,刑场改设在南纬路东端路南的先农坛墙根儿。]的路上,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一路跟着刑车。两人一路没说话。快到刑场时,杨小松跟我说:“你是记者,本事大,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爹。告诉他,别当北京人了。”

我没说话,点了一根烟卷,塞进他嘴里。

行刑前,我离开先农坛,沿着大道往回走,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天气很热,一点儿风也没有,老鸹叫得人心烦。走到景山附近,我在阴凉里坐下歇着。不远处城墙根底下坐了二三十个人,个个扛着大包小包,竟全是宫里的太监。一打听,这些太监是被皇帝赶了出来。他们常年在宫里生活,早就以皇宫为家,突然来到宫外,就成了流民。

北洋夜行记
1923年夏天,清宫内频发盗窃案,6月底,建福宫发生大火,后调查是太监所为,末代皇帝溥仪一怒之下,于7月16日中午下令裁撤太监,当天即将700多名太监驱逐出宫。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只得露宿街头。后来,很多太监被安置在地安门雁翅楼,和流落北京的难民境况一样

回到家,我和助手小宝说起遇见的太监。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那些丢了宝贝的太监?我说记得,前阵子还听说那个叫赖小辫的太监结婚了,娶了个妓女。

那赖小辫是天津人,小时候家里闹水灾跟父亲逃荒到北京,在天桥混流氓,一心想入宫做太监,觉得有地方落脚能踏实。

小宝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这下算踏踏实实落在北京了。

我点上烟抽了一会儿,说:“世道和人天天变,什么叫踏实呢?”

我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小宝看,“大总统被赶到天津去了[1923年6月,曹锟派人恐吓大总统黎元洪,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又通过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回北京地盘八成是又要换主子了。”

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100个防盗门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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