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两点多，有个小学同学突然在同学群里问我：“你们作家是干吗的？”

他发了三遍：“你们作家是干吗的？”

作家干吗的？

自从过了四十岁，我总是睡得格外浅。记得在更年轻的时候，每次睡眠都如同在夏日里从海边的崖石直直跃入清爽的海里；而如今，每晚脱掉自己披挂了一整个白日的身份试图入眠，感觉如同赤裸着灵魂躺进淤泥里，知道自己的意识慢慢被某种浑浊的东西包裹，最终沉没，却永远感觉到冰冷且不踏实。

因此，手机稍微一震动，我便醒了。

眼睛有些发炎，沾满了黏稠的眼液，脑子也迷迷糊糊的，看了好一会儿，才确定，真的有人半夜在小学同学群里，问我作家是干吗的；而且，问我的人，在群里的名字叫“轻舞飞扬”。

我点进他的页面查看，是个男的，居住地显示在冰岛。

一个居住地在冰岛的叫“轻舞飞扬”的小学同学，男的，深夜两点多，问我作家是干吗的。

我怀疑是自己做梦。

我想，肯定是我不那么满意自己最近写的东西，才会有这样的梦吧。自从越过无知无畏的青春后，我开始察觉到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边界，感觉世界于我已经不是充满可能的，而是开始紧缩。我因此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有心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但我怎么会给自己取“轻舞飞扬”这样的网名来诘问自己呢？我肯定不会，梦里也不会。

我胡思乱想着，放下手机，打算躺回到淤泥里去。

那个“轻舞飞扬”的信息又来了，直接提交了申请加我好友的信息：“是我啊，不认得了吗？”

语气似乎有点着急。

“我如何会认得冰岛的轻舞飞扬呢？”我心里想。但还是通过了他的申请。

刚通过，第一句话就来了：“你们作家是写那种故事的吧？”

“哪种故事？”我在心里问，但我没有问对方。

他自己往下说了：“我有个故事，我在想，是不是你们作家应该写的？”

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这个故事，我特别希望你能把它写下来。”

自从成为作家后，总会在各种场合，碰到希望我写他故事的人。

有次亲戚葬礼，我从北京赶回东石镇去，仪式上有个亲戚拉着我走到一旁，附在我耳边轻声说：“我重症了，我谁都没说。”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确定他们听不见，噙着眼泪继续说，“我可以把所有事情告诉你，你能帮我写下来，等我走之后再给我家人吗？”

有次在某个家乡的盛会上，某个政府领导喝醉了，突然拎着一壶白酒走到我跟前，说：“我先敬你，你一定得答应帮我一个事情。我母亲去年走了，但我是一个干部，我不能表现得太脆弱或者难过，我控制得很好，从她离开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表现过脆弱，可是我太想念她了，这种想念钻心地疼，你能帮我写下来吗……”

但一般酒醒了，或者情绪过去了，便不再追着我说了。甚至，似乎再见到我总有种带着羞耻感的尴尬。人对藏在自己内心的故事，从来便是这般吧，既希望有人知道，又希望不被人知道。

我后来找到解决办法了，遇到这种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似乎我听到了，又似乎没听到，时间一过，对方自然会假装忘记的。

我因此决定不回复这位同学。

但他又发来了一条信息：“你知道咱们家乡昨天刚刚来了个几十年一遇的超大台风吧？”

又一条信息：“这个台风应该是我叫来的。”

发完这两句，他就不发了。可能在等我判断是否有兴趣听吧。

这还确实是篇故事的开头，我心里想。

信息又来了：“我们现在打电话？我给你讲讲？”他没等到我拒绝，觉得，我应该想听这个故事。

“现在？”我有些惊讶。

“可以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你得稍等我一下。我得去书房，不好吵到家人。”

我走到书房，掏出笔记本，才想起来问：“但是，你到底是谁呢？”

“是我啊。”他显然一直等在那边，信息回得非常迅速。然后微信电话响了，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是我啊！”

“你是？”

“蔡耀庭啊！”他的声音亢奋又莫名的悲伤，“蔡耀庭啊，你肯定记得我的，蔡耀庭啊。”

蔡耀庭啊，我记得的。

我记得他长着两颗虎牙，脸很白，总是笑，笑起来很好看。我记得小时候他家是开养猪场的，他邀请我去他家骑过猪，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骑猪。我记得，他还带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过学校后面那条溪流，我们都脱光了跳进溪水里游泳。我还记得，那时候家乡有着许多条无名的溪流，后来开发建设，这些溪流都消失了。我总莫名想念那些溪流，我甚至有时候还听得到它们流淌的声音。

我们应该至少三十年没联系了吧。这么一想，我有些感伤。我问他：“最近如何啊？”

他没顾得上回答我，只是非常着急地催促我：“我可以开始讲这个故事了吗？”

我这才听到他的声音带着浑浊沉重的喘息，一呼一吸，哗啦啦、哗啦啦的。他的每个字句因而听上去都湿漉漉的，仿佛刚从海里打捞上来一般。

以上，便是我接下来要记录的这个故事的由来。

我曾经考虑，在蔡耀庭讲述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成一个新的故事，但是，几次尝试下来，都觉得不如蔡耀庭说的故事好。作为一个写作者，惭愧地说，这个故事我基本上只能起到润色的作用。我边整理边充满挫败感地在想：“作家到底是干吗的呢？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作家呢？”

昨天，家乡东石镇来了六十年一遇的超大台风，中心风力十七级。新闻报道说，仅仅泉州市区，被推倒的树，就有三万多棵。

很多人应该都看到那些视频了吧，有的树是被连根拔起的，有的树被直接拦腰折断了。我还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在台风过后，去看望他认识的一棵棵的树。

我理解那些难过的。或许他童年时候爬到那棵树上过，或许他曾把自己认为的宝藏埋在树底下过，或许他逝世的爷爷以前总陪他在这儿等公交车……但他们没有说为什么，就只是沉默庄重地拍着这样一张张悲伤的照片，如同是在为自己的记忆拍摄遗照。

还有个视频，被传播得很广，连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国外合作过的客户都转发给我了。视频里，台风带起海浪，甩着巨大的巴掌拍打着人们，把人打翻在地了，还按在地上来回滚动着。

这我可以做证，这次台风便是这般的。

我当时就在那儿。

事实上，现场比视频看着更恐怖。我无法描述那种感觉，就是，无数座水做的十几层楼，在你面前起了塌，塌了起，一次次倒向你，无数次崩塌掩埋你的感觉。

我一步步走向海边时，几次都被掀翻，后来感觉台风又拍过来了，我身子不由自主地蹲下来，像块石头一样蹲下来。我当时浑身发抖，心里想：“跑到登陆点看台风的，都是疯子吧。”

我得解释下，我不是疯子，我之所以去登陆点等台风，是因为，这个台风真的是我叫来的。

我叫它了，它还来了，我总不能不去看它吧。

没记错的话，整个事情的开始应该在6月22日。那天，我去厦门的房管局办事大厅，等着办房子的过户手续。

人乌泱乌泱的，大厅闷热闷热的。大部分是一对一对夫妻来的，就我是一个人。

那些一起来的，脸上的表情总是生动的，我看到了幸福、算计、拉扯和荷尔蒙，我因此觉得眼睛放哪里都不对，只好随手刷起短视频。我刷的第一条是给狗狗做SPA（水疗），狗狗舒服得眯着眼时，我也跟着眯起了眼，然后，我看到了这条视频：太平洋刚生下了一颗台风。

那是个卫星的动态图：蔚蓝色的太平洋上，有云系在旋转，转着转着，转出一个中心点，像只眼睛，张开了——台风出生了。

对生长在闽南海边小镇的人来说，台风像远房的亲戚，经常冒冒失失地来了，一来就把家里闹个鸡飞狗跳，还没等到和它理论清楚，它便突兀地走了。有时候，又生生没有消息和动静，碰上某一年等不来，还免不了出门不断探头，想着，奇怪了，怎么就不来了？

台风也是我自小的“亲戚”。这样的卫星图，从小到大我看过太多次了。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最终到手机屏幕，我看着自己的这个“亲戚”，年复一年地在太平洋上转着转着，然后冷不丁地，直直朝哪个人的家乡撞了过去。

一开始我没察觉到自己的在意，就是短视频播放完了，我刷新了一次，又刷新了一次，再刷新了一次……我最终是把这条视频划过去了，但脑子里，蔚蓝色的海上，那云系就在那儿旋转着。

然后，我发现自己莫名期待了：会不会恰好是很大的台风啊？会不会恰好就到自己的家乡登陆呢？

这些声音，像浪花一般，一直在我脑子里，哗啦啦地起来，哗啦啦地落下。那几天，我隔个几分钟，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太平洋、台风、最新……太平洋、台风、最新……

刷新一次，那台风大一点，再刷新一次，那台风又大一点……连续刷了四五天，我似乎目睹了一个怀孕的女人腹里胚胎成熟的快进过程。而我也像自己第一次当父亲时那般，越来越激动。我三不五时截取一张图片，不断放大，放大，着急想看到那婴儿的胎芽、胎心，想看清那婴儿的脸庞。

然后第六天，我看到气象部门发布了：“台风被命名为‘阿勇’。”

我想着，这名字竟然和我的乳名相同。想着，这名字也还不错。

想着，或许发现这个台风的人就叫阿勇——第一个发现台风的人，是可以给台风命名的。而孤独地观察着台风的人，总那么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台风。

或许，每个孤独的人都是那么希望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吧。

正想着，我看到气象部门发布了：“台风‘阿勇’有可能生长为近六十年来最大的台风……”

我听到自己心里扑通扑通跳，喃喃地对着屏幕问：“阿勇，你是为我来的吗？”

问完忍不住发笑。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了？

但我还是又小声问了：“如果是，那你就帮帮我，朝东石镇去吧。”

说完，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应该是第七天凌晨五点多，我如往常，又莫名醒了，随手拿起手机搜索：太平洋、阿勇。

我看到那张云图了——长着硕大身躯的“阿勇”，直直往大陆的方向冲来了。我截图放大“阿勇”的预测轨迹：就在厦门和泉州的中间，就是家乡东石镇的位置。

我觉得脸上痒痒的，以为是小虫子飞到脸上，一抹，才发现，竟然是水。

哦，是泪水。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台风有什么好看的？”这个问题，我自小就好奇。

我记得，东石镇上有个人叫曹操——和那个众所周知的枭雄一样的名字。这个东石曹操，一到台风登陆时，就往海边跑。一边跑一边敲锣：“风大浪急，乡亲尽快远离海岸堤坝。风大浪急，乡亲尽快远离海岸堤坝！”

总有人不肯离开，他便总要拿着扁担追打。打是结结实实地打，一下就是一条瘀青。众人因此见他总是要跑的。

只是确定海边没有人了，他却还是在那儿叫喊着。虽然那时候，全世界都是硕大的风声、倾盆的雨声和令人震骇的浪声，但小镇里的人，还是能从这些声音的间隙里听到，曹操那喊得撕心裂肺的驱赶声。

我记得他，一是因为，他和他名字的来源——历史书里写的曹操，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最多一米六的个儿，估摸着重不过七十斤，走起路来，头总要往前突，像鸭子。

还有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台风雨里的曹操：戴着蓑笠，穿着草鞋，所有衣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边号着边往海边飞奔。那时候我还很小，看着有人最终活成这个样子，心莫名惊慌，惶惑如何的人生会把人变成鸭子！惊恐着，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子，让人活成了鸭子？

我以后会不会也碰上那样的日子？

听人说过，那曹操的儿子就是好事跑去看台风，结果一不小心被台风卷进去了。曹操儿子死的时候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还这么好事，真是蠢！”我记得镇里的人谈起那些因为看台风而死掉的人，老这么说。镇上的人总愿意轻佻地批评早夭的人，仿佛那些人是生活无能的阵亡者，而自己因为还可以成为和生活搏斗的人就如此傲慢。但是，每次台风来，还偏偏总有人去堤坝上看台风。我没记错的话，我在东石镇上读书那十年，就有三个人也是因为看台风死掉的。

小时候，我心里总在想，看台风的人究竟是群什么人？台风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台风来了小孩都知道得躲在家里，偏偏成年人反而一定要去看呢？

这个疑问，我从小好奇到大。结果到四十多岁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成了一定要去看台风的人。

自打决定要去看台风，我就察觉到自己奇怪的郑重和紧张。

我首先给自己买了一二十年没穿过的雨靴和雨衣，我想，这样子看上去应该像是很认真要去看台风的人。

我到闲鱼上买了个二手相机。想着，如果那天在海边等台风，别人困惑地看着我，我可以拿起相机晃一晃，别人就会以为我是来拍照的。如果我意外被巨浪卷进去了，大家看着相机，也会以这么个逻辑来解释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我可不想麻烦别人花一番精力讨论我为何出现在这里。

我后来还笃定，那天自己最好穿着休闲西装。我得穿得好看点。

至于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笃定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那天应该如何出门，如何和妻子、孩子告别。

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知道了：不论亲近、憎恨、厌恶或者毫不在意，甚至，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孩子总要不断想起自己的父亲的。

那种“想起”，不是清晨海边雾气慢慢蒸腾的弥漫，而是草丛中突然蹿出一条蛇的那种猝不及防——可能在看到别的父亲牵着孩子时；可能在自己第一次手淫，射精颤动的一瞬，突然明白父亲也开启过的世界时；可能在抱着自己的孩子想起自己被抱着的感觉时；又或者，在某个晚上，实在吞不下难过，没有能力走进自己组建的家，在门口呆坐的时候……

最近我总不断想起自己的父亲，所以我知道的。

自意识到这点，我就开始紧张每次告别，想着，万一我的孩子最终会从这个片段找到日后想起我时的样子，我得定格好一个怎么样的表情呢？

万一这次告别，还是个“特别”的告别呢？

我一开始想的是，就逐一拥抱下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亲亲他们的脸，然后笑得灿烂一点，和他们说，爸爸走了。

语调一定要温柔且坚定，笑容一定得灿烂。我想，这样，他们回忆起我的样子，应该会是好看的。

但某个晚上，我又突然担心，如果孩子日后想念我，一想起，就是一张好看的笑脸，会不会更难过？

或者，就冷漠一点吧。

我想，如果孩子最终觉得，是这个父亲不好，孩子们终究是不是会少一点难过。可以让孩子不那么难过，我觉得挺好，唯一的代价，是让自己的孩子误解我。

我想，自己一定是这样勇敢的父亲。

但是，时间越逼近，我越发察觉到自己的后悔——我实在无法让我深爱的孩子，记住的我的样子，还那么令人厌恶。

这天终于要到了，晚上，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身子翻来覆去地动。身边的妻子可能被惹怒了，或者做了噩梦，也不知道醒还是没醒，一只脚恰好就蹬在我身上。我没敢吭声，干脆坐起身，看着睡着的妻子。

月光敷在妻子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岁时的妻子。月光总是有穿越时光的力量。她可真美，我想，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我的妻子了？我想，这么好的人，怎么因为成为我的妻子，而被拖入现在如此丑陋的人生呢？

我想着想着，发现，鼻子在发酸。

然后，我觉得自己好恶心，连愧疚都只会用难过来表示。

应该是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了答案：那就表现正常，正常到，放在平常的哪个日子里就不见了的那种正常。即使什么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意外也只是像把透明的刀，很客观地把本来的生活就此干脆地砍断而已，其他，什么都没变。

我觉得这很好，正常和意外其实都是很好的东西。

然后昨天早上，我如往常，还是没能睡着；如往常，等到自己正常的起床时间才假装醒来，正常地伸了伸懒腰，正常地发出舒服的呻吟声，正常地起床，正常地撒尿、拉屎、泡茶，正常地随便吃点小面包当早餐。然后我用正常的口气对着妻子说：“对哦，今天我得回老家一趟啊。”说完，就准备正常地进行下一个流程。

妻子却追出来问：“去干吗？”

我用正常的口气说：“我得去看台风，台风在老家登陆。”

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句话有多么不正常。我意识到了，其实自己本来就知道，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正常。

车开出地库，果然下雨了——台风要来，世界总是要大张旗鼓地先下场雨的。

我打开车上的广播，广播里主播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个台风：“这可能是六十年来最大的台风，专家预测，掀起的浪最高有十层楼那么高。”

“十层楼高，那得多高啊！”女性主播有点激动。

主播们察觉到自己说得太兴奋了，赶紧转换成严肃的口气：“所以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去海边哦。”

这个转换实在生硬，我被逗笑了。我边笑边把车开进雨里，感觉像是开进一场宏大表演的开场里。

我过去的家和现在的家，就隔六十公里，都在海边。现在还有条高速路，开得快点，呼呼地听四十五分钟风声，就到了。

天气预报说，台风在下午三四点登陆。其实我大可不必这么早出发的。但我想着，看台风前，或许可以再去找找许安康。

我也是在今年年初才知道这条高速路的存在。而我知道这条高速路，就是因为我想去找许安康。

那一天，我本来很有把握，跨海大桥一过一拐，便是一条小路的路口，然后开进去，小路坑坑洼洼的，晃晃荡荡一个半小时，出来就是老家了。

但那一天，我下了跨海大桥，一拐，是一道墙，里面是张牙舞爪的塔吊。

车头对着那堵墙，我愣了许久，困惑地拿起手机查看地图软件。我看到地图里眼前在建的这个小区叫“美丽时光”，而此前那条回老家的路，早已被各种规划截断，在地图上一截一截的，像是被废弃的列车车厢。

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回老家了，而就在那几年，沿着这海边竟然还修好了这么一条高速路。

这就是中国。我突然想起那天中学同学王书传说的那句话：“以前读书的时候，总听老师很骄傲地讲，咱们国家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进程。小时候我容易晕车，每次一听这句话就想，正常的人生进程我们的灵魂都不一定受得了，更何况还加速的呢，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在晕车啊？”

我还记得，王书传说完这句话笑得很腼腆，就和小时候一样。

我那天突然决定要回老家找许安康，便是因为王书传来找我。

王书传是我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自小便是温厚的人，说话声音很轻，长得白白净净的，从小到老，都留着流川枫样式的发型，经常话还没说，就先笑着，眼睛透亮透亮的。他小时候家里是开纺织厂的——他和我一样，也是因着父亲发家了，小学时从村里搬到镇上来读书的。

王书传来找我，是为了他在我开发的平台上买的那些理财产品。他是到我位于观音山CBD的公司来找我的。公司本来租了一整层，我在一个地方听一个设计师说过：“最好的设计就是你想象的在这里即将展开的生活。”因此租下这层办公室以后，我就经常开车到还是工地的这里，一寸一寸地想象，即将在这里展开的生活。

只是现在，这里展现的生活，是被那些债主打砸得像刚被轰炸后的战场。这倒是这个地方最诚实的样子，我这么告诉自己。

现在，只剩下一个前台和我来上班了。因为没有收到工资，保洁阿姨都不肯来了。我和前台每天按照正常上班时间点来，日常的工作，是打扫清理能清理的部分，以及接受债主的追问和辱骂。

我来上班，是因为，我以为，只要我每天的秩序是正常的，公司就似乎有了开始正常的部分，然后这个正常的部分，或许又有机会继续长出更多正常的部分来。

我其实也很好奇前台为什么每天坚持来，她三十多岁，山区农村出来，职高毕业的，每天见到我总笑盈盈的，有激动的客户要打我，她挡在我面前的时候也笑盈盈的。有一天她帮我挡了一个耳光，我难过地说：“其实你不用来上班的。”她很骄傲地看着远方，而不是看着我，她说：“我不是为你，如果我能守着你把公司翻转过来，那就是我这么一个笨拙的人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了。”

每个人都在拼命为自己找存活于某种境况的逻辑，她的眼睛在发光，我因此不忍看她的眼睛。

那天，王书传找我的时候，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似乎做错事的是他自己：“那些产品还能兑付吗？如果方便，能优先帮我退出吗？”说完，偷偷瞄了瞄我。

我不是故意低头的，是因为觉得脸火辣辣的，还变得很厚很重。王书传善良得紧张起来了，他语无伦次地唠叨起每天要被自己的妻子半夜掐醒，现在身上都是一块一块的瘀青。他说，他理解妻子，他妻子是穷人家出身，还是学会计的，每笔钱都性命一般。他说，按照规划，这笔钱获得收益后是要给儿子买个好学位的。然后又说着，其实好学位有什么用？现在多好的学校都不值钱，多好的学历都不值钱……

他既不知道哪句可以安慰我，也不知道哪句可以适当表达自己想拿回钱的意思。

我听着难受，头更低了。王书传走过来，拍了拍我，说：“千万别把债主那些话往心里去。他们是因为难受才说那种话的。你也难受，所以你能理解的。”

我心里想，王书传真是个温柔的人。我什么都做不了了，但至少要安慰他吧。我撑起一口气，嬉皮笑脸地说：“以为我这么惨啊？我只要把跑路那家伙在河源的楼盘卖出去就可以了啊。”

王书传被我安慰到了，问：“确定吗？”

我说：“当然。”

最容易安慰的，便是渴望安慰的人。王书传释然地微笑起来，他终于要到了一个可以回去交差的理由。

一开心王书传就感慨：“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王书传说：“怎么感觉一不小心中年了？反正我没习惯。”

王书传继续念叨：“以前读书的时候，总听到老师很骄傲地讲，咱们国家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进程，我是个容易晕车的人，我最近老琢磨，那咱们灵魂受得了吗……”

我跟着笑了，鼻子一直发酸。

王书传继续自言自语：“你记得我高三复读那年，我父亲正在走公司破产的流程吗？那一年，我咬着牙，拼命地死磕，最终竟然超常发挥，考上了厦门大学。我当时想，所以人生经历挫折还可以是好事啊，所以很多时候老天爷要给你的礼物的包装纸是苦难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突然不想活了。”

我是记得大概在读高二、高三那几年，家乡一度有一家又一家的企业接连倒闭，我还记得，那几年我回老家，道路两旁都是贴满了封条的工厂。但我倒是第一次听到王书传这个事，在我记忆中，王书传一直是这么温柔的人，而他至今的人生，似乎也都很温和。

然后我知道了，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里，或许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只是，有人温柔到，连撞到他人生里的每个张牙舞爪的事情都最终显得温柔了。

我讶异地看着王书传，他继续自言自语：

“那天，我半夜里睡不着，偷偷溜出宿舍跑到学校的湖边，想往里跳，旁边有许多对男男女女正抱着对方啃。他们好奇地看着我，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在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终于摆脱父母看管，终于可以享受各种可能的时候，还有人这么悲伤。我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然后我突然想，我要不要挣扎一下呢？我要不要给谁打电话呢？我掏出手机，看着一个个名字，不知道要给谁说。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许安康。许安康你也知道，对谁都那副样子。但我竟然，就想给他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安康接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听，我就乱七八糟地讲了，讲完我说：‘安康，糟糕了，我好像想哭。’安康说：‘你哭，我这边听着。’然后我就哭了。哭完了，我等着安康安慰我，可等了好久对面都没有任何声音。我问：‘安康啊，你不安慰我吗？’安康说：‘这很正常啊。你的一切反应也都很正常啊。’

“正常？我如何都想象不到，许安康是这么安慰人的。但我觉得这样的反应让我感觉很安全，那段时间，我经常打电话给安康，然后我就好多了。”

说完，王书传笑眯眯地转头看着我：“要不，你有空去东石找找安康吧。你不是从小和他关系就很好吗？你知道他回来了吗？”

我才知道许安康竟然回来了。

王书传说完，突然站起身：“那就这样，我得赶紧去赶公交车了。”

他解释说：“我家那地方比较偏，就一班公交，司机经常偷懒，有时候半小时不来一趟。”

又说：“不过有个好处，我家所在的村，菜价真低，而且空气好。”

“对吧。我现在其实过得挺好的。”最后他这么说，眼睛扑闪闪地看着我。我知道他需要我确定。我赶紧点了点头。

送完王书传，我就下地库发动了车，直直往老家开了。

然后才发现，原来回老家的路，早已经没了。

如果不是王书传一定不会说谎，我是不相信许安康会回来的。

从小我就知道，许安康是一定要离开家乡的人，正如我们这一代很多人一样。

王书传说得对，我是应该去找许安康的。

我知道的，这几年来自己的内心正在发脓，一张嘴，就闻得到心里冲上来的一股恶臭——那是我内心无法自愈导致的。

我还知道的，许安康一定能帮到我，正如他一定能帮到王书传。因为，他是最早碰到那些东西的人。

这几年，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一定得找他了，但挣扎了多次之后，我最终选择找出他的微信和手机号码，全部删掉了。我想，或许是因为，如果我没去找他，他永远于我是某种希望，如果我去找他，他却也无能为力，我或许将很难再说服自己如何把人生进行下去。

人在绝望的时候总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最后的希望，而这个希望，通常最终又是不敢去碰的。

小学三年级，我突然被父母从村里的小学转到这镇上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许安康的。

在那之前，虽然生活在海边，但父母从来就不让我出村子，更不要说看过海。海被我的父母藏得严严实实，或者说，我被父母藏得严严实实。

关于在那个村子里的童年，虽然我确确实实亲身经历过，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么不真实。直到后来，我去看过话剧，看到舞台随时更新场景——这边的房子拆了，那边的房子建了，这条路拓宽了，那条路消失了，看到参与演出的角色们，手忙脚乱追着这剧情的变化跑，我想，这不就是我童年的生活吗？而且，大家比那些演员更跟不上拍子。

时代从来就是很难跟得上的，虽然我们生活在其中。

母亲怀我那一年，父亲还是个农民。我还记得母亲唠叨过，外婆当时计较着想给她找个当工人的丈夫——工人是城镇户口，可以去粮站领国家配给的粮食。而农村户口只有地，只能自己管土地要一家的生计。

结果母亲真嫁过来，锄头是拿过，但好像没超过一个月，父亲就莫名其妙地从农民变成了老板。而她，还没当过正经农民，就当起了老板娘。

至于父亲怎么突然从农民变成老板，按照母亲的说法，只是因为父亲“好事”——他听说，镇上有种专门吃油，吃完就突突突冒着黑气，可以驮着几头牛跑起来的新鲜玩意儿。他好事地走了半天路赶到镇上去看。他想着，既然好事地来看了，就好事地摸一摸。既然好事地摸过了，就好事地问怎么开。然后他就学会了。然后那老板就雇他开了。然后他赚了钱就自己买了。又然后，他发现自己每几天拖着村里的猪到镇上卖赚得更多。再后来，他干脆把村里养猪的好手集中在一起，开了家养猪场。

我认真搜罗过自己的记忆，确实没找到父亲当农民的样子。记忆中的父亲，就总要穿着不合身的西装，配着总是被母亲擦得锃亮的皮鞋，背着手，走到一家家临时搭建的农舍里，去查看猪仔的情况。

父亲说话应该是学电视里那些领导，半仰着头，像在望着天空，嘴一撇：“得养好啊，养好才有好日子啊。”那人家答着：“会的，会的。”那西装着实太大，风吹过，衣角总要像旗帜一样飘扬，而父亲生怕皮鞋有折痕，走路总要顶直着脚板，因此总不得不外八字地走着，看上去，就如同唱大戏的。

父亲心思浅，经常平白无故地自言自语：“我怎么就这么有钱了？”第一句还是困惑的，然后又重复了一句：“我怎么就这么有钱了！”这句话就有庆幸的感觉了，自己乐得摇头晃脑的。

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并不很适应自己身上披挂着的角色。比如母亲，我忘记从几岁开始，她就只穿旗袍，这应该是她从电视剧里学到的。只是她穷过，太记得饥饿和紧缺的感受，只要有好的吃食，终究管不住嘴。她每天把自己塞进旗袍的时候，我总要听到呻吟。

而我父亲，则显得更为笨拙。有次听说老板应该要去泡夜总会，就开着载猪的那辆拖拉机突突突了好几个小时，去隔壁镇区唱K（卡拉OK），然后回来的时候，累到连人带拖拉机，冲进路边人家的粪坑里。

还有一次，有女人追到家里来，说我父亲和人乱搞关系。母亲拿着鞋跟把父亲的脑袋敲出好几块包，他疼得呜呜直哭，说：“我又不是故意的，老板们都这么搞啊。我只是想当个合格的老板。”真是一副委屈的模样。

父母自然也没放过我。我从四五岁开始，就得穿得像电视剧里的小少爷：皮鞋、吊带裤，还一定要别上蝴蝶结。

我的妻子第一次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时，用不可思议的口气问：“你那时候就每天穿成这样骑猪玩？”

“是啊。”我一开始还不解妻子的激动。

“一定要穿着吊带裤，戴着蝴蝶结才能骑猪玩？”妻子又问了一句。

我这才反应过来，跟着妻子，笑得喘不过气，口气认真地说：“就是。好几次我赶着要去骑猪，忘记戴蝴蝶结，我母亲硬是拿起蝴蝶结穿着高跟鞋追过来，边追边喊：‘夭寿死囡仔，不戴蝴蝶结就不许出门去骑猪了！’”

父母突然在我小学三年级要开学的时候对我说：“你必须离开家里了。”

我当时困惑地看着他们，母亲郑重地努力解释。她说：“这世界变化好快，你父亲和我不知道未来怎么变，我和你父亲都很害怕。我们只是偶然撞上一个还比较幸运的角色，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这个角色。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得盯着跑得快的人跑，只要跟得上，肯定就不会差。”

她说：“我们感觉世界正在加速往前跑，你现在就得赶紧跑。”

那时候我怎么可能听懂母亲的话，我想，母亲其实也不懂她正在说的那些话。那些话是从母亲混乱亢奋的内心里挣扎着自己跑出来的。

但母亲话里的那种恐惧和兴奋震撼着我。我感觉那一天我被带到世界的面前了。

于是，我穿着吊带裤戴着蝴蝶结梳着个油头，走进镇上最好的小学，在一间教室门口等着被介绍。母亲穿着一件大红的旗袍，像俄罗斯红肠，和我挤眉弄眼，说：“都是最好的！”

我被叫进去了，被安排到一个座位上，同桌就是许安康——这所小学这个年级连续三年考试第一名的学生。

盯着跑得最快的人跑，我不断告诉自己。

第一天，我就学会转笔。因为，许安康做作业时，经常边看题目边转笔。第三天，我学会抖脚，许安康做作业的时候都要抖脚，第一周我就有区别于老师安排的课程表了——许安康上课不听老师讲课，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学习，我则偷偷瞄着许安康的进度跟着学……

但我发现，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许安康成了我们这个年纪跑得最快的人。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好奇地打量着他。无论上课还是下课，他总爱半昂着头，望着窗外。我一开始觉得，那是高傲——用身体语言告诉所有人，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但我后来知道不是，因为他眼睛里没有冷漠，而有种莫名的悲伤。

许安康盯着窗外看，我盯着他望向窗外的眼睛看。我看到许安康的眼睛是条隧道，但我看不到隧道那边是什么。我想，那边肯定是有什么的，所以他的眼睛愿意看着又远又深的地方。近处的这些事情，包括这个小镇、这所学校和他自己，都显得没有意义——或许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能跑在前面的秘密。

我是如此迫切想看到许安康的内心。

那时候，从各个乡下发家搬来镇区上学的学生不少，一个班级六十多个人，乡下来的占了十几个。我们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给老师的宿舍里。宿舍是用原来的教室隔开的。原来的教室是那种人字形的木头屋檐，水泥工估计觉得有斜边的部位难砌，通常修建到屋高的三分之二处就空着。睡起来像是用墙象征性隔开的大通铺。

刚来镇上，大家都新鲜。大家隔着墙，讨论着自己私密部位正在发生的事情，讨论着他们知道的这世界又新长出来的某种东西——这世界和自己都在发育，大家因此总要亢奋的。那段时间，他们老爱组织去哪里探险——他们去过鬼屋，去过海边，去过娱乐城……我都没去，下了课，我就往学校后面那些屋子里扎——许安康就住在这里面。

那是一排密密麻麻的平房，有的是用石条砌成的，有的是用土加蚝壳垒成的，杂草一般。许安康就住在这些房子里。他每天掐着点走进教室，掐着点离开教室，扎进这些房子里。

我一次次远远跟在他身后扎进去，在那里看到一只只瘦弱的狗，懒散地坐在巷子中间。我从一家家人的门缝里探进头看，看到里面黑乎乎的，像一只只眼睛。我盯着它们，它们也在盯着我。我逛了一圈又一圈，从来没看到过许安康。

父亲母亲每周五下午，便来接我回村里，然后周日晚上再送回镇上。接送我用的，就是平时运猪用的拖拉机。每周五来接我前，父母会很认真地清洗好拖拉机——虽然我早已经习惯猪的臭味，但父母不想让同学们在记忆中把我和猪联系在一起。

我忘记是转学后的第几周，那一天，坐着拖拉机回村里的路上，母亲突然和我说到了许安康：“你那个同桌还真挺可怜的。”

“可怜？”我没想到母亲用这样的字眼形容。

“他可真是可怜。”母亲又重复了一遍，“你在学校里没听说过？他的父亲是东石镇有名的一个笑话。”

“笑话？”

母亲见我完全不知情，得意地讲了下去：“他父亲原来是咱们供电所唯一一个大学生，毕业回来东石镇，才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台风。台风刮断了高压线，得去抢修，当然是技术骨干大学生去啊。他父亲去了，那一天整个镇上都以为，高压线很快就要修好了，结果左等右等，等到半夜，有人忍不住顶着雨骂骂咧咧地出来找原因，这才发现，十字路口的高压线上，许安康的父亲被电直直地粘在上面，据说身体还冒着烟。”

“你干吗给孩子说这个？”正在开拖拉机的父亲想打断和我坐在后车斗的母亲，或许是他为同样身为男人的失败觉得难受，又或者不喜欢母亲那好事讽刺的口气。

母亲生气了，说：“我给孩子说这个是有道理的，我得让他知道——”母亲犹豫了一下。我知道她本来只想说个八卦，现在她得找到个理由。

“得好好学习，要不会变成一个笑话。”她成功找到了理由。

母亲继续说：“尸体放下来的时候，就是一块黑炭了。你同学许安康那时候才七岁，抱着烧成黑炭的父亲，说什么都不肯放。他身上沾满父亲烧焦的灰，好多天都没洗干净。据说，好多年了，他身上还一直有他父亲被烧焦的味道。”

拖拉机刚好开到镇上的十字路口，母亲激动地指着挂在电线杆上横跨过道路的高压线喊：“他父亲就被电死在这儿的，就在镇上的最中心。”

那个周末，我一直想象着许安康抱着自己父亲黑炭一般的身体哭的样子。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他的秘密了——他是我们同龄人中最早认识死亡的人，是我们同龄人中第一个碰到这世界变化带来坏处的人，所以他的目光才会像条隧道。我知道了，他内心里有个伤口，大家还把这个伤口带来的其他东西当作了天赋。

我本来打定主意要安慰他的，熬到周一上学，见到他，却最终说不出口。因为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认识那些东西，所以无法建议他如何面对那些东西。

从此，我每次看到许安康，就看到一个抱着黑炭号哭的小男孩。我充满同情地看着他，想着，无论如何我得帮他离开这里。我想送他父母托人去厦门买的北京四中的练习本，想送他最新的圆珠笔和圆规，我甚至还想偷偷把自己节俭下来的钱也塞给他……但他都拒绝了。他总是很奇怪地看着我对他的善意。

那一天，大家拍完小学毕业大合照，许安康依然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我很为他开心，特意邀请他和几个同学去我家骑猪。我们还去我家后面那些不知名的溪流玩水。我们一起脱光了衣服跳进溪水里。那一天，他第一次开心地和我打闹在一起，我想，我应该是他最好的朋友了，所以我应该可以安慰他了。

晚上，我们一起在家里屋顶打通铺。我们看着当时还看得见的星星，说着以后要干吗干吗的。然后，我鼓起勇气突然和他说：“许安康你知道吗？我一直特别希望你要过得很好，一直希望你要赶紧离开东石。”

许安康不解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我知道你父亲的事情了，我理解你的难过的，但你想，你正在成功地洗刷你父亲带给你的羞辱……”

许安康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眼睛里突然都是血丝。

我有些紧张，还想解释：“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父亲……”

许安康愤怒地突然朝我脸上狠狠揍了一拳。我被打蒙了，他继续朝我的头上抡拳。同学们赶紧把我们拉开。我被打疼了，哭着问：“安康你为什么打我？”许安康哭着嘶吼着：“没有人可以这样说别人的父亲！没有人可以！”

许安康哭着冲出我家。我父亲母亲追出去找了许久，直到凌晨才在溪边找到。那天，许安康坚持要我父亲连夜开着拖拉机送他回家。

果然，时代不是那么容易追得上的，生活中有人是会退场的。读初中的时候，和我一起从村里转到镇上的学生，有一大半都不来了。他们有的家里破产了，有的年纪很小就干脆退学去工作了。

我父母给镇上的中学捐了间教室，因此初中我又和许安康同班。只是，整个中学期间，许安康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我几次想和他和好，他总是不搭理我。他不仅不搭理我，在班上，也摆出一副不会和所有人来往的样子。

镇上的这所中学，是市里的重点，汇集了来自各个镇的精英。许安康不知道是有压力还是学习方法出了问题，从初二开始，就不断掉队。

当时学校开成绩总结会，学生和家长按照成绩排名依次坐下，前十名在第一排，可以和老师亲切握手，坐到后面的，经常听不到老师说了什么。

我从初一开始，就从两三百名一路往前坐。每次开总结会我都会紧张地到处找许安康。

许安康的母亲是个小学数学老师，看上去像所有小学数学老师那样，戴着眼镜剪着短发，沉默严肃。我看到他们不断往后坐，甚至到初三下学期，有次他们恰恰坐在我们身后。

我母亲还记着许安康打我的仇，发现了，嘚瑟地转过头，对着许安康的母亲说：“别怪孩子啊，安康一直很努力的，可能能力不行吧。”

他的母亲盯着我母亲，什么都没说。我看见他母亲的眼睛里，也有条又深又长的隧道。

升高中的时候，父母和我说，他们帮我买了厦门重点中学的学位。母亲说：“咱们得继续往前跑。”

我当然很想去厦门。厦门是大城市，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里就会说到它。但想了许久，我第一次拒绝了父母。我找了个很好的理由：“镇上的中学也是重点中学，而且，这里的学校领导老师你们都打点得很好，厦门肯定有省里各个像你们这样的家长，咱们没有优势的。”

父母被我说服了。

其实我真正不想离开的原因是，我担心着许安康。我希望他一定要追上来，我希望他要尽可能成功地离开他的屈辱之地。

高中那三年，我比初中更殷勤地去讨好许安康。虽然他依然不搭理我。回想起来，这样的执着到了后来，甚至有点奇怪的暧昧。

他每天早上会提前一个小时进班级预习，我也提前来。他每天晚上经常要复习到十一点才回家去，我也跟着复习到晚上十一点。

有次台风天，不大，但学校还是选择停课停电，我想着许安康会不会也来呢，我就还是顶着大雨到了班级。

他果然在，点着一根蜡烛，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做着作业。我选择在另外一个角落坐下来。我没带蜡烛。

过了一会儿，郑秋月也来了，她是我们的班花。其实我一直知道她喜欢我，我想，那天她是为我来的。果然，她看到我没带蜡烛，便开心地拿着自己带的蜡烛点上，对我招手：“耀庭同学，你来和我一起看书吧。”我犹犹豫豫地还是坐过去了。

我知道郑秋月一直没有在看书，而是一直在偷偷瞄我。而我其实也没有在看书，一直在偷偷瞄许安康——我担心他会误解，以为我是故意来炫耀、气他的。

许安康果然误解了，才看了一会儿书，就站起身吹灭蜡烛准备回去，我赶紧起身，问：“你怎么就回去了？”

许安康说：“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当时着急坏了，说：“你别误解啊，我根本不喜欢郑秋月，我喜欢的是许真真。”虽然我说的是实话，但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

郑秋月气哭了，打了我一耳光就跑了。许安康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我面前笑了起来。

那次之后，我们关系好像缓和了一些。

整个高中阶段，我就这样一直为许安康捏着一把汗。我记得许安康是在高三省普查后，才像突然开窍一般，排名不断上升的。终于高考了，放榜那天，我早早赶去了学校。我看到自己的名字了，我考上了想要去的厦门的一所大学，母亲激动地抱着我一直叫嚷着，我却着急地不断搜索许安康的名字。我从第一百名往前走，却怎么都找不到他的名字，我难过到眼眶红了。终于，我看到了，年级第二名，许安康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我激动得哭起来。

我正哭着，突然感觉有人在拍我的肩膀，转过头看，是正在抹眼泪的许安康。

那个下午，我们绕着操场边走边聊天，聊到各自的人生终于要展开了，聊到自此展开的人生可能会把我们带入不同的生活，我们未来不一定有交集了，聊到大学毕业后估计就更要很少见到了。我们聊得有些感伤，毕竟我们也算是一起面对过岁月的战友。

然后，他突然问我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生气到动手吗？”

我说：“我知道，这是你不想提起的事情。”

许安康摇了摇头：“是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事情，但你就敢如此轻佻地评论了。”

那天，许安康终于和我说了他父亲的故事真实的样子：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他父亲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但因为性格质朴，一直勤勤恳恳地做些公家的事情，大家便商量推荐他当标兵。后来中国突然恢复大学招生，要各地推举政治过硬的好苗子。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觉得应该推举他父亲。说起来，这在当时真是天大的幸运：谁去读大学，谁的人生便就此进阶了。但是，他父亲哪读得懂，他此前才读到小学二年级，如何跳这么大的级去读大学。大学读了四年，毕业包分配，可能是成绩实在差，其他同学都分派到重要岗位上，他父亲被分配回镇上的电力所当骨干，然后，报到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台风。

许安康说：“从小到大我不是难过，我是愤怒和不解。我父亲真的是很好的人，父亲真的很努力很珍惜，大家明明是因为认可他才给的机会，为什么他最终却活成别人口中的笑话？！小学生直接读大学，是笑话，但这是我父亲的错吗？读完大学第一天，没有老师傅带，从来没修理过高压电就得上，这是我父亲能拒绝的吗？镇上唯一一个大学生回东石镇第一天就被电死在镇上的十字路口，这确实是个笑话，但我从小到大反反复复地想，我父亲能摆脱当这个笑话吗？我发现，他不能，他就是要来当这个笑话的。”

我再抬头看的时候，许安康已经泪流满面。

我也跟着泪流满面。

我流泪，是因为愧疚，还因为，我知道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命运：无论人怎么努力，最终还是会成为一个笑话的。

“所以也请你以后千万不要轻易评论任何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别人真正的处境。”许安康对我说。

那天，我后来一个人爬到学校办公楼的楼顶，靠在扶梯上看着操场上大喊大叫激动地庆祝毕业的一个个同学。他们都很激动地沉浸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我看着他们，难过地想：“几十年后，他们最终将披挂上如何的人生呢？我们中会不会最终也有人终究要活成一个笑话呢？”

风开始越来越大，胡乱地刮着，毕竟是在高速路上，而且在高架上，几次感觉车都要飞起来了。从车窗眺望出去，蒙蒙的雨中一栋栋房子像受惊的动物，蜷缩着，瑟瑟发抖的样子。

电话响了，是母亲。我想，应该是妻子和她说了什么。

这么一想，我先是开心了一下，妻子还是在意我的。然后又马上难过了，妻子还是在意我的——这样，我要是去看台风发生了意外，她该多难过。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接通了电话。

“你在哪啊？”母亲问。

语气还是尽量显得兴高采烈的。从小到大，她总是用这样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父亲的养猪场倒闭了，她是用这种口气告诉我的。三年前，她也是用这种口气告诉我，她和父亲给自己找了份新工作——帮人杀猪。她还说：“你别多想啊，我就是喜欢干这活。”然后问，“你需要钱吗？你母亲现在又有钱了。”说完，她自己开心地咯咯笑。

母亲果然年纪大了，容易忘事了，她忘记，在我小学的时候，她曾和我说过，杀猪的时候，猪总是要不解地盯着人，刀子一进的时候，猪还会哭。“我看过一次就被吓到了，我太害怕那个眼神了，我可不愿意杀猪。”

母亲忘记她和我说过这个事情，母亲似乎也忘记了害怕，终于也开始杀猪了。

这几年，妻子还偶尔带小孩回老家去。而我则一直不愿回去，即使过年的时候，我也是借口忙，让父母来厦门。我知道，其实是我不敢去看父母现在过的日子。

妻子零零星星和我说过，父亲早就已经不穿西装，母亲也不穿旗袍了，他们穿着我不穿的运动服，有时候还穿我高中、大学时候的校服。父亲现在不开拖拉机了，骑一辆电动自行车。他们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赶着天蒙蒙亮，一圈圈绕着附近的村落喊着：“谁家要杀猪啊，专业老手哦。谁家要杀猪啊，专业老手哦。”

我还知道，他们之所以开始杀猪，是因为三年前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平台兑付不出钱了，跑去问他们要过钱。我小时候邀请他去过我家骑猪，他竟然凭着小学时候的记忆找到了我家。

他是要到钱一个多月后，才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不好意思啊，我父亲生病急需用钱，所以一着急就去找你父母了。”他说他父亲现在病情稳定下来了，所以拖到现在才打电话给我。他还说我母亲听他讲完，就一直道歉，然后让我父亲带着他到村口的银行取了钱。整整用了七个银行本。他说他看到我母亲眼眶红红的，但对着他一直笑呵呵的。

我是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才有勇气打电话给母亲。我问：“是不是有同学来找你们啊？”

母亲兴高采烈地回：“有啊，还随手带了茶叶，真太客气了，你同学都真好。”

我问：“他是不是还找你说了其他？”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母亲哽了一下，“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可真想你了。”

我担心自己哭泣的声音被她听到，吞着哭腔快速说了句：“我看看时间啊。”就赶紧挂断了电话。

“在哪儿啊？”母亲又重复了一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在回东石的路上。”

“怎么台风天回来啊？那回家吗？我杀只鸡，自己养的，味道比城市里的好多了。”

我说：“不用了，我就是回来找下许安康，找完就回去了。”想了想，还是不要说回来看台风了，这确实很不正常。

“许安康回来了？”母亲很吃惊，“他怎么会回来呢？”

“我在开车，要不先这样？”我想挂掉电话。

“等一下，真的不回来吗？”母亲的口气难过且着急，“真的不回来吗？有事和我商量好不好？我现在更不懂这个世道了，但和我商量好不好？”

“我没事的。”我赶紧挂断了电话，正如这几年每次母亲打电话过来一样。

其实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和我各种明示暗示，养猪场快不行了。他们不避讳和我谈论这个，甚至不厌其烦地和我分析：“我们错在两个地方，当时政府建议我们扩大，要买地买设备，我们担心买了就没钱了，错过了。后来有家大的养殖企业让我们合并，我们没答应，他们就在隔壁村买了好大一块地，那当然就没咱家什么事情了。”

分析完这个，他们总要有个得意扬扬的收尾：“但没事啊，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注定跟不上时代，所以我们把你从乡村里送出去了，而且我们把你培养成了啊，还给你买了厦门的房子。三套啊，一套大平层，两套小户型。我们的任务完成得不赖吧！”

我看着父母得意的样子，知道他们确实尽力了，知道他们确实了不起，他们确实太爱我了。我赶紧夸他们：“你们可真棒！”父亲当时还穿着西装，嘚瑟地半昂着头，母亲当时还穿着旗袍，硬是抱着我亲，边亲边说：“一棒接一棒的，咱们家配合得可真好。”

那几年，说起来真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了。毕业后我便住在父母买的那套大平层里，另外那两套小户型开始对外出租。然后我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当时中国外贸行业正在迅速扩张，随便一家外贸公司都在迅速扩大，而我也一路升职。然后便有客户问我要不要干脆自己做，然后我做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不大，但一年也有一百多万元的净利润。然后我遇到妻子，结了婚。父母隔三岔五来厦门住，但坚持每周都要回老家，因为他们得回老家去和人嘚瑟。在城市的鸟笼里没有人听他们吹牛，那不白白浪费了他们这么好的人生故事？

那时候父亲的日常生活有个固定节目——突然从家乡打来电话，问得很大声：“耀庭啊，那两套房子的租金是不是该涨了啊，你别看着人家年轻初来乍到不容易，心软就不按照市场价收租啊。”

我知道他电话开着免提，身旁坐着的，应该是村子里的亲戚街坊。我虽然翻着白眼，但还是努力配合，说：“知道啦，知道啦。”他还不肯挂断电话：“记得靠筼筜湖那套是一个月三千的，靠会展那套两千五……”

我后来反复寻思，自己是什么时候跟不上时代的？又或者，自己的人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

我曾经懦弱地把原因归结到女儿的出生。

在女儿出生前，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我一度觉得和我关系不大，我已经过上我要的生活了。记得那天我抱着她，第一次知道当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看到她的人生刚要展开，而且会伸展到我覆盖不到甚至看不到的地方，我终于清晰地知道为什么父母会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把我送到镇上去了：父母总要知道，自己的孩子终究要去到自己到不了的地方，因此总会更着急做点儿什么。

然后我又记起那句话：“得盯着跑得最快的人跑。”

女儿出生后，我到处报名各种经营班，花钱参加那种百亿富豪出席的活动，我饥渴地想知道，这世界下一步要干吗呢，我得看到领跑的人是如何跑的。

然后，在花光了此前的积蓄后，我以为我看到了未来——做一个小额金融服务公司。“未来的金融必定是如阳光一般普惠的。”记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激动到以为自己终于成了掌握这个世界秘密的人。然后，五年后，公司破产了。

我安慰自己，是整个行业都没了，不止我一个。但我知道，我最终身处于这世界失败的那一部分了。自己也是这世界失败的一部分了。

父亲应该是在三年前就不再提醒我去收租的事情了，我想，他或许知道了。毕竟现在这个世界，所有信息都是到处飞的。

但他们不知道的还有许多，比如，我上周去房地产交易中心，是把父母给我买的那三套房子的最后一套抵押给债主了。比如，我三年前就带着妻子和孩子住到租的房子了，因为总有债主追来家里，女儿还曾被一个拿刀的债主吓到惊厥。又比如，其实我的妻子早已经是前妻了——就在去年，我逼着妻子和我离了婚……

车开到加油站，右转，便是仁和大道了。再往前开，就是那个十字路口了——许安康的父亲就是被高压电粘在这儿的。

因为台风，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多少在行驶的车。我把车靠在路旁，抬着头一直看着十字路口上方。

前几年管道下地，十字路口早已经看不到交错的高压电线了。但我知道，那个可怜的笑话还在。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在许安康心里，现在，还在我身上。

算上这次，这是我今年第十七次回老家了。

有时候是我从自己的公司开出来，一个拐弯，就上了跨海大桥。也有几次，半夜实在睡不着，悄悄起床，穿着睡衣开着车，又开到了老家来。然后赶在妻子醒来的六点之前回家，躺回妻子的身边，假装正常地每天早上九点起床。

前几次来，我还假装自己不是来找许安康的。我一开始假装想念玉和街上那家牛肉面，还特意到那家店点了一碗面，最终一口都没吃下。

再后来，我不假装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崩塌到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我越来越担心最终会拉不住自己了——不能寻短见，这是我的底线。我不想让我一辈子辛苦的父母，最终养出了一个会因为失败放弃生命的儿子，这会让他们在剩下的时间里，不断逼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甚至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错误的。我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拥有一个懦弱的父亲，这样他们的一辈子注定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中。

我必须去找许安康了，我必须期待他能告诉我如何活下去。

我走进学校后面杂草般的房子，循着小学毕业册上的门牌号，找到了许安康家里。

许安康家里还是传统的石头平房。我绕着房子逛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有等到他出门。然后我敲门了，里面没有人应；我喊了，里面没有回复的声音。我想，是不是今天恰好不在？我第二天又来了，甚至是一大早六七点就到了。我敲门了，这次门开了，是许安康的母亲。他母亲错愕地看着我，她还是透过这发肿和衰老的皮囊，认出了我。我着急地问：“听说安康回来了？”

许安康的母亲愣了一下，犹豫着没有回答，眼神很是悲伤。我探进头想去看，她却把门关得更窄了。

许安康的母亲说：“没有的，他没有回来。”说完，就关上了门。

我本来应该回去的，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许安康在的，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他，要不我快拉不住自己了。

我一圈圈绕着许安康家不断喊：“许安康，你在吗？许安康，你能帮帮我吗？许安康，轮到你帮我了啊！”

我叫得附近的狗都跟着叫了，叫得邻居们被吵醒了。有人探出头来骂：“神经病啊！”

许安康的母亲开门了，惊恐地跑出来拉着我，哭着对我说：“求求你别喊了，安康没有回来，安康怎么会回来啊。”

我不知道许安康的母亲为什么会如此惊恐，但我还是怀抱着最后的希望挣扎着又问了一句：“许安康真的没有回来吗？”

她点了点头。

我突然感觉全身的力气都散开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了。随便找了块路边的石头，瘫坐在那儿。一坐，就又是一个半天。

我已经接受，许安康不在东石了，我把自己关在公司许多天，但最终还是在几天后又开车来东石了。我不是去许安康家里，我就在东石镇上到处窜，指望着哪个街头巷尾我会突然撞上许安康。

我在小学门口撞见过一个小学同学，他正在那儿卖卤料。他已经开始秃顶，一笑，露出一口熏黑的牙齿。他说：“大老板你怎么回来怀旧了？”他看了看我，看了看自己，不好意思地说：“想象不到我会最终活出这个模样吧。”我想安慰他——我也活出了我想象不到的样子——但我只是张了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

我在工业区撞到过郑秋月，她穿着蓝色的工服刚从水暖厂下班。我没认出她，是她一路小跑追上我的。她激动地拉着我说了很多。她说后来考了所专科院校，毕业后就到水暖厂了。她说听其他同学说我现在是有成就的企业家了。她说当时她的眼光果然没错。她说如果当时她再勇敢点，是不是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她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郑秋月解释我现在的处境，虽然岁月在她身上堆积出臃肿的身材和开始斑驳的脸庞，但她的眼睛透亮透亮的，还闪着希望和憧憬的光。我该如何说，她现在过得比我好很多了——我已经没有那样的眼睛了。

我知道自己和这世界的维系越来越脆弱，唯一攥着我留在这世界的原因，只是我无法抛下最后的信念：我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我不能当一个懦夫。我不能让我的父母养出一个懦夫，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拥有一个名为懦夫的父亲。

我知道我的灵魂在这人间的风里轻飘飘地发着抖，我紧紧攥着这个最后的执念。但我太累了，我知道，那条线终有一天还是要断开的。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一天，在厦门的房地产交易中心，我无聊刷起了视频，看星图里蔚蓝的海面上，这个世界，为我生下了一颗台风。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去看台风了。

车在小学母校的停车场停好，我换上了全身的装备——雨衣、雨鞋，还有那个防水相机。

沿着石板路往右直直往下走，便是去海边的方向，沿着石板路往左走，是去许安康家里的方向。我告诉自己，最后找一次许安康吧。即使他不在也没关系，毕竟我已经有台风了。

这片房子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但今天走起来，却感觉莫名的厚重。我每走一步，就似乎看到了小时候走到上面的每一个日子。我看到当时少年的我，和少年的许安康，我看到我们身上还没有堆积这么多岁月的模样，是那样的轻盈和明亮。

我走到许安康家，这次我不敲门，也不喊。我淋着暴雨，站在他家门口，我告诉自己，就在这儿站41分钟，如果41分钟后他没有从这里出来，我便不等了，我便去看台风了。

为什么是41分钟？这也是我刚刚想的，因为我今年41岁了。我的生命在这人间每努力过一年，我便给自己一分钟的机会，应该也是合理的吧。

然后，41分钟过去了，除了雨更大了，风更大了，什么都没变。这41分钟里，甚至没有人出现过。是有几只狗，应该是流浪狗，在暴风雨中呜呜地哭着，跑着。有一只狗，路过我的时候，一直看着我，我不知道它眼里是泪水还是雨水。它看了我许久，或许是希望我能带它去没有风雨的地方，或许是希望我救它。但抱歉啊，我现在没有一点心力去救起什么了。

我走出巷子，走过小学母校。我转身看了看母校，还是挥了挥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挥手，但挥完手，我想，我应该可以去看台风了。

电话响了，显示是女儿的电话手表拨出的。我知道这是妻子让女儿打给我的。

但已经晚了，我已经要去看台风了，我只能去看台风了。

我想了想，就不接了吧，最后的努力是，我也不去按掉，如果按掉，妻子一定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意外。在台风里，听不到女儿的来电很正常的。毕竟，这是台风啊。于是我就在电话铃声中，一步步往海边走去。

雨真是大啊，直扑扑往脸上扫。脸不一会儿就火辣辣地疼。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看到的曹操，在台风天跑的时候总要缩着脸，因为被台风直直地打，可真是疼。

石板路上已经有些积水，路两旁的房子地基矮，水开始往一些人家里灌。我看到一个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老人，光着膀子，正在拼命地从自家舀水出去，看到我往海的方向走，急急地冲着我大喊：“喂，台风啊，赶紧回家啊！”

我当作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对他微微笑了笑，继续往海边走去。

那老人生气了，从后面又追上来吼了几句什么，但我已经往前走远了，我听不清了。

走到妈祖庙再往右拐，就是海了。风雨太大了，妈祖庙被信众们细心地绑了一圈帆布。我躲在妈祖庙背风的地方休息了下，顺便隔着帆布对着妈祖庙拜了拜，然后站起来，一步步冲前走。

雨扑着面打来，在我脸上炸开了一块块水花。我已经看不清前方了。我听到风声、雨声，它们都在呜咽着。我感觉我走在天地的呜咽当中。它们是在可怜我吗？还是它们在可怜这世间所有人？

妈祖庙再往右拐，是新修的沿海大通道。沿海大通道那边，是海堤跑道和一片沙滩。沙滩旁边，有块巨大的礁石。

我想，我不能直直通过沙滩就往海里走去，那会让人怀疑。我应该爬上礁石，礁石是一个想来给台风拍照的人必须走到的位置，礁石也是人容易滑倒的位置。

雨太大了，我已经无法站立着往前走了，只好弓着身子，顶着头往前走。头实在太低了，几次被地上卷起来的水打到脸上。我突然间想起台风天里的曹操，是啊，我现在也活成鸭子的样子了。原来是这样的人生，会让人活出鸭子的样子啊。

我不再挣扎站立了，就像只鸭子一样一步步往海边的礁石走去。风越来越大，几次把我刮走，我不得不走几步抬一下头确定一下方向，然后再低着头继续往前犁去。然后，我好像看到礁石上边，似乎有一个身影。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便赶紧抬起头再看一下，风雨像挂在天地间巨大的纱幕，我只看到礁石孤独地矗立在那儿。我想，是不是这就是以前听老人说的，站在生命终点会浮现出的幻象呢？

多年不运动和睡眠不足，我身体果然也接近被掏空了，走到礁石底下的时候，我喘不上气。我瘫坐在礁石底下，拼命地喘着粗气。一停下来，我身体就不断在发抖。我知道，我越来越没力气爬上那礁石了，但我必须爬上去，因为这样台风才有机会把我卷进海浪，这样我才会以一个无聊的好事者身份终结我的人生。

我给自己打气：就剩这几步路了，你得扛起来。我拼命让自己站起来，抬起头想确定下如何爬上那礁石。

我又看到那身影了。

是的，我确定了，礁石上有人。我拼命想用手抹开眼睛里的雨水，但雨水又扫了过来。我用手遮着眼睛，透过指缝想看清楚。我发现那身影好熟悉，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认出来了，我哭着喊：“是许安康吗？”

那身影似乎听到了，那身影回过头看了看礁石底下的我，那身影似乎慌张了起来，着急地要往海边跑。

我知道了，是许安康。我知道是他，我知道他真的回来了。

我边哭边嘶吼着：“我知道是你，许安康！你为什么不见我？你为什么明明知道我来找你了，你还不帮我？”

喊着喊着，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回老家来了；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成了来看台风的人。

“不行的，你怎么能也落败了，你不能落败的！”我说不出的愤怒，疯了一般往礁石上冲。但风太大了，我冲上去几步，就又被打下来。我最终像只狗一样，贴着礁石往上冲。礁石布满了各种贝壳，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被割伤了，脚被划伤了，但我没有感觉到疼痛，我只想着，我必须追上他。

气象主持人这次真的没有骗人，台风掀起来的浪，真的有十层楼高。十几层楼高的浪，就在我们的跟前一次次起来，一次次崩塌，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我看到那身影滑倒了，我赶紧手脚并用地追上去。我追上了，我的手抓住他的脚，我哭着大喊：“是许安康吗？你不能来看台风的，你不应该来看台风的。”

那个身影还匍匐在地上，两只手捂着脸。我们就像两块石头一般，一次次被崩塌下来的浪拍打，掩埋。

我完全没力气了，趴在礁石上一直喘气。我忘记过了多久，那身影开口了：“是蔡耀庭吗？是耀庭吗？”

我知道，他也哭了。

我感觉他还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我本来也想说什么，但我终究还是说不出来。我们就像两块石头，一直接受着巨浪的鞭打。

忘记过了多久，我似乎听到许安康说：“我们回去吧。”

我不确定，但我好像听到了。于是我也说：“我们回去吧。”

许安康听到了，我看见他一直看着我，我在台风中想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看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在哭，我知道他在笑。最终，我看见他挣扎着要站起来，我也挣扎着站起来。我伸出手想拉住他，他也一把抓住我。

我们相互搀扶着一直往回走，一路上，我不敢抬头看许安康，许安康也没看我。一路上，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许安康也什么话都没说。还好，有风雨不断缠绕着我们，我们可以假装是因为风雨而不便说话。

终于走到小学门口，这是我们认识的地方。我们似乎不得不说话了。许安康先开口了：“抱歉啊。”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摇了摇头，说：“是我应该抱歉。”

许安康笑了，说：“谢谢啊。”

我笑着说：“我也得谢谢你啊。”

我们正在尴尬着不知道如何给这次奇特的相聚结尾，突然有个初中生模样的人骑着摩托车朝我们开来，边开边哭着喊：“爸爸，你在哪啊？”我看到许安康往后缩了一下，最终踮起脚跟，努力挥着手，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

我看到那个少年发现我们了，我看到他劈开了风雨直直朝我们冲来，我看到他哭着，愤怒又高兴地一下子抓住许安康的手。他嘴里喊着：“我找到你了，我终于抓住你了。”那少年长得可真像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许安康。

许安康眼眶再次红了，他说：“那我先回家了。”

又转过头问了句：“你也赶紧回去吧？”

我说：“是啊，我也得回家了。”

我莫名着急起来，发动了车往村里的那个家开去。

不知道是不是台风的原因，抑或是村里早已经变成这副模样，我感觉整个村子莫名空荡荡的。一座座房子从外面锁了，好多房子甚至都塌了。我知道，自己的家乡正在衰老，我知道我的家乡，曾拼命想跟上，但最终发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就如同我父母一般。

回到家，一开门，我看到妻子正呆坐在窗口，而父亲母亲在为我的孩子擦洗着湿漉漉的身体。

我看到妻子的身上很湿，我看到父亲母亲身上很湿。我知道了，他们刚刚应该抱着孩子，疯狂地在海边找我。

是母亲先看到我的，她挣扎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激动地拍着手。“哎呀！”她叫着，“哎呀，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看到了我，但脸撇一边去，用手不断抠着自己的头，我知道他在安慰自己。

妻子看到我，忍着眼泪，最终只是带着哭腔平静地问：“你回来了啊？”她顿了口气，又问：“你去哪儿了啊？”

我忍着情绪，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我就是回来看下台风，顺便去找许安康啊。”

我知道妻子明白了全部，但她只是问：“找到了吗？”

我说：“找到了。”

妻子突然用祈求的口气说：“那咱们台风天就不出门了，好吗？”

我一下子又难过了，忍住不哭出来，说：“好的，我再也不看台风了。”

妻子难过得笑了起来，她说：“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我现在的处境，还是台风，但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我的头发太湿了，满满的都是雨水，它们在我低头的时候，一颗颗扑簌簌往下掉。

故事就说到这里，蔡耀庭不好意思地笑了几声，我知道，他想掩饰情绪。缓了好一会儿，蔡耀庭问我：“这个故事你一定会写出来吧？”

我说：“会的，我会整理出来的。”

蔡耀庭问：“这样的故事会像你之前写的那些一样，被刊登到杂志上，或者出版成书吗？”

我说：“应该会的，如果我最终整理得不算太差的话。”

蔡耀庭似乎有些着急，问：“这个故事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到吧？”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希望是。”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你为什么那么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故事？”

蔡耀庭沉默了好一会儿，好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终于，他似乎想清楚了，他说：“或许，现在想去看台风的人其实很多。以前很多，现在很多，未来还会很多。”

他说：“或许，得有人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儿的，我也在那儿的，很多人都在那儿的。”

我听到蔡耀庭在电话那头哽咽了，但他坚持继续说下去：“这样的话，那些人会不会也最终像我一样，就有力气，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努力着赶紧回家呢？”

我张了张口，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但我很笃定，我确实应该努力把这个故事整理出来，这或许就是所谓作家一定要去做到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