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知道一切都在迅速崩解。

曾以为时间是尘土，只是耐心地堆积，悄悄地、轻轻地掩埋，最终在记忆中堆出一片又一片松软的沙漠，浩瀚无垠地空白着。

想着，如果是这般，倒也有某种踏实：看不到它们的样子了，但它们还在。偶尔思绪的风吹过，还能吹起掩埋于底下的过去的某些轮廓。

但后来我知道了，日子在往前展开着，日子在身后瓦解着。如同尘土的，不是时间，而是被时间分解的所有过去——它们大都粉碎到肉眼再也看不见，只有最刻骨且坚硬的部分，才能顽强抵抗一二，但最终也只如同尘埃或者灰烬，在内心深处飘浮着，被思念的光照着，吃力地翻滚些模糊的光影。

自意识到过去即崩解，我便难过地看着参与并构成自己人生的所有人和事，难过地数着时间在他们身上撕开的细密的裂痕：裂痕在脸上，我们称之为皱纹；裂痕在身体里，我们称之为疾病；裂痕在灵魂里，我们称之为遗忘……难过地想，到底能为此做点什么呢？

自小我便喜欢家乡闽南的葬礼，后来才理解自己的喜欢：那是一代代先人们拼命留存一个个灵魂的努力，那也是拼命为灵魂在时间留下痕迹的努力——任何起眼的、不起眼的往生者的一生，会以咏叹的腔调，文言文的用语，被古典、隆重地讲述；任何被看得起的、看不起的往生者的姓名，会以尊重的语气、不舍的语气，伴随着锣鼓和哀乐，不断地被呼唤……沿袭千年的仪式，逼迫着每个人付出足够的耐心，对路过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灵魂进行尽可能的挽留。

从小到大，我就这样坐在一个个葬礼上，听着一个个灵魂来到这人间的遭遇，我因此早早地知道，这世间的每个灵魂总是如此的不易，如此的壮烈。也因此自小就学会，要认真地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灵魂，认真对待呼啸而过的一个个日子。

我或许就是从这些葬礼里知道的：文字和词语是储藏灵魂的唯一机会。

每念出一个字，每写一个词，它诞生了，迅速冲进这场时间的粉碎里，如同一个个细密的光点，撞向那些已经混沌晦暗的过往，抓取些许本来被瓦解粉碎的部分。它们不仅粘住了，抓住了，还把它们艰难地包裹在自己的身体里。

年少时，我便学会向文字、向写作求助。我试图用文字拓出离去的一个个亲人的样子；我试图用文字抵达自己内心深处曾有过的，他人灵魂的印记。我拼命在自己内心去找到他人的时候，也才知道，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试图在为自己和他人生下故乡——于我们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个个灵魂，参与并构成了我们本身，他们是我们的来处，是构成也是安放我们灵魂的地方。他们是我们的故乡。

我知道，只有让这么一个个灵魂有名有姓，我们的故乡才能坚硬地存在于时间之中。

写作《皮囊》，是我第一次回望来处，试图通过看见别人去看见自己，也试图通过看见自己去看见别人。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投射，帮助彼此看见自己，这真是上天的慈悲。

《命运》里，我试图在几个人命运的长征里，去看见人的一生有着如何的过去和未来，也因此知道，在任何一个个让人难受、让人迷惘的命运的犄角旮旯，总有亿万的魂灵也曾行进于此，也曾困惑于此。因此，人只有看得见他人，内心才不会孤单——在任何一个痛苦人生的命题点上，总有众多魂灵试图陪伴着彼此。

这次写作《草民》，我让自己回到“所有人”里面去。和所有人在一起，构成所有人，由所有人构成。

《草民》里，我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父亲，尽可能多的母亲，尽可能多的祖母，尽可能的自己……，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借由此，看到尽可能多的父亲、母亲、祖母……，我其实是希望，这本书里连同《皮囊》《命运》，把我们的故乡，完整地生下。

人们总是需要故乡的，特别这个不断摧毁和建设的当下——我们只有知道故乡如何构成我们，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如何探向远方。

从2014年到2024年，这三本书写了十年。2014年，我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不知道如何展开每个新的日子，十年后的如今，我终于把故乡生下来了。我因为回家而自由了，也因为回得了家而更有力量去往远方。

《草民》之后，我即将开始自己写作新的远游，但无论我去到哪里，我知道的，其实所有去处，终究是我们的来处。

谢谢你，那个被命运卡住的黑狗达、那个跳脱于肉体之外的阿太、残疾的父亲、顽固坚韧的母亲、阿小和阿小、文展、张美丽、厚朴……；站在命运入海口的蔡屋楼、嗑着瓜子的神婆、和神明吵架的阿母、在海那边呼喊着“吾妻来”的杨万流，以及蔡屋阁、杨北来、杨西来、杨百花、杨先锋村长、地瓜爷爷、芋头奶奶……；背着观音的曹操、在海堤跑道上奔跑着的父亲和黑昌、猛虎一般的祖母们、看着台风的蔡耀庭、许安康、体面的应莲阿姨……我如此幸运，可以代表自己和许多人，用文字挽留你们，自此，我永远有家可回了。我知道的，无论我去到多远，都能因此，随时回到所有人那儿去了——我知道的，回到所有人里去，便是回到了家里，回到了故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