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作者的原意，《长夜漫漫路迢迢》这出剧的内容至今还不会有人知道。当初，剧本写成后，奥尼尔把稿子交与他的出版者兰登书屋封锁起来，并且双方立约，要在作者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才能发表。等到奥尼尔死后，关于他这部遗著谣传甚多。不到三年，即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出人意料，“长”剧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次上演（同年二月二十日，剧本也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刊出）。美国戏剧界如此的一部巨作怎会让外国观众先睹为快？究竟百老汇何时能够排演？这些都是当时议论纷纭的大疑团。就在那年七月，奥尼尔的遗孀卡洛泰·蒙特瑞毅然发表书面声明，排除有关“长”剧问世前因后果的种种误解。声明说：

“这部戏写成之后，先夫的确表示过，并且与他的出版人兰登书屋签约言明，在身后二十五年内不得出版。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 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理由不愿让这部戏演出，而是他的长子小尤金·奥尼尔，根据他儿子自己的理由，坚决要求的结果。

“他儿子后来在一九五〇年去世。之后不久，先夫对我说他认为没有理由继续不让这部戏出版或公演。在他过世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满心指望这部戏能早日问世。”[《纽约时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

根据其他方面的记载[《盖尔布传记》，第862页。]，奥尼尔死后不到两年，卡洛泰便向兰登公司要求打开密封，把《长夜漫漫路迢迢》的稿子取出来付印。当时，兰登的老板为保持出版者信誉并遵守诺言起见，予以拒绝。于是，奥尼尔夫人就以她亡夫遗产执行人的身份，执行她法律上的权利，把“长”稿收回，另交耶鲁大学准备出版。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哈玛绍斡旋，卡洛泰又将原稿副本致瑞典“皇家剧院”的院长。无疑，这是为酬答瑞典国家多年前授予她亡夫诺贝尔奖的隆情。更重要的是，奥尼尔生前对“皇家剧院”一向有好感，尤其对他们演出《月照不幸人》一剧的成功表示感激。[瑞典“皇家剧院”先后排演过十部奥尼尔的剧作。《月照不幸人》，一九五三年由该剧院首次演出。一九五七年，奥尼尔逝世后才在纽约上演，而且没有博得好评。]

斯德哥尔摩的首次演出，顿时获得世界性的注目和赞赏。当地的剧评家承认，“长”剧的坦白，使他们看后从心底里感觉“震撼”。第一晚的观众，包括瑞典国王和王后，走出剧院时一个个都闷声不响，若有所思。瑞典报纸认为奥尼尔的成就已经超过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瑞典戏剧大师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对奥尼尔悲剧的艺术观有极深的影响。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答词中，奥尼尔曾郑重表示他是师承斯特林堡的。]，有些甚至将他与厄斯启拉斯、莎士比亚相提并论。“长”剧在瑞典的轰动，引起了纽约的舞台演出者和导演竞相申请排演这部戏。经过几个月的犹豫，卡洛泰最后选中青年导演昆泰罗（Jose Quintero）予以这项重任。此人当时正在“百老汇外”（off-Broadway）的小戏院重排《送冰人来了》，并大获成功。成绩不但远胜该剧十年前的首次演出，而且就此展开英美剧坛迄今未衰的“奥尼尔复兴”的洪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六年这十二年中，奥尼尔没有一部戏在纽约上演，他过去的成就几乎被人淡忘。一九四六年《送冰人来了》初演，反响平平，直到一九五六年“冰”剧重排成功和《长夜漫漫路迢迢》上演的轰动，奥尼尔后期作品的伟大才令人叹服[曾有一季，在百老汇同时有四部奥尼尔的作品上演，包括根据《安娜·克瑞斯蒂》一剧改编的音乐剧《新来的姑娘》（New Girl in Town）]。文艺批评家克鲁持（Joseph Wood Krutch）在讨论奥尼尔“复典”的现象一文中说，一个作家能经得起新的一代“再发现”的严重考验，才能称得上有“永久的价值”（见《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冰”剧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的“坊圆戏院”（Circle in the Square）演得正叫座时，昆泰罗排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在上城百老汇西四十六街的“海伦·海斯戏院”（Helen Hayes Theatre）揭幕。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照例刊载剧评家阿金生（Brooks Atkinson）的专栏。这位老报人刚为“长”剧剧本写过书评，说蒂龙和玛丽“这两个角色刻画了奥尼尔一生的悲剧理论。他们被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支配”。[《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现在，他肯定“长”剧的演出能与他心目中两部最伟大的奥尼尔戏——《榆树下的欲望》和《素娥怨》相媲美，是一部使美国剧坛陡然扩大和拔高的作品。他说明他所说的扩大并不是指“长”剧之长（虽然一部耗时三小时四十五分钟演出的戏也非同小可），而是指奥尼尔把舞台扩张作为“史诗文学”（Epic literature）园地的大魄力。在交代过蒂龙一家四口的性格与戏中一天自明趋暗的故事后，阿金生在他的剧评中说：

“剧情大致如此，可是作者叙述起来把它带到奥尼尔式悲剧的境界中，观点远远超越于资料之上。戏中人一个个被无情地剖露出来。每一场都是大戏，每一段道白都不留余地。悲剧一幕一幕循着无可奈何的节奏向前推进，最后使人昏迷了。好像眼前所看到的不是生活，而是在幻灭边缘的挣扎。” [《纽约时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

阿金生的结论是，《长夜漫漫路迢迢》是值得观众期待的，“它把戏剧恢复到文学的领域，把舞台重新提高到艺术的境界”。

除了日报的反应一致良好以外，有较多时间去回味的周刊评论家进一步探讨“长”剧的普遍意义。比方《星期六评论》的许士（Henry Hewes）把人的生活分为几个不同的阶层：有时，生活在“冲动”的阶层上，即对事物做不假思索的直觉反应；有时，生活在“社会”的阶层上，装模作样地去应付，甚至欺骗别人；有时“妥协”，对一切因循苟且；有时“自省”，向内心搜寻真理；再有时，生活却在“逃避”与“幻觉”中。他说在《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奥尼尔把自己、哥哥和父母表现得在这几个阶层上此起彼落，跳着人生的魔舞。“他并不伤感化，不做假道学，也不将这个家庭集体的失败怪在什么外在的因素上面。”[《星期六评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位批评家说，对奥尼尔生平和他以往的作品略知一二的人固然会欣赏这部赤裸裸的自传戏，但即使其他的观众也会了解这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写实戏。许士认为比起其他描写家庭毁灭的美国戏剧，如米勒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和威廉士的《豪门荡妇》（Cat on a Hot Tin Roof），“长”剧的伟大，在于能包含所有别人的论点，而拒绝以“情节”来做支架。

在我所看到的当时的剧评中，只有一篇是公然否定的，就是登在《纽约客》杂志，由讽刺作家吉勃士（Wolcott Gibbs）执笔的剧评。他对“长”剧的批评不外乎说戏太长、太散漫、太多重复的语句。[这一点许多人也提到。阿金生在书评里也说“长”剧“冗长而重复”，不过他指出奥尼尔的悲剧演出来有幅度、有分量，常常能盖过文字上看似欠缺的地方。名演出者克吕门（Harold Clurman）也说：“奥尼尔所写的戏往往在舞台上看远胜过在书本里读。”][《民族》周刊，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以上两文收入《奥尼尔及其剧本》（O’Neill＆His Plays, Edited by Oscar Cargill, et al,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1）。]他又提到美国剧评界一贯抱持的观念，那就是奥尼尔文笔笨拙、生硬，缺乏美感和幽默。他认为虽然奥尼尔自命与几位爱尔兰大师一脉相通，实际上却无爱尔兰剧作家的机智与诗意。他说：“虽然面对一大批与我意见不同的强有力的好评，我仍然认真地怀疑《长夜漫漫路迢迢》将来会历久不衰，成为我们当代剧坛的一部杰作。”

吉勃士这句预言显然已经证明是错的了。“长”剧不但在初演时博得几乎一致的喝彩，而且后来几次三番地重排，直至搬上银幕，改编成电视剧，在美国，在英国，每次都大获成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如此，奥尼尔的声誉和地位，虽然经过长时期的没落，但现在凭《长夜漫漫路迢迢》全部恢复，而且更加稳固和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