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另一段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作者:林海音

作者:余光中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甏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思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地,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竎彳不卷,竏厶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或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廿七年,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预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词说:“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阴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台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希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竐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记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二00二年八月于高雄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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