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蒙·玻利瓦尔在反殖民斗争中浴血奋战时，洪堡正努力说服英国人准许他前往印度。为了完成一幅全球尺度的“自然之图”，他想考察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对这两大主要山系进行比较。此前，从未有科学家试图攀登喜马拉雅山。英国人进驻南亚次大陆以来，甚至从未想过勘探这座雄伟的高峰。洪堡说，英国人只是“漠然旁观，而不问问自己，这座巨大的山峰到底有多高”。他想确定喜马拉雅山脉的海拔高度，并进一步了解那里的地质构造以及植被分布——正如他在安第斯山脉所做的那样。

从 1804 年回到法国的那天起，洪堡就一直渴望再次离开欧洲。去远方漫游的冲动是他最忠实的精神伴侣。他相信，不能仅仅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为了理解世界，科学家必须到自然中去——去感受，去体验。歌德曾在《浮士德》中探索过这一想法，他将海因里希·浮士德的助手瓦格纳设定为一个单调而平面化的角色，只知道研读书本，不懂向自然学习:

幽林和田野我很快就看厌，

对飞鸟的翅膀我从不欣羡。

精神所赐的悦乐却多么两样，

当你埋头于一页一页的书章！

歌德笔下的瓦格纳代表了某些眼界狭窄的学者：将自己反锁在实验室里，或埋头于书堆当中。洪堡则正好相反。他属于这样的一类科学家：不仅想从智性上理解自然，还希望能够切身地体验自然。

唯一的问题在于，当时控制着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是东印度公司，所以洪堡需要得到它的许可。东印度公司创立于 1600 年，最初是一个商人联盟，其成员将自己手中的资源合并起来，垄断贸易。从那以后，公司开始利用私募的军队在次大陆上扩张自己的地盘，并在 100 年内从一家专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组织蜕变为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19 世纪初，当洪堡开始考虑前往喜马拉雅考察时，东印度公司已经富可敌国，俨然成了英国的“国中之国”。洪堡得以进入南美洲是因为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通行证，而他现在必须获得东印度公司高层的许可。

《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于 1811 年发行了英文版，洪堡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犀利攻击在伦敦引起了注意。这样一个大谈“欧洲人残酷暴行”的学者会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呢？更不利的是，洪堡曾多次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比较，以便建立关联。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中，洪堡将“征服南美洲与征服印度的历史”相提并论，认为其本质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南美洲和印度人民“已经在民事与军事的暴政之下长久地发出痛苦呻吟”。批评的矛头又一次指向英国。当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读到这些话时，大概谁都不会热情支持洪堡的旅行计划。

早在 1814 年夏天，洪堡就试图获取前往印度的许可。当时，他正陪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访问伦敦，参加盟军战胜拿破仑后的庆典。短短两周内，洪堡会见了政治人物、各路爵士、贵妇、科学家与思想家——总而言之，见了所有可能帮助他的人——但最终仍空手而归。

他得到了一些期许和热情的款待，以及出面帮忙的口头承诺，但离得到那一纸至关重要的护照还差得很远。

3 年后，即 1817 年 10 月 31 日，洪堡再次来到伦敦，试图向东印度公司递交申请。他的哥哥威廉刚搬到那里，出任普鲁士驻英国大使，正在位于波特兰广场的宅邸等他到来。威廉并不喜欢这个新家——伦敦太大，而天气又太糟糕。街上塞满了马车、推车以及行人；游人们经常抱怨在城里走路极其危险，特别是周一和周五，成群的牛马被驱赶着穿过狭窄的巷子。燃煤生成的黑烟以及浓雾让伦敦的空气格外压抑。美国驻伦敦公使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抱怨道，英国人是怎么“在日照如此稀缺的条件下”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的？

威廉新家所在的波特兰广场附近拥有伦敦最时髦的街区。那年冬天，附近大兴土木，建筑师约翰·纳什（John Nash）正将他宏大的城市规划变成现实。未来，位于圣詹姆斯公园的摄政王公卡尔顿府邸将与新建的摄政公园联通，摄政街将穿过伦敦苏活区密如蛛网的街巷，与波特兰街相连。工程开始于 1814 年，旧建筑被推倒以建设宽阔的新马路，到处都是噪声和飞扬的尘土。

亚历山大的房间已经安排妥当，威廉很期待弟弟的到来。但和以往一样，亚历山大又带了一位同行的男性友人，这次是弗朗索瓦·阿拉戈。威廉对弟弟的这类亲密友情十分不悦，多少是出于嫉妒，但同时也担心这些关系有些不那么妥当的成分。威廉拒绝接待阿拉戈，亚历山大便和伙伴一起搬到附近的一家旅馆。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威廉抱怨道，和弟弟见面的时候总是有别人在场，两个人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家里好好吃顿饭。然而他也承认，亚历山大的每次出现都让人精神振奋，气氛也会随之活跃起来。威廉仍然觉得弟弟的作风太像法国人，并经常被他滔滔不绝的演讲惹恼。于是，大多数时候他就静静地听着，不试图打断。但即便二人有众多分歧，威廉仍然很高兴见到弟弟。

虽然波特兰广场附近嘈杂混乱，但除此之外都很合亚历山大之意。

他可以步行几分钟就到达北边的田野和蜿蜒的乡间小道，离英国皇家学会的总部也近，乘马车很快就到。只要步行 20 分钟，他就可以到达大英博物馆，那里是当年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上千人蜂拥而至，争相一睹著名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刻——那是埃尔金伯爵在一次饱受争议的行动中从希腊雅典卫城弄到手的，几个月前才运抵大英博物馆。威廉告诉卡洛琳娜，埃尔金大理石美得震撼人心，但“从来没有人这样疯狂地掠夺过其他文化的遗产”！他还说，看到这些巨大的雕塑，就好像见到了整个雅典。

伦敦繁荣的商业气息也迥异于巴黎。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英国的经济实力在伦敦西区的店铺橱窗中一览无余；帝国势力遍及全球，满眼尽是瑰宝。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法国的威胁不再，一段大不列颠帝国独霸全球的漫长时期已经拉开序幕。游人评论道：“商品和货物以惊人的速度与数量在这里积聚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嘈杂、混乱而拥挤的状况。

正如琳琅满目的商品彰显着英国的商业实力，东印度公司位于利德贺街的总部更是雄伟壮观。入口处，六根刻有浅槽纹的巨柱排成一列，撑起一道气势恢宏的门廊，其顶部的三角楣饰上刻有一位伸出手来的不列颠女神——俯视着屈膝跪拜的印度，静候他们为她进献宝藏。

进入内部，各个房间都富丽堂皇。在主管们的议事厅内，壁炉台上方的浮雕极其直白地炫耀着公司的财富和权力：这幅浮雕题为“不列颠女神接受东方之宝”，刻画了来自亚洲的珍宝，如珍珠、茶、瓷器和棉花等；不列颠女神身旁还有伦敦的象征——泰晤士河的化身。墙上挂着巨幅油画，描绘的都是公司在印度的驻地，例如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正是在这里就军事行动、船只、货物、雇员和财政进行讨论，当然也处理申请进入他们领地的旅行许可。

除了想办法得到进入印度的许可，洪堡的伦敦之行排得很满。他与阿拉戈一起访问了位于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台，还去苏活区拜访了班克斯，另外还给住在伦敦郊外斯劳区的德裔天文学家威廉·赫舍尔（William Herschel）当了两天研究助手。年近八旬的赫舍尔有着传奇人生：1781 年，他发现了天王星，并通过自制的巨大望远镜拉近了宇宙和地球的距离。洪堡慕名而往，想要一睹那台四十英尺长、当时被尊为“世界奇观之一”的望远镜。

赫舍尔认为，宇宙在不断地演化——不是按照固定的数学定律，而是像一个生命体——周而复始，既有变化，又有新生。洪堡对这一想法十分感兴趣。在赫舍尔的著作中，他用花园比喻宇宙，用“萌芽、开花、长叶、成熟、衰落、枯萎和腐败”来解释恒星和行星的形成。若干年后，洪堡将再次使用这一意象去描写“伟大的宇宙花园”，在他的笔下，星星的不同生命阶段就像“一棵大树的荣枯”。

阿拉戈和洪堡还去皇家学会参加各类会议。皇家学会始建于 1660 年，致力于“通过实验来增进对自然的认识”，并迅速成为英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每逢星期四，学会成员会集会讨论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他们进行激奋人心的实验，学习最新款望远镜的使用方法，以及交流关于彗星、植物学和化石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会上互相辩论，交换结果，朗读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外国学者的来信。

没有比这里更适合进行科学交流活动的地方了。洪堡在一次会议后说：“所有学者都是兄弟。”两年前，皇家学会的会员们将洪堡选为外国成员，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当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当众称赞他新近发表的植物学著作为“迄今为止最精美、最宏大”的一部作品时，洪堡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班克斯还邀请洪堡参加更私密的皇家学会晚餐俱乐部。洪堡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化学家汉弗莱·戴维等人。吃惯了巴黎的美食，洪堡对这里的食物印象一般，他抱怨道：“我在皇家学会吃饭的时候，有人在那儿食物中毒了。”虽然饭菜并不可口，但只要洪堡在场，出席晚餐的学者人数就会显著上升。

在洪堡周旋于各种会面时，阿拉戈常伴其侧。但到了晚上，阿拉戈就放弃社交活动回去睡觉，留下不知疲倦的洪堡继续奔赴下一轮访问。

48 岁的洪堡并没有丢失年轻时的冲劲，他最不喜欢伦敦的一点就是僵化的社交礼仪。“这实在太可恨了，”他对一位朋友抱怨道，“九点钟的时候要把领带系成这样，而十点钟又要换成那样，十一点钟再换一个样。”虽然规矩烦冗，但想见他的人太多了，因此也算值得。无论去到哪里，洪堡都会受到最隆重的欢迎。洪堡发现，“所有位尊权重的人士”都赞许他的研究和考察印度的计划。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东印度公司的高层改变主意。

在伦敦停留一个月后，洪堡头昏脑涨地回到巴黎，仍未获得去往印度的许可。今天，洪堡递交的申请文书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得知东印度公司用了何种理由来拒绝他。但若干年后，《爱丁堡时评》（Edinburgh Review）刊登了一篇文章，称这一拒绝背后的原因是某种“登不上台面的嫉妒”。很可能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不希望冒这个风险，让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普鲁士人到印度去捣乱、调查殖民地的不公正行为。眼下，洪堡无法去到任何一个靠近印度的地方。

与此同时，洪堡的著作正畅销英国。《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的英文版于 1811 年发行，而更为成功的一部是《旅行故事》（Personal Narrative）（全套 7 卷，第一卷于 1814 年被翻译成英文）。《旅行故事》是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游记，但附加了详细的科学笔记；全书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洪堡和邦普兰于 1799 年从西班牙启程的旅行。（1814 年，《旅行故事》英文版的第一卷出版，洪堡的另一部著作《美洲山系一览》英文版也于同年出版。在英国，他的著作由一群出版家组成的协会代理，其中包括约翰·默里，伦敦当时引领风潮的出版家。在默里代理的所有作者中，诗人拜伦是取得最大商业成功的一位。）正是这本书，未来将鼓舞查尔斯·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的旅程。达尔文曾经说过：“我几乎可以一字一句地把这本书背出来。”

《旅行故事》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部科学探索日志。洪堡解释道，大多数人只知道忙着测量、采集植物或收集交易中心的经济数据，但没有人将精准的观察与“画家描绘风景的手法”结合起来。洪堡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加拉加斯拥挤的街道，穿过亚诺斯尘土飞扬的平原，深入奥里诺科河畔的热带雨林。他所描述的大陆是英国读者完全不熟悉的，但也因此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爱丁堡时评》称，洪堡的文字太生动，读者们“好像在与他一起经历危险、恐惧、成功与失望”。

几则针对《旅行故事》的负面评论大都出现在对洪堡的自由派政治观点抱有敌意的报刊上。保守的《书评季刊》认为洪堡对自然广收博览的态度不可取，因为他并没有遵从某一种特定的理论；评论称，他“想享受一切事物……迎着所有的风起帆，在所有的河流中游泳”。但几年后，即便是《书评季刊》也不得不称赞洪堡将科学研究与“温暖的感受力与强大的想象力”结合起来的独特才能。评论者称，洪堡像一位诗人那样写作。

此后几年，洪堡对拉丁美洲的描述及其对自然的新见解开始对英国文学和诗歌产生影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科学怪人》发表于 1818 年，也就是《旅行故事》第一卷出版 4 年后。书中，“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人造怪物表达了想要逃亡到“南美洲的广袤荒野中”的愿望。不久，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提到了洪堡的名字，并对他发明的“测蓝计”进行了嘲讽：

韩伯特（即洪堡。译文摘自查良铮译《唐璜》，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引最近的报导来说，

那“空前的旅行家”，但非绝后，

他发明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或那伟大的发明在什么时候；

总之是一种测空器（即测蓝计。），对着蓝天

可以推算天时的变化和气候，

它妙在能把“蓝色的深度测量”，

我但愿能测一测你，达芬姑娘！

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华兹华斯和罗伯特·骚塞也注意到了洪堡的作品。骚塞甚至于 1817 年专门到巴黎去拜访这位令他印象深刻的作者，盛赞洪堡用“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感受”将广博的知识融为一体。骚塞还将洪堡作为旅行家的诗意与享誉诗坛的华兹华斯相提并论。华兹华斯听说之后，便向骚塞借来刚发行不久的《旅行故事》。当时，华兹华斯正在坎布里亚郡的达顿河畔创作一组十四行诗，其中的部分作品就有洪堡的影子。

洪堡的《旅行故事》成了华兹华斯诗作的取材源泉。洪堡在书中讲述了这么一段：有一次在奥里诺科河上游，他向一个原住民部落询问河岸巨石高处刻画着动物和星辰的岩画的由来；“他们微笑着回答我，就好像在讲述一个只有陌生人（一个白人）才不知道的事实，‘在大洪水时代，他们的祖先就曾经乘船到过那高处’”。

华兹华斯在诗中将洪堡的原文加以化裁：

那位颔首微笑的印第安人，

想要解答白人访客的无知疑问，

讲述那滔天洪水如何上涨，

……

他的父祖辈急迫地催促

浮上陡峭山梁，那从未企及的高处；在岩壁不令人恐惧的一面，刻上日月星辰，以及追猎的野兽。

华兹华斯的好友柯勒律治同样在洪堡的作品中找到了灵感。柯勒律治于 1805 年底访问罗马，刚刚落脚便去拜访了“那位伟大旅行家的哥哥”威廉和卡洛琳娜·冯·洪堡。威廉的家宴上总是传诵着亚历山大从南美洲带回来的故事，以及关于自然观念的讨论。回到英国后，柯勒律治开始阅读洪堡的著作，并部分地抄录在笔记中，作为日后思考科学与哲学问题时的参考——他也在努力地表达类似的想法。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是喜爱漫游的诗人，不仅经常到大自然中去，更常常在户外写作。正如洪堡坚持认为的那样，科学家必须离开实验室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相信，诗人应该走出书斋，徜徉在草坪上、山丘间与河流侧畔。柯勒律治表示，自己最喜欢在起伏有致的小路上或树荫交错的林间构思。据一位友人估计，华兹华斯 60 岁时大概总共已经步行了 18 万英里。他们融入自然，成为它的一部分，在其中探寻内心与天人之际的整体性。

像洪堡一样，柯勒律治尊崇康德的哲学思想，称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哲人”，也很早就热衷于谢林自然哲学中所崇尚的“探寻自我与自然的统一”。谢林相信，具有创造性的“我”（作为认知的主体），在理解自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柯勒律治的观念不谋而合。正如谢林所说，科学必须与人的想象力相融合，“为物理学重新安上想象的双翼”。

柯勒律治精通德文，并熟读大量德国文学与科学著作。（柯勒律治可能在洪堡著作英文版问世之前就已读过德文版，因为他曾在德国旅行、学习很长时间。洪堡曾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十年后（1799 年），柯勒律治也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从游于洪堡的旧日老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他曾以其关于生命之力的思想给洪堡以启迪。）他曾向洪堡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建议，请他们翻译出版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这部作品比任何当代戏剧都更好地探讨了柯勒律治所热切关心的问题。海因里希·浮士德发现，一切事物之间都互相关联。在第一幕中，他便吟唱道：“看万有怎样凝结成完整！众元怎样相克又相应……”这句话同样可能出自洪堡或柯勒律治之手。

柯勒律治哀叹，生活在这个“割裂与分离的时代”，一切都四分五裂，人们正在丧失“关联万物的理解力”。他认为，问题出在像笛卡尔和林奈这样的哲学家与科学家身上，是他们将对自然的理解转化成了狭隘且机械的操作——收集、分类、用数学进行抽象的表达。柯勒律治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写道：“机械的哲学敲打着死亡的钟。”华兹华斯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只追求分类学的博物学家如同“十指劳碌的奴隶／在自己母亲的坟冢之上／还忙着窥探和采集花草”。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反对用“杠杆和螺旋”（浮士德语）从自然中强取知识；他们反感牛顿式的宇宙，那是一个由无生命的原子组成的世界，机器人般地遵从自然定律。他们也因而赞同洪堡对自然的认识——动态、有机、生气蓬勃。

柯勒律治希望在丧失“自然精神”的时代里，唤起另一种科学探索方式。他们并不是反对科学本身，而是不赞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显微镜视角”。和洪堡一样，他们认为把科学无限细分为特化的小领域是错误的。柯勒律治称这些学者为“小学家”（Little-ists），华兹华斯在《漫游》（1814 年）中写道：

“是否我们注定要

埋头苦读，在苦读中精力日衰

永日苦读，在微光中窥探微细的事物孤立的物件，仍然被看作

失去了关联的东西，僵死而无神，而要继续细分又细分

将一切辉煌的印象打破……”

洪堡笔下的自然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这一想法在英国得到了热情的回应，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和重要隐喻。《爱丁堡时评》写道，洪堡的作品证明，连接一切知识、情感和道德原则的“秘密纽带”真的存在。万事万物都相互关联，“相互映照”。

但无论他的著作在英国诗人、学者和思想家中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洪堡仍然没有从殖民地管理者那里获得进入印度的许可，东印度公司固执地拒绝与他合作。然而洪堡继续完善旅行计划。他对威廉说：打算在印度待四五年，等再回到欧洲的时候，就会离开巴黎。他想用英文来记录自己在印度的旅行见闻，也因此会在伦敦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