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马德里皇宫，西班牙国王官邸的管理员收到来自政府的通知，要求他们把一幅最瑰丽的画作从墙上取下来。这幅油画描绘的是查理五世，16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这次取下画作并不是为了装修，而是要放到仓库里。因为皇宫正在为10月29日将要召开的中东问题国际峰会做准备，而这幅屠杀了众多穆斯林的基督教统治者的画像显然不合时宜。马德里从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击败了华盛顿、开罗、日内瓦和海牙，成为40多年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首次进行高级别会晤的最适当场所。巴以领导人同意与埃及、叙利亚和该地区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共同讨论和平问题，这次峰会推动了1993年《奥斯陆协定》的签订，同时也促成了以色列近几十年来的相对和平。

如果美国和苏联没有达成新的合作意向，马德里会议就不会召开，这两个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问题上较劲了几十年，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中，资助、武装对方的反对派。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是这次会议的共同主办人。“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请您接受此次邀请。”可能来参会的人都收到了这封信，其中包括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元首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都答应本人或者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参会。

7月，布什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双方就马德里峰会达成了意向。而早在8个月前的巴黎，人们已经开始为马德里峰会的召开铺路搭桥。欧洲的国家元首在1990年11月与美国和加拿大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次会议被人戏称为“冷战期间的和平会议”。他们利用最近的东欧事态的进展、柏林墙的倒塌和铁幕的消失促成了《巴黎宪章》的签署，标志着新欧洲得以诞生了——这个文件消除了东西方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隔阂，为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贝克相信此时此刻，冷战真的结束了。他的想法与其说是基于《巴黎宪章》的签署，还不如说是因为苏联的所作所为。苏联的领导人和美方就几个月前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问题达成了共识，这是自1945年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第一次与美国携手解决重大的国际危机。在巴黎，为响应布什总统的直接请求，戈尔巴乔夫同意和美国联合起草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对萨达姆使用武力。戈尔巴乔夫驳回了强硬派顾问的观点，信守了自己的承诺，给布什及其国际联盟攻击萨达姆并将其赶出科威特，并包围伊拉克提供了时机。

美国在海湾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陡增，这给华盛顿创造了推动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召开和平会议的机会。在莫斯科政变失败以及任命潘金为苏联外长之后，苏联表示支持此项具有新动力的倡议。苏联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终止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直到1991年10月才得以恢复。出乎华盛顿意料的是，苏联这么做并没有征询他们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叙利亚的意见。中东的一切事务都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那时，布什向到访的中东贵宾——巴林酋长，评论了苏联的新政：“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回归是为了威胁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贝克将开始与中东领导人举行一系列的会晤，不论是会见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还是会见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贝克都自信地说：“苏联还是完全支持我们的。”

戈尔巴乔夫完全支持美国对中东未来的计划，但是苏联内部的形势使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即将做出的承诺大打折扣。这种危险的状况与国际政治中近期发生的另一件大变动颇有些相似。1990年11月的巴黎峰会，打开了通往马德里和平会议的大门，然而，此次峰会却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后一次出席国际会议。当她在法国首都进行谈判时，她本人所在的保守党核心成员在英国议会的一次投票迫使她辞去了首相一职。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茨坦会议的重演，因为丘吉尔也曾因英国选民的迅速流失而被迫离职。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德里会议可能也是另一位国际政坛重量级人物的告别演出，此人正是戈尔巴乔夫。

在动身前往马德里的前夜，布什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最近的情报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在任时间可能不长了。”几分钟前，布什已经在录音机中录下了这么一段话：“简报指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共同参加这种性质的会议。时光难以倒流。”

我很清楚，现在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府都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一直在失势。我很想知道他现在的心情。他在核武器问题上仍然很重要，但对于所有的经济事务，在我看来共和国将越来越自行其是。弄清楚他的心情会很有意思。我记得不久前他对叶利钦简直无法忍受。1990年6月当他来戴维营时还清楚地说，叶利钦不会有什么前途。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10月28日下午，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马德里时情绪低落。现在，在苏联首都，叶利钦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即将到来的美苏峰会和国际和平会议，这样通常会成为头版头条的新闻，如今已经退居成次要事件。而且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的报道常常很不利。苏联外交部长潘金回忆道：“‘不存在的国家的使者’是莫斯科新闻里典型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对这些小事相当敏感。在马德里，一个记者天真地问道：“你要离开莫斯科，那么谁将接任你的职位？”这位苏联总统反唇相讥：“我还是总统，没有人要接替我的位置。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没人要让我下台。”

赖莎答应陪她的丈夫一同前往马德里。从8月份中风到现在，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一些，但视力却更差了。今后的生活中，克里米亚的经历会一直困扰着她。她不再去克里姆林宫，因为叶利钦在那里。当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明显不及以往了，她发现周围的人与她生疏不少。她与戈尔巴乔夫的忠实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起了冲突，所以切尔尼亚耶夫到现在还躲着她。出于这个原因，起初切尔尼亚耶夫拒绝去马德里，但戈尔巴乔夫希望他来。在飞往马德里途中，切尔尼亚耶夫和其他总统助理讨论峰会的议程时，赖莎坐在机舱另一端的沙发上看书。

她的新书《我希望》9月份已在美国上市，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但是这里可没什么人与她分享激动之情。1990年6月带她前往卫斯理学院参加毕业典礼，并启发她创作了这本书的芭芭拉·布什并没有前往马德里。而这本身就降低了美苏会晤的重要性，使正式访问降格成工作访问。直到最后时刻，苏联方面还不知道当他们抵达马德里时，谁会接待戈尔巴乔夫夫妇。随后消息传到了总统专机——西班牙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和他的妻子卡门·罗梅罗已经到达了机场。潘金回忆说：“我觉得这个消息会使总统开心点。”

冈萨雷斯对苏联总统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这将是两个盟友和两位知己的会面，虽然不能像朋友见面时那样随意。戈尔巴乔夫对冈萨雷斯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冈萨雷斯是农夫的儿子，他是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的位置走上去的，最后当上了总理。对于冈萨雷斯而言，他是真正尊重戈尔巴乔夫的。听闻8月政变后，在西方领导人中，他是最坚持自己原则立场的人。当法国总统密特朗差不多要接受既成事实，而布什起初还优柔寡断之时，冈萨雷斯立即发布了一份自己起草的公报，谴责了政变事件。现在他对戈尔巴乔夫说：“米哈伊尔，在那些日子里，在我的印象中，西方接受了那个既成事实，并且准备屈从于政变了。”

冈萨雷斯认为西方领导人已经表示过乐意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出局，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这样做。冈萨雷斯告诉戈尔巴乔夫：“我的结论是，当今西方国家领导人怀疑苏联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因此，他们将从可能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解体，这令人很沮丧。”冈萨雷斯的话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从他几年后写的回忆录里都看得出来。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中，当国内局势恶化，戈尔巴乔夫可以在出国访问的时候散散心，和西方的朋友交流。但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甚至在西方，他也没有自己的主场。他的影响力在削减，成了越来越可悲的人。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为戈尔巴乔夫作的政治讣告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先生是昨日领袖。我们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因为他没有采用武力的方式来阻止这个帝国的分裂。但是就国家的未来而言，他将成为传奇。”美国和苏联的记者都明白谁在真正操控着马德里会议。《真理报》报道，西班牙外交部的协议负责人在通气会上告诉记者：“播放曲目由美国规定，芭蕾舞团成员由参会者组成，我们只为他们提供舞台。”《纽约时报》中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文章指出，白色的帐篷搭在了苏联大使馆的入口处，而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与会之前曾在此会面。“帐篷的策略在某方面说明了苏联国力的衰退，”艾伦·考维尔写道，“美国人提议，西班牙人搭建，苏联人同意。”

10月29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到达马德里的第二天，他与布什在苏联大使馆的新楼内吃了工作餐。据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潘金回忆，此次会面是“温暖甚至亲切的，尤其是当照相机转动起来时”。开始时双方就7月最后一次会面后的局势交换了看法，话题自然地转向了苏联政变，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感到更加不安。

“试图推翻您是愚蠢的行为。”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说。

“将军们有时会这么做。”戈尔巴乔夫回答，还拿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开了个玩笑。

“如果斯考克罗夫特或者贝克想要我的工作，我可以让给他们。”布什开起了玩笑。

但是戈尔巴乔夫可开不起这个玩笑。“我不想放弃我的工作。”他对布什说。

布什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可能性：“这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您有没有考虑过政变的再次发生？”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相信他更有胜算。他将希望寄托在将要签订的新的联盟条约上。

当戈尔巴乔夫全力向美国总统传达他对苏联未来所持的谨慎乐观态度时，布什在核安全方面显示出了更大的兴趣。他想趁戈尔巴乔夫还能做主的时候，最大程度地削弱苏联的核力量。“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布什说，“现在中央还能发挥作用，您还有筹码。”

戈尔巴乔夫向布什保证，美国总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他说：“乔治，您从媒体上获得的很多信息都是不可靠的。媒体也许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这样说的。”他继续说着多少有些言过其实的政治说辞，但是克拉夫丘克已经承诺乌克兰将成为无核国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说过要做无核国家，叶利钦最近刚承诺他支持中央政府掌控军队。

核武器是美国的首要问题，而对于苏联来说金钱才是最重要的。戈尔巴乔夫需要美国大笔的援助。“我们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说道，“苏联发生的事件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戈尔巴乔夫明确说道：“坦白地说，100亿至150亿美元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笔大数目，偿还这笔债务也不是大问题。”而美国方面从未考虑借出这么一大笔资金。“我可以告诉您我现在能做什么，”布什回答，“我们只能借出15亿美元帮助您解决中央和共和国过冬的问题。抱歉令您不悦，我回国以后会和别人商量，看看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提供哪些帮助。”戈尔巴乔夫回答说需要35亿美元，以便在下一个收获季到来之前解决粮食危机。贝克加入了对话，并表示美国最多只能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据悉，贝克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帕拉日琴科说：“在我们重新考虑之前，赶快收下这15亿美钞吧。感觉太少吗？我们不可能提供更多了。”

这就是援助计划协商的结果。各个共和国对苏联债务的立场让布什和他的顾问感到担忧，因为共和国领导人未曾就此表态，也不急于偿还债务。如果布什政府不拯救戈尔巴乔夫，不保护他的人民免受饥荒之苦，他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于是，布什政府准备慷慨解囊，援助数目远大于几个月前大家的预测。但这笔钱仅仅是用来帮助苏联度过饥荒，防止国家发生暴乱。因为暴乱将会给强硬派以可乘之机，并置核武器于危险境地。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因为7月在伦敦举行的“七国峰会”上他没能成功说服布什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所以，此次美国的提议也许并不出乎意料。他将来甚至会满意于布什的帮助。

虽然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都认为，马德里和平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东地区冲突双方提供会面和谈判的机会，可让人惊讶的是，在召开预备会议时，此议题几乎不受关注。布什希望苏联人继续敦促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首脑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戈尔巴乔夫承诺努力促成此事，但是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苏联的全球战略缩小至斯拉夫世界和东正教世界，这是沙俄传统的竞技场，同时也包括未来几十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戈尔巴乔夫希望美国能说服它的土耳其盟友，对待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更加友好一些，并希望美国能促使联合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南斯拉夫危机的处理，因为南斯拉夫危机已经产生了第一批受害者。但戈尔巴乔夫收效甚微：布什承诺不支持塞浦路斯，但对于南斯拉夫也持怀疑态度。

毫无疑问，在他们会面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多数问题仍是苏联的局势问题，而不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布什不希望在一群重量级人物中表现得与众不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却使得布什难以低调……他摆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控的模样。”但是据帕拉日琴科所说，听众对此并没有多少印象。他在描述美国代表团的反应时写道：“当他们看戈尔巴乔夫时，他们的表情充满了怀疑、冷漠和漠不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已经是个失败者。”当天，帕拉日琴科感觉到“一个时代确定即将终结”。潘金指责布什几乎没有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什么帮助。他感觉到，除去友好的表象，一些重要的东西已经消失不见了。潘金回忆道：“我渐渐明白了问题的实质，媒体关于苏联解体以及戈尔巴乔夫政治处境堪忧的猜测激怒了他。他知道布什总统同样听说了这些消息，他希望布什可以表示给予一些帮助，释放一些信号。但是布什什么也没有做。”

即使布什释放了一些信号，潘金也听不到。在马德里期间，他心情苦闷。他将成为一个空壳部长。潘金在马德里已经得到消息：叶利钦在其有关经济改革的讲话中表示，潘金掌管的部门将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叶利钦要求部门的规模削减至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威胁要砍掉全部预算。

马德里会议前夜，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做的关于削减开支的声明引起了华盛顿的一片骚动。布什和贝克命令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施特劳斯尽快会见科济科夫，商讨这一问题。在马德里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几天，叶利钦对苏联的中央部门，包括国际武装力量等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削减行为，他的做法对美国和平解决巴以问题构成了重要威胁。科济列夫向施特劳斯表示，他之前所说的话仅仅是一种抗议，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忽视了俄罗斯。所以看起来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但是现在，身在马德里的潘金明白了，即使科济列夫做出了保证，叶利钦已经动手去做，并且宣布了他的财政削减计划。

潘金试图保持勇敢的姿态，他告诉全球媒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但是局势仍然面临失控。他在苏联外交部的部下开始了暴动，由部门重要人员联合签名的请愿信已经送到了仍在马德里的潘金手上，信中要求潘金回到莫斯科。潘金说，这份请愿信“急切申明，与维持中东和平相比，我更应该赶回国内挽救外交部”。但他拒绝立刻赶回去。直到他确信自己的国际使命已完成，才会回国。

外交部的请愿信显示出在强调了苏联外交的光鲜表象背后是政府每天的悲惨处境。在莫斯科，苏联体制的崩溃正在一步步加快，这不仅对苏联代表团的人，对许多身处马德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想要忘记的噩梦。毕竟，它扰乱了实现西方几代领导人长久以来的梦想——使中东地区保持持久和平。现在，当这个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他们能够依靠的、可以推动该进程的伙伴却要消失了。

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延续该梦想，他们帮苏联中央派送代表到国外，让苏联在宏大的中东盛会中发挥作用。苏联人抓住了机遇。像那些古老的贵族，虽然已经把所有的财富都输给了暴发户，但依然不愿放弃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苏维埃的领导人来到马德里参加他们最后的舞会。虽然每个人都对苏联人的出席表示感谢，但会议本身只会被视为美国的极大成功。会议的主要组织方和赞助方贝克在会后收到了数十封祝贺信，根本没有提苏联一个字。

戈尔巴乔夫的马德里之行的真正亮点是他与布什、冈萨雷斯一起出席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邀请晚宴。在那儿，这位苏联领导人得到了他一直以来所渴求的全部精神支持。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称这次晚餐和四小时的会话是“真正独一无二”和“惊人的坦率”。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回忆起了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所经受的考验，稍后赖莎和皇后一起先行离开，只剩下了4位男士。胡安·卡洛斯国王本人也是军事政变的幸存者，他所领导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巴斯克分裂主义，他对戈尔巴乔夫非常支持。冈萨雷斯也是如此。来自西班牙国王的宴请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旅行变得很有意义。尽管他面对各种问题，承受种种羞辱，可是马德里会议最终为他之前进行的所有外交访问画下了圆满的句点，此刻他鼓足斗志，充满能量，准备回国继续战斗。

另一个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舞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密特朗总统。他在戈尔巴乔夫等人返回莫斯科的路上，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到他位于法国南部的宅邸看一看。戈尔巴乔夫夫妇欣然接受了邀请。与冈萨雷斯不同，在政变最初的、最艰难的时刻，冈萨雷斯已经站到了戈尔巴乔夫这边，密特朗总统的第一份声明被许多人解读成接受既成事实。但他在政变最后一天改变了立场，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谴责苏联驻巴黎的大使有失礼的表现。现在密特朗坚持看好戈尔巴乔夫。他想支持戈尔巴乔夫维持苏联的斗争，并且当这位苏联领导人造访其宅第时，密特朗不止一次地表达这种支持。

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密特朗告诉戈尔巴乔夫，“几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法国需要一个同盟来维持欧洲的平衡关系。今天我们是德国人的好朋友。但如果德国的东部和北部力量薄弱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德国人一直在试图朝这个方向渗透”。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说法再同意不过了。的确，两个领导人几乎同意所有的事情，包括德国的经济扩张威胁、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过度亲密的关系以及维持南斯拉夫的必要。他们讨论了欧洲的新格局，看法总是不谋而合。

戈尔巴乔夫的状态很好，当两位总统的妻子和助手也加入谈话后，戈尔巴乔夫还是说个没完没了，直到正餐后的白兰地和咖啡也端上了桌。切尔尼亚耶夫记得，“密特朗坐在一把大椅子上，用自己深刻的洞察偶尔‘打断’这漫无目的的闲谈……他充满倦容的脸上挂着和蔼又谦卑的笑容”。切尔尼亚耶夫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欧洲共同家园”的倡导者之一，也是决定苏联未来在欧洲命运的设计师之一，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此次会见的：“在可怕的20世纪即将结束时，两个欧洲的伟人如此迥然不同，又彼此心照不宣。”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注意到了密特朗私底下的表现和在公众面前的表现截然不同。在他们非正式的会晤之后紧接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像布什之前表现的那样，密特朗几乎没有给戈尔巴乔夫提供多少支持。这件事，至少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是这么认为的。帕拉日琴科对切尔尼亚耶夫说：“他的朋友们已经认为他出局了。”

在乘坐飞机回国时，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他的顾问，一边吃午饭，一边分享他此次西班牙和法国之行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构想。西方领导人对苏联的未来表现出的担忧让他欣慰和感动。戈尔巴乔夫说，上策就是支持叶利钦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推动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在飞机上，唯一对成功报以悲观态度的人是戈尔巴乔夫夫人，”帕拉日琴科后来写道，“尽管她说得不多，可是她深切的担忧显而易见。”

就像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回到莫斯科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他从马德里回来的时候，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又一次被改变了，改变者正是叶利钦。叶利钦决定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而这一切恰好是戈尔巴乔夫之前一直不想做、现在也没有时间去做的事，但叶利钦的所作所为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这些天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日子，”从马德里返回的途中，切尔尼亚耶夫在他日记里这样写道，“毫无疑问，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上的发言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不同以往的社会将要形成。”

叶利钦迫切想让大家知道，他在俄罗斯议会演讲中所提及的内容是他确实要做的事。俄罗斯削减了苏联各个主要部门的经费。大学教授发不出工资，学生没有奖学金。切尔尼亚耶夫估计到11月中旬，仅在莫斯科就有5万部委人员失业。因为俄罗斯撤走资金，苏联的金库早已空空如也，所以他和总统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领不到工资了。食品短缺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写照。戈尔巴乔夫从马德里返回后重新焕发出力量，他感觉自己还有机会夺回曾经丢失的政治地盘。11月4日，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都出席的国务院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抨击叶利钦，指责他实施改革的计划不够缜密。

“回顾已经发生的一切，”戈尔巴乔夫说道，他指的是叶利钦价格自由化改革引起的消费者恐慌，“通常来说，在莫斯科每天要售出1800吨面包，但是昨天，已经达到2800吨了！人们疯狂地抢购货物，商家开始囤积。市场被甩到了一边：商家坐等涨价。”戈尔巴乔在叶利钦走进屋子之前就开始了抨击，叶利钦迟到了，但在叶利钦到达会场之后，戈尔巴乔夫仍然继续批判。“这就是延误时机所要承受的代价。”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出现后公开说。“那些绕桌而坐的人相互窃笑，”潘金回忆说，“角色逆转了，现在轮到戈尔巴乔夫斥责叶利钦浪费时间。”

戈尔巴乔夫借助他在马德里所恢复的世界领导人的光环提出了他的主要目标，即维持苏联。“西方害怕苏联解体，”他告诉共和国领导人，“我向你们保证这就是我在马德里所有谈话的主题，他们不能理解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正当我们终于走上民主之路、清除集权主义的残余时……他们说苏联必须作为国际体系的支柱之一而存在下去。”叶利钦无动于衷。他要求与会者坚持原来的议程，以此破坏戈尔巴乔夫想就联盟协议的签署重新展开讨论的企图，因为议程里并不包括这一项。但是俄罗斯总统基本上对联盟的设想并无敌意，他甚至表示支持继续维持联合武装。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格拉乔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叶利钦没有摧毁苏联的直接计划。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扮演起了自己的传统角色——保护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免受俄罗斯政府的“暴政”。他对叶利钦的攻击步步紧逼，愈演愈烈。叶利钦对待车臣共和国的态度就受到了质疑。11月9日星期六，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假期中的一天，切尔尼亚耶夫发现他的老板在办公室打电话。戈尔巴乔夫对切尔尼亚耶夫说：“他（叶利钦）在干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他这么做，成百上千的人会被杀害。”

前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宣布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车臣进入紧急状态。车臣曾是俄联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不久前刚刚宣布独立。现在戈尔巴乔夫正在和他的安全部长们进行磋商，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戈尔巴乔夫继续对切尔尼亚耶夫说：“我听说，他（叶利钦）派到那里的人拒绝执行任务。议会同样如此，所有的派系和团体正在展开讨论，争论不休。他们现在团结一致对付‘俄罗斯人’了。军队逼近时，造反派已经组织了妇女和小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蠢货！”最后一个词是献给叶利钦和他的团队的。

俄罗斯与车臣冲突于1991年11月突然爆发，紧接着席卷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其根源要回溯至19世纪，俄罗斯征服了这片土地。二战期间，斯大林要求所有车臣人重新定居在哈萨克斯坦，以惩罚他们的不忠。赫鲁晓夫允许车臣人和英古什人（另一类北高加索人，与车臣人有着相同的流放经历，都想要建立自治共和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返回北高加索。30年后，“新思维”和“政治公开性”改革的实施使车臣人有机会寻求自身身份，谋求主权和独立。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与苏联其他民族并无差异。

1991年6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获胜后，于1990年秋季成立的具有独立倾向的组织——车臣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车臣共和国与印古什共和国分离。一位47岁名为焦哈尔·杜达耶夫的将军成为车臣领导人。一个月前他辞去了驻爱沙尼亚的苏联战略轰炸机编队总指挥的职位，因为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追求主权与独立的运动，杜达耶夫希望他的家乡也能如此。他们的人口比爱沙尼亚共和国仅仅少一点，根据苏联的人口普查，在爱沙尼亚和车臣，各有近100万和近75万的本族人，俄罗斯和其他的斯拉夫人在爱沙尼亚占四分之一，在车臣则是三分之一。但是爱沙尼亚和车臣又是如此不同，前者有苏联共和国的身份，其争取独立的权利获得了布什和叶利钦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后者的共和国地位是自称的，不被任何人承认，更别提独立了。

在8月政变中，杜达耶夫支持俄罗斯总统。“我们控制着局势，组织武装团体，限制内务部和克格勃发挥作用，然后接管了部队、通信和铁路枢纽。”杜达耶夫回忆起当时他发给叶利钦报告中的大致内容。莫斯科政变的失败强化了杜达耶夫在车臣的权力，但并没有使得他成为车臣的领导人。在官方层面上，权力仍然属于那些支持政变的既有领导人。在9月6日，杜达耶夫在共和国的首都格罗兹尼发动政变。他的支持者涌进政府大楼并且接管了那里。共和国议会的领导被迫辞职。格罗兹尼市市长在造反派接管大楼时从办公室的窗户跳窗自杀，在这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冲突中，他是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叶利钦和他的顾问，也包括俄罗斯议会代理议长——车臣人卢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发现他们处在一个艰难境地。这些在车臣的反对派是以前的苏共干部，他们反对车臣独立，然而，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支持者却支持车臣独立。在9月和10月上旬，叶利钦的顾问，其中包括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先后拜访了格罗兹尼，他们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原共和国议会解散。选举很快就进行了，但是令俄罗斯当局大失所望的是，这并不是产生新的共和国议会的选举。

10月27日，该选举遭到了俄罗斯族人的联合抵制，并且被指责在多处违反了选举法，可是杜达耶夫将军还是被选为车臣领导人，他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宣布车臣的政治主权，看起来要解体的不仅仅是苏联，还有俄罗斯联邦。11月7日，叶利钦颁布了法令，宣布车臣处于国家紧急状态。在第二天，内务部队被派往格罗兹尼市附近的汉卡拉机场。1500名身着警服的士兵准备进入格罗兹尼市内，废黜新政府，并且逮捕杜达耶夫及其随从人员。11月8日的晚间新闻中，整个国家都了解到了叶利钦的法令。一切已经公之于众。

车臣人拒绝被胁迫，他们继续为从俄罗斯完全独立出去而努力着。次日，杜达耶夫将军正式就职担任车臣第一任总统。一天后他颁布一项法令，宣告叶利钦颁布的车臣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无效。当地警察开始对付这些叛国者，因为这些人接管了警署和克格勃机构，甚至开始武装民兵，杜达耶夫早期的法令之一就是要动员全国所有年龄在15岁到55岁的男子入伍。驻守车臣的苏联军队的军营被团团包围，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铁路要道已被封锁。

11月10日，为了让世界关注俄罗斯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3名车臣武装分子劫持了一架载有171名乘客的苏联飞机，并且使其改变行程飞往了土耳其。把惊恐不安的人质留在了安卡拉机场之后，劫持者飞回了格罗兹尼，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民族英雄而受到欢迎。这是车臣宣布独立以来制造的首个恐怖袭击，主犯是26岁的沙米利·巴萨耶夫，几个月前，他曾参与俄罗斯白宫的保卫战。若干年后，他领导的组织占领了位于戈尔巴乔夫的老家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家医院，挟持该院的所有患者作为人质。

受叶利钦委派监督车臣一切军事活动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杜达耶夫对独立武装力量的成功动员只是鲁茨科伊一行人面临的问题之一，同样严重的还有苏联当局对他们下达的命令的蓄意破坏。苏联内务部长维克多·巴尔尼科夫曾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他并不赞成内务部队攻打车臣。这对于鲁茨科伊的计划是致命一击。警察和内务部队是俄罗斯领导层唯一可动用的、可以在车臣执行紧急任务的武装力量。军队仍在苏联的管辖之下，克格勃也是在苏联的管辖之下，因此刚开始俄罗斯官员决定不在格罗兹尼动用军队。没有苏联军事部门的合作与支持，鲁茨科伊无法执行叶利钦的命令。

只是一切明白得太晚了。当鲁茨科伊和议会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开始向苏联安全部长寻求帮助时，他们都拿戈尔巴乔夫的话做挡箭牌，拒绝出兵援助。在11月7日，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他仅仅告知苏联总统自己将要在车臣使用武力的决定，完全没有寻求建议或帮助。这封信还写明叶利钦也将把自己的决定告知联合国秘书长。叶利钦和他周围的人明显误判了俄罗斯的独立程度。他们可以削减戈尔巴乔夫的办公经费，削减苏联各部委的经费开支，可以在媒体上羞辱和嘲笑戈尔巴乔夫，不让苏联总统干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但是戈尔巴乔夫依然是莫斯科国际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他控制着苏联的军队、情报机构以及内务部队。既然安全部门的部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受叶利钦的调遣，戈尔巴乔夫也就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借口。

随着车臣行动陷入危境，俄罗斯议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并在11月9日发布了两条法令。一是指示俄罗斯总统全面掌控俄联邦境内的内务部队；另一个是谴责叶利钦针对苏联部长的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法令写道：“建议俄罗斯总统评判行政机构各位领导的行为。”简单地说，意思是要开除苏联部长。问题是叶利钦没有权力这样做。在要求无果之后，俄罗斯议会军事法庭主席团的巴拉尼科夫（即联邦内务部长）和鲁茨科伊，决定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

当时正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先是听鲁茨科伊发牢骚，然后把话筒放在一边，搁置了十分钟，读起了桌上的报纸，任凭鲁茨科伊发泄他的不满。根据切尔尼亚耶夫所言，戈尔巴乔夫随后告诉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冷静一点，你并不在前线，你应该从山上开始封锁、包围并阻止他们的进攻，这样一来，一个车臣人也无法突破，然后逮捕杜达耶夫，隔离其他所有的人——你是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已经得到消息，在车臣，没有人支持叶利钦的法令。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你。别失去了理智。”戈尔巴乔夫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再一次游刃有余。

没有苏联中央的支持，俄罗斯当局在11月10号下令撤回已经派往格罗兹尼的内务部队。俄罗斯议会投票废除了叶利钦宣布车臣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据称，这份法令是鲁茨科伊帮忙起草的，现在却因为执行该法令而受到指控，承担失败的责任。叶利钦让他的新闻秘书沃夏诺夫准备一个新闻稿，说明总统一直主张使用政治途径解决车臣问题。总统对他的新闻秘书说：“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用坦克摧毁车臣就像他们在阿富汗炸毁村庄一样容易。”叶利钦指的是鲁茨科伊，他和杜达耶夫将军都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

叶利钦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名为扎维多沃的狩猎胜地度过了车臣危机中最关键的日子。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也是苏联精英们向来要大肆庆祝的节日。长久以来叶利钦一直是这群精英分子中的重要一员，他自然也对这个节日另眼相待。庆祝活动显然不止一天。11月9号，戈尔巴乔夫想和叶利钦一起召开会议讨论车臣危机，但是扎维多沃那边的电话却说，总统喝醉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开会的想法。戈尔巴乔夫对切尔尼亚耶夫说：“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刚说了几句话，也就几秒钟，我就明白谈话是没有意义的，他说话语无伦次。”戈尔巴乔夫后来告诉哈斯布拉托夫说这次会议不得不推迟，因为叶利钦现在已经醉得“不是他自己了”，哈斯布拉托夫曾致电要求恢复车臣的秩序。

不管叶利钦这么做是有意还是无意，然而，他在第一次车臣危机最关键的时刻把自己孤立起来，而让他的助手去执行自己的法令，这一决定深刻地影响了事情的结果。几个月前那个曾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抵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人，当俄罗斯领土内再次上演这一幕时，却消失不见了。只有他能够从戈尔巴乔夫那儿夺过武装力量，但是此刻他拒绝了，或者他根本办不到。就像早些年戈尔巴乔夫对待波罗的海国家独立运动的态度一样，在车臣共和国的问题上，叶利钦不愿意全力支持强硬派。在这两件事中，外部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布什掣肘戈尔巴乔夫，同样戈尔巴乔夫也制约着叶利钦。

新成立的俄罗斯第一次展示自己的武力，可结果却向公众尴尬地显示了叶利钦的权力其实有限。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却品尝着自己的胜利果实。根据切尔尼亚耶夫所言：“叶利钦在宣布车臣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的笨拙表现‘启发’了他。”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准备充分利用对手的失态。他告诉他的顾问：“我会救他，当今局势不允许削弱他的权力。”叶利钦是否配合对于戈尔巴乔夫自己，对于其为苏联的生存所进行的奋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叶利钦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有联盟。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和叶利钦关于车臣事件的谈话，他对叶利钦说：“我们的国家被两个环套在一起，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俄联邦，如果第一个环断掉了，另一个也会随之被毁掉。”

新联盟条约最终被列入国务院的议事日程，开会时间定在11月14日，也就是车臣共和国事件失利后不久。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让条约的主要谈判者沙赫纳扎罗夫去伦敦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展开对话，此次活动是日本读卖新闻报社组织的。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就在几个礼拜之前，他还拒绝沙赫纳扎罗夫出访美国的请求，说：“你是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去美国？我们马上就要签订联盟条约了，这之后再去吧。”沙赫纳扎罗夫争辩说条约在12月份之前是不会签订的，戈尔巴乔夫不以为然。但是现在他竟然同意让他的助手去了。

10月末，叶利钦在议会发表经济改革演讲的第二天，沙赫纳扎罗夫给过戈尔巴乔夫一个备忘录，里面直接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拥有强大中央及具有约束力的宪法的新联盟提出质疑。“这个时候，恢复苏联几乎是不可能的。”沙赫纳扎罗夫这样写道。

除了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共和国都义无反顾地向全世界证明它们是独立国家。叶利钦最后发表了声明，他也准备背水一战，不留退路了。当然他是正确的，俄罗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不应该抓住要逃离的同伴的衣服不让他们走，不应该恳求或是强迫他们留下，而是应该让他们照顾好自己。一旦俄罗斯复兴，他们会回来，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回来，那就随他们吧。俄罗斯在周边国家中将足以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这是布尔布利斯、沙赫赖和其他俄罗斯谈判者递交给沙赫纳扎罗夫的方案，这也最终成为俄罗斯制定与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相关政策的基础。

沙赫纳扎罗夫也争辩说，坚持恢复强大的中央只能是徒劳无功，戈尔巴乔夫如果能接受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给他分配的角色，比如军队的总指挥官、核问题的首席谈判者、共和国国际政策的协调员、新联盟成员间争端的调停者，将是最好不过了。沙赫纳扎罗夫写道：“米哈伊尔，对于国家，对于像你这样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这可能都是一个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性时刻。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暂时不肯放弃对联盟的某些过分要求的话，就会犯下悲剧性错误。”

沙赫纳扎罗夫不仅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异议，提出了解决方法，而且还递交了辞呈。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良心不允许我继续站在错误和徒劳的行列。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他的辞呈，相反，让他去和基辛格谈判。此时正值国务院会议中讨论条约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副手不能给予百分之百的支持，那么把他送到伦敦更加安全。问题是他不是唯一一个对戈尔巴乔夫的策略失去信心的副手。11月13日，就在至关重要的国务院会议将在新奥加廖沃召开的前一天，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新奥加廖沃，摆在议程上的新联盟条约不会被通过的，我已经看到了新的景象！克拉夫丘克根本不会来……乌克兰不会派人来的。列文科一直恳求所有领导人出席会谈……到晚上仍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过来，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像是戈尔巴乔夫的负隅顽抗。”尽管他最信任的副手们或公开地或背地里背叛了他，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被吓倒。他会为国务院通过他的联盟条约斗争到底，有了这个条约就会有强大的联盟中央。

11月14日，国务院对条约进行的讨论起初证实了沙赫纳扎罗夫最坏的担忧。在其他共和国领导者的支持下，叶利钦反对建立一个拥有宪法的联盟国家。尽管克拉夫丘克拒绝参加国务院会议，已于10月份返回了乌克兰，叶利钦还是毫无疑问地赢得了大多数共和国领导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这些共和国领导人经常来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曾经正式同意在邦联制构想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如今他公然背弃了联邦和邦联的二元论。他告诉与会者：“我绝对坚持联盟国家，如果我们不创立联盟国家，我预言你们会走入困境的。”

叶利钦也不屈服：“我们会创立一个国家联盟。”

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地斗争着，以离开会议作为威胁。他告诉众人：“如果没有国家，我不会参与这个改革过程，立刻就退出，这是我的原则立场。如果没有国家，我想我的使命也结束了。我不可能支持一些无组织的东西。”

叶利钦以及国务院其他成员试图以联邦条约的有利之处说服戈尔巴乔夫。他们说在邦联制国家里，军队、交通系统、生态和太空计划都将由中央控制。戈尔巴乔夫听不进去，他站起来收拾自己的文件表示要离开会场。共和国领导人有点恐慌，要求休息一下。叶利钦私底下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他们达成了妥协：新的政治体系被称为主权国家联盟，将组成一个“民主联邦制国家”。国家没有宪法，但是总统必须由所有国家的人民共同选举产生。

尽管新的草案有不少缺点，但是戈尔巴乔夫非常满意，虽然在宪法一事上被否决了，但这一草案就总统选举做出了规定。共和国领导人同意在国务院下一次会议上草签新联邦条约。潘金当时也在新奥加廖沃，他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脸上既不安，又兴奋。”当国务院的成员走向出口时，没有人确切表示会对媒体开口。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安排记者挡住了出口。苏联总统让共和国领导一个接一个地对着麦克风作出声明，表示支持联盟国家。叶利钦宣布：“我们已经同意建立一个联盟——民主的、邦联国家的联盟。”

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得意扬扬，他似乎得到了之前人们认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些人中就包括他最亲信的顾问。他的翻译官帕拉日琴科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发布会，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几乎所有人都很惊讶，在11月14日晚，当电视直播中播放着叶利钦和其他人对着麦克风，重复着一句话，‘联盟将会存在，会有一个联盟国家’时，戈尔巴乔夫看起来确实像个赢家。我和我的同事看着电视直播，我感到他们和我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的成功都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