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

刀锋  作者: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埃利奥特为马图林夫妇在自己位于左岸的宽敞寓所里安排停当,然后于年底回到了里维埃拉。他在这里的房子是用于满足自身舒适的,容不下四口之家,因而他无法让他们和自己同住,即便他想这么做。我觉得他也不会为此懊悔。他深知,自己的独居状态更合人们心意,而不是无奈地带着外甥女小两口。再说,假如总是有这两个住家里的客人,那他很难指望办个什么高端而小众的酒会(这可是他要煞费苦心来筹划的)。

“先在巴黎站稳脚跟,然后适应这里的文明生活,这样安排对他们要好得多。此外两个姑娘也长大要上学了,我已经找好一所附近的学校,而且打听过了,那儿推行的是精英教育。”

这样一来我直到春天才见到伊莎贝尔。我需要去巴黎待几个星期,处理一些事务,在紧邻旺多姆广场一家酒店要了两个房间。这是我经常光顾的旅馆,不仅地段好,而且很有格调,是一座有庭院环绕的古旧大宅,作为客栈已近两百年历史。旅馆的卫生间远非豪华,水管设施差强人意;卧室配备的是漆成白色的铁床、过时的白床罩,而巨大的armoires à glace[法语: 镜面衣柜。]也是寒碜之相毕露;可是客厅的家具却古雅而精致。沙发、扶手椅等均可追溯到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艳丽风尚,尽管说不上有多舒适,但外形的华美自有动人之处。身居其屋,我仿佛住在法国小说家的昔年时光里。我凝视着收于玻璃匣子里的帝国时代的大钟,便浮想起一位披长卷发、穿绉边裙的美艳女子,或也曾一边盯着那分针的移动,一边等待着拉斯蒂涅的造访——巴尔扎克不知在多少小说中刻画过这位出身没落贵族,又一心要挤进上流社会的冒险家。碧昂首医生或也曾在此登门,为一位外省的伯爵夫人把脉、探舌,而老太太到巴黎本是为一场官司要见律师,因偶染小恙才唤来了碧昂首医生。这位大夫在巴尔扎克心目中已是这般栩栩如生,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丢下话:“只有碧昂首能救我。”就在那张书桌边,也许还端坐过一位穿箍衬裙、秀发中分且害了相思病的妇人,写着一份炽烈的情书,写给她那负心的汉子;要不就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先生,身披绿色双排扣长礼服、头戴绒线帽,气急败坏地给自己的浪荡儿子写信。[本段提及的拉斯蒂涅(Rastignac)和碧昂首(Bianchon)都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前者为穷学生、野心勃勃的没落贵族青年,后者则是疗术精湛的医生。]

到巴黎的第二天我给伊莎贝尔打了电话,问可否五点钟过去喝杯茶。自上回见面已阔别十年。一位沉稳的管家领我进了客厅。她正在读法国小说,闻声站起来,以热烈而迷人的微笑迎上前,将我的双手都握起来。我和她也只见过十来次,只有两次是独处的,可是她能立刻让我感到,我们并非泛泛之交,已是老友了。过去的十年缩减了年轻姑娘与中年人之间的鸿沟,我也不再怎么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别了。虽言谈中不乏经世之女人才会说的精致的恭维之词,但她对待我仿佛同辈,只五分钟时间我们便无拘无束地聊开了,就好像两个发小从无间断地定期约见。她多了几分闲适、沉着和自信。

不过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是她外表的改变。我记得她是个很有活力的漂亮女孩,但一不留神就会发胖。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以极大的毅力瘦了身,还是因为生了孩子——那可就是意外的惊喜了——现在的她有了人人都渴望的苗条身材,而此刻她的穿着更凸显了身材。她一袭黑衣,我瞥一眼便注意到那丝质裙子看上去既非平淡,又不惹眼,却是巴黎顶级裁缝的杰作,穿在她身上还透露出一种随意的自信,似乎穿昂贵的衣裙就是与生俱来的习惯。十年前,即便有埃利奥特做参谋,她也会倾向于偏艳丽的式样,而且穿在身上总显得不那么自在,而如今,玛丽·路易斯·德·弗洛里蒙若是看到,也不会说她不够时尚了。她的时尚一直渗透到了涂成瑰红色的指甲尖。她的五官更为清秀了,鼻子是我见过的女性中最为俏丽、挺直的。不论她的额头,还是淡褐色的眸子下方,都看不到一丝褶皱,尽管皮肤少了些豆蔻之年才有的洋溢的青春,其质地仍一如往昔地细腻;显然这部分要归功于护肤液、面霜以及按摩,由此赋予她的一种柔和、通透的精雅,使她格外楚楚动人。她纤瘦的面颊只抹了淡淡的胭脂,口红也是点到为止。她亮褐色的秀发应着当时的风尚留得很短,并烫成波浪形。她手指上什么戒指也没戴,我记得埃利奥特说过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她的手虽不是纤小的那种,却保养得很好。那一时期女性时兴在白天穿短款连衫裙,于是我看见了她那套了香槟色长袜、匀称而颀长的双腿。腿成为不少标致女子的短板,在伊莎贝尔的少女年岁里更是一大遗憾,然而现在却变得优雅出众。事实上,这个曾焕发着健康、热情和绚丽神采的漂亮妞儿,已经出落成一位美丽的女子。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美要归功于艺术,以及来之不易的修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容貌终究达到了如此的完满。也许动作举止的娴雅和愉悦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然而看上去却是浑然天成的。在我的遐想中,这就是一件精心雕琢了多年的艺术品,而在巴黎的这四个月终于使之臻于完美。连最爱吹毛求疵的埃利奥特都赞不绝口,而不那么挑剔的我更觉得她魅力无限。

格雷去莫特方丹打高尔夫球了,不过她告诉我很快他就会回来。

“你得见见我的两个小姑娘。她们去杜伊勒里宫公园了,但应该要回来了。她们很可爱。”

我们东拉西扯谈了不少。她很喜欢待在巴黎,而且住在埃利奥特的公寓里非常舒适。离开之前,他已经让他们熟悉了不少朋友,都是他觉得他们会喜欢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个挺愉快的交际圈。他执意要他们像他自己习惯的那样,极尽招待之能事。

“你要知道,我心里可乐坏了,想想我们过得跟土豪似的,而实际上已经一穷二白了。”

“有那么糟糕?”

她咯咯笑起来,此刻我终于记起来十年前那多么可人的快活轻松的笑声。

“格雷已身无分文,我现在的收入,差不多就是拉里想娶我时他的身家,而当时我还不愿意呢,就因为我觉得凭那点钱我们不可能活下来,而现在呢,我还多出了两个孩子。真的很滑稽,不是么?”

“很高兴你能这样自我解嘲。”

“你有拉里的消息吗?”

“我?一无所知。从你上回在巴黎之前到现在,我都没见到过他。我略知几位他过去认识的人,也还真问过他的情况,但那是好几年前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就这么消失了。”

“我们认识拉里在芝加哥的开户行经理,他告诉我们他不时地从某个古怪地点用汇票提现。中国、缅甸、印度。他好像一直在到处跑。”

我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到嘴边的问题。毕竟要想知道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问出来。

“你现在希望那会儿嫁的是他么?”

她露出迷人的微笑。

“我和格雷在一起一直很快乐。他是个很棒的丈夫。你知道的,市场崩盘之前我们在一起开心极了。我们喜欢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也一样。他很讨人喜欢。而被他宠着也是很好的;他就像当初我们结婚时那样爱着我。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孩。你无法想象他有多么善良体贴。他宽厚得不可思议;你看,他认为对我再好都不够。你知道吗,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没对我说过什么尖刻难听的话。哦,我幸运极了。”

我问自己,她是不是觉得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换了话题。

“跟我谈谈你的小姑娘们吧。”

话音未落门铃响了。

“她们来了,你可以自己瞧瞧。”

不一会儿她们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保育员。首先引见给我的是长女琼,接着是普里希拉,两人一个八岁,另一个六岁,她们握住我的手时都很有礼貌地来了个小小的屈膝礼。她们比同龄人长得高;伊莎贝尔自然不算矮了,格雷在我印象中更算得魁梧;不过她们的漂亮也就是一般孩子都有的那种漂亮,甚至还有些瘦弱。她们秉承了父亲的黑发和母亲的淡褐色眼睛。她们并不认生,而是急切地要告诉妈妈她们在公园里做了些什么。她们充满渴望的眼睛盯住了伊莎贝尔的厨师做的精致点心,本是配午茶的,但我们谁也没动过,而当她们得到同意每人可以吃一样时,又小小地纠结了一下,不知挑哪样好。看见她们对妈妈直露胸臆的爱,很让人高兴,而母女三人相拥一处的场景也是那么的可人。姑娘们每人吃过自己选的小糕饼后,伊莎贝尔打发走了她们,无须多费口舌,她们便照做了。我感到她正把她们教养成很听话的孩子。

她们离去后,我又说了些母亲一般都爱听的关于儿女的溢美之词,伊莎贝尔愉快但又淡然地笑纳了。我问她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还挺喜欢。埃利奥特舅舅留给我们一辆车,这样他几乎每天都可以去打高尔夫,还参加了‘旅行者俱乐部’,在那儿打桥牌。埃利奥特舅舅安排我们住这里的公寓,当然是天赐的福分儿。当时格雷的精神全崩溃了,到现在还有很严重的头痛;就算能找到工作,也无法真正胜任,这自然也让他很忧虑。他想工作,他感到应该去工作,但没有人要他,这让他觉得很耻辱。你明白的,他觉得工作是男人的事,如果不能干活就和死了差不多。他无法忍受自己成为市场上的累赘,他能来,也就是因为我说动了他:经过一番调整,外加环境的变化,他是可以复归常态的。可是我知道,他只有返回日常工作,才会真正高兴起来。”

“恐怕过去的两年半时间,你吃了不少苦。”

“嗯,你知道,暴跌发生时,我一开始根本无法相信。我们居然就这样破产了,这对我而言是匪夷所思的。我能理解其他人遭遇了厄运,可是我们居然——嗯,这简直不可能。我当时还想着有什么能在最后关头拉我们一把。后来呢,当最后一击来临,我感到继续活下去已经不值得了,我感到无法面对未来,太黑暗了。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里,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上帝啊,真是可怕,得跟一切诀别,生活不再有乐趣可言,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没了——而到了这两礼拜结束时我说:‘哦,见鬼去,坚决不再想这些了。’我向你保证,我真的就没再去想。无怨无悔。富贵还在时我的确过得很开心。现在没了就没了呗。”

“显然身处时尚的街区,住在豪华的公寓里,管家这么能干,厨师这么好手艺,还不用付钱,这样的生活,破产了确实也比较好忍受,何况一件香奈儿的裙子,就能掩盖住多少焦头烂额,不是么?”

“不是香奈儿,是朗万[朗万(Lanvin),法国历史最悠久的高档时尚品牌。],”她咯咯笑道,“看得出十年来你也没什么变化。我猜像你这样愤世嫉俗又说话刻薄的人,是不会信我的,可未必我就不是为了格雷和孩子们,才接受埃利奥特舅舅的好意的。凭我一年两千八的收入,在庄园里也能过得很好,可以种水稻、黑麦、玉米,以及养猪。毕竟我是在伊利诺伊的农场里出生并长大的。”

“可以这么说。”我笑道,其实我知道她出生在纽约的一家昂贵的诊所里。

就在这时格雷进来了。实际上十二年前我只见过他两三回,但我看过他和新娘子的照片(埃利奥特把照片装在精美的相框里,和瑞典国王、西班牙王后以及吉斯公爵[吉斯公爵(Duc de Guise),法国的一个贵族封号,于1528年创立。]的签名照并排放在了钢琴上),对他的印象很深。此刻我吃惊不小。他的发际线退到了太阳穴附近,头顶已秃了一小块,面部松弛而潮红,还有了双下巴。多年来酒足饭饱的优裕生活使他体重增长了不少,只是高大的身材没有让他显得过于肥胖。然而最令我注目的是他的眼神。我记得很清楚,当他站在世界之巅,当他活得无忧无虑时,他那爱尔兰人的蓝眼睛里满是率真和坦诚,让人信赖;而今我从中看到的是茫然的惶恐,即使我不知情,也能猜到有什么一连串的变故摧毁了他的自信心。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怯意,像是做错了什么,尽管是不自觉的,却也面露赧然之色。他的精神显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快活而真诚地同我打招呼,一如喜见老友,可是我觉得他那有些喧闹的热忱是出于礼节习惯,而很难再与其内心感受匹配了。

饮料端了过来,他为我们调了鸡尾酒。他刚打了几局高尔夫,并为自己的表现颇感自得。他喋喋不休地谈着自己如何克服了在其中一个球洞遇到的困难,而伊莎贝尔也似乎听得津津有味。过了几分钟,我跟他们约定了时间,请他们吃饭、看戏,便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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