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祖上是1930年代搬来东北的。她外公离开了北京东边沿海世代居住的乡村。弗朗西斯说不太清楚他准确的北上时间，也不知晓个中原因。三舅也是一问三不知。

“我家可没什么罗曼史，”她说，“他肯定是北上找工作的，就这么简单。不是参军，不是要来打日本鬼子，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爱。”

“谁说得清啊，”三舅说，语气很认命，没什么抗议。

外公在这里去世，下葬。然而，和荒地村所有的坟地一样，他的坟也早被刨了用来种地。“文革”期间“破四旧”，所有尸体直接掩埋没有火化的坟都被推平，变成耕地。然而这项传统在中国其他地区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每年冰雪融化，光秃秃的坟堆此起彼伏，仿佛棒球场上的投手丘一般，绿野上再点缀几条跑垒道一样的道路，就真的可以来场棒球赛了。荒地村逝去的人们悄无声息地埋在泥土之中。中国的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说他们土。尘土扑满衣裳，填满肌肤的每一道缝隙。最后，他们魂归大地，与肥沃的土壤融为一体。

荒地村的传统亘古如此。考古学家在这里挖出了很多墓葬遗址。有个地方甚至发现了五百具放在石棺中的残骸，年代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大规模的墓葬群里有坚实的房屋地基、大量的农牧工具、斧头、鱼钩、长矛、称重工具和大豆及小米等农作物。这些发现表明，五千到七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稳定的农牧生活。之前关于东北在游牧民族涌入带来文明之前只是一片死水的普遍观点不攻自破。有些考古现场的发现甚至表明这里二十万年前就有过人类居住的痕迹。

在荒地村的地上世界，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过去人们的居住和生活，看不到坟地，看不到历史。唯一能感知到的过去，就是灿烂阳光下红砖墙上的政治标语，油漆涂的，已经褪色了。这里所谓的历史，是属于每个人的，活生生的，每个村民的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

不过，在东北的北部、中部和南部，零星散落着一些遗迹，从中能窥见更遥远的过去。

火车开往通化，荒地东南边三百多公里的一个小城市。我坐在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人旁边，她带着自己不满两岁的儿子。孩子胖乎乎乐呵呵的，抓我的眼镜，揪我的胡子，窗外有奶牛掠过时会兴奋地敲窗玻璃，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们坐的是硬座，没有坐垫和椅套，高直的靠背。想要舒展下筋骨时，女人就麻烦我抱一下儿子。宝宝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耳边响起荒地那些阿姨催我生孩子的唠叨：你可不年轻了。

在1959年出版的小说《满洲候选人》中，中国人就是在通化判处雷蒙德·肖中士谋杀罪的。肖的长官把他带到一个房间，“所有的家具都用红木制成，风格扭曲而现代，有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设计感……每个小隔间都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一个橱柜和一面镜子。照着镜子，你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确保灵魂没有逃走”。

我在通化住的旅馆房间，就是对以上描述的完美再现。这个城市面积不大不小，和很多地方一样，看着满城露着钢筋的不完整建筑，不知道是在修新楼还是在拆旧楼。

沿着铁轨再往东南行进一百多公里，就来到隶属通化的集安市边缘，我在那里目睹了拆旧与建新的同时进行。建筑工人们在往地基上浇筑水泥，这里即将有一座国际免税商场拔地而起。不过需要进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这样朝鲜人就能从横跨鸭绿江的新桥过河，但不会进入大中国的其他地区。

“整个村子都在拆拆拆。”一个男人边揭自己家屋顶的瓦，一边对我说。“我们要搬到其他地方去，好让朝鲜人学做生意。”江对岸的朝鲜人正有气无力地蹬着旧自行车。还有的蹲在地上，在冰冷刺骨的江水里洗衣服。

两千年前，这片土地曾经属于一个叫做高句丽的王国。朝鲜和中国总是就这个王国的管辖权争论不休。前者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古代文明；而后者声称那是“华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话来自一个指示牌，背后是公元前37年的一个皇家坟墓。

和很多边界一样，东北的遗迹与这个简单直接的陈述有所出入。这些金字塔形状的坟墓，风格看上去更接近玛雅文明而不像满族的墓葬，由很多巨石呈阶梯状一层层向上堆积，散落在城市周边的田野中。过去的建筑遗留下来的山形墙和低低的石墙把它们连在一起，是鸭绿江两岸相当常见的景象。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两边的遗迹都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朝鲜的排在前面。公元5世纪，一位高句丽国王迁都平壤。8世纪，一支中国军队推翻了这个王朝的统治，在东北建立了一个据点。

我在集安遗迹这里简直就是包场参观。这是一次远足，去探寻那个曾经伫立着宫殿的山谷。旅途上唯一见到的人是个牵着牛的农民。回去的路上，又看到农民把牛拴在一辆卡住的出租车的保险杠上，把车拖过一段有很多石头的水路。出租车司机说他找的就是我，因为听说有一个游客正在附近闲逛。

他把我带到最大的坟墓前，一圈围栏挡住了我的去路，门票卖得很贵。“这些好看的都是假的，你知道吧？”一个卖红薯的女人说。“真的就是你在这周围看到的这些石堆子。那些都是重新修的。”

我觉得这话没有根据。女人穿着一件T恤，上面用英语写着，“救救美国的青少年”。不过，和老照片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为了更上相，更光鲜，这些遗迹的确被修缮过了。这跟我在整个东北看到的一切感觉差不多。中国的其他地方都还有古旧的痕迹，这里的历史却感觉很新。没有这个国家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只有活着的人们最近造起来的部分。就连这些古代遗迹看起来都是簇新的。

我第一次去荒地东北边二百五十多公里的哈尔滨，是为了一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更新一本旅行指南。那是1998年，哈尔滨旅游局出了一本宣传性质的杂志，想要吸引游客。封面故事的标题是，《警察、警车、警犬……就在我们身边》（我真欣赏这种层层递进的紧张感）。后来，我发现书页之间夹着一张纸巾，如同什么宝贵的树叶标本，上面是我潦草的笔迹，写了十一个“depressing”（沉闷）。

现在，城外有个地中海俱乐部运营的滑雪度假村；星巴克占据了市中心交通要道边鹅卵石铺就的人行道；哈尔滨每年热火朝天的冰灯节是迪士尼赞助的。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涌入这座城市，看松花江上六十厘米厚的冰块被做成数千个形状各异的冰灯，从实物大小的熊猫，到缩小版的埃菲尔铁塔。

弗朗西斯到哈尔滨和我度过了一个长周末。她的律师职业病犯了，说在一个诉讼不发达的社会，有这样的嘉年华令人惊叹。孩子们从一米高的冰台上一跃而过，猛地从四层楼高的冰滑梯上滑下。成年人则被便宜的冰川牌啤酒弄得热血沸腾，抓紧打着结的绳子，从高高的冰墙上往下跳。他们还在冰道上开卡丁车，闪避着铃儿叮当响过松花江的马拉雪橇。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一个面带微笑的大块头摇摇晃晃地站在雪橇橇头上，朋友们起哄叫他胖子，催他赶紧出发打头阵。看上去胖子总是打头阵的。他俯下身子冲了出去，裹在毛大衣里怒吼的身躯消隐在黑暗中。

“这地方简直就是个死亡陷阱啊。”弗朗西斯说。但唯一“遇害”的是我们的牙齿，山楂糖葫芦在冰天雪地中吃起来感觉更硬了，磕得牙都快掉了。

“真是要人命的零食。”石头一样的山楂黏在牙齿上，竹签子在我嘴里面戳来戳去，弄出了血。

“总有一天会跳出来一群律师，终结这一切欢乐。”弗朗西斯面带狡黠的微笑。“及时行乐吧。”

我们想去看哈尔滨的古代遗址，在清朝之前。遗址在城外三十多公里处，名字听起来像个喷嚏：阿城。

大巴行进在高速公路上，车上的电视一如既往地放着东北二人转。光着膀子，穿着黄色丝绸裤子的男演员问穿着亮闪闪粉色丝绸套装的丰满女演员：您贵姓？

“我可不能告诉你，”女人扭着身子，卖弄风情地回答，“你会想吃了它。”

他猜了个和“米”谐音的姓，又猜了个和某种蔬菜谐音的姓。

“都不对！”女人尖声尖气地说。

“不猜了。你到底姓什么吃的？”

“史！”

录像里的观众啪啪啪鼓掌大笑。

“这个我看过，”弗朗西斯说。女演员随着嘻哈风格的节奏滑稽地旋转，还号召观众们“摇起来！摇起来！摇起来！”。大巴突然发出刺耳的刹车声。

司机把车停在一条窄窄的路边，两旁都是高大的白桦。“你们到了，”他大喊一声，盖过了电视里的喧闹。他指着一个小小的绿色标牌，说不定被刚开过去的卡车撞过，一边严重歪斜。我们俯下身子细看，上面没有满文，却有汉英双语，写着“金上京遗址 JIN DYNASTY CAPITAL SITE”。

标牌上的箭头指向一片休耕的玉米地。田埂上有座一头小牛般高的石头房子。弗朗西斯跪下细看。这房子看上去就像远处那些平房一样。小小的前门上刻着几个字，土地庙。“我从来没见过呢，”她说，“我还以为‘文革’的时候都毁了。”

我在荒地也没见过什么土地庙。这样的遗迹一定会被那些一心一意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卫兵当做靶子。

弗朗西斯四下看了看人迹罕至的荒野，“也许红卫兵根本没来过这儿”。

又有谁来过呢？我们继续往前，向村子走去，以为路上会遇到围栏，或者收门票的，至少也得有个卖明信片和毛线袜子的大妈。然而，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经过某个院落时一条德国牧羊犬的狂吠。狗主人闻声出门，问我们是谁家的。

“我们在找金朝遗址。”

他指着土路对面，那儿有扇大半人高的门，孤零零的，没有墙，没有围栏。风吹过，门应声而开。我们跨过去，努力想象一千年前那些宏伟的殿宇，毕竟，这个民族曾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1115年，女真族的一个部落建立了金朝。女真是东北的游牧民族，擅长骑射，和蒙古的通古斯族是近亲。金朝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华南以后，首都就迁到了如今的北京，被称为中都，并在都城中心修建了一连串的湖区。京城的人口上升到一百万。1157年，金朝皇帝下令将东北的宫殿全部拆除，以示女真永久移居中原。六十年后，蒙古骑士的弓箭冒着火焰，金朝陷落。意气风发的统治者成吉思汗下令将所有臣民处死。中都的街道尸水横流，无比湿滑。五个世纪后，改名为“满”的女真人东山再起，夺回皇位。

过去金碧辉煌的宫殿，如今只剩下一些石块，能依稀辨别出千年前的地基，两侧伫立着笔直的杨木，像守卫的哨兵。旁边的石龟背上托着一块刻了字的石碑。碑文就是这座都城曾经的名字，面对空荡的田野，如同一声没有回音的呐喊。

在遗址后面我们发现一块水泥石碑，上面用油漆写了一些汉字，说明遗址是在2000年挖掘出土的。在泥土下埋藏了将近九个世纪之后，剩下的只有石头和宫殿残存的痕迹。这些殿宇伫立之时，欧洲正在经历中世纪黑暗后的振兴，修建哥特风的建筑，威尼斯兵工厂拔地而起，圣殿骑士团蓬勃壮大。东北的原野上，劲风猛吹，阳光普照，对女真朝廷的描述在风蚀作用下从石板上斑驳脱落，如同被晒伤的皮肤。

有一句介绍还能依稀辨认，说的是一个金朝皇帝的墓就在大约八百米之外。这座墓葬是三层的梯形土堆，周围有零星的细长榆树，因为总是刮风，长得歪歪斜斜的。我们进入一个湿冷低矮的房间，发现石头做的墓前有祭品：塑料的梨和苹果。这里就是金朝建立者完颜阿骨打最后的长眠之地。

“感觉像‘非法入侵’，”弗朗西斯说，“真是太怪了，这是个古迹，居然没有卖票的，也没有拿扩音器的导游带着拖家带口的旅游团。”

不过，这里也可能不是完颜阿骨打真正的长眠之地。史料记载，他被埋葬在今日北京附近的一座山上。坟墓外只简单贴着一张说明，讲述了一位中国皇帝微服私访东北地区。那是在完颜阿骨打称帝之前。中国皇帝要所有部落酋长一起跳舞，而完颜阿骨打是唯一敢说“不”的。

“典型的死要面子。”弗朗西斯说。她觉得这正显示了这位金朝皇帝脸皮薄，因为他在远离主流文化和权力的地方长大，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我们东北人看起来挺强悍的，实际上比中国任何地方的人都爱面子。”

“你说这话也感觉很骄傲嘛。”

弗朗西斯哈哈大笑：“那不刚好，说明我说得对啊。”

我们在书上读到了遗址没有说的，完颜阿骨打是个马背上的硬汉，击败了北方其他部落的精兵强将，和蒙古人结盟，挥师南下夺取汉人的领土。他建立的帝国，就是满族统治的前身。

他的阿城之墓上有个神龛，伫立着这位皇帝的水泥雕像，外面刷了一层漆。杀人如麻的完颜阿骨打喜气洋洋，意气风发，披着带貂皮的黄色丝绸袍子，稳坐皇座。除了我们夫妻俩，他的观众还有一群被冻僵在天花板上的红色瓢虫，已经开始褪色了。

1644年，在一名汉族叛将的帮助下，满洲的骑兵旋风般跨过天下第一关，占领北京，统治中国。他们想把东北的一部分作为本民族文化的存留之地。事实上，长城不过是位置一直在变化的堡垒，之前朝代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了长城以北。为了禁止汉人进入自己的故土，清政府修建了一道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屏障，从天下第一关开始，一直延伸到东北腹地。这道屏障是用土筑起来的壕沟，沿壕种植柳树，所以称之为柳条边。

这段城墙划分了蒙古族、满族和汉族人的居住地，还为皇家猎场圈了地，确保朝廷能从黑貂皮和高丽参贸易中赚钱。1754年，乾隆皇帝在一首古诗中如此描述这道屏障：

盛京吉林各分界，蒙古执役严谁何。[引自乾隆诗作《柳条边》，全诗为“西接长城东属海，柳条结边画内外，不关阨塞守藩篱，更匪舂筑劳民惫。取之不尽山木多，植援因以限人过，盛京吉林各分界，蒙古执役严谁何。譬之文囿七十里，围场岂止逾倍蓰，周防节制存古风，结绳示禁斯足矣。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麋鹿来往外时获，其设还与不设同。意存制具细何有，前人之法后人守，金汤巩固万年清，讵系区区此树柳”。——译者]

和万里长城不同，柳条边踪迹难寻。荒地村过去就在满洲划定的地界内，我独自在村里搜寻这道屏障留下的遗迹。然而，唯一可以寻到的影子，只有附近区县的名字。九台，过去是柳条边上修筑信号台的地方。通往九台的路经过一个叫做桦皮厂的村子，过去清军骑兵的马鞍和马镫就在这里取材；路上还有个村子叫西营，过去可能是军营所在地。

柳条边消失得无影无踪，部分是因为其并非石材修建，只是并行的土堆形成壕沟，沟里种了柳树，用绳子捆扎整齐。随着清朝的衰落，柳条边也逐渐废弃。1886年，一群英国探险家穿越东北，发现这道屏障“如同今日的罗马城墙一样，荡然无存。不过，木质的通道仍然保留着，也是一道关口，往来车辆必须交过路费。偶尔能看到一个土堆或一排树木，依稀可分辨柳条边原来的位置”。

我那群二十二中的学生对此闻所未闻。我在黑板上写下柳条边几个汉字时，他们只是空洞地眨眨眼睛。荒地村没人知道我在絮叨什么，连满族人关老师也听不懂。弗朗西斯也从没听说过柳条边。“不过这名字不错，像一首诗的标题。”她在Skype上对我说。“学校里没教过。我们了解到的满洲啊，清政府啊，都是消极的。因为早就终结了。教科书上重点讲的是万里长城，就算它没能阻挡清军占领北京。”

东北有一系列博物馆，是官方指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者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件事情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大多数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都有音箱喇叭大声放着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觉得旋律略微熟悉，有一点像我小时候在美国西部参观牛仔文化博物馆时常听到的电子音乐。不过，东北这些博物馆游客旁边不是野牛头骨和印第安人的木雕像。他们学着清朝格格的样子，戴着扇子般的旗头；在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马厩里骑马；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吃“忆苦饭”，体验战时的军中疾苦。

不过我还是饶有兴味地逛博物馆，心中满怀好奇，想看看当代中国珍视哪段历史，又轻视什么故事。不过，在我看来，博物馆之外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才真正讲述了东北的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一个城市公园里有一座破旧的日本神社，也是一个军阀的故居。一处洞窟里伫立的不是佛像，而是圣母马利亚。一个曾经忙碌喧嚣如今废弃荒凉的火车站，和它身处的废城。一座圆顶天主教堂旁的犹太教堂。

这些地方的群像，是东北独有的，是曾经的满洲独有的。在19世纪早期的一幅地图上，柳条边那条线上有一顶帐篷，正处在这片区域的正中心。我还去那里寻找过。

登上7515次列车，就好像回到十年前的中国交通系统。因为高速铁路的建成通车，这类慢车已经少有人坐了。坐高铁时感觉到的那种安静和封闭，跟乘坐喷射机没什么两样。但我还是喜欢老式的火车车厢，能开窗子，硬座给你一种真实的触感，跟坐滑翔机似的。火车吭哧吭哧地穿行，窗外的景色如同一个绵延不绝的长句，文字是那些犁耙耕过的土地，结尾有个袅袅炊烟形成的感叹号。我喝了一口韩国的麦卡咖啡，英文名是Marxism（马克思主义）。包装上写着一句英文的承诺：“上帝最爱的咖啡！”

火车来到抚顺，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抚顺一过，天朗气清，能看到湛蓝的天空，一堆堆干秸秆和长满松树的连绵山丘。尽管现在没有任何地图显示柳条边的遗迹，我还是能依稀辨出它的大致走向，方法是圈出那些名字结尾是“门”的村子。其中一个村子在荒地东南边四百公里左右，属于清原县辖区，这是个满族自治县，顾名思义，清朝的起源。[该县原名清源县，后因与山西省的清源县重名，于1928年改源为原。——译者]

传说，满洲的建立者于16世纪诞生于此，那是中国的明朝。东北的一部分和原住在此的女真部落隶属明朝管辖。小男孩痛失双亲，由一名汉族将军抚养长大。将军看到孩子脚上有七颗娘胎里带出的红痣，认为这预兆着他将打入紫禁城，篡权夺位。明朝皇帝下令将孩子处死，但汉族养母提前给他报了信。男孩骑上马，和自己的狗一起逃往一片幽深的树林。将军杀掉妻子，一把火烧了树林，把狗也杀死了。将军一步步接近，一群喜鹊突然包围男孩，把他藏了起来，幸免于难。后来，他举行献祭仪式，怀念自己的养母，下令世世代代将喜鹊作为守护神，并禁止子民们吃狗肉（他还下令女真妇女不用缠足，而男人要削发梳辫）。他借鉴蒙古文字，建立了满族的文字系统，并在东北修建了一个“小紫禁城”，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第一个可汗。这个家族后来统治了中国，直到1912年。这位建立者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

在占领北京前与汉族军队的一场厮杀中，他去世了。他的儿子建立了清朝，1635年颁布法令，宣布将女真改名为满洲。这个名字的语源学意义不太明确，也许是“英勇无畏的弓箭”。还有个解读说是来自佛教的文殊菩萨，象征了智慧与慈悲。

而今，中国的满族人大多都居住在东北。占东北一亿一千万总人口不到10％，占中国总人口不到1％。很多人都是群居，集中在清原满族自治县这样总人口十万左右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拔腿就跑，追上正在离开月台的火车赶紧离开。这个孤零零的火车站只有一个小房间，是日占时期的遗迹。现在，蓝灰色的墙面沾染了黑黢黢的煤炭痕迹，大面积斑驳脱落，仿佛脏兮兮的沙箱里被人遗忘的玩具。

目之所及，没有出租车，没有公车站，甚至看不到红绿灯。从以往混中国的经验来看，一旦我不知所措，只要原地不动，自然能引来“知所措”的人。于是我就呆呆地站在火车站前。

短短几分钟，旁边的烟酒糖茶副食百货店就出来一个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的壮汉。他没问我是谁家的，而是大声说：“今天是个结婚的好日子！昨天宜下葬，今天宜嫁娶！”

他背起了黄历。我一下子来了精神，这人很讲究传统嘛。我们没有引来任何围观。除了我和这个叫李长春的男人，清原好像没有其他人了。

李先生递给我的不是名片，而是身份证。中国的身份证上会写一个人的民族。他说他是满族。我问他为什么在衣领上别着毛主席像章，他浓密的眉毛皱了起来，好像在问：“干吗不戴呢？”“我是中国人啊！”他大喊。说美式英语的人可能会有很强烈的身份感，但普通话的作用却没这么明显。比如弗朗西斯是华裔美国人。但不能说李先生是“满族中国人”。他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满族人，顺序不能弄乱了。

他脖子上戴着条粗大的金链子，仿佛一块红木上缠着沉重的链条。他抽的是廉价的“小熊猫”香烟，身上一股松焦油的味道。他是第一个听我说起柳条边而没有露出疑惑之色的人。

“啊，”他回答，“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村儿，英格门。我带你去。”

我喜欢李先生。

他叫醒一个趴在麻将桌上酣睡的司机。对方开车带我们来到英格门，停在一栋矮矮的砖房面前。“县里最长寿的老太太就住这儿，”李先生说，“我们跟她打听打听。”

我们没敲门就进去了，结果得知清原县最长寿的老太太住院了。开车回到县里，在医院里找到那个正在打点滴的老太太。她非常虚弱，不过还是直直地坐起来，对于我们这些跑来问她古迹的不速之客，没有露出任何惊讶。

“七十年前这儿还能看到柳条边呢，”她说，“现在看不到啦。树被砍了拿去烧柴，壕沟也被填了，用来种庄稼。全都没啦。找不到了。反正也没人关心我们满族的历史。”

她说完就躺下了，闭着眼睛，让我们去找一个叫刘良军的男人。“他写了一本柳条边的书。”在中国，做研究是横向的。一个人把你介绍给另一个人，就像一个个绳结。

天黑后，热情的李先生带我回店里。我们一瓶一瓶地喝着啤酒，是以长白山上神秘的天池为品牌名。啤酒味道很淡，水有点多。“也许跟湖水感觉一样，”李先生推测。

天亮我们才分别。县城的周边被熊熊火焰照亮。满族的“鬼节”开始了。每家每户念着亡故亲人的名字，用焚烧的方式把纸钱“汇”给他们。“这是纪念亡灵的方式，跟他们说你还想着他们。”一个女人边烧着一叠纸铜钱，一边告诉我。她没问我是谁家的，只关心我能不能帮她找个新家。“我得找个老公。清原的单身男人都出去找工作了。”

回到旅馆房间，当地电视频道滚动播放着分类广告。伴随着凯利·金的萨克斯曲，我看到很多广告：一辆解放牌卡车要卖；先锋路上有家常香辣炸花生出售；政府通知，请观众“拒绝假钞，爱护人民币”。接着来了一系列“孤独的心”广告。

窗外的火苗燃烧跳跃着，慢慢熄灭了。

历史学家手里没有自己的书，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带我们来到一所中学。“他们这儿有一本，”刘良军说，“只有六十五页，但讲的都是老故事。”他和我在中国见到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穿着一件polo衫，塞进裤子，裤腰带系得高高的。头发日渐花白，全都乱蓬蓬地竖着，好像刚遭了电刑。

我们进了学校，发现校长正在后院，挥着锄头收洋葱。他用流利的英语问我知不知道这学校原来是什么地方。“佛庙！”我猜对了。中国农村的佛教庙宇经常被改建成学校和派出所。“‘文革’的时候被拆了，”校长指着一块残破的基石，“就剩下这么点儿。”

校长姓李。他和我一起跟着那位历史学家，沿着一条土路往前走。路很窄，中途开来一辆拖拉机，我们不得不让到路外。学校里已经找不到历史学家的那本书了，所以他只好把故事展示给我们看。我们来到一个被路分开的土筑路堤前。历史学家指着一个一片叶子也没有的粗短柳树树桩。周围没有任何牌子之类的标志。他说：“这就是柳条边。”

门位于屏障的东翼。那条边关曾经从荒地村南边附近一直修到鸭绿江边中朝交界处，绵延一千多公里。这是皇家猎场的边界，整个猎场面积与缅因州相当。而汉族人被禁止在附近安家。乾隆在《柳条边》这首诗中还写道：

不过这个边关，与其说是个地方，不如说是个逐渐推移的过程。清军占领北京后，大量军队以及随军家属迁移到首都，致使朝廷一开始鼓励汉人来东北定居。1653年皇上下旨，凡愿意迁居北境的农民，都奖励种子、牲口，并延缓赋税。不过，十五年后，这项法令就被废除。1681年，柳条边建成，其中有些地方和前朝抵抗“蛮夷”的长城重合。

接下来的两百年，朝廷对汉族人的法令一变再变，有时是禁止，有时是鼓励（有时是犯罪被放逐）。南方饥荒的时候，各种禁止迁移的命令应运而生；而俄国人一旦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汉族人又会迎来鼓励去荒地这样的地方定居的旨意。吉林市那时还被称为吉林乌拉。1676年，清朝皇帝下令在此修建一个军港，这里成为一个战略中心。一位陪同皇帝视察吉林造船业的耶稣会传教士写道：“这个城市造船的方式比较特别。居民们的数量一直比较多，以便应对俄国人的突然袭击。后者经常造访这里的河流，企图从吉林人手里夺走采珠业。”

最后，大规模迁徙来此的不是俄国人，而是中国人。清朝日益衰落，负债累累，当地政府需要自己盘算生财之道。他们唯一能运用的资产就是土地。1870年代，原本严格封闭的皇家猎场和牧场开放了，大家纷纷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柳条边成为摆设。

校长打断了意兴正浓的历史学家。“这里已经可以发展旅游了！”他指着不远处说。“那边山丘上，原来是柳条边的，现在有个坑，你看到没？那是个湖。我们可以加点帐篷，弄个能野餐的地方，然后重建柳条边。很容易的，种树就行了。我跟你说，真的特容易。想想就知道了，柳树哦！花不了多少钱。不就是树吗。但那些个领导根本不听我的。”

我们这个小小的旅游团走回学校，过了街，来到村里唯一的餐馆。餐厅门口有堆得整整齐齐的一排玉米棒子，上面挂着一排割下来的德国牧羊犬爪子。满洲建立者禁止子民吃狗肉的命令，看来也早就是一纸空文。

餐桌上，历史学家很安静，校长说个不停（“种树！很简单的！种树！很便宜的！”）。李先生则拿着菜单点菜。“我只吃素，”我撒了谎。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也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自我介绍是满族人，知道清原最值钱的手工艺品。“就在我的地下室。”

警察拿着一个大大的钥匙环，我本来还以为这种钥匙环是西方专属。他带着我走下派出所的楼梯。“就在这里面，”他指着一扇门，“在锅炉房里。”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响，警察把铁门用力一推。室内没有铺地板，泥巴地面上摆着一口生锈的钟，有我膝盖那么高，刻着满文和汉语。“欢迎来到我们的博物馆，”警察开起了玩笑，“清朝就给我们剩下了这些。”

历史学家建议我到西翼找找柳条边的遗迹。那里过去是满洲和蒙古牧场的分界。距离清原将近两百公里。据历史学家说，那儿还要更落后些。路更少，几乎没什么建设。但风更大，我心想，这么一来遗迹肯定更少了。就连18世纪乾隆皇帝的诗里都描述了柳条边的逐渐衰亡：

后来我往西边去的时候，本以为大巴会把我放在一个古老的村落，我会遇到另一个满族的小店店主和历史学家，可能是清原那两人的远房亲戚；他们也会上前给我指路。然而，大巴停了，我下了车，眼前是个簇新的车站，规模堪比小城市的机场。这个县叫做新民。车站里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典型的东北人，很友好，很热情，给我吃糖松子，问我为啥没有孩子，还不时大声打着电话，询问五花八门的事情。然而，没人听说过柳条边。

我问了农业银行的一个出纳和东北大药房的一个售货员。她们的反应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样，没有说我肯定搞错了，或是可能把发音搞错了，或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什么也不懂。她们只是眼神空洞地看着我，自顾自地咯咯笑着，给我端上一杯绿茶。

天空湛蓝高远，那颜色仿佛把一切都浸透了。一轮饱满的皓月格外明显。那种在开阔空间和空荡疆域里的感觉又来了，我又找到那种自己所热爱的在东北旅行的感觉。一辆公车停在我跟前，司机问我是不是那个在找柳条边的人。我坐在最前面的位子上，看着挡风玻璃前一览无余的风景：玉米地，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

我凌晨5点就起来了，在这双车道的路上行驶实在无聊，我很快睡着了。一个小时后，司机叫醒我，说彰武县到了，还说：“这里就是原来跟蒙古的交界处。”我没有看到柳条边，只见一个公车站，也很大，很新。候车厅里一个穿褪色迷彩裤的老头好像看出了我的沮丧，悄悄走了过来。我知道，他将要成为我的指路人。

“柳条边在哪儿？”老头重复着我的问题。“你从来的路往回走三十公里。你走过了。应该在高速公路蓝色的标志那儿下。”

一个小时后，同一个司机在那块长长的牌子下面停了车，说：“这是唯一一块蓝色的牌子，兄弟。”大巴开走了。太阳升得很高，汗水在我脖子后面直淌。万籁俱寂，只听得一片向日葵在微风中唰唰轻响。大大的花盘低垂着，地上有一带白沙。用手抓起一把来，细细的，热热的。感觉像个干涸的河床。蓝色标牌是当地政府竖的，上面写着：“您来彰武办事遇麻烦，请拨打6949006。”

我很想拨打这个电话寻求帮助。不过还是先跟着沙子的踪迹，走上一条路堤，经过向日葵花田，突然听到突突突不连贯的马达声，一辆拖拉机从秸秆堆后面出现。冯姓车主停下他那辆泰山T-25拖拉机，问我干吗。

“柳条边？”他重复了一遍。“你就站在上面啊。”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里就是那条壕沟，护城河的一部分。那个土堤就是屏障。”冯先生从车上下来，领我穿过一篇玉米地，来到一处空地。“这儿就是屏障。现在你看都种上大豆了，还有这个，”他边说边将手伸进湿润而肥沃的土壤，扯出一条根，“是花生。”

我坐在冯先生的拖拉机后面，双手把着他的肩膀，沿着柳条边的遗迹颠簸。他把我捎回主路，指着对面一条水沟。“你看到那边的记号了吗？”

我只看到一堆垃圾。但冯先生下了车，走向那片潮湿的土地，接着在一个被推倒的白色花岗岩的牌匾前停下。

“这是政府在这儿立的第二个。第一个呢？不见了。”他大笑起来，补充说：“你懂吧，就是被偷了。这石头不错。”

新的这块没有好好立起来，正面朝下陷在地里。把上面覆盖的野草扯掉，能看到一段文字，说这是西柳条边的一部分。文字说，这条路之前经过的关隘，是蒙古和满洲的分界。

另一辆拖拉机看见我们也停了下来，接着一辆小汽车停了下来，于是，有五个人一起站在及脚踝的水里，盯着那块石头。要是这个“标记”做得好一点，应该把乾隆皇帝写柳条边那首诗的最后几句包括进来：

冯先生和另外几个人离开了。我忍受着烈日与飞扬的尘土，为了等车在路边足足站了一个小时。为了打发时间，我拿起一个空矿泉水瓶，装满软软的沙子，作为纪念，并衷心感恩这里没人在叫卖这种纪念品。一辆装满西瓜的卡车经过我身边，猛地刹了车。司机跳下车来，沿着路边走回来。他说我看起来像个美国人，问起奥巴马和美国经济的情况。说我们的历史比起中国历史简直太短了。还问“美国的西瓜卖多少钱一斤”。我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遇上这样的聊天。但不同的是我俩之外完全没有旁人，周围只有向日葵、花生和不时飞过的蜻蜓，大概在偷听我们不断转换的话题。“这里就是柳条边，”我有些骄傲地说。司机问道：“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