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霜降

东北游记  作者:迈克尔·麦尔

10月末,堆在墙边的秸秆上的露水结了冰。茅房周围苍蝇的嗡嗡声听来有些疲倦。大半年了,我第一次可以拍死它们。“那些苍蝇有战士的基因,抗日的时候遗传下来的,”弗朗西斯在Skype上说,“但谁也扛不住挨冻啊。”

关先生坦白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总是在新的车间挨到很晚才走。东福米业的车间有中央供暖,而我们卧室的窗户漏风,寒气袭人。他建议我买一卷胶带来黏一下炕,凑合凑合得了。“这是在这个房子里的最后一个冬天了,”他如释重负地说。

早上,我走路去学校,总要把运动衫的兜帽紧紧包住耳朵。我想象吹向荒地的西北风在西伯利亚集结。“做好准备吧,当狂风从北边袭来,你会禁不住哭泣且无限哀伤,”1903年,一名在吉林的旅人如是写道,“因为你的鼻子、眼睛、指尖都将痛不欲生。”现在风还只是一小阵一小阵的,但很猛很冷,正在为东北一整个冬天“马拉松”积蓄力量。

地里的玉米秆干了,还没来得及收下来作为饲料贮藏。我跑了过去,十六公里的路程,来到山脚下。近距离看这些山,比家里看要小些。路的尽头是臭熏熏的垃圾堆。一个夏天的自我跑步训练,这里就是终点了。在这里我完全看不到荒地。跑回家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起毫无生气的白杨,黄叶铺天盖地地撒在我身上。

唯一还有点夏天气息的颜色,是挂在篱笆上晾干的白菜。每家每户旁干秸秆垛拔地而起,是整个冬天烧炕用的。稻田变成了一望无边的泥地。青蛙钻进休耕期的田里冬眠,等春天再醒来。

三姨站在红旗路上,一脸鄙夷地瞪着最近修起来的妨碍她种虞美人的东西。草皮上,工人们修起了一面薄薄的墙,高一米五,刷成丰收的金黄色。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工人们跟三姨说了,修墙是要保护她,免得来个车祸啥的把她家给撞了。其实减速带可能更有效。来往的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新修的路给毁了,每辆车车身上几乎都会带点土啊泥的。荒地第一次有了大量动物在路上被车辆碾杀的现象。遗憾的是田鼠和青蛙根本看不到是什么碾了它们。

“要是我们必须搬进那些高楼,那这面墙还能把他们干的丑事儿遮起来,拆房子的时候谁也看不到。”三姨猜测。她仔细打量和研究这面墙,我想她是不是把那句标语看成了一个预言。但她只是做了个鬼脸,说要把虞美人种在墙根下。说完就双膝着地,开始挖土。

这个季节时常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雨,我会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不过在这么一马平川的地方,挺难找的。暴雨让我被迫停止跑步后,我就在那座铺了铁轨的天桥下等着。吉林到长春的高速列车拖着光滑洁白的车厢飞驰而过,快得乘客都来不及看清荒地的站名。反正大多数乘客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

站台空无一人。雨中,浅粉色的墙壁看上去挺美。车站是荒地最引人注目最干净的楼,不过废弃不用的库棚周围,野草已经悄然蔓延,入口也一片泥泞。一块生锈的牌子上写着:公用电话。现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都有了手机。在新的天桥下,我看到很多用油漆喷的广告,挖井人的电话什么的。还有好多小纸片贴在上面,说什么“法轮大法好”;还有一张海报,上面有手足口病引起的水疱的图片。太可怕了,我干吗总是要去看呢?

暴雨变成了米粒大小的冰雹。

我向诊所跑去,推开贴着“二十四小时开放,祝您健康”的大门。护士说三舅刚刚才走,我在街对面发现了他,正坐在一张桌子边看电视。电视里蒋介石正痛苦地紧握双手,因为没能把日本人赶出东北。很快他就会遭遇兵谏,被迫联共抗日了。

“我知道这电视剧的结局。”

三舅说了声“啊”,权当问好。

电视继续放着,我们俩分吃了一盘春饼,这是东北版的墨西哥卷饼,夹一筷子葱丝,腌萝卜和辣味炒肉放在油亮亮的薄饼上,卷起来吃。我们没有要米饭。旁边的餐柜上摆着满满一大桶饭,想吃多少随便舀。丰收之后,没有什么庆祝,大家没有聚在一起吃今年的第一碗新米。我问为什么不,三舅说:“不就是米吗,有啥稀罕的?”

他有些艰难地站起来,踉跄地走到餐馆另一边,拿起一把椅子上折起来的毛毯,搭在我肩上,淡淡说了声“啊”,然后叮嘱道,“别病了。”

这餐馆就我们两个顾客。我们也没说话,只听筷子碰撞着碗沿,嘴巴咀嚼着葱丝,电视里将领在大喊,炮火在怒吼。我提醒自己,要尽情享受这一刻,好好铭记下来。三舅是我在这里的亲人,是唯一持续未变的变量。现在时光匆匆,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我问起今年的收成,他一口气说出收了多少,卖了多少钱,像背电话号码似的,顺溜极了。土地的产出比他预想的高,大米的批发价也提高了,不过批发商也会跟着抬价。三舅预测,等大米真的上了架等着消费者去买,可能价格要高50%。

“涨价,”我说。

“别这么说嘛,”三舅说,“是提高,提高,提高。”

什么都涨价了。中国人太多了。

丰收之后,村里的人也变少了。又来了一场暴雨,我躲在一家人前门用锡板围起来的门廊下。一个小男孩撑着伞跑了出来,是荒地小学的孩子,我认得。他喊道:“老师,别站在那儿,别站在那儿,老师!”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这家的外墙被涂成红色,是因为里面停放着一个女人的遗体,要放到出殡那天。我害怕地一缩,这才发现前门的窗户也涂了红漆,只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十字形的透明部分。

“咱们走,”男孩催促我,“免得她附你的身。”

“那你呢?”我说。“她为什么不附你的身?”

“我是个小孩儿!”男孩喊起来。

“那又怎么样?鬼讨厌写作业?他们不想再去上学了?”

男孩拉了拉我的胳膊说:“别开玩笑了。我们得走了,不然来不及了。”他把伞递给我,我们紧挨在伞下,往他家走去。

第二周,我被一阵音乐声惊醒。有人在吹呐子[唢呐的一种,属于中国民族乐器中的管乐器,用于吹奏地方戏曲,卡戏,模仿动物叫声,和唢呐不同的是,呐子没有笛孔,靠气息控制音高。——译者],长长的喇叭,声音有点像卡祖笛。一吹这东西,要么喜事,要么丧事,通常还伴着敲锣打鼓,把那些邪灵吓退。音乐是从一条土路上的一户人家里传出来的,土路我从没去过。关先生说,死去的这位是个八十六岁的老太太,家庭和睦,儿孙满堂,后辈都来为她守灵,至少停灵一晚,甚至更长。关先生要去追悼会。“要是你也去,打招呼一定不要说‘你好’,”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得说“你不好”。

我和他一起走到那家屋前,但在院子里停下了。我不认识这位逝者,也不知道她家姓什么。我脑子里突然浮现起三舅躺在棺椁里的样子,一个陌生人跨过门槛,向他的亲人们做自我介绍。这个陌生人是个外国人,有可能做出什么不尊重逝者让人丢脸的举动,这会让本来就悲伤的气氛雪上加霜。

关先生说我分析得很理智,但这种事情源自内心的情感,“进来露露脸,”他说,“别做笔记了。这事儿你也不会想写。要是你觉得不得劲,我就跟他们说你要走。我清楚咋办。”我只要站在那儿,不记录什么就好。关先生领着我走了进去,关上门。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霜降逐渐接近立冬,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走一趟。我心里一沉。在北京,这个电话意味着我要苦苦哀求继续住在大杂院里,因为他们认为不安全。但我教了他们一连串的英语脏话后,得到了准许。警察们很高兴,因为要是老外骂他们,他们就知道了。不过,这样的交易对荒地的警察可能没多大用处。

在荒地很少看到警察,第一次见还是上次那个官员来视察,一个警官跑来管制荒地的交通,让车队通行。村里的派出所是一栋两层的砖砌小楼,墙面像北京那样刷成带蓝色边的白色。不过,停车场里全是晒干的玉米棒子,有两只小狗在打架。

办事员领着我经过几个窗口,窗口的牌子上写着:

出生登记

婚姻登记

档案纠错

“在最后一个那儿等着,”她给我下了指示。

来了一位警察,穿着平整干净的制服,叫我梅老师,抱歉说麻烦我跑一趟。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中国见到的所有警察一样,永远一副四十上下的样子,好像未曾老过。他说村长向他们报告,我和关先生住在一起。是报复我没租他的房子吗?我无从得知。但根据国家规定,外国人无论是住宾馆还是借宿别家,必须登记。“城里的话你必须二十四小时内登记,不然就会罚款,”警察说,“但在农村你有七十二个小时。你在荒地住多久了?”

“七十一个小时,”我言之凿凿。

“啊。”警察笑了。我长出了一口气。

他让我去一个柜台,那儿的电脑前坐着另一位警察。我还以为她要手填那张明信片大小的登记表,但她打开一个浏览器,登录进去,然后找我要护照。把护照号打进去,我的照片就出现在屏幕上。

“好了,”她说。

现在,任何穷乡僻壤的警察都能进入一个包含每个人身份信息的数据库了。“这是你的签证,”她点击了一个图标,“你上次入境是上个月,从香港到深圳。”

“我去看我老婆了。”

住在这个没有监控、检查站和安检的乡下,我几乎都忘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那些繁琐的规定。在这里,我从来没想过要办什么证,或申请什么许可。初夏的时候出过一次岔子,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时候,中国签证刚好前一天过期,结果我给忘了,最后错过了去东北的火车,得去申请新的签证。

警察停止了打字。“有个地方要填门牌号码,但是村里没有,”她说,“我就说你住在荒地吧。”我的地址就是个地名,像圣诞老人似的。

女警又跟我寒暄几句,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她很好奇我一个人来荒地到底在干什么。她的语气突然从热情变成冷漠,问我是不是传教士。“你肯定是个传教士。你知道劝服他人改变宗教信仰是违法的吗?明白吗?你信什么教?你能证明自己和任何教会都没关系吗?”

我赶紧做无罪辩护。“在百度上输入我的英文名。”

百度就是中国的谷歌,很常用的一款搜索引擎。警官看到我在北京四合院危房外的照片,还有我在那个社区教退休人员英语时的照片。还有些中文新闻,报道我在那里写的书。

“哦,你是个作家啊,”女警如释重负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用中文称我为作家。

“我们和老板聊聊吧,”刘博士拿出手机。这位东福米业的农学家正领着我穿过温泉旁的温室,一边流利地说着有关收成的数据。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近三十六亩地,而今年收了七千两百多亩的稻子。“老板可以跟你讲讲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她拿起手机贴在耳边。“喂!”算是问好。接着一连串扬声调的“啊啊啊”,事情说定了。“他到园子里来找我们。”她领着我经过芭蕉树,走过葡萄架,来到一个茅草屋顶的小亭子,里面摆着一些藤椅。录音机里放着鸟儿的鸣唱,弥漫在空气中。刘博士停下脚步,摘下一颗红宝石般的草莓。

刘延峰走过各种植物,来到面前和我握手。他是东福米业的总经理,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创立者,他的哥哥。刘老板指了指一张雕花木桌,谦逊地一笑,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Sit down,please(请坐)”。“我就记得这句了,”他坦白地承认,改口说中文了。

刘老板胸膛宽厚,平头黑发,红润的圆脸,扁平的鼻子。“我是个爽快人儿,”他边说边伸出粗粗的胳膊拉了拉用皮带扎在黑裤子里的T恤,“我每天就穿这样的衣服,除非要开会。”

两个服务员端着盘子过来,盘子里装着剥好皮的香蕉,切好的西瓜和草莓。“都是咱们这儿种的,”刘老板说着点燃一支烟。他抽的是金红塔山,比普通的红塔山更贵些,但比熊猫烟便宜。这些都是老板们爱抽的牌子,不算奢侈,但也没那么廉价。我委婉谢绝了他递过来的烟。

“哦,对,我经常看见你跑步。”他摆摆双臂做出跑步动作。“我也喜欢跑步。我想跟你聊聊在这儿组织一个比赛,比如马拉松啥的。”

“这里很适合跑步:地势平坦,车也不多,还有地方买水。应该在终点那儿修个酒店或再开发个温泉。”

刘老板笑了。“是啊,我们聊聊吧。我管宣传这块儿。那天张艺谋还来帮我们拍广告呢。”他说的这位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总策划。

“他是我的好朋友。要是你俩见面就好了。下次吧。”

我点点头,想起东北人爱吹牛是全国闻名的。刘老板又说起一位著名歌星:“去年他来过这儿,我和他一起唱了歌呢。”

我想起三姨让我假装要收购东福米业,好了解公司的真相。但刘老板看上去相当精明,这么个谎应该骗不了他。他说我什么事都可以问,还叫我哥们儿,跟我称兄道弟。

“是不是大伙儿都得搬出来,住到楼房里去?”

“目前,中央政府想解决的问题,”刘老板突然打起了官腔,“是农民如何开创第二收入。我们尝试过生产队的农业模式。效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就是1984年开始的模式。实际上1983年,咱们荒地就率先改革了。我是1972年出生的,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说我俩是同年生的。

“兄弟!”他殷勤地笑着,把那盘甜甜的西瓜往我面前推。

“多吃点儿,管够。”

“那个制度效果要好得多。每家每户种自己的地,养活自己。当时我们家第一次一年挣了一万元,感觉很富足。并不是说很有钱,但至少稳定。现在当然不够了。你要供孩子读书上学,还要买车,日常开销也很大。大家想要多挣一份儿钱啊。在这儿,我们每年种地的时间还不到半年。第二个问题:以后谁来种地?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下地了。大家想住城里,尽量多挣钱。没人想让他们的孩子种地。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

刘老板把香烟从嘴里抽出来,塞了片西瓜进去。他一口咬下西瓜瓤,丰富的汁水在舌尖上啪啪直响。“咱们公司——你知道是怎么成立的对吧?现在这个品牌下面有十一家企业。一开始是个乡镇企业,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也和大家一起办公司。”

“就是你哥哥,公司的创立者之一。”

刘老板点点头。“我们的目标是带领荒地致富。”

“是不是大伙儿都得搬出来,住到楼房里去?”我重复了一遍之前的问题。“还是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去留?”

刘老板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们形成了一种全面机械化的集约化农业,”他说。我转向刘博士,让她给翻译翻译。

“就是要减少劳力。”

“我们说的是解放劳动力,”刘老板赶快纠正,“这是中国农业的大方向。我们是首批试点之一。所以国家领导才来视察:来看看我们的模式,鼓励鼓励。集约化农业,日常开支少些,成本就少了。中央政府也会给一些补助:我们买了设备,每年向每户按一埫地(十亩)一万三的价格来租。政府另外付两千五。签三年合同就能享受这个级别的补助。他们可以去干别的,这样就会有第二收入。”

刘老板看我微张嘴唇,又要提刚才那个问题了。

“中央政府很欣赏我们的这种模式,”他继续说道,“因为集约化种粮在安全上比较好管理,种植也比较高效。农民们可以不再种地,他们的下一代可以找其他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贡献。风险就从农民和村政府那儿转到了公司肩膀上,我们投了资,要有回报啊。”

我又张了张嘴。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的目标。要是他们不种地,干吗还要住在地里?他们可以住进高楼,有中央供水和供暖系统。你看了我们在修的新楼房没有?那些就是给农民住的。前农民。是,很多人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不想搬进去。我们的职责就是减轻他们的担忧,继续促进村里的发展,好让他们愿意搬家,因为他们总会发现,住进去之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会提高。比如说在老年活动中心就可以看医生。他们不用担心没人帮忙,随时都有人来帮忙。”

“很多人喜欢有个院子,自己种菜自己吃,”我说。

“以后,他们就想买更好的菜了,”他回答,“这个西瓜好吃吗?”他指着盘子问我:“比你10月份能吃到的任何西瓜都好吧?”

“是,但10月一般不吃西瓜——”

“现在可以了,”他打断了我,“城里人去沃尔玛,一整年,啥水果蔬菜都能买到,都是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来的。我们今天就能吃到菠萝、苹果和芒果。农民不应该像我们一样享受到这些吗?他们整个冬天通常只有大白菜吃。我就是吃大白菜长大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就像我爸妈那一茬儿也不用再吃高粱和窝窝头了。”窝窝头是一种口感粗糙的玉米蛋糕。

刘老板越说越激动,我感谢他说话这么坦率。中国的开发商很少会坦白具体计划。我问五年后的荒地会是什么样子。桌子对面的刘老板往前倾着身子,双脚互相摩擦着,很急切地想要回答。

“五年后你就认不出这个地方了。你是老师,我们就先说孩子。他们上学的问题会怎么解决?昨天我和吉林北华大学的校长签了个协议。他们会把大学附属的小学和中学都搬到这儿来,咱们会修个新校园。我们就这么来填补城乡差距。现在的农民都想让孩子去城里上学,所以他们就搬到城里去,村里人口少了,全是老年人。等你还没明白过来,这村儿就完了。全中国都有这种现象。”

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成了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空巢”。中国设立了2020年达到60%城市化的目标,要增加一亿城市人口。但迁移到城市,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能立即提高。政府预测,到2020年,全国只有45%的人能拥有城市户口,享受学校、医院等相应的社会服务。

相比之下,刘老板的主意更好。“我们把城市搬到这里来,”他说,“咱们修个现代的校园,请在城里教过书的老师。要是学生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就去读。如果没有,就保证他们能进城里的北华大学。北华大学的外语系和中医专业都不错。这两个学位找工作都还是有优势的。”

“我还在想其他办法促进人口增长,把大家留在村里。这在今天的中国可是个大问题。城里全是农民工,国家政府想让城市化从农村开始。‘不要进城,要自己建城。’咱们这儿就是这么做的。首先,我们可以把这片村儿全都连成一片,增加点人口。估计十五年内就能有三万人,现在荒地才两千人,孤店子也只有几千人。人口多一点,就可以吸引投资,因为劳动力更多了。国家政府也会帮助我们,解决基础设施上的花费。”

“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了,现在城里人都不知道把钱投到哪儿,因为你可以买的房产数量是有限制的。还有,城里人周末的时候都想跑到乡下来放松放松。顺着这个思路,下一步我们应该在这里发展房地产。我们可以学学欧洲,修个度假村。那就需要再有个超市。这个我已经做好规划了。还有体育馆、剧院。”

“听起来就是个城市啊,”我看到刘老板不住地点头,“如果这里和城里人工作的地方一模一样,干吗还要在这儿买房子度假?”

“有一片湖,”刘老板回答,“我们要修个很大的人工湖。另外,还有一座山。我们这边没有山,对吧?完全是平的。”

“那边的小山风景很好,你有去过吗——”

“所以我们在造假山,”刘老板滔滔不绝,“夏天湖上可以划船;冬天人们可以在山上滑雪。我们会站在农业旅游的最前沿。”

我对刘老板说,这样的规划很糟糕。和可再生沾不上边,也不是可持续发展。中国这么大,消费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国外去。有句话我憋着没说,他就像个小男孩,在沙盒里玩着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构建着一个叫做大米之乡的神奇世界。

“你错了,”刘老板笑着说,“我告诉你,我刚从香港回来,在那儿找到一个投资者,他的公司愿意给整个计划投钱。我们负责提供土地,从政府那儿申请许可。这里会正式变成一个开发区。”

这样一来,政府就会拨款修建新的道路。“我们希望能修一条通到吉林市的高速公路,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进城,不像现在要花一个小时,”刘老板说,“我希望有一条八车道的大路,什么都不缺。还有那个老机场?可以建一个物流基地,空运海鲜过来。然后把鲜花空运出去。我已经签了个协议,定了种花的温室。这儿没人种鲜花,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我们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头一份儿。”

我无言以对。

“我听说你也是从美国的农村来的?”

“是的,明尼苏达的一个小镇。在密西西比河附近。很冷,跟这里一样。”

“你们镇现在啥样?像荒地一样。”

我不得不承认,和刘老板梦想的样子很接近。

我童年的家乡充斥着高速公路的噪音。我妹妹现在还住在那里。周围的田野上生长的,只有购物中心和大厦豪宅。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班的白领们都喜欢到这郊外的小镇来住。镇上有个很大的高中,有点像个大学校园。周围有几片湖泊。但为数不多的农场基本上只种温室鲜花。

刘老板一笑,好像在说:“我不是早说了吗。”

“我们可以成为友好城市,”我建议。

“为了我们的友谊,”刘老板相当欣赏这个想法。

“我不想只是自己富起来,”他突然冒了一句,“我希望我长大的地方,所有的人一起分享财富。这就是我接下来的计划。让我的农民们过上和我一样的生活。有人在写一个电视剧,关于我的。拍摄播出是板上钉钉了。大家都会看的,大家就爱看这种奋斗成功的故事。”

“你刚才说‘我的农民们’。”

他没理会我,继续说:“等我们把宏观的东西完成了,就专门给农民建两百栋温泉别墅。这样人人都能来享受温泉了。”

“和这个温泉区是分开的。”

“对。农民来这儿老觉得不得劲。我们还要为村里修个大食堂。再过两三年,我们就可以一起过年了,就像过去一样。”

“在人民公社。”

“现在,我们计划搞个春节晚会。我会邀请最好的唱歌的和跳舞的,到这儿来给咱们表演。”

我的脑子被自相矛盾的话搞得混乱不堪。农民们会变成城里人,但还是像农村那样庆祝新年,待在属于他们这边的温泉区。货运机场和高速公路。电视剧。说不定就叫《我的农民与我》。“我们约个时间再谈谈吧,”刘老板说,“真的很想和你聊聊美国是怎么种地的,那里的农业最重要的特色什么的。”

我脑子里涌现出政府拨款和大型农业公司。但说出口的,却是我那当律师的妻子不断向我灌输的: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甚至比《农业法案》还要重要。

“美国农民的地都是自己的,在这儿,地都是集体的,”刘老板说,那语气就像他就是集体。

就别想搬进楼房的事了,我心想。还在为花儿担心的三姨,根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万一村民们不喜欢你的计划呢?”

“我会耐心解释啊,说我在帮他们。我会让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全国的趋势。挡不住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发展农村作为他们这一届政府的头等大事。机械化农业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农业旅游也是。我们两手都在抓。我要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差学习,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知道他们的模式和咱们想搞的很像。”

我突然意识到,整个谈话期间,刘老板压根儿没提到大米这个词。他出生在荒地最贫穷的家庭,却在二十二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关老师曾经也教过他),参加中考进了重点高中,接着考进清华大学,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在那儿读的中文系。

他说,大米是农学家刘博士的专业范畴。她负责田里的事,而他要拉生意,促进公司成长。刘博士微笑着点点头。自从刘老板坐下,她基本上没说话。

“我们不能放弃的,就是这个区域的‘农业特性’,”他继续道,“这是签发许可的省政府一再强调的。我们可以开发土地,但不能造成耕地减少。所以我们无论建了什么东西,都要种粮食来弥补。比如,我们用楼房来代替平房,然后在原来的地方种地。总有一天人人都想搬到楼房里去。”

刘老板用这句话回答了我的问题,三姨和三舅是不是非得搬家呢?总有一天。

刘老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个委员听说了东福米业的成功模式,派了个调查小组来视察。之后他写了一封表扬信,说要是公司的工作“持续顺利进行”(刘老板觉得持续顺利进行的意思就是粮食高产出,食品安全,收入增加,不出乱子),他们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全国推广。他还告诉刘老板,下一次的全国农业年度论坛就在荒地举行,就在温泉那儿。

“我们需要修个大一点的会议厅,”刘老板告诉我。

村里有的砖墙上还有1960年代刷上去的口号,已经褪了色,农业学大寨。大寨是那时候的模范公社。我说,以后全中国的口号可能都要换,换成“农业学荒地”。

“事实上,”刘老板说,“我想把咱村儿的名字改一下。”

“荒地是个很棒的名字,”我说,“你们在红旗路上修的那个新石碑说历史要追溯到清朝了,1722年,比美国建国还早。”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刘老板说。他有些戏剧化地顿了顿后宣布:“村名改成东福,和咱们公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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