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走进餐车时，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正在说话。布克先生看上去有些沮丧。

“来啦。”后者看见波洛时说。他的朋友坐下之后，他又补充道：“要是你破了这个案子，我亲爱的，我真的会相信奇迹了！”

“让你担心了吗，这个案子？”

“当然让我担心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同意。”医生说，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波洛，“坦白说，”他说，“我看不出来你接下去要做什么。”

“看不出！”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他掏出烟盒，点了一支细长的烟，眼神迷离。

“对我而言，这正是本案的吸引人之处。”他说，“所有正常的破案程序都被切断了，我们听到的这些人的证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无法找到答案——除非我们自己想出来。这是对大脑的一个锻炼。”

“非常好，”布克先生说，“但是你有何依据呢？”

“刚才我告诉过你了，我们有旅客的证词，还有自己看到的证据。”

“旅客的证词很棒！但等于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波洛摇了摇头。

“我可不同意，我的朋友。旅客的证词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有意思的要点。”

“真的吗？”布克先生怀疑地说，“我没看出来。”

“因为你没有听。”

“那么，告诉我，我漏掉了什么？”

“只需要举个例子——我们听到的第一份证词，年轻的麦奎因说的。在我看来，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关于那些信的？”

“不，不是信。我现在还记得，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到处旅行。雷切特先生想环游世界，可语言不通，于是我更像是个旅游团的导游而不是秘书 。’”

他看看医生，又看看布克先生。

“怎么，还没明白吗？这就不能原谅了，因为你刚才还有第二个机会，他说：‘只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话而不会别的语言，不一定能走运。’”

“你是说——”布克先生仍旧一脸迷茫。

“啊，你想让我逐字逐字地说给你听。好吧，我说了。雷切特不会说法语 。可是列车员昨天晚上去应铃的时候，房间里传出来一个声音，是用法语告诉他弄错了，不需要什么了。而且用的还是一句惯用短语，只知道几个法语单词的人可不会选这么一句话来说：‘没事，我按错铃了。’”

“就是这样，”康斯坦汀医生兴奋地大声说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记得你对我们重复这句话时加重了语气，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不肯接受那块瘪了的表上的证据。一点差二十三分时，雷切特已经死了。”

“那是凶手在说话。”布克先生感触地说。

波洛不赞成地抬抬手。

“不要进行得太快。我们所做的假设不能多于实际知道的。我认为，完全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时间——一点差二十三分——有另外的人在雷切特的房间里，而且那个人要么是法国人，要么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你真是谨慎小心，我的朋友。”

“我们只能一次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雷切特死于那个时间。”

“有个叫喊声惊醒了你。”

“对，是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布克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这一发现并没有对案情产生太大的影响。你听到隔壁有人在走动，那不是雷切特，而是另外的人。无疑，他正在冲洗手上的血，清理案发现场，烧掉能成为罪证的信件。之后他一直等到周围静下来，他认为安全了，过道上没有人了，就从里面锁上雷切特房间的门，搭上链条，打开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间的那扇连通门，然后溜走。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所想的——不同之处在于雷切特被杀的时间早了大概半小时，而且手表被拨到一点一刻，这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据。”

“这个不在场证据做得可不太高明，”波洛说，“手表的指针指向一点一刻——也就是这个闯入者离开现场的确切时间。”

“没错，”布克先生有点糊涂，“那么手表给你提供了什么信息？”

“如果指针被人拨过了——我是说如果 ——那么所指的时间一定有某种意义。正常的推测应该是：凡是在这个特定时间，一点一刻，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的人都有嫌疑。”

“是的，是的，”医生说，“推理得不错。”

“我们还得稍稍注意一下凶手进入房间的时间。他什么时间才有机会进去呢？除非我们假设那个真正的列车员是同谋，否则，他只有一个时间点可以进去——火车停在温科夫齐站的时候。火车离开温科夫齐之后，列车员始终面向过道而坐，而且旅客很少会留意列车员，唯一能发现假冒者的是真正的列车员。但是火车在温科夫齐停下来时，列车员都到站台上去了。所以，这个阻碍没有了。”

“而且根据我们之前的推断，肯定是其中一个旅客。”布克先生说，“我们又回到原点了。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波洛笑了。

“我列了个名单，”他说，“如果你们想看看，也许能恢复一些记忆。”

医生和布克先生一起仔细地看着这张名单。上面按照询问旅客的次序，写得有条不紊，非常整齐。

“这些资料，”波洛说，“只不过是我们听到的证词的摘要，这么排列是为了方便起见。”

布克先生做了个鬼脸，把它还给了波洛。“没什么启发性。”他说。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更合你的口味，”波洛说着，微微一笑，又递给他第二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