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6(星期六)

东京一年  作者:蒋方舟

一个朋友得知我在东京,约我见面。他是个年轻的话剧导演,这次来东京是参加一个戏剧的交流项目,为期两个月。

约在葛西海滨公园。我们坐在海边的草坪上,他带了本《红楼梦》,我带了本《斯通纳》,两人相对看书,像是到了异国他乡上自习。夕阳西下时,海变得很美,少男少女跑步的剪影像来自日剧的片尾曲。

朋友说自己改变了生活方式,断绝了互联网,不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只每日检查邮件和短信沟通事务。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发觉自己能读大部头,且越来越能体会到经典的好。我说自己好像也丧失了在社交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冲动。

产生了一个反乌托邦小说的想法:对社交网络的痴迷,并不是窥阴癖——对他人隐私的好奇,而是“请不要让我消失”的焦虑。在社交网络的世界里,如果在任何平台上都不出现,几个月后,是否就“被消失”了呢?

设计一个社会。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不再属于自己,所有的消费、生活必需品都依托于一个个相互关联的链接,最后统一到一个账号上。一个人的言论、想法、生活轨迹必须定期曝光在社交网络上,接受众人的审阅和审查。如果不愿意在社交网络上暴露自己,就会“被消失”,永远地丧失了发声的机会,消失于表达的深渊中。

在太阳落山前看完了《斯通纳》,觉得是一部被过誉的小说。小说讲一个平淡的大学文学系教授威廉·斯通纳平淡的一生。虽然外部世界经历了“一战”,但斯通纳始终把自己困在象牙塔里,困在那比起战争来说微不足道的知识搭建起的保护层里。

我的很多朋友看了《斯通纳》觉得好,因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我想这大概是文科生才能体会到的软弱。我们害怕外界世界——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满地黄金,因为我们无用。我们宁愿把自己困在知识的小小牢房里,一旦走出去,就会丧失自己身上的美德,而这美德是唯一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心力来源。

就像小说中斯通纳教授的朋友所说:“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外面那些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可同样的题材,我却更喜欢纳博科夫写的《普宁》,小说内容相似,讲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俄罗斯教授普宁的一生,他和斯通纳一样学术平庸,婚姻失败。

《普宁》让我的共鸣更甚,因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像。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和西方的“intellectual”并不一样。自古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是为了读圣贤书,读圣贤书是为了考学,考学是为了做官,做官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家族以及改变社会。不同于西方满足于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像是“契诃夫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纳博科夫笔下契诃夫式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类人:他集高贵情操和软弱无能于一身,这种情操到达人类所能及的最深层次,而同时他又无力将其理想与原则付诸行动,简直无能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他投身于道德的美善、人民的幸福、宇宙的安宁,但个人生活上却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事情。他在模糊的乌托邦梦想中耗费着自己乡村的生命。他明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但同时又越来越陷入平凡的泥淖。

我们不是威廉·斯通纳,“斯通纳们”生活在洁白的象牙塔中,把世界拒之门外,并且企图阻止一切属于这个世界的灰尘、细菌进来;相反地,我们一直生活在鸽灰色的天空下、凄黯的风景里、泥泞的道路旁,我们并不排斥这个世界,而是日复一日地筹划建造一个我们不能建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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