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恶意  作者:东野圭吾

这起案件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凶器竟然是镇纸—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凶手进入日高家时,并未打算杀害日高邦彦。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人,应该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当然,也不能排除,凶手事先早有安排,却因为临时变故,不得不改变杀人的方法。可竟改以镇纸为攻击武器,未免太欠考虑了。如此看来,此案应可推断为突发、临时起意的谋杀。

不过,还有一件事让人无法忽视—日高家的门是锁着的。根据第一发现者的证词,住宅大门和日高工作室的门都上了锁。

对此日高理惠曾经证实:“五点过后,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把大门锁上了。因为我担心丈夫一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就算有人从外面进来他也不晓得。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大门把手上只检测出日高夫妇的指纹,也没有手套或布料擦拭过的痕迹,大门应该是从日高理惠离开后就一直锁着。

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由案犯从室内反锁的。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

从以上几点判断,案犯最有可能系从窗户爬进房间。可这样的推断有一个矛盾:原本无意杀人的案犯从窗口闯入?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当天才第一次到日高家的人也能马上发觉,里头根本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

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案犯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日高家之后(准确地说,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再度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才改由窗口进入。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生了杀机。

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地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结果却与预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为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为他俩牵线搭桥的媒人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将于下个月举行的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时已经五点了,就日高家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六点到家也极其合理。

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也只能说不称职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宅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边喝咖啡边等。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屋,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和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他所言不虚。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即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随即作了一些善后处理,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鉴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在和妻子购物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间应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手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测他是凶手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得知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了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手,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手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手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思索着身为案犯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的嫌疑最大。

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了那个人,写出与事实不符的手记让其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警察也肯定成不了大器,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手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出这份资料,也找不出除他以外,案犯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那些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个人的说明。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是否真的为日高邦彦所拨打,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审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条线索贯串始终,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手记里。

将自己的推理所得重新整理清楚后,我向上司作了汇报。上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也赞同我的看法。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可疑。野野口的手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上司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表现之一。

“现在只欠物证了。”上司说。

我也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有情况所作的合理推断。

还有一个问题。案犯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自不必说,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相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初中任教的他,总是冷静过人,凡事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而是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作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

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特点:“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正因为他不想操心学生的问题,也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总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了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重要的是,维持这种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若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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