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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
管子 作者：管仲
本文明确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体现重农思想。文章总结前代富民而国治的经验，详尽剖析农业为国家根本的道理，指出伤农必生大弊，从而证明利民利国，必自农业始。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 (1) ，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注释】
(1) 陵：侵凌。
【译文】
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了，就容易治理，百姓穷困了，就难以治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安于乡里，不愿意离开家园，安乡重家，那么就恭敬君主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也就容易治理了。百姓贫困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铤而走险、抗上犯禁了，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国往往是富裕的，乱国往往是贫穷的。所以善于国政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 (1) ，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注释】
(1) 七十九代：泛指前朝。
【译文】
从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一统天下，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国富而粮多的原因。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历代圣王都重视农业。凡是以治国为急务的人，都一定要先禁止工商性质的奢侈品的制作。如果禁止了工商性质的奢侈品制作，那么人民就无法游居求食，人民无法游居求食，就必然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土地就得到开垦；土地得到开垦，粮食就增收；粮食增收，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兵力就强盛；兵力强盛，战斗就可以取胜；战斗取胜，土地就广阔。所以，先王懂得增加人口、加强兵力、扩大土地、富裕国家，必须依赖粮食。因此，禁止了工商发展，不准生产奢侈品，那么就有利于发展农业。
今为末作奇巧者 (1) ，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 (2) 。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注释】
(1) 末作奇巧：古代把生活必需的事物视为本，其他无用的事业视为末，具体指的就是工商业。奇巧，指无用的技巧和装饰。
(2) 倍贷：借一还二。
【译文】
今天，从事工商、制作奢侈品的，干一天可以吃五天；农民终年劳作，却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人们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奢侈品；放弃农业而经营工商，土地就荒芜了，国家就贫穷了。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按月计算则收入不足，按年计算才会有余。而上面征税紧急，又不根据时节，农民只好用加倍的高利贷来满足国家税收。但耕田除草都有季节性，而雨水不一定充足，农民又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秋天从农民手中买粮的价钱是“五”，春天卖粮给农民的价钱却是“十”，这又是一种加倍的高利贷。因此，把上面的征税算起来，成倍索取农民的款项就有四项，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各种劳役，一年四季加起来，又等于一项加倍的高利贷了。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那么即使对外流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的外流，这都是因为粮食少而农民没有积蓄造成的。
常山之东 (1) ，河、汝之间 (2) ，蚤生而晚杀 (3) ，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 (4) ，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注释】
(1) 常山：地名，在今河北省中部正定一代。
(2) 汝：水名，发源于河南伏牛山，东南流经安徽西北部入淮。
(3) 蚤：通“早”。
(4) 粥：同“鬻”，卖。
【译文】
常山东麓，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得早而凋落得晚，是粮食生长成熟的好地方。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而五谷都可丰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生产粮食两百石。如今粮仓空虚，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原因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他们的收入。所以先圣总是让农、士、商、工轮换其工作，这样一年的收入，谁也无法超越。因此交能易作，收入均衡。交能易作，田地就会得到开垦，奸巧之事就不会发生。田地开垦粮食就多，粮食多国家就富。奸巧之事杜绝了，人民就会安定。富裕而又安定，这正是成就王业的道路。农业荒废不产粮食的国家将会灭亡，粮食生产仅够消费的国家只能靠武力维持，粮食生产充足，并且有积存的国家才能成就王业。粮食，是民生之本；粮食，是财用之本；粮食，是疆土之本。粮食多，天下的物产就都来了。因此舜第一次率民迁徙的时候，发展农耕而建成小邑，第二次迁徙的时候，就建成大都，到第三次迁徙的时候，就建成国家。舜没有采用严厉的刑罚、严酷的禁令，而民众都归向他。这是因为离开他必定受害，跟着他必然得利。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欧众移民 (1) ，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注释】
(1) 欧：通“殴”，驱赶。
【译文】
先王往往善于为民除害兴利，因此天下百姓都归从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禁害，就是禁害农业。农业发展，粮食收入就多；粮食收入多，国家就富有；国家富有，人民就安居家乡爱惜家园；人民安乡重家，对于移风易俗，驱使调遣，甚至有所杀戮，都不会反感。这都是务农产粮的功效。君主不兴农业，粮食就少；粮食少，人民就贫穷；人民贫穷，就轻视家园；轻视家园，就容易外流；人民轻易外流，君主的政令就不能坚决执行；君主的政令不能坚决执行，禁律也不能坚决落实；禁令不能坚决落实，打仗就不能必胜，防守也不能坚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落实，战争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叫寄生之君。这便是不行利兴农缺少粮食的危害。粮食生产，是君主的根本大事，是国君的首要任务，是拥有民众的途径，是治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