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在酒吧最深处一角的桌子旁，上校的背紧靠在墙角上，他的两侧是墙壁。团长很懂他的心思，因为他自己曾在一个一流的步兵团连队里当过优秀的中士，他决不会在餐厅中央为上校安排座位，正如他不会愚蠢地选择一个无用的防御位置一样。

“龙虾，”团长说。

大龙虾很中看。它比通常的龙虾要大一倍，那舞动双钳的凶样已被煮得没了踪影，此时就像一座它自己的纪念碑。它的两只眼睛向外暴出，长而优雅的触须天线似地伸展着，似乎能了解那对愚蠢的眼睛所不了解的事。

它有点像乔治·巴顿[乔治·巴顿（1885—1945），美国陆军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战功，后死于车祸。]，上校想。不过它受感动的时候，大概从不会流泪。

“你觉得这龙虾肉老吗？”他用意大利语问姑娘。

“不，”团长弯腰端着龙虾，向他俩解释说。“一点不老，只是个头大，你们知道这个品种。”

“好吧，”上校说。“拿去切成段。”

“你们要喝些什么？”

“你要喝什么，女儿？”

“要你想要的。”

“卡普里白葡萄酒，”上校说。“要干的，冰得够劲的。”

“我已经冰好了，”团长说。

“我们真快乐，”姑娘说。“我们又快乐了，一点不悲伤。它是一只挺中看的龙虾，对吗？”

“是的，”上校答道。“这家伙要是能嫩些就更好。”

“会很嫩的，”姑娘对他说。“团长不会撒谎，人们不撒谎，是件很美好的事，对吗？”

“非常好，可是很难得，”上校说。“我刚才正想着一个名叫乔治·巴顿的人，他一生中恐怕就没说过真话。”

“你说过谎吗？”

“我说过四次谎，不过每次都是在极度疲乏后说的。但那不是理由，”他补充说。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说过很多次谎。但大都是为了编故事，或者说我希望那样。我从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谎。”

“我有过，”上校说，“一共四次。”

“你要是不说谎，能当上将军吗？”

“如果我像别人那样说谎，早就当上三星上将了。”

“当了三星上将，会使你感到更快乐吗？”

“不，”上校说。“不会。”

“把你的右手，那只实实在在的手，放到衣袋里去，告诉我你的感觉。”

上校照她的话做了。

“很奇妙，”他说。“可是你知道，我要把它还给你。”

“不，请别这样。”

“我们现在不谈它。”

正在这时，龙虾切好端了上来。

虾肉很嫩，尤其是尾部活动肌的肉特别滑嫩鲜美，两只螯钳里的肉也非常美味，既不少也不过分饱满。

“龙虾在月圆时最肥，”上校告诉姑娘。“月亏时捕上来的龙虾就不好吃。”

“这我以前并不知道。”

“我想可能是因为月圆时它可以整夜捕食，也可能是月圆时吃的东西比较多。”

“这些虾是从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沿岸运来的吧？”

“是的，”上校说。“那是你们最富饶的捕鱼海岸，或许我该说，我们最富饶的海岸。”

“就这么说，”姑娘说。“你不知道，说法是多么重要。”

“把它写在纸上让人看，会显得更重要。”

“不，”姑娘说。“我不同意，除非你说的是真心话，否则写出来也毫无意义。”

“要是你没有心，或者你的心一钱不值，那又会怎样？”

“你有心，你的心不是一钱不值。”

我他妈的一定要换个新的心，上校想。我不明白，我的肌肉都还好好的，为什么这颗心脏这么衰弱。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伸进了衣袋。

“摸上去真奇妙，”他说。“你看上去也很奇妙。”

“谢谢，”她说。“我这一星期都会记着这句话。”

“你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我烦照镜子，”她说。“一涂唇膏，就得不停地张开、闭拢双唇，好让唇膏抹均匀，这一头又密又浓的头发也很难侍弄，这可不是一个女人或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该过的生活。既然你想当月亮和各种星球，还想和你的丈夫一起生活，为他生五个儿子，那么老是照镜子，摆弄女人的那一套装扮技巧，可不会让人觉得兴高采烈。”

“那么我们马上结婚吧。”

“不，”她说。“我已经为此做了决定，就像决定其他不同的事情一样。我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

“我也经常做决定，”上校对她说。“可是做决定很容易使我感情受到伤害。”

“我们别说这事了。它会使我们觉得不好受。我想咱们最好还是看看团长会给我们上什么菜。你喝酒啊，你还没喝过一口呢。”

“我这就喝，”上校说。他喝了一口，酒很凉，色泽很淡，挺像希腊葡萄酒，但没有那么稠，酒味醇厚芳香，像雷娜塔一样。

“这酒很像你。”

“是的。我知道。所以我让你尝一下。”

“我在尝，”上校说。“现在我要把这满满一杯喝下去。”

“你真是个好男人。”

“谢谢，”上校说。“我要在这个星期里记住你的话，努力做个好男人。”然后他叫道：“团长。”

团长应声而来，他一脸喜色，还带着点诡秘，似乎忘记了他的溃疡。上校问他：“你这儿有什么好肉给我们吃吗？”

“我不太清楚，”团长说。“不过我可以去看看。你的那位同胞就坐在不远的桌子旁。他不让我把他的座位安排在餐厅的角落处。”

“不错，”上校说。“我们可以为他增添点写作素材。”

“他每晚都写，你知道。我是听一个同行说的，他就在他住的那个旅馆里工作。”

“很好，”上校说。“这说明他很勤奋，即使他的天赋不怎么样。”

“我们都很勤奋，”团长说。

“只是方式不一样。”

“我得去看看究竟有些什么肉。”

“仔细问问。”

“我很勤奋。”

“你还很精明。”

团长走了后，姑娘说：“他是个挺可爱的人。他对你很好，我真高兴。”

“我跟他是好朋友，”上校说。“我希望他能为你来一道上好的牛排。”

“有一种非常好的牛排，”团长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要牛排吧，女儿，我在军队食堂里老吃这个。你喜欢煎得嫩一点吗？”

“要很嫩的。”

“带血的，”上校说。“就像约翰用法语对侍者说的那样。生一些，有点发蓝，或者，只要把它煎得嫩点就行。”

“要嫩的，”团长说，“那么你呢，上校？”

“炒小牛肉片，加马萨拉酒调味，奶油炖花椰菜。如果有醋油拌洋蓟，也来一份。你要什么，女儿？”

“土豆泥和蔬菜沙拉。”

“你还是个在长身体的小姑娘呢。”

“是啊。可我不愿意长得太大，也不愿长得太胖。”

“就这些吧，”上校说。“有没有大坛装的瓦尔波里切拉酒？”

“我们没有这种坛装的酒。这里是上等旅馆，你知道。只进瓶装的酒。”

“我忘了，”上校说。“这酒当年三十分就能买一升，你还记得吗？”

“我们把空的酒坛从军车上往火车站上的士兵身上扔，还记得吗？”

“我们从格拉珀返回的路上，把剩下的手榴弹都给扔了，看着它们沿着山坡一路滚下去，你记得吗？”

“有人看见爆炸，还以为是一次突围行动。你那时从不刮胡子，我们都穿着灰色的夹克，上面佩戴黑色火焰徽章，里面套一件灰色运动衫，对吗？”

“我喝了白兰地，醉得半死，舌头连味道都辨不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那时肯定很坚强，”上校说。

“我们那时是很坚强，”团长说。“我们都是些爱捣乱的坏小子，而你是这伙坏小子里最叫绝的一个。”

“没错，”上校说。“我想我们那会儿是真够坏的。你原谅我吗，女儿？”

“你有那时的照片吗？”

“没有，除了和邓南遮先生一起照的那张集体合影外，没有别的照片。其中大多数人的结局都很糟。”

“除了我们俩，”团长说。“现在我该走了，去看看牛排做得怎样。”

上校的思绪回到了过去，他又成了陆军少尉，坐在军用卡车里，满脸尘土，只露出一双钢铁般坚硬的眼睛，眼圈又红又痛。

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高地，他想。格拉珀一带有阿萨洛内和珀蒂卡，右边还有一个高地，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就是在那儿成熟起来的，他想，每天夜里醒来我都是大汗淋漓，梦见自己无法让士兵们从卡车上跳下来。当然，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不跳下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在我们那个军里，你知道，”他对姑娘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将军打过仗。这很奇怪，而且最上边的那些头儿讨厌打过仗的人。”

“将军们真的也打仗吗？”

“是的。当他们是上尉或中尉的时候。后来，只有在撤退时才指挥打仗，天下还有这等荒唐事。”

“你打过很多仗吧？我知道你打得不少，给我说说。”

“我打过太多的仗，足以让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视为傻瓜。”

“说说吧。”

“我还是个男孩时，在科尔蒂纳到格拉珀的当中地带跟欧文·隆美尔[欧文·隆美尔（1891—1944），纳粹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地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德国非洲军团司令。他善于出奇制胜，被称为“沙漠之狐”。1944年因参与暗害希特勒的密谋败露，被迫服毒自杀。]打仗，我们占据着格拉珀。他当时是上尉，我是代理上尉，实际是少尉。”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打完仗后我们才认识，还在一起交谈。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喜欢他。我们经常一起滑雪。”

“你以前喜欢过很多德国人吗？”

“非常多，我最喜欢的是恩斯特·乌德特[恩斯特·乌德特（1896—1941），德国飞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击落62架飞机。]。”

“可是他们做了错事。”

“当然。但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们，也不会像你那样对他们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杀害了我的父亲，烧毁了我们在布伦塔的别墅。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德国军官在圣马可广场用手枪打鸽子。”

“我懂，”上校说。“但是，女儿，请你尽量理解我的态度。我们自己也杀了那么多人，总应该对别人仁慈一些吧。”

“你杀了多少人？”

“确切的数字是一百二十二个，不包括那些无法确定的。”

“你不感到悔恨自责吗？”

“从不。”

“也没有做过噩梦？”

“没做过噩梦。但常做怪梦。有一段日子打完仗以后，夜里总是在梦中打仗。但是最常做的是有关地形的怪梦。你知道，我们能活下来，全凭着地形好这一偶然因素，因此地形便一直留在脑海里的梦境中。”

“你梦见过我吗？”

“我想梦见。可是没能梦见。”

“或许那幅画能帮上忙。”

“我希望能这样，”上校说。“请别忘了提醒我把翡翠还给你。”

“请别这么狠心。”

“我们俩都很珍惜我们伟大而崇高的爱情，可我也同样看重自己的那一点点体面，我不能要了一样丢了另一样。”

“不过你应该给我点特权。”

“你已经得到了，”上校说，“翡翠在我衣袋里。”

团长走了过来，一个头发梳得溜光的小伙子跟在他身旁，手里端着牛排、小牛肉片和蔬菜。那小伙子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却竭力想成为一个像样的二等侍者。他是骑士团的成员。团长动作娴熟地摆好菜肴，他的举止表现出对菜肴和就餐者的尊重。

“请用餐，”他说。

“把瓦尔波里切拉打开，”他对小伙子说。那小伙子长着一双不信任人的眼睛，就跟獚的眼睛一个样。

“你们为什么要嘲弄那个人？”上校问，他指的是那位正在大嚼大咽的麻脸同胞，坐在他边上的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则用一种乡下人的优雅慢慢地吃着。

“该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

“今天之前我从未见过他，”上校说。“有他在场，很难咽下食物。”

“他对我倒挺屈尊俯就的，很努力地说着意大利语，可说得太糟。他到哪儿都照《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卡尔·贝德克尔（1801—1859），以出版导游书册而闻名的德国出版商。]行事，对食物和酒类没有一点鉴赏力。那女人待人很亲切，我相信是他的姑妈。不过我并不了解实情。”

“看他那模样，我们能应付。”

“我相信是这样。必要的时候。”

“他问起过我们吗？”

“他问我你们是谁。伯爵小姐的姓他很熟悉，他在旅行指南里读到过那些属于她家族的宫殿。小姐，他对你的姓名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我把你的姓名告诉他的。”

“你认为他会把我们写进他的书里吗？”

“我肯定他会。他会把每件事都写进书里。”

“我们俩应该被写进一本书，”上校说。“你在意吗，女儿？”

“当然不，”姑娘说。“可我更愿意让但丁写。”

“但丁可不在这儿，”上校说。

“你能告诉我一些打仗的事吗？”姑娘请求道。“说一些可以让我知道的事。”

“行。任何你想听的我都可以讲。”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格地说，属于‘埃珀沃思同盟会[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一个青年社团组织，以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出生地命名，其宗旨是在教会的指导下，资助有益的社会活动和基督教徒联谊会活动；该同盟会会员人数最多时达二百万，遍布美国和加拿大各地。]’。也许这么说不公正，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受到其他各种影响。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政治家。政治家型的将军。对政治非常在行。”

“其他的将领呢？”

“我们还是别提他们吧。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得够多了。他们大都是扶轮国际社[由芝加哥的P.P.哈里斯律师在1905年创建的联谊团体，成员大都是富商及各行业中有地位的人。]的成员，个个都会花言巧语。你从没听说过这个组织吧。这个组织的成员都佩戴珐琅质圆形小徽章，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没有姓，假如你连名带姓称呼他们，就得罚款。从来没打过仗，从来没有。”

“就没有优秀的将领吗？”

“有，有很多。当过步兵学校校长的布雷德利[J.布雷德利（1813—1981），美军将领。1943年任第二兵团司令，在北非战役中迫使25万轴心国军队投降，1944年6月参加诺曼底登陆，同年晋升为美国第12集团军司令。]，还有其他不少人。譬如闪电将军乔[即劳顿·柯林斯（1896—198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第七军团参谋长，以英勇善战闻名，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指挥出色，1945年晋升为中将。]就是很棒的一个，非常了不起。”

“他是谁？”

“曾经指挥我所在的第七军团。他思维清晰，作战迅速，指挥准确。现在是参谋长。”

“我们常听说的那些伟大将领，诸如蒙哥马利[B.L.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指挥官之一，他坚持在每次出击前，在人力、物力上作好充分准备。]元帅和巴顿将军，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忘了他们吧，女儿，蒙蒂这个人只有在十五比一的绝对优势下才肯出击，而且还拖拖拉拉。”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杰出的统帅。”

“他不是，”上校说。“最糟的是他本人清楚这一点。我曾亲眼看见他走进一家旅馆，脱下军服，穿上引人注目的衣服，在晚上出来鼓动老百姓。”

“你不喜欢他？”

“不。我只把他看作一个英国将军，随它是什么意思。你别再说什么‘杰出的统帅’了。”

“但是他打败了隆美尔将军。”

“是的。可你难道以为就没别人先削弱了隆美尔的力量吗？况且十五个对一个，谁打不赢？当年我们在这儿打仗的时候，团长和我还是小伙子，我们打了整整一年胜仗，以三四倍的优势兵力对付敌人，每次都赢。打过三次大恶仗。正因为如此，我和团长总是爱说说笑话，一点儿不严肃。我们打了胜仗，可那年也死了十四万人，为此，我们虽然会愉快地说笑，却从不骄傲自负。”

“如果这也是一门可研究的学问，那是多么悲伤的学问啊，”姑娘说。“我痛恨那些战争纪念碑，虽然我敬重阵亡的将士。”

“我也不喜欢纪念碑，不喜欢导致纪念碑建造起来的过程。你看到了这件事的结果吗？”

“没有。不过我很想知道。”

“还是不知道的好，”上校说。“快吃牛排吧，要不就凉了。真抱歉，我又扯到了自己的职业。”

“我既恨它又爱它。”

“我相信我们俩的感情相同，”上校说。“不知那位跟我们隔着两张桌子的麻脸同胞在想什么？”

“想他打算写的下一本书，要不就在想《贝德克尔指南》里关于某件事是怎么说的。”

“吃完饭我们要不要坐凤尾船乘风兜一圈？”

“那一定很有趣。”

“我们离开时要不要和那个麻脸打声招呼？我想他的心和灵魂，或许还有他的好奇心，都长满了麻点。”

“我们什么也别对他说，”姑娘说。“如果我们想说什么，团长都可以向他转达。”

接着，她就一心一意地吃起牛排来，过了会儿问道：“人们说男人过了五十，脸上就有自己生活的痕迹，你觉得这么说对吗？”

“我希望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在自己脸上留下标记。”

“你啊，”她说，“你。”

“牛排还行吗？”上校问。

“好极了。你的小牛肉片怎样？”

“很嫩，调味汁也不甜腻。牛排的配菜你喜欢吗？”

“花椰菜很脆，挺像芹菜。”

“我们本该要些芹菜。可我想这儿不会有，要不团长会端上来的。”

“我们不是吃得挺高兴吗？要是我们俩总能在一块吃饭就好了。”

“我跟你提过这个建议。”

“还是别说这个了。”

“好吧，”上校说。“我也做了一个决定。我打算从军队退职，在这个城市住下来，靠我的退休金过简朴的日子。”

“这太好了。你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会是什么模样呢？”

“你见过。”

“我知道，亲爱的。我只是说着玩。你有时也开玩笑，还挺粗鲁。”

“我穿上那种衣服一定不错，不过你们这儿得有好裁缝。”

“我们这儿没有，可罗马有。我们可以一块开车去罗马做衣服，对吗？”

“对，我们可以住在城外的维泰博，只在晚上进城去试衣服、吃晚饭，夜里就开车回到住处。”

“我们会遇到那些电影演员，坦率地谈谈我们对他们的印象，说不定还会和他们一起喝一杯，是吗？”

“我们会遇见不计其数个。”

“我们能看见他们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吗？能看到教皇为他们祝福的仪式吗？”

“如果你对那些仪式心向往之，那就能。”

“我不向往，”姑娘说。“这也是我不跟你结婚的一个原因。”

“我明白了，”上校说。“谢谢你。”

“但是我爱你，无论那意味着要付出什么，你和我都很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不管我们活着还是死去，我永远爱你。”

“我不认为你死了以后还能爱，因为你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上校说。

他开始吃洋蓟，一次拿一片，把厚实的一端往深盘子里蘸着醋油。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姑娘说。“但我要尽力。你不觉得有人爱你更好吗？”

“是的，”上校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上，满山都是坚硬的岩石，无法挖掘掩蔽工事；山上没有突起的石壁，也没有隆起的山坡，可是突然间我不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浑身都有了盔甲。附近没有88口径的大炮。”

“你该把这些告诉我们那位满脸都是月球陨石坑的作家朋友，他今晚就会把它写进书里。”

“我该把这些讲给但丁听，如果他还在的话，”上校说着，突然变得粗鲁起来，犹如受到风暴侵袭的大海。“我要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我转移到或是抬到一辆装甲车里，我会怎么做。”

正在这时，阿尔瓦里托男爵走进了餐厅，他用目光寻找着他们。他是个猎人，很快便发现了他们。

他走到桌子前，吻了吻雷娜塔的手，说：“你好，雷娜塔。”他算得上是个高个子，一身城里人装束，显得身材很匀称，在上校认识的人中，他是最腼腆的一个。他显得腼腆并不是由于无知，也不是因为心绪不宁或是有什么缺陷，而是生性如此，就像某种动物，譬如非洲紫羚羊，你永远也不会在丛林中见到，必须带着猎狗才能寻到它的踪迹。

“上校，”他笑着说，只有真正腼腆的人才这么笑。

这不是自信者毫不拘束的微笑，也不是心怀恶意者那种不易消失的奸笑，它和妓女或政客那种故作姿态、有所企图的假笑毫不相干。这是一种奇特而少见的笑，它比一口井还深，来自与最深的矿层一样深的幽深处，它就在那里。

“我只能待一会儿。我是来告诉你，现在看起来正是打猎的好时机。野鸭从北面黑压压地飞过来一片。有很多大个头的鸭子，是你喜欢的那种，”说着他又笑了。

“坐下吧，阿尔瓦里托，请坐。”

“不坐了，”阿尔瓦里托男爵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两点半在停车库见面，你自己有车吗？”

“有。”

“太好了，我们就在两点半出发，傍晚时分还有段时间能看见野鸭。”

“好极了，”上校说。

“再见，雷娜塔，再见，上校。两点半见。”

“我们从小就认识，”姑娘说。“他大约比我大三岁。他一生下来就显老。”

“是的，我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觉得你那位同胞在《贝德克尔指南》里找到他了吗？”

“我无法知道，”上校说。“团长，”他问道。“我那位不同凡响的同胞在《贝德克尔指南》里找到男爵家族了吗？”

“说实话，上校。我没看见他吃饭时拿出过那本书。”

“给他打满分，”上校说。“瞧，我相信瓦尔波里切拉这种酒还是新鲜些的好。它不像那些名酒，如果装瓶以后长久存放，只会产生沉淀。你同意吗？”

“我同意。”

“那该怎么办呢？”

“上校，你知道，大旅馆里的酒卖得贵。你在‘里茨’弄不到比纳尔德酒。我建议你去买几坛好葡萄酒。你可以说那是雷娜塔伯爵小姐庄园上产的，是送你的礼物。然后我再为你把酒装进玻璃瓶内，这样，我们既有了好酒，又省了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对经理解释一下。他是个很好的人。”

“跟他解释一下吧，”上校说。“他不是个只认商标喝酒的人。”

“就这样办。”

“你现在先喝这个，你知道，这也不错。”

“是不错，”上校说。“可比不上‘钱伯尔登’。”

“我们当年常喝什么？”

“什么都喝，”上校说。“不过现在我得讲究点，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一味讲究，而是根据口袋里有多少钱来决定。”

“我也想讲究些，”团长说。“可是完全徒劳。”

“最后一道菜你们想上什么？”

“奶酪，”上校说。“你想要什么，女儿？”

姑娘自从看见阿尔瓦里托以后就有些沉默。她的脑子里在想着什么事。她的思维十分清晰，只是暂时分神没有注意他们的交谈。

“奶酪，”她说。“请上奶酪。”

“哪种奶酪？”

“都拿上来，让我们看看，”上校说。

团长离开后，上校问道：“你怎么了，女儿？”

“没什么。一点都没什么。我一直好好的。”

“你最好别再这么走神了，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这么奢侈。”

“是的，我同意。我们专心吃奶酪吧。”

“我不必把它当成玉米棒子芯吧？”

“不，”她说。她不懂这句口语，但却准确地理解了它的含义，因为她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把你的右手放到口袋里去。”

“好，”上校说。“我放。”

他把右手放进口袋，碰到了那样东西。他先用指尖摸摸它，后来又用手指摸，最后用残废了的手掌摸着它。

“请原谅，”她说。“现在我们又开始享受快乐的时光。我们要满心欢喜地好好享用奶酪。”

“好极了，”上校说。“不知道他们有些什么奶酪？”

“给我讲讲你最后那次打仗的事，”姑娘说。“然后我们迎着寒风去乘凤尾船。”

“那不太有趣味，”上校说。“当然，对我们来说，这种事总是有趣的。不过，这次战争中只有三个，或许是四个阶段真正使我觉得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遭到重创的敌人作战，他们的通讯已被破坏，官方报纸说我们歼灭了几个师，可那是徒有虚名的师。根本不是真正的师。他们还没来得及迎战，就被我们的战术航空机消灭了。只有在诺曼底作战时困难重重，因为地势对我们不利。我们要为乔治·巴顿的装甲部队顺利通过打开一个突破口，并坚守在突破口两侧。”

“你们是怎样为装甲部队攻下突破口的？请给我说说。”

“首先要攻占一座叫圣洛的城市，那是通往四面八方主要干道的咽喉，然后再占领周围的城镇和农村，以确保交通畅通。敌人有一条主要防线，可是他们无力调遣兵力集中反击，因为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把他们堵截在半途中。你听得腻味吗？我可觉得厌烦透了。”

“我不觉得厌烦，我以前从没听人说得这么明白。”

“谢谢你，”上校说。“你当真想多了解些可怕的实情吗？”

“请说下去，”她说。“我爱你，你知道，我想跟你一起分担。”

“没人能为别人分担这种行当，”上校告诉她。“我只是在给你说这些事的过程。我可以在叙述中穿插些事例，让你听起来觉得有点趣味，觉得真像那么回事。”

“那就请加上些吧。”

“攻占巴黎实在算不了什么，”上校说。“只是一次感情上的经历，而不是正规的军事行动。我们打死了一些打字员，捣毁了几处德国人留下的掩蔽工事，他们在撤退时总是用这些工事做掩护。我猜测，那些德国人认定今后不会再需要那么多文职办公人员，因此把他们留下当士兵使用。”

“难道攻占巴黎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

“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1902—1947），法国将军和战斗英雄，1944年参加诺曼底登陆，同年8月与戴高乐胜利进入巴黎，曾获“巴黎解放者”的荣誉。]手下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三、四流的蠢货，打了许许多多发子弹以显示这次行动了不起，那些子弹全都是我们供给的。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为了庆祝他们的死，我曾喝过一大瓶1942年产的佩里埃-儒埃。”

“你参加战斗了吗？”

“是的，”上校说。“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的。”

“这件事没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吗？不管怎么说，那是巴黎，并不是每个人都占领过它。”

“法国人自己在四天前就占领了它。但是我们称之为SHAEF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却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司令部包括后方所有的军事政治家，他们佩戴着画有火焰图案的徽章，而我们徽章上则是四叶红花草，这既作为标识，也为了祈求好运气。这个宏大计划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包围这座城市。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攻下它。

“同时我们还在等待可能到来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或元帅，他没能堵住法莱斯[法国西北部卡尔瓦多斯省集市城镇，1944年盟军收复法国时曾在该地激战，后因此而闻名。]的突破口，因此向前挺进十分困难，最终没有按时到达。”

“你们一定盼着他来，”姑娘说。

“哦，是的，”上校说。“极其盼望。”

“难道真的没有崇高的或者真正令人高兴的事吗？”

“当然有，”上校对她说。“我们从巴默东打起，接着抵达圣克鲁门，穿过那些我所熟悉和喜爱的街道向前挺进，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死，我们还尽量不使城市遭到破坏。我们在星辰饭店抓获了埃尔莎·马克斯韦尔[埃尔莎·马克斯韦尔（1883—1963），美国报刊撰稿人、社会名流，以在上流社会频频举办社交聚会而闻名。]的男管家。那是一次非常复杂的行动。有人告发他是日本人的杀手。实在是件新鲜事。据说几个巴黎人就是被他杀死的。于是我们派了三个人，爬上他隐蔽藏身的屋顶去抓他，后来才弄清他是个印度支那青年。”

“我开始有点儿明白了。可是这令人觉得沮丧。”

“那些事总是令人沮丧。不过，你不必对我们这个行当的事情动真情。”

“难道你认为，在大战略家的时代也是如此吗？”

“我确信还要糟。”

“但是你的手受了伤很光荣，对吗？”

“是的，非常光荣。是在一个寸草不生的山冈上受的伤。”

“让我摸摸它，”她说。

“小心手心那儿，”上校说。“它被射穿了，伤口一直裂着。”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姑娘说。“我是认真说的。这样可以让不少人了解这些事情。”

“不，”上校表示不赞同。“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再说，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任何善于编造的作家都会比亲身经历者写得更令人信服。”

“可是有些军人却写了。”

“是的，萨克森伯爵[萨克森伯爵（1696—1750），法国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学著作《我的梦想》。]，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第三代国王，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方面起过主要作用，著有论文《反对权术主义》。]，苏秦先生[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还有我们时代的。”

“你很顺口就用了‘我们’这个词。不过我喜欢。”

“许多当代的军人不也写了吗？”

“是有许多。可是你读它们吗？”

“不读。我读的书大部分是古典作品，也读画报中的社会丑闻。还有你的信。”

“把信烧了，”上校说。“它们毫无价值。”

“求你，别这么粗鲁。”

“我不了。能讲些什么使你不厌烦的事儿呢？”

“说说你当将军的事吧。”

“噢，这个，”他说，向团长打了个手势，要他拿瓶香槟来。他要的是1942年产的罗德雷牌的，他喜欢这种酒。

“那时当将军的住在一个活动房里，他的参谋长也住在活动房里。将军有波旁威士忌，而别人则没有。将军手下的处长们住在指挥所里。我本可以跟你讲讲他们，但你会觉得枯燥无味，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一处，二处，三处，四处和五处[分别代表人事处、情报处、训练作战处和后勤处等。]的事情，德国佬那边还有六处，可是这些都会使你听了心烦。此外，将军还有一张罩着塑料布的地图，那上面标着三个团的所在位置，每个团由三个营组成，这些全用色笔标出。

“图上还标出了各种分界线，这样各营在规定区域以外活动时，就不会彼此误伤。每个营有五个连，各个连应该都是优秀的，可实际上有好的也有差的。将军手下还有师属炮兵营、坦克营和许多后备部队。地图上的那些坐标反映了他的全部生活。”

团长来为他斟罗德雷牌的香槟时，他停了一下。

“集团军，”他没好声气地把这个词译成了意大利语，“cuerpo d’Armata指示你该干什么，然后你得决定如何去干。你口授命令，但大多数情况是通过电话传达。你把你器重的那些人折磨得要死，逼他们去做显然无法做到的事，但这是命令。为了执行命令，你不得不费尽心思，每天起早摸黑地干。”

“你就不想把这些写出来吗？即使只为了让我高兴？”

“不，”上校说。“那些敏感而又狂热的年轻人，只参加了一天或三、四天战斗，以后就凭着初步的印象写起书来。那些书写得不错，里面的事也有根有据，不过要是你自己打过仗，你就会觉得那些书枯燥无聊。另外一些人根本没打过仗，却靠写书发了横财。他们跑到后方去发布战地消息，这些消息几乎没有一个准确，但是却传播得很快。那些待在后方的职业作家，从来没去过前线，对打仗的事屁也不懂，可写起书来却好像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罪行归入哪一类。

“还有一个相当油滑的海军上尉，连单桅帆船都不会指挥，却写了大战的内幕情况。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有可能写书。我们也许会读到一本好书。可是我不写，女儿。”

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团长给他斟酒。

“团长，”他说。“你喜欢打仗吗？”

“不。”

“可是我们打过仗。”

“是的。打过很多。”

“你身体怎样？”

“除了溃疡和心脏稍微有些不适外，一切都很好。”

“哦，”上校说，感到心脏直往上悬，喉头一阵窒息。“你只对我说过有溃疡。”

“现在你知道了，”团长说，还没说完脸上就露出了他那特有的明朗可亲的笑容，那笑容同太阳升起一样实在。

“发作过多少次？”

团长伸出两个手指，就像一个人很有信心地进行猜测时会做的那样，也像是在默不出声地打赌。

“我比你领先了点，”上校说。“不过我们都别被它吓倒。问问唐纳·雷娜塔，是不是还想要点这么好的葡萄酒。”

“你没告诉我你又发过病了，”姑娘说。“你应该告诉我。”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身体一直好好的。”

“你不觉得这是因为我的缘故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过来跟你在一起，照顾你。”

“只不过是一块肌肉出了点差错，”上校说。“一块主要的肌肉。它工作正常，就像劳力士牌的蚝型表一样准确完好，恒久不变，令人头疼的是，当它发生故障时，你却无法送它到代理商那儿去修理，它何时停止工作，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死了。”

“请别再说了。”

“是你问我的，”上校说。

“那个像漫画里画的麻脸呢？他没有这种病吗？”

“当然没有，”上校告诉她。“假如他是个平庸的作家，他会长生不老。”

“可你不是作家。你怎么知道这些？”

“对，”上校说。“这是上帝的恩惠。可我也读过一些书。当我们没结婚时，总有很多时间读书。读过的书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的商船那么多，但也不少。我能把一种作家同另一种作家区分开，我可以告诉你，平庸的作家总是长命百岁。他们应该领取长寿奖金。”

“你能跟我说些逸闻趣事吗？别再提那些事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我能跟你说上几百件。件件属实。”

“只要告诉我一件。然后我们把酒喝完去坐凤尾船。”

“那样你不会觉得冷吗？”

“哦，肯定不会。”

“我不知道该给你讲什么，”上校说。“有关打仗的每件事，在没打过仗的人听来，总会觉得没意思。除非编些骗人的故事。”

“我想听听攻占巴黎的事。”

“为什么？是因为我曾说过，你很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后被处死于断头台。]在囚车里的样子吗？”

“不，那可是对我的抬举。我知道我和她的侧面有点儿像，但我从没坐过囚车。我喜欢听攻打巴黎的事。当你爱上了一个人，而他又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时，你就想知道跟他有关的所有事情和地方。”

“请把你的脸侧过去，”上校说。“我讲给你听。团长，那只可怜的瓶子里还有酒吗？”

“没有了，”团长答道。

“再拿一瓶来。”

“我已经冰好了一瓶。”

“很好，拿上来吧。现在接着说，女儿。我们在克拉马特和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分手，他们向蒙特鲁日和奥尔良门进军，我们直接向巴默东挺进并且保护圣克鲁门的桥梁。这样说太专业化了，你不觉得枯燥吗？”

“不。”

“有张地图看着讲就更好。”

“继续说吧。”

“我们保住了桥梁，在河对岸建了桥头堡，把那些守桥的德国人不管是死是活全都扔进了塞纳河。”他停了一下。“当然，他们只作了象征性的防守。他们本该把桥炸掉。我们把所有的德国人都扔进了塞纳河。我相信，他们几乎都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说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接到报告，说德国人在许多地方加强了防御工事，在芒特-瓦莱里安放置了大炮，坦克在街道上来回巡逻。这些消息有一部分是确实的。上面指示我们不要急于挺进，因为将由勒克莱尔将军攻占这座城市。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尽可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

“你是怎么做的？”

“推迟两个小时进攻，喝点香槟；管它是爱国者、通敌者还是热心者送来的，一概收下。”

“难道没有什么伟大恢宏的场面，就像书里描写的那样？”

“当然有，那是城市本身。人们喜气洋洋，年老的将官们穿上存放多年的军服走在马路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不用再打仗了。”

“一点儿也没打过仗吗？”

“只打过三次。都不激烈。”

“攻占这么一座城市，难道只打了三次？”

“女儿，我们从朗布依埃到这座城市一共打了十二次，不过只有两次称得上是打仗。一次在图休勒诺布尔，另一次在勒比克。其余的只不过是一盘菜上的调料。要是不算那两个地方，我根本无需打仗。”

“告诉我一些关于战争的真实情况。”

“对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姑娘说。“如果你乐意，可以在小报上公开发表。我爱你结实挺直的身躯和那双奇特的眼睛，虽然它们发怒时总让我感到害怕。我爱你那只手和其他所有的伤痕。”

“我最好还是讲些好听的事，”上校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句号。”

“你为什么不买些好的玻璃器皿？”姑娘突然问道。“我们可以一起去一趟穆拉诺。”

“我对玻璃器皿一点也不懂。”

“我可以教你，那很有趣。”

“我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不需要好的玻璃器皿。”

“你退职后定居在此地时用得着。”

“我们可以到那时再买。”

“我希望现在就买。”

“就依你。但是明天我要去打鸭子，今天又很晚了。”

“我能和你一起去打鸭子吗？”

“只要阿尔瓦里托肯邀请你。”

“我能让他邀请我。”

“我不太相信。”

“对你女儿的话表示不相信，这可不礼貌，因为她是个成年人了，是不会说谎的。”

“好吧，女儿，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谢谢你。为了这一点，我就不去了，免得添麻烦。我留在威尼斯，和妈妈、姨妈，还有外婆一起去做弥撒，然后去探望穷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要尽很多责任。”

“我总是纳闷你在做些什么。”

“我做的就是这些。还有，让女仆给我洗头，修手指甲和脚趾甲。”

“你不能做这些了，因为星期天要打猎。”

“那我就放在星期一做。星期天把所有的画报看一遍，包括那些有暴力内容的。”

“那上面或许还有伯格曼小姐的照片。你还希望长得像她吗？”

“再也不了，”姑娘说。“我只希望像我自己，而且还要更好些，我希望你爱我。”

“还有，”她突然毫不掩饰地说，“我希望能像你。今天晚上我能像你一点儿吗？”

“当然能，”上校说。“我们现在在哪座城市？”

“威尼斯，”她说。“我认为它是最好的城市。”

“我完全赞同。谢谢你没再要我讲战争中的事情。”

“哦，不过以后你还必须讲给我听。”

“必须？”上校说，那双奇特的眼睛里闪射出凶狠果敢的光，清晰得如同盖着伪装的坦克炮口直对着你瞄准。

“你是说必须吗，女儿？”

“我说了。但我没有你想的那种意思。或者，如果我说错了，请你原谅。我的意思是以后请你给我讲些真实的情况，要是有我不懂的事，就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如果你想用‘必须’这个词儿，你就用吧，女儿。让它见鬼去吧。”

他笑了，眼睛又像平日一样和善可亲，然而他知道，这双眼睛并不太和善。可他现在对此已无能为力，只有尽量对他最后的、真正的和唯一的爱和善些。

“其实我并不介意，女儿。请相信我。我对发号施令的事很熟悉。在你这个年纪时，我常从发号施令中获得快感。”

“但是我不想发号施令，”姑娘说。尽管她下决心不哭，可眼睛里还是噙满了泪水。“我只想侍候你。”

“我明白。但你也乐意下命令。这没什么错。像我们这种人都会这样。”

“谢谢你说‘像我们这种人’。”

“这么说并不难，”上校说。“女儿，”他又添了一句。

就在这时，门厅总管走到桌子前说道：“对不起，上校。外面来了一个人，我相信，小姐，是您的仆人。他拿着一个大包裹，说是给上校的。我不知该把它放在存放室还是把它送到您的房间去？”

“送到我房间去，”上校说。

“劳驾，”姑娘说。“能不能拿到这儿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不介意有旁人在场，是吗？”

“把它打开，送到这儿来。”

“好的。”

“过后你再小心些把它送到我房间去，重新包好，包得严实点，明天中午我要带走。”

“好的，上校。”

“你因为要看一看它而激动吗？”姑娘问。

“非常激动，”上校说。“团长，请再来瓶罗德雷，端张椅子放在合适的位置，好让我们细细欣赏那幅画像。我们都是绘画艺术的爱好者。”

“没有冰镇的罗德雷了，”团长说。“如果您愿意要点佩里埃-儒埃——”

“拿来吧，”上校说。接着又添了一句：“劳驾。”

“我不会像乔治·巴顿那样讲话，”上校说。“我认为没必要。而且他也死了。”

“可怜的人。”

“是的，他的一生都很可怜，虽然他有很多钱，还有很多装甲坦克。”

“你不喜欢装甲坦克？”

“是的，也不喜欢坐在里面的大多数人。装甲车把人变成了恃强凌弱者，这是走向怯懦的第一步；我说的是真正的怯弱。或许这是难以理解的自闭恐怖症。”

然后他看了看姑娘，笑了。他后悔对她说了她无法理解的事，就像把一个在海滩浅水区游泳的人拉进了深水区；他想竭力消除她的疑惑。

“原谅我，女儿。我说的许多话都不公正。但是比起你在那些将军回忆录里读到的东西却要真实得多。当一个人获得一颗或更多的星以后，真理对于他便难以企及，如同我们的祖先难以找到圣杯一样。”

“可你也当过将军啊。”

“时间并不长，”上校说。“那些上尉们，”这位前任将军说，“他们知道确切的真理，而且多半能讲给你听。如果他们不能，你可以把他们撤离岗位。”

“要是我撒谎，你也要把我撤走吗？”

“那要看你撒的什么谎。”

“我在哪方面都不想撒谎。我不愿意被撤走。这事听起来挺可怕。”

“是的，”上校说，“你把他们送走，让他们带上十一份不同的文件，那上面写着撤职的原因，每一份上都有你的签名。”

“你撤过很多人的职吗？”

“相当多。”

门厅总管拿着一幅镶在大画框里的画像走进餐厅，他那模样很像一条张着大帆的船。

“拿两张椅子来，”上校对二等侍者说，“放在这儿。小心别碰着画布。扶着画框，别让它滑下来。”

然后他对姑娘说，“我们得换只画框。”

“我知道，”她说。“这只不是我挑的。你别要这只画框，下星期我们去选只好的。现在看看这幅画，别看画框。看看它画得像不像我。”

这是一幅画得很美的肖像，既不冷峻，也不媚俗，不追随传统程式，也不模仿现代派。如果丁托列托还活着，你就希望他用这种方法画你的姑娘，如果他不在了，你就会找委拉斯开兹[D.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著名画家。]画。但这幅画也不是他们俩的风格。它就是一幅纯粹的光彩照人的肖像画，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能够见到这样的画。

“太美了，”上校说。“确实非常可爱。”

门厅总管和二等侍者扶着画，也从画框的两边侧着身子看。团长对画赞叹不已。隔着两张桌子的美国人也在看，用他那双新闻记者的眼睛审视着，想弄清是谁画的画。画像的背面对着其余的就餐者。

“太妙了，”上校说，“这样的东西可不能送给我。”

“我已经送了，”姑娘说，“我肯定我的头发从没长得盖过肩。”

“我认为很可能这么长过。”

“假如你喜欢，我要尽力把它留得这么长。”

“试试吧，”上校说。“你这个美丽绝伦的人儿。我非常爱你，你和画像上的你。”

“假如你愿意，可以把这话讲给侍者们听。我肯定他们绝不会感到震惊。”

“把画拿到楼上我的房间去，”上校对门厅总管说。“非常感谢你把画拿到这儿来。如果价钱合适，我准备买下它。”

“价钱公道，”姑娘对他说。“我们能否请他们把画连椅子一块儿往那边挪挪，让你的同胞好好观赏一下？团长可以告诉他画家的地址，他还能去画室参观。”

“这幅肖像实在太美了，”团长说。“不过应当送到房间里去。不该让罗德雷或佩里埃-儒埃来评论。”

“拿到我的房间去，劳驾了。”

“你说‘劳驾了’前面该停顿一下。”

“谢谢你，”上校说，“我被这幅画深深地打动，不能完全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了。”

“让我们都不要负责。”

“我赞成，”上校说。“团长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他一直如此。”

“不，”姑娘说。“我认为他那样说不单是出于责任心，而且也出于某种恶意。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有心怀恶意的时候。我想他也许不愿意那个人用记者的眼光审视幸福美好的东西。”

“管它是什么呢。”

“我从你那儿学会了这句话，现在你又从我这儿学了回去。”

“事情常常如此。”上校说，“你在波士顿赚到的，在芝加哥失掉。”

“我一点也不懂这话。”

“解释起来太难了，”上校说。接着又说道，“不，当然不是这样。把事情弄明白是我的主要职责。让太难解释这种鬼话滚一边去。我的意思是，这就像职业足球赛，足球，你在米兰赢了，却在都灵输了。”

“我不怎么喜欢足球。”

“我也是，”上校说。“尤其不喜欢陆军队和海军队的比赛；那些职务很高的高级军官总喜欢说些美国足球术语，这样他们就彼此都明白在谈些什么。”

“我想今晚我们会过得很愉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不要把这瓶刚拿来的酒带到船上去？”

“要，”姑娘说。“不过得带那种深的酒杯。我会告诉团长。我们去拿了外衣就走。”

“好，我吃点药，再签一下账单，随后就走。”

“我真希望能代替你吃药。”

“我很庆幸不是这样，”上校说。“我们是自己去挑一只凤尾船呢，还是让他们去叫一只到码头上来？”

“让我们试试运气，就请他们叫艘船到码头来。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猜不会。大概什么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