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天,我被杀死了一次 回国在路透社工作

黑箱:日本之耻  作者:伊藤诗织

在纽约,临近毕业前,我开始着手认真寻找愿意给我实习offer的单位。我给一些媒体相关的人士发去了邮件,表示希望留在纽约本地工作。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虽是时隔一年再次联络,山口却为我做了一个引荐:“TBS此刻人手已满,日本电视台倒是随时都在招人。我认识他们的纽约分局局长,要不你试试联系一下?”

我在网站上查询了详细的招聘条件,接受了面试和笔试,通过之后,自同年九月起,作为实习生,开始在日本电视台工作。

九月适逢联合国大会召开,各台的记者都云集纽约。日系的媒体共同包下了某酒店的大会议室,从同一个会场发送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山口敬之也来到了纽约。当他得知与我在同一会场时,就邀请我参加一个与联合国大使和著名人士的会见。当时,我受某个来访纽约的熟人委托,为其充当向导,便没有赴约。听山口话里还提到了我任职的日本电视台的职员,我想象着,这场会见一定盛大非常吧。

总之,直到那时,我和山口还未在大会议室碰过面。纽约时期,我和山口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打工的酒吧,随后马上是第二次,他为我介绍了TBS纽约分局的局长。我们两人单独的会面,一次也没有。

对我来说,山口只是众多熟人中的一位,是爽快地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并且事业成功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我与他关系不远不近,不深不浅,仅此而已。

实习和学业的双重负荷,搞得我连打工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同时,我也搬离了和同居男友住过的公寓,找到了一间可以和几名室友共同分担的新公寓。在纽约的独居生活,因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成本高昂。

在此之前,我的留学生活费用全靠自己承担,从这一时期起,却不得不开始接受父母的汇款。于是,我在经济上的困窘,也被父母得知了。两人大为吃惊,命令我立即回国。

没法子。找不到一意孤行的理由,我便决心,暂且先回国,而后再努力寻觅其他出路。我回到了日本。

翌年二月,我与路透社日本分社(Thomson Reuters Japan)签订了实习雇用的合约,开始在那里上班。从工作和同事那里,我受益良多,但由于是无薪的全日制工作,寻觅一项副业就成了必须的选择。路透社的电视新闻部,给新闻类内容的播放时间只有三分钟。不管收获了多么有趣的素材,不管采到了多么有趣的言论,都只能播放三分钟。

我当时在做孤独死的采访。这不仅是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那些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而独自离世的人,围绕他们身处的现实,我想报道的素材不胜枚举。要求将所有内容整合在三分钟内,让我格外困惑。结果是,最后能够播放出来的,仅停留在对孤独死现场的简单介绍。

也许,不如索性做个自由记者。正值这样考虑之际,我也结束了全日制的实习,和位于新加坡的路透社亚洲总社续约,签订了一份按日结薪的聘用合同。我下定决心,今后要一边从事自己能够认同的工作,一边开拓事业的道路。决心要做个自由记者后,我时隔许久,回到了父母家。

在家里等待我的,却是父母的激烈反对。仅靠实习无法谋生的我,同时还做着翻译和口译的临时工作。虽说能拿到一些按日结算的薪水,但生活依然艰苦,今后也不得不继续打工。削减了睡眠时间的我,身体状况令父母十分忧心。他们知道,尽管我能同时运用英日两门语言,却好几次拒绝了外资企业的正式聘用。

“至少去某家公司正式工作两年吧。想做自由记者的话,两年后再开始也来得及。”

在父母异乎寻常的劝说攻势下,我的心意动摇了。我身为长女,迄今为止,一直在父母的宽容下过着顺从自己意愿的生活。如今成了一名社会人,却不能给父母寄点孝心钱,更何况,纽约生活最后那段日子向父母借的钱,至今还没能归还。对他们,我怀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况且,两人说的话或许也有几分道理。

话虽如此,我也从未考虑过去那些经营领域有悖于自己发展方向的公司。并且,我也不急于开始社会上例行的求职活动,选择的每条路,都是窄门。

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既让父母放心,又能尽早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就业呢?左思右忖的我,想起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有个女生获得了日本电视台纽约分局的现地录用[现地录用:指企业的分社在分社所在地录用员工。]。

假如能得到现地录用,说不定是条可行之路。

日本电视台的现地录用,在那个女生拿到offer之后,已经持续一段时日处于额满状态。我听说TBS的纽约分局也没在招人。

此时,我想到的是,山口敬之曾经说过:“TBS华盛顿分局的话,倒是随时在招实习生,你过来吧。”我考虑,不如再次以实习身份回到美国工作,而后瞄准现地录用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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