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日，我和警员A先生一同走访了喜来登酒店，那个我丝毫不愿踏近一步的地方。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廊，恰好未设置防盗摄像头，于是我们对酒店入口的监控做了调查。作为一个外资酒店，“房间所在的走廊恰好没装监控”，这种事可能吗？

经确认，监控拍到了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山口。他在门边站立片刻后，又把上半身钻入车内，从后座上把我拽了出来。我当时已无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怀里，又拖又拽，而酒店的门童就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

记忆里从没见过自己这副模样，我看得浑身汗毛直立，一阵恶心涌上胸口。太可怕了。

看过这段录像之后，A警员似乎第一次承认了此案的刑事属性。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强调：

“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况且，你也跟他在同一个行业内工作，对吧？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你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

A反反复复说着一些对我的前途表示忧虑的话，奉劝我重新考虑是否提交报案书。

之后，在高轮警署，为了确认物证，我不得不重新看了一遍监控录像。出于恐惧，我并没有再看一遍的信心，于是叫了K来陪我。尽管警员一再重申：“这位女士不可以陪同进入问讯室。”但我仍强烈坚持：“她什么话也不会说的。”最终才得以让K同席聆听。K说，当她看到画面中的我一副前所未见的模样，浑身瘫软地任由山口拖走，也不禁为之战栗，涌起一阵反胃感。

酒店入口的景象之后，是横穿大堂的画面。被山口抱住的我，脚不沾地，身体向前栽倒，瘫软无力地被拖曳着，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画面的最后，是黎明时分我俯身低头，快步离开酒店的情景。

“试试做个DNA鉴定吧。”A警员说。可是当天穿的那身衣服，里里外外全都洗过了。我姑且把那天的衣物搜集在了一起，但不知为什么，唯独不见胸罩。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是脱衣服的时候掉到了置衣架旁边的角落里。得知仅剩这件胸罩没有洗，我开始心怀期待。

对于山口的上一封邮件，我一直未做回复。过了两日，他又发了封邮件过来。

我打算先推进警方这边的调查，暂时停止给山口回信，然而邮件又来了。

不能再对山口置之不理了，会引起他的警觉。我编了个无法联络的借口，给他回了邮件。

实际上，我虽说没有住院，但这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拜访了江户川区一家积极接待性暴力受害者的妇科诊所。因为是提前预约才去的，我不免觉得，该诊所既然以“重视性暴力受害者”为导向，那么必定会有合理的应对吧。谁知，我的期待遭到了背叛。

我被带进一间小小的诊室，盯着一副台历，机械地重复回答着来自护士的提问，仿佛在接受一场审讯。

问题全都答完一遍后，我坐上了一张一落座就会被自动分开双腿的椅子。椅子高高升起，我接受了大夫的检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最为隐私的部位，被素不相识的人看来看去。非常之屈辱，但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接受的检查。

打着灯光，将我的私处诊察完毕，大夫道：“真好啊，没什么太大的伤口，没受伤。”接着又补充，因为强暴发生后时间已过去了太久。据说这个部位的小伤很容易治疗。“没受伤”这句话，作为妇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来说，我能理解，但与我自身的实际状态，却终究并不吻合。

接下来，又依照次序，回答了一堆“你犯困吗”之类的问题。

拿到了安眠药的处方，被告知检查结果过几天取，我便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