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外祖母与那些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有着相同的遭遇。在经历这场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广岛之恋》中称为“仓促而愚蠢的正义行动”“完完全全的暴行、蠢事”[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巴黎：Gallimard，“Folio”，1972）。]的事件时（这一刻必定给她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她是单独一人吗？抑或，像关于战后的纪录片中演的那样，一群女人被迫游街，一边走一边接受民众的谩骂、唾弃？我不知道。母亲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她说她只知道这些。她只是从兄弟那里得知这些残酷而赤裸裸的事实：他们的母亲被剃光了头发。在战败、被占领的时代过去之后，通过惩罚那些不守妇道的女人（的确如此的，以及被猜测如此的）并重新肯定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国家得以重振雄风[法 法布里斯·维尔吉里（Fabrice Virgili）：《雄赳赳的法国——解放时期被剃光头的女人们》（La France “virile” . Des femmes tondues à la Libération）（巴黎：Payot，2000）。]。

自此，每当我在照片上看到这些屈辱的场景（同时我知道，很多高层、资产阶级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他们既没有经受耻辱，其权力也未受到威胁，也没有遭到公众的暴力反抗），我就不禁感到疑惑：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我的外祖母就在她们中间吗？那些在人群中露出惊恐面容的人是否就是她的家人？她是怎样忘记这场景的？她花了多长时间才得以“走出永恒（sortir de l’éternité）”（仍然是引用杜拉斯）？当然了，我更希望她曾经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希望她曾冒着生命危险解救犹太同胞，或者仅仅是在德国工厂工作时暗中搞破坏，再或者是做过另一些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拥有一个光辉荣耀的家庭，无论是哪方面的荣耀。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至多可以思考：如何处理自己与这段屈辱史的关系？当我们不情愿地，同时无论如何不得不接受这段家族历史时，我们如何面对这骇人的过去？我尽可以安慰自己这些历史与我无关，因为我不久前才得知这些事（如果我很早就知道，我会怎样看待外祖母呢？我还敢和她聊天吗？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感到异常沉重）。但这一系列事件——外祖母抛弃自己的孩子，定居德国，等等——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母亲的生活，影响了她的个性、她主体化的方式，于是，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的童年，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

于是母亲没能完成学业，直到今天，她还在为此感到痛苦。“这都是因为我母亲和我遭了厄运。”她以这样的方式解释一切不幸和苦难。她肩负这段个人悲剧，继续生活；她原本有机会摆脱命运的安排，但战争一下子击碎了她童年时期的梦想。她明白自己天资聪慧，所以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这份不平等。这份灾难还使她无法奢望找到比我父亲更好的丈夫：阶级之间互不通婚的规律与教育制度中的规律一样强大，后者也是前者的原因。母亲深谙这些道理。她从来没有停止想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遇到一个“更聪明的人”，但事实是，她是一个清洁工，她与一个工人组成了家庭，她的丈夫同样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甚至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她1950年与我父亲结婚，当时20岁。随后几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哥哥和我。当时家里极其贫穷，如果不用几近悲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的话。为了不让情况更加糟糕，母亲决定不再生孩子，所以她无奈之下便去堕胎，我估计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他们当然只能求助非法堕胎机构，这类地方很危险，它们既没有合法资质，也没有适当的医疗条件。（我记得有一天，父母前往一个巴黎郊区的小镇——奥尔日河畔的瑞维西，准备出行时，全家都被一股悲凉的气氛所笼罩，上路以后，母亲脸上写满焦虑，父亲沉默不语。到达巴黎后，他们把哥哥和我留在外祖母家里。几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母亲对外祖母低声嘟囔了几句，说一切顺利。哥哥和我当时还很小，但奇怪的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抑或是我后来了解事情原委之后，重新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想象？）不过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分别比我小8岁和14岁。

他们结婚后不久，母亲就开始厌恶父亲，这种持续不断的厌恶表现在母亲与父亲吵架时经常叫喊、大声摔门、往地上扔盘子，更根本地讲，这种厌恶几乎渗透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程中的每分每秒。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出永无止境的家庭闹剧，除了用最恶毒、最伤人的话语攻击对方，他们似乎没有能力用其他方式交流。有几次，她想要离婚，并咨询了律师。律师劝她在最终判决下达之前不要离开家，因为她这样做会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抛弃家庭），这可能让她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她担心父亲在知道了这件事后对她使用暴力，担心在这段漫长而价格不菲的诉讼过程中，父亲会让她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她还担心自己没法单独应对这一切，而且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此失去什么，于是放弃了。生活继续：争吵、大喊大叫、相互谩骂就像从前一样继续着。对另一半的憎恶上升为一种生活模式。他们的相处模式与斯坦利·卡维尔所讲的“对话式夫妻”刚好相反，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一对奇怪而可悲的“对话式夫妻”。

然而，如果我们单单使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就难以看到完整的事实（女性主义可以让我们看到并理解许多事物，因而，也就可以成为某种我们认识事物的障碍）。我的母亲也很暴力，也许比父亲更甚，据我所知，他们唯一一次打架是母亲让父亲挂了彩。她拿起做汤要用的电动搅拌器朝父亲的胳膊打了上去，造成父亲两处骨裂。她对这次动武很是骄傲，讲到这件事时，她好像在描述一场自己获胜的体育比赛，这胜利向所有人证明了她永远不会“任人宰割”。但无论原因为何，无论谁对谁错，长期的暴力氛围总是沉重、令人痛苦的，甚至让人难以忍受。我之所以想要摆脱我的阶级和家庭（很长时间内，我对家庭、伴侣、稳定关系、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就见证了夫妻暴力——日复一日的言语冲突、大喊大叫、疯疯癫癫。

是因为母亲，我才有机会进入高中继续学习。她从来没有直说，但我猜她想通过让我继续读书，来弥补她年轻时的遗憾。她没有实现的梦想通过我实现了，但这件事勾起许多她心底的辛酸和积怨。在我刚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在课上学了一首英文圣诞儿歌。回到家，我对母亲说（当时我11岁）：“我学了一首诗。”然后开始背诵。我仍记得：“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 horse and a gig, and a good fat pig, to kill next year.”我还没有朗诵完，母亲就突然开始生气，甚至可以说暴怒。她是否认为我是在嘲笑她、贬低她？她是否觉得我这个进入中学仅仅一个月的小孩已经开始在她面前展现自己的优越性了？她像疯子一样大叫起来：“你知道我不会英语……你马上给我翻译！”我翻译了。诗很短，她的歇斯底里也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但自此我意识到，家之外的世界，也就是以学校为代表的外部空间，与家庭内部空间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当然，这道鸿沟只会越来越深）。

那次突如其来的愤怒，是母亲在发泄因为不能继续学习而产生的挫败感。这类事情之后也发生过多次，每次的发泄方式有所不同：有时是一种让我想要反驳的直接批评、一种反对意见的表达。比如：“你虽然上了高中，但这不代表你比我们高级。”或者“你以为你是谁？你觉得自己比我们都有能耐是吗？”有多少次，我还会回想起来，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更多的时候，母亲只是会提醒我，她年轻时没有我所拥有的机会：“我没能……”或者“我从来没有机会……”对上学这件事，父亲只是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境遇来表达他对于孩子们今天可以获得的机会的惊异（他有时甚至不赞成我们继续读书）；母亲与父亲不同，她总是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来间接地承认我们拥有比她更广阔的视野，而她的视野却总是封闭的，或者说是半开半合的。她总是坚持让我完完全全地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当她说：“我从来没机会……”其实是在说：“但是你有机会……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有一次，她想重新开始学习，但结果再次让她跌入失望的深渊！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一家新开的私人学校（这可能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行骗）专门教授信息技术，来帮助想要转行的成年人。她便报了名，为了上课花掉许多钱。她白天上完班，晚上去上课，一周要上好几次。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懂，或者几乎听不懂。她还固执地坚持着，总说自己不会放弃，自己会赶上进度。最后，当她意识到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时，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她放弃了，内心充满痛苦，又气又恼。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被剥夺了。

1967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于是在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之后，她停止了工作。但这并未持续多久：经济压力让她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份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中学毕业会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那里待过一个月，于是我目睹了这份“工作”真实的样子），以此来保证我可以继续在高中课堂上学习蒙田和巴尔扎克，并且可以进入大学，整天整天地在房间里研读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Trotski）、波伏娃和热内直到天亮。我只能援引安妮·厄尔诺在提到她开杂货店的母亲时所使用的简单描述，来揭示这赤裸裸的现实：“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法 安妮·厄尔诺：《一个女人》（Une femme），页66。]”在母亲工作的15年中，她每天都要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请假离开去卫生间，如今，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这个工厂里的工作节奏快得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其他工厂也是一样：管理者会在某天花几分钟记录一个女工的工作速度，然后就把它规定为工人们的最低工作速率。这规定已经足够夸张，甚至不人道了，但更有甚者：工人的报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奖金，这奖金来源于个人的日平均工作量。母亲对我讲，她和她的工友们甚至企图达到标准速率的两倍。晚上，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就像她自己形容的，但她很高兴，因为她赚到的钱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像点样子。我不能理解这样的工作强度和抗议这种工作强度的口号（“打倒严酷的工作速率”）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从左派言论中，甚至从他们的世界观中消失，因为这样的事实是如此具体地涉及每个人的生存状况，比如：健康。

实话讲，当时的我对工人们在工厂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不关心，如果这里不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关心。当时，我刚刚开始沉浸在文化、文学、哲学的世界中，兴奋不已，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相反，我对于父母的身份满怀怨恨，而不是将不满投射在我所期望可以对话的那些人身上，我对父母的态度与我的一些同学们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完全不同。家庭，让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但年少的我并未试图理解父母的生活，更没有试图探寻他们的真实生活具有何种政治意义。如果我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在求学期间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左派思想，只是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美化工人阶级、将其看作一个神秘的群体，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当时的我认为父母的生活方式应该受到批判。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获得日常所需的消费品，在这种悲惨的现实中，在他们想要获得已经被剥夺良久的物质条件的热切渴望中，我看到他们一方面被边缘化，一方面变得“资产阶级化”。父母曾经是工人，曾经经历困苦，并且就像家里其他的成员，以及我们所有的邻居，以及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一样，他们渴望拥有那些之前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父辈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这种渴望鼓舞着他们。一旦他们有能力，就会不断贷款，购买那些他们梦想得到的东西：一辆二手汽车，再后来是新汽车，还有电视机，以及在产品目录上选购的家具（在餐厅放一张弗米加塑料桌子，在客厅放一套仿皮沙发……）。看到他们被单纯的物质需求，甚至只是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也有权拥有”）所驱使，看到他们在政治投票过程中依然被这种欲望和嫉妒所控制（即使他们不会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悲哀。我家里面的所有人，都喜欢吹嘘某样物品的价格，以此展现自己并不需要什么，自己过得很好。他们将自己的骄傲和荣誉感寄托在这种吹嘘价钱的爱好中。这些显然与塞满我大脑的那些关于“工人运动”的宏大叙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种政治观念对于它所解读的群体的真实生活毫不关心，还因为他们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评他们，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念？无论如何，应该改变这种叙述，改变它的单一性，增加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将历史事实重新放入其中。工人阶级并非一成不变，1960年到1970年间的工人阶级与1930年到1950年间的工人阶级并不相同：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并拥有相同的欲望。[我在这里引用了卡洛琳·凯·斯蒂德曼（Carolyn Kay Steedman）在《一个好女人的处境——有关双重生活的故事》（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中关于自己母亲的精当评论。［美］卡洛琳·凯·斯蒂德曼：《一个好女人的处境——有关双重生活的故事》（新不伦瑞克，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87），页8—9。还请参看她对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识字的作用》（The Uses of Literacy）一书的猛烈批评：这本书展示了一副与历史脱节的画面，即工人和权贵阶层的精神世界是简单而永恒不变的，就好像一旦社会学家总结出工人该有的样子，工人阶级就不会再改变了。（出处同上，页11—12）]

最近，母亲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以前总是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你总是爱说这类蠢话，”她补充道，“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至少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我看来，父母背叛了他们原本应该保持的形象，而我轻蔑的称呼只是表达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同时，我也不希望自己变成我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对我来说，“无产阶级”是书本上的概念，是抽象的思想，而我的父母并不能归入其中。我之所以满足于感叹“真实的阶级”与“幻想的阶级”之间的差距，或者被边缘化的工人是如何没有阶级意识，那是因为这个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观点可以掩盖我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家庭，以及我逃离家庭的渴望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我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便是我抹去社会身份的途径：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在阅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时，我相信人民的先锋性。我进入了特权阶级的世界，也就是那些有兴趣拜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人的世界，走进了他们的历史观和主体化的方式。我对萨特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十分着迷，却讨厌我身处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限制我视野的工人阶级。我对马克思和萨特感兴趣，并想象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那个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父亲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天他看到我正在读《世界报》（这是我表现自己对政治有着严肃兴趣的方式之一），而父亲并不认为这份报纸的读者应该是像他一样的人，甚至认为它就是资产阶级的喉舌（父亲竟然比我更了解这一点！），于是他气愤地向我嚷道：“你正在读一份蛊惑人心的报纸！”说完，他便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我母亲不太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不太理解我从事的职业。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一切在她看起来都很遥远而陌生。再者我也绝少向她提及我的兴趣，因为她并不了解这些我热爱的作家。有一次，在我十五六岁时，她从我的书桌上拿起一本萨特的小说，捧在手里，嘴里蹦出一句评论：“我觉得这本书太露骨了。”她听雇自己做家务的太太这样说过（这是一位资产阶级太太，她认为萨特是一个邪恶的作家），她天真地重复着这句评论，以此来表明她至少知道我所阅读的作家中的一个。

有一点是确定的：她认为我没有“爱学习”的样子。高中时，我曾加入一个极左组织，我把许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件事上。校长曾经把父亲叫到学校，向他描述了我是如何在校门口和学校里面进行“宣传”活动的。那天晚上，家里像演了一出真实的心理剧，他们用退学来威胁我，让我乖乖听话。母亲害怕我这样下去会无法通过中学会考，但父母最不能接受的是我没有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因为他们为了让我有机会读书，已经工作到快要累死。这件事让他们怒火中烧。我被勒令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放弃政治活动，要么退学。我宣称我宁愿退学，他们便不再和我说话了。最后，母亲还是坚持让我继续读书。

进入大学之后，我更加特立独行。我选择哲学系这件事在母亲看来一定很荒唐。当我向她宣布这个消息时，她愣着没有反应。她更希望我选择英文或者西班牙文（他们对医学和法律没什么概念，我也是；他们认为选择外语是保证我可以在毕业之后做中学老师的最好方式）。她感觉到了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所变成的样子让她感到难以理解，她主动说我是一个“脱离常轨”的人。她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怪异、离奇的家伙……在她眼中，我越来越远离正常人的世界。她常常用这样的句式对我讲话：“……这再怎么说也不能算正常行为。”就像我父亲一样。

即便他们对我的印象与我的穿着打扮不无关系（也就是我想赋予自己的那种形象：留很长的头发。父亲为此苦恼了好多年，他总是拍着桌子重复道：“你给我去剪头发！”），即便我的形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我独特的性向（我不久之后就出柜了），“不正常”“奇特”“怪异”……这些词毕竟没有任何间接或直接的性暗示。我的母亲在几年之后才发现我属于她不知该如何称呼的那一类人——“像你一样的那种人”，她只能这样说。她不想使用任何贬义词，也对这件事不大了解，因此她无法找到一个正常的词汇来进行描述，只能使用这样一种拙劣的代用语。最近，我在母亲家发现一张印有三个年轻人的照片，就问母亲他们是谁，母亲告诉我：“是B的孩子们。”B是我最小的弟弟的妻子。她还说：“中间的是D，他和你一样。”我一时间没有理解她指的是什么。她补充道：“当他告诉他妈妈自己是……你懂……和你一样，他妈妈把他赶出了家门……后来是他爸爸说服了她，他说，如果他自己也抱这种态度，就得把自己的亲哥哥拒之门外了……”母亲的话让我对弟弟刮目相看——过去的他并不是如此宽容。无疑，他在这点上改变很大。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家接待过我，因为我从不主动拜访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拜访他们……不仅因为我是同性恋，也同样因为（如果不是更因为）他属于工人阶级，这一点也正是本书力图表达的。当他开始接受我的性取向后，我仍然没有试图和他重新建立联系，原因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社会身份。因此，我如今应该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冷漠，原因更多地在于我而不是他。历史难以被轻易抹去，曾经分道扬镳的两条人生轨迹难以再次相交。

这同时也证明，家庭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环境，它充满了变数：如果我的兄弟们成为律师、艺术家、作家……我就会经常与他们来往，就算关系并不亲密，我还是会努力维系兄弟之情，并打心眼里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对于我的叔叔、婶婶、堂兄妹、表兄妹、侄子侄女，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说，人们拥有的社会财富首先应该由人们所维系的、可调动的家庭关系构成的话，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以及其间我与家人关系的断裂）让我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我所经历的不是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而是抹杀它们。在很多资产阶级家庭，人们会与远房的兄弟姐妹保持联系，而我，曾经试图远离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当我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困难、需要帮扶时，我无人可以求救。

当我18岁、20岁时，我在母亲眼里还没有变成“像你一样的人”，但她依然感到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我令她感到困窘。但我对此丝毫不担心，因为那时的我已经离她、他们以及他们的世界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