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里，有些稿件积存超过十年。写《墙》时我尚在八打灵的《南洋商报》当记者。下班后在租来的房里打稿。那是一栋坐落在三岔路口的房子，从阳台到厨房布满灰尘，到处灰溜溜的。住宅区的声海倾泻灌入，寂静无垠庞大。

最初写小说时根本没抱希望。事实上，能不能继续写作、出书，皆有赖于各种现实条件支撑。在以为逃离它时，它仍像皮肤那样紧贴着。

《墙》是我离开工厂后写的第一个短篇。过了三十岁后，转行，捡回写作，仿佛跨过一道隘口。这以后陆续有些小说刊登在《南洋商报》张永修编的南洋文艺版。两大报馆（当时还是分开的两家）办事处相距不远，当中栖身、流动的作家不少，下班后偶聚交谈。吉隆坡聚集的人文圈子很小。写作人与社运分子、报人多有往来，或许因为友人里头颇多热心社运，那些翻腾的话语，如滚圈的砂子般盘旋复述，刺激了许多想法。

最初构想的故事多从公共议题切入。经过语言框裁，现实与虚构彼此宛如“延续的公园”。小说不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是却和瞬逝的生活共存。尚在不久以前，我曾跟朋友说，向往文学里最美的风景。但正如博尔赫斯的动物寓言Á Bao A Qu所喻，这至美的风景竟似不可描述，仿佛它必须是语言留白处。据说此名源自马来语Abang Aku[根据Anteras在《七土》（Tanah Tujuh）书内的说法，Abang Aku意为“我的哥哥”。]，故事采自马来半岛的神话。神灵自星空陨落掉在一处无以名之的所在。设若它圆满返天，这故事就终结了。然而这生与死、创与愈仿佛永不结束。它沉默，成为横亘远处的风景。写作与语言的关系是如此。就像你不会想为任何浅薄的关系多花一分力气，能使你同时迷醉与探索的必是深切的情感与欲望。写作就是在跟这样的欲望亲密：宛如在这道无可弥合的裂口深处，有翅膀伸触彼岸。彼岸非是此世不可。或许无甚深奥，琐碎熙攘，却仍想若不断地写，也可能开出蓓蕾。

如今大家常说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差不多一样了。日常生活像在窄巷里往返。窄巷分岔，或许也是小说穿接相遇的阡陌。在阡陌的岔口，遇见别人时也遇见陌生的自己。

这本集子里，有些小说跟此时此地马来西亚的政治有关，有些则更关心自己跟现实侧身观看的意识（无论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谢谢张锦忠在《故事总要开始》中的评析。]。有些则产自一个意念，譬如想要反驳一些流于二元对立简化的观点。有些是家人的故事，有些是听来的他人的故事。虚构混合着事实，而事实总比小说所能想及的更加荒谬。公共议题搬进小说之后，是否还能在书写中延续指控，或为受委屈者发声？或对被书写者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

每次书写这些故事，“他人”就成为一面折射“我”的镜子，无论“他人”强或弱。只要一个人执笔写作，多少就握有权力。我的故事到底要怎么说，才对他／她公平呢？要如何才能把她／他的主动与欲望还给他／她，而又不至于干扰故事？有时你以为是在结构中受害的人，她／他却可能把自己看成具有选择权的人。正是这一点，才能使一个人在最艰窘的环境中依然保有希望和自尊。也许这本集子在这方面仍然不是很成功，但尽可能靠近。在写这些小说时，我试图把一些自己和他人（母亲、邻居、朋友）的经历与语言缝编成故事，咀嚼此地的滋味与形状。虽然或许不免咀嚼得变形了。

小说的声音可会飘过空谷？也许。沙滩上的足迹，以及雨天路上的濡湿脚印，也不知哪个比较短暂。如果小说的生命不长，那就写给这不长。虽然经常感到好像有个等着要说的东西会随时沉没。如果把马华文学消失的可能性悬置起来，小说对当前的思索也许可以使“此刻”拉远。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的霸权问题，与之抵抗的口号并不新颖（譬如爱国），但其中族群观点与角力状况在半个世纪后却有细微的差异。语言改变个体的力量确实庞大，既然我刚好在这里，就尽量注视这张网，这里头滚动的偏见、声音与感受，多少像触角一样伸进了小说里。即便小说捕获的只是剩余——那些在历史与社会语境中未能占一席地位的零碎、卑微与微不足道，那些对历史和过去的奇怪说法，或许是值得打捞的碎片。

虽然大部分小说写的总是他人的故事，但他人的想法与感情往往只是一种局限的知道。只能靠着想象来填补，或渡入自己的情感与思索。因为这层渡入与变形，“现实”切换在另一条水平线上走，仿佛这一现实的界面是个倾侧的倒影。《箱子》和《夏天的旋风》是留台期间所作。《天空剧场》是刚离台归乡之初，和母亲同住老家时写。《湖面如镜》写时人还在金宝教书——这篇小说得感谢友人黄婉湄跟我分享她在国内大学的亲身经历，也有部分细节取自新闻报道[黄婉湄研究妇女与社会运动，此刻在加拿大念博士。]。二〇一二年八月开始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报到。余下的四篇小说，包括以改教的阿米娜为人物的两篇小说（伊斯兰教的议题小说因受黄锦树提醒而重拾再写），即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此篇小说《风》献给《马华文学无风带》的作者。]，最初只是要写一系列改教议题的故事，经过考察之后，就变得集中在阿米娜及其朋友身上，从二〇一二年年初开始动笔，每天反复修改，至少完成三个版本。Aminah也曾拟题《有关阿米娜的二三事》，那一整年几乎一直重写阿米娜／（洪／张）美兰。我希望她不那么悲惨，张美兰是从洪美兰蜕变出来，在此仅选最早与最后的两个版本把她们一起留下。前两个版本曾投港台一些文学杂志，但不获刊登，当时也寄给几个朋友看。二〇一二年年底时也抽出一小段作为“惊花”图文诗展（此活动由吉隆坡几个作家朋友刘艺婉、梁靖芬、尼雅、陈头头以及我五个人共同主催）。《小镇三月》及《十月》，也是近期在金宝与新加坡两地往返中写成。《十月》从找资料到写完费时超过半年，南洋理工大学的图书馆资料帮了大忙。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在讲故事，从工厂里的工程师到记者、编辑皆然。生活里的故事无可终止，因应生存而不断复述与变异。总有编造故事，超越平庸生活的欲望。有这些欲望与需要，使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活着——我母亲、祖母和姑姑们也大概如此，她们说的话像是给石磨碾过的面粉，也许对历史无感，但总有琐碎的日常史；尽管故事来到时总是已在中间。之前之后，那一大片错综复杂的疑问，难以望尽如大雾；而细节碎片漫溢如汪洋。或许写作无可避免得是载浮载沉，或为浮木或为船桅。倘若是无法登岸之茫途，那么至少这无岸之河上，小说容许鱼群泅过，鱼回返卵、草飞回泥中、灰烬梦见火——哪怕这边域的写作，终将消逝、遗忘在历史大雾中。

或许其实也不会那么悲惨。毕竟写作的航程属于未知。

我仍然期盼小说有批判性。但如果小说能够有批判力，应该同时也能与迂回的沉默并行。让丛丛问题如同疏密各异的时间，在小说体内回成叠叠花瓣。

---初稿作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下旬，

---最后修订于同年六月底，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