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点半，无需闹铃响，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就睁开了眼睛。每天都是如此。尽管他通常睡得很晚——作为共和国的总统，他的生活节奏几乎每天如此——可自从在军校成为士官生以来，他就习惯了随着最初的光亮起床。为了不吵醒奥蒂莉亚，他踮起脚尖走进卫生间，剃了胡子，还冲了澡。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瘦削的面庞和浓重的黑眼圈，还有肩膀和腰部耷拉着的睡衣睡裤，意识到自己的体重又降了。这不奇怪。从三年前开始，周围的废物和叛徒们就不停地策划阴谋，实在让他头疼，日渐消瘦也就不足为奇了。食物对他而言也没什么诱惑力。不过他倒确实喜欢喝点儿酒，但那也没用，用餐甚至会引起他的反感，他得做足努力才能迫使自己在早餐时吃一点儿水果。如果中午没有宴会，他习惯简单吃点儿辣豆饼。晚饭时，他会强迫自己至少吃一盘菜，然后喝一两口朗姆酒，这样可以使自己略微放松一些，暂时忘掉那些令人沮丧、愤怒的事情带给他的苦涩。

剃须和沐浴的时候，他又一次问自己：周围的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崩坏的？三年前一切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他还记得和武装力量进行和平协商之后自己从萨尔瓦多来到危地马拉城时的场景，那次协商是在美国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的斡旋下进行的。他起初并不信任那大个子美国人，后来却和他关系很好。那个可怜人后来被任命为驻泰国大使，上任没多久就死于交通事故，当时车上还有他的一个儿子，那很可能是一场刺杀行动。希望上帝指引他们俩上天堂！他还记得自己在奥罗拉机场获得的掌声、欢呼声和喝彩声。他当时就像个国王！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无论军人还是警察，朋友抑或敌人，甚至危地马拉所有媒体都是如此。所有人都立刻来谄媚他、讨好他，舔他的鞋子，乞求他给他们一官半职。有的人想当部长，有的人想升官，还有的人想要商业合同。都是些叛徒、流氓！但也可能从他获得热烈欢迎的同一天起，事情就开始变糟了。军校士官生和自由军军人的第一场冲突不就是那时发生的吗？都是些跳梁小丑。只是由于当时发生了太多事，那次冲突被大多数人忽略了，包括他本人。

三年过去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背后阴谋策划颠覆他的政府。他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甚至想除掉他，当然了。甚至连他任命的国家安全部负责人“巨汉”也是如此，简直比其他人更过分。他可是亲手把特种部队、警察和军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他的呀。现在他十分确定：“巨汉”想对他不利。恩里克的兄弟，国防部长胡安·弗朗西斯科已经承认：“我不知道恩里克在搞什么鬼，你知道他一向有些疯狂，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少见面了。”难道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早已磨好了刀，准备挑个合适的时机从背后给他来一刀？不过他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很快就会把他撤职，像对待蟑螂那样一脚踢开。很快，只要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就立刻执行。这就是当叛徒的下场——无地自容，跪下来乞求他的原谅。叛变是没有借口的。他不会原谅任何一个叛徒。上帝为证！

换衣服时，他又过了一遍当日的行程——接见佩滕省来的印第安人代表团用不了多少时间。早上十点钟，美国大使会来。他很清楚大使此行的目的：请求他保持克制和理智。真是自相矛盾！现在又开始说什么克制和理智了，之前对待那些真正的或假想的共产主义分子、无用的傻瓜、从前的伙伴、工会领袖、农民代表、屈从的知识分子、不羁的艺术家、军人、合作者、恐怖分子、匠人甚至教会领袖时，他们却让他使出铁血手腕进行压制，逃进各个使领馆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走，从“哑巴”阿本斯开始，他们都是犯人！如果共产主义分子不够多，那就编造、嫁祸一些出来。他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那些清教徒乡巴佬开心！

将在墨西哥大使馆做的演讲只会占用他十分钟左右。希望他的法律、外交和文化问题顾问马里奥·埃弗拉因·纳赫拉·法尔范写的演讲稿里没有太多难以发音、意义不明的怪词。他还要接见一些人，听取一些报告，直到午饭时间。要去“危地马拉小姐”家吗？当然。他很怀念和玛尔塔单独吃午饭时那份平静感，就他们俩，聊点儿脱离现实的事情，然后坐在窗台边舒适的藤椅上小睡一刻钟，这样在开始下午和晚上的工作前，他可以恢复一些气力。下午，他还要接见几个部长，解决一些拖了很久的问题，还得见天主教行动会的嬷嬷代表，她们是马里亚诺·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派来的，他曾经是他的朋友和合作者。不过，当然了，自从他和玛尔塔好上以后，主教就成了他的头号敌人。嬷嬷们肯定还是老一套：警告他说异教已经渗透进危地马拉社会，尤其是在贫穷、没文化的印第安人中间。他会任由她们唠叨、抱怨十五分钟，然后作为结尾，他会给她们来个保证：“危地马拉的大门是不会为异教徒开启的，请相信我，就这样吧。”然后天色肯定已经黑了，他还得在总统府和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家们开会。与此同时，奥蒂莉亚要代表他在一场关于教育的活动中发言。说服危地马拉有钱人的任务迫在眉睫，他们必须加大在危地马拉的投资力度，把他们藏在美国的钱带回危地马拉。他还得再做一次演讲，稿子也是马里奥·埃弗拉因·纳赫拉·法尔范写的。结束以后，要不要到“危地马拉小姐”家过夜呢？他算了算，自己至少一周没有做爱了，还是说已经两周了？他的脑袋连那些重要的事情都记不过来呢，看看到时候累不累再说吧。

他正要出门，却听到妻子在半梦半醒之间问他中午回不回家吃饭。他没走近她，也没对她说早安，只回答说不回来，说中午有官方宴会。他不想和奥蒂莉亚多说话，于是加快了步伐。他和妻子的关系几周前变得更僵了，因为他得知奥蒂莉亚在军人俱乐部和一些军队要员见过面，对此她一个字都没和他提过。他向她询问此事时，发现她非常紧张，有些犹豫，还拒绝承认。但是当他提高嗓门之后，她坦白了一切：他们请她参会是因为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十分重大、十万火急”。

“你觉得和那些在我背后耍手段的军人见面是好事？”

“他们没耍什么手段，”奥蒂莉亚毫不退让，用姿态和眼神挑衅他，“那些军人都是你的朋友，他们忠于你。他们只是很担心目前的情况。”

“什么情况？”卡斯蒂略·阿马斯觉得怒气上涌，竭力克制着扇她耳光的冲动。

“还不是你找情人的事，这已经成为整个危地马拉的丑闻！”她喊道，“不仅军方对此十分担心，教会和这个国家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看不惯。”

他无言以对。在此之前，奥蒂莉亚从不敢在他们争吵时正面提及“危地马拉小姐”。他迟疑了几秒钟，然后作出了回答。

“关于我私生活的事，我无需对任何人负责！”他肆无忌惮地喊道，“你给我想清楚点儿，再别啰嗦了。”

“但你得对我负责，我是你的合法妻子，我们是在上帝的见证下完婚的，”她的眼神中涌现出无尽的怒意，和她的语气一样，“你和那个婊子的丑事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我才和那些军人见面。他们很担心，说这种局面对你、对政府、对国家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禁止你再和叛徒们见面！”他吼道，只想早点儿结束这场对话，“如若不然，我警告你，你要承担后果！”说完甩门而去。

“吃屎去吧！”他听到奥蒂莉亚在身后喊道。那是卡斯蒂略·阿马斯第一次想抛弃他的结发妻子。他愿意为结束这段宗教见证的婚姻关系而付出相应的代价，然后他要和玛尔塔结婚，和她生活在一起。和她在一起让他觉得快乐，这是最重要的。在“危地马拉小姐”身边，他重新燃起了欲望，在床上又成了真正的男人。和奥蒂莉亚会面的军人是谁？乞求和威胁都不能让她把那些人的名字吐出来。他知道其中一些，但对于其他的就没那么确定了。无能的“巨汉”对他隐瞒了此事。毫无疑问，那次聚会肯定也是一场阴谋。那些混蛋是在策划政变呢，绝对是这样。

和来自佩滕省的印第安人的会面比他想象的效果要好。他本以为他们是来抗议收回他们手中的土地或是抗议在与警察和庄园主的冲突中造成他们一方的人员伤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想让政府帮忙重建一座毁于由雷电引发的火灾的教堂，还希望政府给当地的教友会和两家兄弟会提供一些资金扶持。总统很惊讶，当即允诺了他们的请求。

相反，和美国大使的会面比他想象的更艰难。他们谈的主要是永远是这个话题！联合果品公司。美国认可现政府对补偿联合果品公司所做的努力。在阿雷瓦洛和阿本斯执政时期，该公司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危地马拉的法庭和国会同意废除那些损害外国公司利益的法律，重新认可双方以前签订的协约，这很好，但别的损失又该怎么说？例如该公司为重建因前任政府的政策而毁弃的厂房和购置新设备的花销，再如之前被无端处罚而缴纳的罚金，又如那些荒唐、沉重的税款，等等，等等。该公司并不是想让新政府承诺补偿所有这些费用，但至少要找一家可信的中间方对该公司蒙受的损失进行估值，然后双方以公平的、可接受的方式来分摊。卡斯蒂略·阿马斯有些暴躁地提醒大使，所有这些事情都该交由法庭处置，他的政府愿意服从任何判决。

在墨西哥大使馆进行的活动持续了半小时，这是他要求的。他读了演讲稿，这次马里奥·埃弗拉因·纳赫拉·法尔范同样以巴洛克式文风信马由缰地撰稿，导致他读错了那位先生爱用的几个怪词，而他明明已经交待过很多遍了，说喜欢简洁明了的文风，还说希望不要给他惹麻烦，更不要写一些他压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单词（看来还得再给这位先生说一次才行，甚至要威胁说如果这位先生继续给自己的演讲稿制造这么多麻烦，就会被辞退）。

接近午饭时间，他又签署了几份文件。来到玛尔塔家时已经差不多一点半了，但是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在和他的情人用餐的过程中，他的身心并没有放松下来。得知国防部长组织了一场生日聚会而他竟然压根不知道，他感到十分不快。更令他接受不了的是，他的政府里的所有部长都受到了邀请。

下午回到总统府，他给国防部长胡安·弗朗西斯科·奥利瓦上校打去电话，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责备他没有邀请自己参加酒会。胡安·弗朗西斯科·奥利瓦上校说肯定是搞错了，他表现出的惊讶看上去不像是装的——他的生日确实是七月二十六日，但要说举办酒会就是假的了。相反，他和妻子将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压根没有邀请谁去他家。这是一个怎样的玩笑？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总统给玛尔塔打去电话。她也很吃惊，向他保证是司法部长的夫人玛格丽塔·莱巴耶请她陪同一道参加酒会，还说就算这件事是编造的，也不是她的问题。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第一反应是胡安·弗朗西斯科·奥利瓦上校确实组织了一场酒会，可是发现没有邀请总统，就取消了活动。此时他和夫人肯定正忙着给部长们打电话，告诉他们取消酒会的理由。也可能是胡安·弗朗西斯科发觉自己犯了错，因而宁愿不举办生日宴会了。做得好！可是后来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种解释有什么地方站不住脚。所有这一切使他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都感觉如鲠在喉，这使他更坚定了信念：他身边没有什么人是值得信任的。

下午的工作异常繁忙。和经济部长一起同经济专家开会时，他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最近几周，他老是这样。尽管他在会上竭力想弄懂专家们说了些什么，但还是会忍不住走神。那些人一直在谈论借贷、全球资本排行、世界银行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之类的东西，尽管也提到危地马拉，可他还是听得云里雾里，而且那些混账经济专家没做任何努力来让他听懂。还好经济部长看上去比他更懂那些数字和专业术语。除了听不懂，那些东西还让他觉得很无聊。他只好摆出极为严肃的表情，死死地盯着发言人，装作全神贯注，只是偶尔发表评论或抛出问题。他努力使自己泛泛而谈，以免露出马脚。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专家们有时会露出略带嘲讽、惊讶的表情，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没说到点子上。

他后悔了？没有，当然没有。如果他的国家再次陷入像之前那样的境地，他还是会拿起武器战斗。他要和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盟友作对，要为他的朋友兼导师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上校报仇，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然而有些人，例如那些美国佬很快就忘掉了他冒过的险——是他从“哑巴”阿本斯手里拯救了联合果品公司，现在那群美国佬竟然要求他对待那些曾把他们吓破胆的左翼分子时要保持“克制”。是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有足够多的理由感到失望，尤其是对他在军队里的伙伴们感到失望。他现在已经不信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他尤其不信任“巨汉”。他曾经信任过那个叛徒。他肯定“巨汉”就是和奥蒂莉亚见面、商谈关于“危地马拉小姐”之事的那群人中的一员。他的兄弟胡安·弗朗西斯科是否也在其中？他们找到了把他拉下宝座的最好借口，但由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导致他们至今都没商量好由谁来当领头的。目前，正因为每个人都想当总统，他才暂时安全。太无礼了！窥视他的私生活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好像那些人没有情人似的，难道有了情人就当不得总统？

和经济专家们开完会，他还得和部分议员开会，这些人来向他解释将在议会投票的几条新法律的情况。和他们在一起时不像和经济专家们开会时那么不自在，但即便是和议员们开会，他也集中不了注意力，没法就他们咨询的东西提出切中要害的建议。他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专心听他们说话，很快就会不自觉地又想到国防部长那场不再举办的生日酒会。为什么玛格丽塔·莱巴耶要给玛尔塔打那样一通电话？是刻意诱导总统毁掉胡安·弗朗西斯科·奥利瓦的酒会——给后者打电话责问为什么不邀请自己？真相是什么？毫无疑问，这个话题很愚蠢，也无关紧要，但有些东西里有他希望调查清楚的事。难道有人想对“危地马拉小姐”不利？想绑架她，然后以此要挟、胁迫他退位？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惧怕有人会绑架“危地马拉小姐”，才下令派一队警卫不间断地保护她的住所，同时严禁玛尔塔单独外出。

议员们走后（没能从他这里得到明确指示），两位秘书抱着一大摞信件走了进来。索要东西，就知道索要东西，索要什么的都有，而且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当然大部分是底层穷人写来的，他们乞求政府的帮助，恬不知耻地张口要钱。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不断地拆信、读信，时不时收到新的报告。晚上七点半，他很想取消当天余下的行程安排，想回家了。他很沮丧、失落，感觉自己快累死了。尽管与妻子见面会使他更加心烦意乱，他还是决心避免和她争吵，只想早早上床睡觉。为了能睡好，他得像往常一样吃点儿药。虽然医生交待他一周最多只能服用两到三次戊巴比妥钠，可实际上他每晚都要吃一粒，否则压根没办法合眼。

不过他还不能离开，天主教行动会的嬷嬷们还在等候接见呢。自然是主教派她们来的，那也是一个千方百计想除掉他的敌人。他在接见她们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如果她们胆敢触及关于“危地马拉小姐”的话题，哪怕是间接提到，他也要严词打断。但是嬷嬷们并没有提到那档子事，她们只是来表达对“天主教危地马拉”现状的担忧。在这个国家，信奉天主教的占绝大多数，不过近来有些新教组织系统性地进行着渗透，那些“传教士”带着美元来这边建教堂，向印第安人传教，还在印第安人聚居区修建庙宇——根本不像教堂，更像马戏团——在里面唱歌跳舞，都是黑非洲来的那一套。他们企图诱骗无知的民众，接下来肯定就是提倡离婚和其他反天主教教义的怪论，甚至是堕胎。尽管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信奉天主教，可如果政府不制止这种对天主教会的入侵，这个国家很快会变成新教国家。

总统很专心地听着她们的话，还在她们讲话时认真做了笔记。最后他保证第二天就下令给相关的部长，让他们处理这件事。正如她们所言，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他完全理解她们的忧虑所在，当然应该制止那些异教徒的入侵。危地马拉已经是自由的国度了，已经摆脱了共产主义，不能堕入半异教的野蛮状态。天主教行动会的嬷嬷们走了，而他确信她们的脑袋里肯定都装着“危地马拉小姐”的名字，只是不敢提罢了。他早就通过私人谈话了解到那些人称呼玛尔塔的方式，那是神父们为了诋毁她而生造出来的：“王宫神女”。他查过字典，愤怒地发现“神女”也有“婊子”之意。

在总统府巨大的会客厅里与企业家代表见过面，他终于结束了当天的行程。是他本人作出决定请企业家们前来的，但他很惊讶竟然来了那么多人：超过一百人，大概有一百五十人。与在墨西哥大使馆所做的演讲相比，这次他的演讲内容更丰富，也更清晰。他详细地解释了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细节，鼓励商人、农场主和工厂主大胆投资，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助力危地马拉复兴。

回到总统官邸时，他的妻子也刚刚结束那场关于教育的活动回到家，正和按摩师、美甲师一起待在浴室里。他感到十分疲惫，脱下西服和鞋子就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自己缓缓坠入一口阴暗的深井，同时与一个从头到脚裹在披风里、脸上戴着有角动物面具的人交谈。那人对他说，他应当好好处理一下生活中的问题，尽快寻回失落的快乐。他想凭声音认出那人，但没成功。“你是谁？告诉我你的名字，让我看看你的脸，求你了。”

是妻子把他叫醒的。“晚饭好了。”她对他说道。然后又像是责备般地补充了一句：“你睡了快一个小时。”

他起了床，到浴室用凉水洗了手和脸，好彻底清醒过来。从卧室走到餐厅，他们得穿过一座带走廊、只种着一棵金合欢的小花园。他们刚刚走出卧室，上校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先开口的是他的妻子：

“为什么不点灯？”她问道，“用人们都去哪儿了？”

“警卫呢？”他喊了一声。他们继续前行，但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极不正常。

为什么这么黑？本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在花园和临街入口处执勤的警卫呢？

“费利佩！安布罗修！”奥蒂莉亚喊着管家的名字，但是没人回应，也没人现身。

他们走进通向餐厅的走廊，那里同样一片漆黑。

“你不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很奇怪吗？”奥蒂莉亚转身朝她的丈夫问道。

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此时心念一动，开始朝卧室跑去，想去拿靠在床头柜的冲锋枪。就在这时，他身后响起了枪声。他蹒跚地又走了几步，然后脸朝前，倒在了地上。第二颗子弹射入他身体的时候，他能听到奥蒂莉亚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哭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