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住处位于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离兰利不远。可能仅仅是巧合，美国中情局的总部就位于兰利。她居住的那片住宅区入口处设有围栏和门岗，想进去必须出示证件。那里到处是参天大树，是一个十分静谧的所在，尤其是在那个春日午后，天空澄净，柔和的阳光洒在住宅区五颜六色的鲜花上，给它们镀了层金边。到处都有鸟叫声，却看不到鸟儿在何处，要说能看到什么，只有几只从海岸飞来的海鸥时不时从天空划过。住宅区都是大房子，还带有宽敞的花园，车库里停放的也都是豪车；众多房屋中间有一间带马厩的茅屋，一位年轻的女骑手正骑在一头小马驹上，散开的长发正随风飘扬。不过玛尔塔·博雷罗·帕拉的住处却比较小，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离奇、古怪的屋子，无论是屋外还是屋内，那幢房屋都像镜子般反映出女主人的性格和喜好。

索莱达·阿尔瓦雷斯是我的一位多米尼加老朋友，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托尼·拉夫尔则是多米尼加诗人、记者和历史学家，他们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用了各种关系，最终帮我促成了这次访问。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说，今天下午我肯定会获得许多惊喜。托尼曾经来过这里，他是危地马拉女人玛尔塔的好朋友——如果她这辈子曾真心交过朋友的话。她的屋子从外墙开始就有装饰物，四堵墙上都有，都是各种各样的植被，应该是塑料制品。那些“花花草草”把这幢房子装饰得像一片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丛林。在那些人工制造的植被中还有一些用纸板、木头或毛绒制作的小动物，还有许多人造小动物趴在被涂成红色的墙壁上。屋顶则是用亮瓦片铺成的，也有些锦葵和九重葛，看上去像真的。

刚进门，我就听到了一阵吵闹的鸟叫声。鸟儿们都被关在笼子里，我和年迈的“危地马拉小姐”（当然，她从没真正当选过）对话的至少两个小时里，鸟叫声一刻未停，这倒把我们的对话烘托得更加轻松、有趣。我承认我有点儿紧张。我最近两年一直在想象这个女人的情况、虚构她、把各种各样的冒险经历安插在她身上，再解构她，这样就不会有人——连她也不会——在我虚构的故事中看出她的痕迹了。我设想过很多场景，唯独没想到这里会像个吵闹的大鸟笼。她养了非洲金丝雀、颈毛异色的鸽子、小鹦鹉、白鹦鹉、金刚鹦鹉及许多我辨识不出是何种类的鸟。“对空旷的恐惧”使得她把整个屋子塞得满满的，一点儿闲置空间都没有。屋子里到处是摆放着大小花盆的架子，很难在移动的时候不碰倒什么东西。此外还有雕像、半身像和宗教塑像——佛祖、耶稣、圣母和圣徒。还有埃及灵台、木乃伊塑像以及向诸如元首特鲁希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最后这一位是她的“毕生所爱”，这是我们对谈时她对我亲口承认的，她用整整一面墙来纪念他，墙上悬挂着巨大的照片——等拉美独裁者致敬的标语及画像，还有一盏许愿灯没日没夜地亮着，看上去也是塑料制品，和那些数不清的花——玫瑰、剑兰、石竹花、含羞草、兰花、郁金香和天竺葵——是一样的。屋子里还摆着些玩具以及玛尔塔·博雷罗·帕拉在世界各地旅游时带回的纪念品。以我所见到的来判断，她可能已经做过多次环球旅行。

我们的谈话风格和这幢令人难以置信的房屋很像：无序、独特、含糊、稀奇。我查阅过大量书籍、报纸和传记，作者都是在她冒险人生的不同时期曾与她结识的人，他们一致认为她是个非常美丽、躁动不安的女人。她的眼睛是灰绿色的，眼神能让与她交谈的人魂不守舍、慌乱焦躁。此时的她应该年过八十了——我没有冒昧问她这个问题——时间让她的身形变得更矮、更胖了些，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出她往日的些许风采，让人相信她的那些风流韵事、冒险传奇、无数爱她和她爱上的男人的故事都不是空穴来风。她见我时穿的是一身打满褶的黑色和服，看得出来精心打扮了一番，还戴上了耳环和项链。她的睫毛很长，指甲涂成了雨林绿。她穿了一双吸引眼球的青柠檬色天鹅绒拖鞋。她应该做过多次美容手术，因为她的面部依然富有光泽，神情也依旧高傲，还有那双谜一样的眼睛——多少认识她的人曾被那双眼睛迷住，尤其是男人。

我们刚在那片“盘根错节的丛林”中的某处空地坐下，她就对我说她知道我“讨厌水果籽”（这是事实），还知道我从小时候起最喜欢的歌曲就一直是《灵魂、心灵与生命》，那是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我十岁去皮乌拉时那里正流行的秘鲁华尔兹舞曲，我是在皮乌拉第一次听到那首曲子的，哼曲的是给我们的住处看门的卫兵（我外公是当地政府官员）。当我问她是如何得知关于我私生活的诸多细节时，她微微一笑，就像我这本小说中的人物西姆拉那样简练地答道：“我自有办法。”她喜欢拖音，语气充满热情，很有中美洲特色，这是时间、流亡和旅行都不曾抹掉的东西。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她那双灰绿色眼睛以及坚定、大胆、具有穿透力的眼神。

她在未进行任何铺垫的情况下突然对我说，她有过十个丈夫，而且他们都是她亲手埋葬的。她说话的语气很柔和，丝毫没有炫耀之意。她说说停停，说话很有节奏感，富有音乐性，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措辞。她补充道，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一个当医生的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分子把她强奸了，从那时起，她就成了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这一点，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她说她这辈子最爱的男人是那位危地马拉上校，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还称他为“优雅、细腻的绅士”，曾试图和他的妻子奥蒂莉亚·巴洛莫离婚以迎娶她，只不过没有成功，因为“在那之前，可能正是为了阻止此事发生，他们把他杀了”。

她的语速很慢，每个音都发得很清晰，没等我作出回应或评价就继续慢慢地说着。有时我甚至感觉她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多米尼加共和国上校、元首特鲁希略的安保事务主管乔尼·阿贝斯·加西亚是酷刑与谋杀专家，他完成过多项海外暗杀任务并进行过无数犯罪尝试，其中包括在加拉加斯针对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失败的刺杀行动以及托尼·拉夫尔所讲述的在危地马拉成功暗杀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行动。谈及和此人的关系，玛尔蒂塔的回答就谨慎多了，很多时候给出的都是模棱两可的说法。她对我说，阿贝斯·加西亚是“另一位绅士”，非常贴心，还很和善，他们俩一起吃饭的时候，阿贝斯·加西亚总会先帮她把面包和牛排切成小块。他很爱他的母亲，钱包里放着母亲的照片。有一天晚上，他的母亲生病了，玛尔塔看到他跪在母亲床边给她按摩双脚。如此孝顺母亲的人肯定是个好人，不是吗？他和所有人一样有怪癖。他的怪癖是到处寻找红玫瑰十字会。要是他能来美国，肯定会很开心，因为这里到处都有红玫瑰十字会。阿贝斯·加西亚很爱她，很关照她，总是给她送礼物，先是在危地马拉两人相识的时候，然后是在当时的特鲁希略城。她在特鲁希略城度过了青年时期的几个年头，当时的职业是政治记者。在那里，阿贝斯总是带她去赌场，其中有一次，他给了她三百美元让她玩轮盘赌，还请她把赢来的钱留下。但是，她向我保证道，她从没接受过他的示好，也没和他睡过觉。

然而当我提醒她有很多传言说她和这位特鲁希略主义者生过一个儿子，还有人声称与这位私生子有私交，说他年纪轻轻就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她不动声色地反驳道：“这都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臆想。”

谈到很多报道和历史书中都有记载的那起著名事件时，她的答案也很含糊。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蒂略·阿马斯遇刺当晚，阿贝斯·加西亚是怎样带着她逃出危地马拉的？当时总统的朋友和战友，那些自由军兵士尤其是疑凶之一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拼命追寻她的踪迹，还指控她——以此来混淆视听——是造成总统身亡的共犯之一。

“那些事早就过去了，那段记忆已经随风消散。”她丝毫没有慌乱，依然面带微笑，然后耸了耸肩，装出冷漠的样子，总结道：“何必再去回想？”

她旋即露出神秘的笑容，这肯定是她年轻时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总统遇刺当晚，是古巴枪手卡洛斯·加塞尔·卡斯特罗开车从危地马拉城把您载到圣萨尔瓦多去的，是吗？”我问她，“第二天，阿贝斯·加西亚用一架私人飞机把您从圣萨尔瓦多转移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吗？所有的历史书里都是这样写的。这是真的还是说这也是人们的臆想？”

“我真的这么有名，都出现在历史书里了？”她露出了嘲讽式的微笑，然后调皮地耸了耸肩，“好吧，我只能说，肯定有真实的成分。您别忘了，我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不可能记得所有经历过的事情。老年人的记忆总是不太可靠，咱们会忘掉许多事。”

她立刻短暂地大笑一声，旋即用手捂住了嘴巴，但这无疑证明她刚才那番话并非全都是真的。

尽管以她的年纪来说，她的身体还十分健康、硬朗，不过走动的时候有些吃力，必须借助拐杖。有时我感觉她已经在脑子里把真实和虚构混在一起了，而她自己却并未察觉。还有些时候，我感到她是刻意制造出那种令人困惑的效果。她知道的事情肯定比讲给我听的要多得多，有时还会胡言乱语一番，当然都是故意的。例如她对我说她坚信外星人的存在，却没作更多解释，不让我去猜她是不是疯了。她还时不时调皮地微笑一下，露出一口好牙：“很多人都这么说嘛。”

最后，我鼓足勇气进入最主要的话题，也是把我带到那里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报刊文章、访谈、每日更新的线上论坛中，只有她一个人坚持己见。

“阿贝斯·加西亚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希塔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在海地被‘医生老爹’手下的‘通顿马库特’兵士杀死了，一起被屠戮的还有他们的用人、狗和鸡，后来他们的房子也被烧了。巴拉格尔总统在自传（《“特鲁希略时期”宠臣回忆录》）中也是这样描述的，美国传教士多萝西·桑德斯嬷嬷也是这样和警察说的，她是阿贝斯·加西亚一家在佩蒂翁维尔的邻居，也是那起案件的目击证人。您却坚持认为阿贝斯·加西亚及其家人只是假死。”

玛尔蒂塔听我提到此事，表情严肃了起来。她想了一会儿，最后作了回答。她的语速依旧缓慢，也依旧平静，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

“那只是美国中情局导演的一出戏，好让乔尼摆脱追捕，然后把他悄悄地带到美国来。我说的都是事实。乔尼在这边用化名生活，后来还通过外科手术改变了样貌，但声音变不了。他现在依然生活在美国。”

“如果他还活着，阿贝斯·加西亚应该有八十多岁了，”我打断了她，“或者将近九十岁。”

“啊，是吗？”她有些惊讶，“我还以为他的年纪会更大。”

“您是怎么想出这样的故事来的，玛尔塔夫人？”我坚持自己的看法，“您在美国亲眼见到过阿贝斯·加西亚吗？”

此时她依然镇定自若。她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好像在思考是不是值得花费时间来说服我相信那件没人肯信的事，尽管她认为那件事千真万确。

她深呼吸了一下，很久没再说话，鸟儿们唧唧喳喳，叫得更欢了。最后，她又开了口：

“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过我们经常通电话，每次都是他打给我，当然是用公用电话。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纽约、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谁知道呢。当然了，他很注意保护自己。他搞政治的时候结了太多仇家，这您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最坏的是那些记者，尤其是花边媒体的记者，他们靠丑闻过活。”

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夜，她听到有人敲门，敲的正是此时我们聊天的这幢房子的门。她觉得很稀奇，于是去开了门，发现门外站着个男人，那人穿了件很大的外套，围巾长得拖到脚面上，把他整个人都裹了起来。可是当他一开口说话，她立刻听出了他的声音：“你认不出我了吗，玛尔蒂塔？”她有些吃惊，又有些迷茫，这也是人之常情。她让他进入了我们谈话的这个小厅，屋子里当时还没有这么多鸟。他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一直聊到天亮。他们一起喝茶，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他对她承认，在他以前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个知道他还活着的。

她又停顿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用英语背诵了斯蒂芬·斯彭德的一句诗。我很吃惊从她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诗句：“黎明孤独地走开，恍若远去的英雄。”（我从没想过她会读这么美的诗）离开前，他请求她保守秘密。她在很多年里都对此守口如瓶，现在已经无需如此谨慎了：所有那些他可能犯过的罪行都已过了法律追诉期，所有他的敌人也几乎都被埋入黄土。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人记得阿贝斯·加西亚是谁？“显而易见，唯一记得他的人是你，堂马里奥。”

她再没见过他，但她确信他还活着，而且随时有可能再给她打来电话。或许可能在某一天夜里，他会再来敲响她的屋门，像上次一样。玛尔蒂塔会给他讲述我们的这场对话，会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小说，里面充斥着与他俩的人生有关的谎言和虚构。她还问我，故事的最后，会不会让他俩结婚，就像那些浪漫爱情小说的结局。她笑了好一会儿，看上去心情很好。她觉得自己的玩笑很有趣，还用那双灰绿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玛尔塔·博雷罗·帕拉是和一位女管家一起生活的，那位女管家是秘鲁万卡约人，谨慎低调，给我们端来两杯柠檬水之后就不见了。后来只在让玛尔塔就着水吃药或女主人请她拿来些东西时才现身。事实上，她并不像是雇员，更像是秘书和旅伴，或是好朋友。

玛尔塔很快就抛开了政治话题，感伤起来。她对我说她现在的生活很平静，就靠回忆过日子了——说话时，她的手还在摆弄着周围的花和别的物件——她也经常回忆自己在世界各地漫游的那些日子。我强忍住没有问那个已经滑到嘴边的问题：“您还在继续为美国中情局工作吗？”尽管她会“时不时地出去遛弯儿”，但已经很少去旅游了，原因显而易见。但幸亏有电视，她依然能在每天晚上跟随那些旅行节目的镜头环游世界，至少环游一小时，然后她就会上床睡觉。有的纪录片拍得特别好。前一天晚上，她还看了一部介绍不丹王国的片子，那些山真美啊，还有他们的国王，胖胖的，面无表情，像个活图腾。尽管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再也没回去过，但她会经常回想起她的祖国危地马拉，想起那里的丛林、火山、印第安人五颜六色的服饰以及每周六都会在村落里出现的集市。她很遗憾自己从未见到过活的凤尾绿咬鹃飞翔的样子，那种鸟是他们国家的象征，她只在图画和照片里见过。她最后一次踏上危地马拉的土地时，那里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她难过地发现危地马拉仍是那么贫穷。共产主义分子让那里布满鲜血和火焰，搞得山里全是游击队，恐怖分子则在城市里扔炸弹，绑架、杀害那些正派人。还好军队依然坚定，依然在对抗他们。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可怜的拉丁美洲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因此她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向拉丁美洲的军人致敬。那些勇敢的士兵收入微薄，还一直被赤色分子诽谤，可要是没有他们，整个美洲大陆早就都效仿古巴模式了。“一想到那些军人，我就忍不住流眼泪。”她喃喃道，像演戏一样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她的座位旁边有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中，布什家族三代人围在她周围要拥抱她。这个家族出了两位美国总统，杰布·布什则曾出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她对我说，她曾是共和党内非常活跃的党员，认同共和党人的观点，就像她认同由古巴流亡者组建的古巴正统党的观点。每次美国总统大选，她都会帮共和党在拉美裔移民中拉票，这里是她的第二祖国，她像热爱危地马拉一样热爱美国。她最近非常高兴，不仅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且不断兑现竞选承诺，还因为她购入或继承的某些中国债券——我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她指的到底是什么——终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因此，如果一切顺利，她很快就会变成百万富翁。她年事已高，肯定花不完那么多钱，不过她会用那笔钱成立一个基金，用来支持全世界的反共组织。

托尼·拉夫尔很熟悉她，曾花很大精力调查过她的过去，因此他向我描述的关于她的很多情况应该都属实。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个精明、勇敢、手段多、爱冒险、有能力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女人。她还是个没有畏惧心的强女人，经历了如此多的可怕事件都活了下来。托尼本人曾在《罪之狂想曲：特鲁希略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圣多明各，格里哈尔博出版社，2017年）一书的前几页中讲述她靠阿贝斯·加西亚的帮助在特鲁希略城安顿下来，当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傀儡总统埃克托尔·本贝尼多·特鲁希略（绰号“黑特鲁希略”，元首的弟弟）把她叫到了总统办公室，想收买她，让她陪他睡觉：给了她一张支票，还对她说“你自己填金额”。却没想到这位暴怒的危地马拉女人扑到他身上大喊着“我不是婊子”，然后抓他，挠他，还差点儿咬掉他一只耳朵，直到卫队冲进来把他和这只发狂的母兽分开。

我问她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她点了点头，像个小女孩一样开心地笑个不停：

“我的嘴上现在还留有那只斗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我竟然没把它咬下来，对他而言真是个奇迹！”

但是我没像她那样乐起来，而是追问在“黑特鲁希略”或他那位显赫的兄长堂拉斐尔·莱昂尼达斯本人试图杀掉她之前，是不是美国中情局帮助她成功逃离特鲁希略城的。

“我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已经过去太久了！”

她立刻换了话题，对我说她当时“是个很迷人的女人”，还说如果我不信，可以看看屋子里的几面墙。

她给我指了指一些巨大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确实年轻、漂亮，戴着极具热带风情的头巾，挡不住一头秀发滑落在裸肩。

我不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怎样立刻转向哈科沃·阿本斯的。“我从年轻时起就无比厌恨那个人”，她对我承认，但是既然“现在他已经死了”，她叹了口气，补充道，“我倒是有些同情他了”。

“那些年的流亡生活肯定让他和家人受了不少罪，”她又叹了口气，“无论他们走到哪儿，左翼和共产党都指责他是懦夫，说他本应拿起武器来抗争，却主动辞职逃到国外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曾当面羞辱他，他在一次演讲中指责哈科沃·阿本斯没有钻进大山训练游击队，以对抗卡斯蒂略·阿马斯。换句话说，他指责阿本斯没有自寻死路。”

“您现在知道阿本斯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我问道，“他只是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天真，不过他确实想把危地马拉变成民主、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流亡之后他加入了危地马拉劳动党，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他确实很天真，但是他被赤色分子利用了，”她纠正我，“我只同情流亡时期的他和他的家人。他们东跑西跑，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扎根：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中国、乌拉圭……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甚至似乎还吃不饱饭。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家庭悲剧。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说他的女儿阿拉贝娅长得很漂亮，后来嫁给了平庸的斗牛士海梅·布拉沃，更过分的是他还出轨了。她最后在他和他情人的住处饮弹自尽。甚至有人说阿本斯的妻子，那位以聪明才智和高雅气质著称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也背着丈夫跟一个古巴人搞在了一起，那人是她的德语老师。阿本斯知道此事，却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戴着那顶绿帽子。更有甚者，他的另一个女儿莱奥诺拉曾经进过好几家疯人院，几年前也自杀了。所有这些事加在一起，最终摧毁了阿本斯。他沉迷酒精，某次醉酒后竟然溺死在自家的浴缸中，这件事是在墨西哥发生的。不过也许是自杀。总之，我希望他在临死前曾对自己的罪行产生过悔意，这样上帝或许还会原谅他，让他进入天国。”

她显得十分悲伤，画了好几次十字，还不断做着深呼吸。

我问她，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是不是也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身上看到了某些优点？

“完全没有，”她略带怒意，斩钉截铁地答道，“作为总统，他为给危地马拉带来不幸的阿本斯政府上台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阿本斯在私生活方面很检点，可是阿雷瓦洛很喜欢玩女人。您难道不记得被阿雷瓦洛及其狐朋狗友带出去玩乐的那两个俄国舞女是怎么死的了？他们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两个女人死掉了，他们当时都喝醉了。当然，无论是阿雷瓦洛还是和他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个混蛋都没受到任何处罚。”

她停顿了一会儿，吃了几片药。女管家又一次消失不见之后，我问她道：

“您能和我谈谈您与美国中情局之间的关系吗，玛尔塔夫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许多朋友认为，当美国人不再支持上校时，您却在为该组织效命。当时美国人觉得他没能力继续领导危地马拉了，决定找一个更有精力、更具吸引力的人来取代他，例如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咱们最好还是别聊这个了。”她这样答道，虽说没有生气，但态度十分坚决，而且表情严肃。她紧盯着我的双眼，仿佛想把我钉在椅子上。

尽管如此，尽管考虑到了最糟糕的后果，我还是坚持说完。

“还有，您不得不立刻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快就获得允许来到了美国，而且先拿到了长期居留，后来几乎立刻取得了美国国籍。很多人认为，这些正是您为美国中情局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的证据，玛尔塔夫人。”

“如果您继续说这些，我恐怕只能请您立刻离开。”她嘟囔道。

她没有抬高声量，但是每个单词都发得力道十足。她借助拐杖，费了很大力气，终于站了起来。

我请求了她的原谅，保证再也不会提这类让她不快的问题，才使她又坐了下来。但很明显，我触碰到了敏感话题，这让她十分不快，甚至有些恼怒。从那时起，她的态度变了。她不主动多谈，表情有些麻木，眼神也带着敌意，这使得整个谈话的氛围都冷淡下来。她现在把我当作敌人了？甚至看作给她下套的共产主义者？她不会恢复常态了，也不会再开俏皮的玩笑了。当我发现对话的气氛越来越沉重，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把这种情况扭转时，别无他法，只得感谢她的接见，并向她道别。把我送到门口时，她像是发表版权声明似的补充了一句：

“这本书出版后请给我寄一本来，堂马里奥。当然，我肯定是不会读的，但是我提醒您，我的律师们会读的。”

当天晚上，索莱达·阿尔瓦雷斯、托尼·拉夫尔和我约定在华盛顿乔治城的米兰咖啡餐厅聊一聊我们的这场谈话，那是个热闹的地方，总是挤满人，还很吵闹，不过可以吃到很正宗的意大利菜，喝到很棒的意大利红酒。我们预订了好位子，这样就可以安心交谈了。索莱达和我一致认为托尼不把他的最新著作寄给玛尔塔是正确的，因为她肯定不会为那本书的内容而感到高兴。托尼对她的态度亲近、友好，不过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她肯定不希望别人谈论的事情，就算谈起，也不能像我们当时那样谈得如此热火朝天。

我们仨都认为，我对“危地马拉小姐”的拜访是值得的，尽管我从此行中收获的问题比答案更多。从玛尔塔对我说的事情、不愿意对我说的事情，尤其是和我谈话的方式以及她最后的恼怒，我推测出她当年肯定是为美国中情局效力的，而且为这一世界驰名组织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俩也都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在她是否参与了刺杀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行动上，我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早在行动开始前她就得知此事，还是说她甚至曾有意识地参与那次行动，又或者她是因为和阿贝斯·加西亚及美国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特工之间的关系而在无意间被慢慢拖入那起阴谋？我们意见不一，最终没能讨论出什么结论，但还是一致认为，当她得知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要把她卷入那起刺杀事件时，她除了逃亡再无其他选择，这就更显得她和该案有关，阿贝斯·加西亚和那个实际上不叫迈克的男人也是同样的情况。她宣称的自己对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爱应该是真的，并非因为她有意或无意被卷入该案而心生悔恨才那么说，当然了，不能完全排除她想借此误导调查方向、洗清自己嫌疑的可能性。

我们仨都认为，美国在准备发起旨在颠覆阿本斯政府的军事行动时选择卡斯蒂略·阿马斯作为领头人是一个愚蠢透顶的选择。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了那次政变产生的影响与美国人的预想南辕北辙，得手的喜悦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作用也很有限。政变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激化了反美情绪，壮大了信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典范的政党的力量。它的直接后果是使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更加激进，进而投向了共产主义。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上得出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也不能忘记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切·格瓦拉在自由军开始入侵时正身处危地马拉，但他当时正在挨家挨户地推销百科全书，以此来养活自己。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秘鲁人希尔达·加蒂亚。在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入侵行动开始后，切·格瓦拉甚至想加入民兵组织，但阿本斯始终没能成功地把民兵组织起来，于是他不得不逃往阿根廷大使馆避难，免受那段时期在整个国家弥漫开来的反共情绪的危害。但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他得出了对古巴的结论：要以一场真正的革命彻底摧毁军方。毫无疑问，这就解释了为何埃内斯托·格瓦拉后来会在圣卡洛斯卡巴纳城堡主持大规模枪决军人的行动。以下观点也是从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事情中衍生出来的：古巴革命想要成功，想要抵挡住压力、封锁和美国人可能发起的武力入侵，就必须倒向苏联和共产主义。如果美国接受了阿雷瓦洛和阿本斯试图在危地马拉推行的现代化、民主化改革，古巴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攻击蒙卡达兵营时，菲德尔·卡斯特罗还表示自己希望给古巴社会带来的是民主化和现代化，他的思想当时离强权和集体主义相去甚远，可是如今在古巴实行统治的成了不合潮流的政权，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那篇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演讲，那是他因为发动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袭击而上庭接受审判时宣读的。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得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同样巨大，尤其是危地马拉。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使得这片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放缓了脚步，耽搁了数十年，还导致成千上万人牺牲，因为它促使武装革命和社会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起来，至少三代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兵戎相向。比起哈科沃·阿本斯，后来者们无疑更加激进，也更加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