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穿过了公路旁排列的房子，向沙漠走去。沙漠在正午的阳光下，和村庄一起昏睡。看上去边缘有些发硬。孩子们赤足踩过，不以为意。

这是新疆鄯善县迪坎乡迪坎村，吐鲁番盆地东沿最后一座村庄。向东一直延伸到罗布泊，是无人区，横亘千里的沙漠。

阿比达和伙伴们出生在这座沿公路两旁延伸的村庄里。公路给这里带来了存续下去的生机，沙漠则标出了生活的边界。孩子们对于沙漠熟悉又陌生，就像演员对于舞台的布景。眼下他们向着布景走去，似乎是要冲出舞台边缘。

葡萄

阿比达的家在公路坡下，干沟旁边，像这里所有的房子一样，它立在无处不在的沙土中。为了遮挡沙子和阳光，人们在平房前檐搭起封闭的院子，在棚顶下起居。鸟儿在屋顶下筑巢，嗖嗖来去，沙土依旧透入墙壁，漫上土炕，渗入被褥，嘴里暗中尝到沙土的味道。

炕上艳丽的被褥，似乎是为了对抗沙土，造出一些颜色来，就像节日的艾德莱斯。屋里看不到多少家具，被褥是一家最重要的财物，出嫁时要做上十几床。阿比达家里劳力少，人口负担大，家境在村里算是穷的，没有殷实人家的纤维板棚顶、钢梁和瓷砖地面，只能用微红的席面和木头椽子。但这不妨碍家里留出一间看上去是簇新的客房，也是阿比达每天清晨的梳妆所在，家里好看洋气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包括一台从没有人看的电视机。

水是让棚顶下的沉闷变得清爽的东西，贮在几口大瓮里，由父亲每天从村中的供水点运来，在家里的使用并不吝啬，但带着郑重。清早起来，阿比达拿一把长嘴的小陶壶倒水洗脸，大人也洗过了手吃馕。接触食物之前，洗手是必备的步骤。

馕是家中的主食。从屋外院坝的炉窑中烤出来，一叠叠地堆在炕头，以供长年的三餐。拉面是少见的调剂，手抓饭更是珍馐，好在学校与公益组织合作的免费午餐，给阿比达和同学们提供了这一待遇。家里五岁的妹妹则无缘享受。

有了手抓饭或者馍馍菜午餐，阿比达对早晨家中的茶水泡馕兴趣不大，吃了一小块就坐到人群身后，给奶奶捶背。这也是她每天早晨的例行功课。

奶奶的背伸不直，长年疼痛，一家的重量压伤了她的背部。何况她的腿弯不给力，有一点小儿麻痹。同样的症状也出现在阿比达的大姑身上，让这个家有点赶不上乡邻。

一家的重量落在父亲背部，载在父亲破旧的三轮车上。父亲曾经业余跑过五年去鄯善的出租，直到四万块买的二手车报废，舍不得丢弃，仍旧停放在自家院棚下。三轮车往来运载的，是棉花和葡萄。

棉花曾经是生计的大宗，这两年却让父亲背上的负担加重了两层。家里共有十五亩棉花地，前些年收购价7.5元一公斤，“收购的贩子还给吃的油”。去年跌到五块五，种子、肥料、工人工钱、利息算下来，一年亏了两万五，今年价格更是贱到四块五，家里就此背上了三万块的银行债务。“摘棉花工钱一斤两块五，种棉花不如给人摘棉花合算。”为了填窟窿，家里的二十六只羊卖掉了七只。

好在葡萄干行情还好，明年阿爸准备废掉棉花，改种葡萄。

葡萄地隐藏在村庄西边起伏的沙地里，阿比达时常搭着爸爸的三轮平板车，下地帮着摘葡萄。眼下葡萄已经收罢，是剪枝季节。藤蔓经受了夏天的热量，显出盛极而衰的青黄，对于钻进架垄下干活和玩耍的父女，剩下的荫凉还足够。蔓丝下悬着一串串采摘时舍弃的葡萄，一半枯萎了，一半还浑圆，过于充足的糖分溢出了白色发亮的表皮，像是比提炼出的砂糖本身还要甜。这种与吐鲁番相联的著名糖分，来自高温和日照，也含有大量的成本和汗水投入。

栽葡萄要三年挂果，需要的水费、人工、化肥，花销庞大，单说水费，一周要灌一次，家里加上葡萄园的用水，眼下一年要2500元。

父亲手持大剪刀，除去今年生发的细小新枝，留下老枝。阿比达在架下摘吃剩下的葡萄。在父亲剪刀下，葡萄垄沟渐渐透亮，藤蔓下悬挂的葡萄串清晰起来，让人依稀想到夏天的丰收。阿比达发现了一个悬挂的蜂包，有野蜂在爬。和棚架下蹦跳的小虫一样，它们与人类分享甜味，制造葡萄皮的疤痕。

父亲没有搭理它，依旧慢条斯理地剪枝。到了近处，他伸出戴手套的手去摘蜂包，好像它是一串完全无害的枯萎的葡萄。

野蜂似乎惧怕父亲，没有反应。但阿比达忽然尖声哭泣起来，一只野蜂蜇了她尖尖的鼻翼，留下一个红点，很快肿了起来。

父亲似乎为自己的过失感到抱歉，瞬间有点不知所措。接着他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对着蜂包喷出浓浓的烟雾。野蜂被熏走，父亲摘下蜂窝，扔进垄沟。阿比达的哭声渐渐减弱，似乎随着这个蜂包被摘除的过程，她鼻尖被蜇的疼痛也被摘掉了，红肿慢慢的消退，又可以安心品尝这个季节剩余的甜味。

回到家中，暮色已经降临，饭桌摆在院子里，妈妈用爸爸带阿比达一车捎回来的葡萄藤喂羊。

第二天回来，爸爸的手也被蜂蜇了，比阿比达的严重，边缘有一些肿胀。

沙丘

正午，父亲在院里凉床上晾着的大米旁边，慢条斯理地择虫子。阿比达和伙伴们在村里游荡。

大人们在地里干活，公路两旁的房子看上去像睡着了。屋顶的高压线上，停着两只肚子像家中水壶的鸟。一个心宽体胖的女人，坐在门口的沙堆上闭眼晒太阳。一些人家有着复合板的棚屋顶和钢梁，地上贴有瓷砖，睡房则铺着地毯，看上去比阿比达家要洋气许多。这些房子是政府补助近三万元改造的新房，阿比达家因为欠债没有参与。往村庄里面走，有一排排墙壁镂空透气的房间，里面是一副副的架子，用来晾干收获的葡萄。可以想见刚过去的季节里，屋里的气息与忙碌。

一座小店开着门，货架上有些辣条和鸡爪之类的零食，找不出像样的货品。孩子们显然是主要的销售对象。桌上放着大个的哈密瓜。瘸腿店主的孩子是阿比达的同班同学，大方地捧出两个哈密瓜切了吃。小店装有空调，但奇怪的是，空调的透气板是硬纸壳做的。

不断有重型卡车经过，拉着方方正正编了号的、庞大得有些不可思议的石块，碾压道路，发出低沉的轰隆声，它们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一座矿山。街上综治办门口，是大幅“不能私采矿石”的宣传画。村民说，迪坎乡还有一座铁矿，造成漫天的黑粉和铅污染，村民上访多年。在从鄯善县来迪坎乡的路上，沿途戈壁竖着钻探石油的井架。

到了村庄一头的沙地，无拘束的孩子们忽然间现出畏忌，脚步逡巡起来，口里开始念经，五岁的妹妹哈丽嘉贴近了阿比达，喊着“姐姐你保护我”。沙地上交错着平民的拱形坟墓，还有两座圆顶的拱北墓亭，破旧的经幡瑟瑟抖动。坟墓已经风化，有些半截埋在沙里，或许沙下叠压从前的坟墓，和这座村庄一样，不知身受了多长历史。

有两个男孩大胆走上几级拱北的阶梯。但在这里，他们的胆子，比起在荒无人烟的沙丘上，实在小了太多。

走到村庄的后身，穿越砾石地带，最近的是一座沙梁，大自然把它安排得细致柔软，似乎专为供孩子们奔跑。孩子们果真奔跑起来。

别的孩子们已经在沙梁上疯开了，有些冲下到沙梁那边的干河里。干河那边是又一道沙梁，孩子们未曾越过的边界，真正危险的领地。这条干河的水，不知在哪个年代消失了，河底还留着几眼荒废的坎儿井。

在一无所有的沙梁上，孩子们的游戏既千篇一律，又奔放无羁，正像他们在无人区边缘的生活。跳完舞的阿比达，和男孩们一样打了几个鹞子翻身，又领头喊着“再来一次”，带着刚刚爬上来的伙伴们冲下沙梁。

除了像舍身坠崖那样冲下，男孩们还摊长身子趴在沙上，两手像鱼鳍摆动，开始缓慢，后来越来越快地滑下沙坡。到了坡底，又四脚着地，像狗刨那样飞快地挖沙爬坡，速度快得难以置信。几趟下来累了，就地躺在沙梁背阴处打盹，似乎黄沙是身体本来的一部分，不会摩擦肌肤，沾糯口鼻。当然，孩子们知道沙的本性，绝不会撩起沙子乱扔。比起公路两旁的房屋，似乎这道沙梁，倒是真正的炕床，可以躺卧而完全安心。

“没有沙尘暴。那只是传说。”面对我的询问，阿比达认真地回答。

先前在葡萄园附近的沙丘上，孩子们举行投掷和摔跤比赛，在沙地里探索孔洞，他们找到了一条蛇，拿树枝拨弄，口中发出模仿的“咝咝”声。后来攀爬上一半枯萎的红柳，一个男孩喊道：“我们吃红牛，我们喝红牛。”在他的意识中，大约分不清二者的区别。有的孩子爬到顶高的树梢摇晃，没有人担心自己掉下来。阿比达脸上的一处伤疤，或许是在这样的一次野游中落下的，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就像黝黑的肤色和沙粒打磨的泛黄头发，连同灵活的腿脚，是这片沙地的赐予，未曾想过来由。

从红柳树上下来之前，孩子们合唱了筷子兄弟除《小苹果》之外的另一首歌《父亲》：“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他们的野性，在树干的摇撼中透露。

宝石

长大了，可以越过沙梁的边界，去更远的地方，像父辈一样，在遥远的戈壁滩上捡宝石回家。

阿比达家里储存着爷爷在世时捡回来的蓝宝石。爷爷当年在美国人开的矿山干活，就是运石料卡车来自的地方，捡了这些石头回来，储存在放钱的皮夹里，却被父亲弄出了裂痕。爸爸也去戈壁捡过白色透明的石头回来，曾经有人以一千块的价格收走了一坨，剩下的放在柜子里。

说起宝石，父亲和闻讯而来的几个男人们一样感到兴奋，他决定带我们去捡宝石的戈壁看看。他的三轮车不足以支持长途跋涉，不过正好阿比达的表哥带着母亲来走亲戚，可以就便用车。堂哥在吐鲁番郊区一个镇政府工作。表哥的汉语很好，是复旦大学双语班毕业生，此前在西南民族学院上过一年大学预科。维族学生找工作不容易，毕业那年他主动报名到喀什做了两年志愿者，以后考上本地的公务员，能够就近照顾双亲。镇里的维稳工作辛苦，国庆也没有放假，直到今天才能带母亲来走亲戚。

走出村庄，很快见不到人活动的痕迹，只有一条简单的公路，两旁也没有成形的沙丘，只是平坦单调的戈壁。到了宝石山，景色改变了，铺满一片远望近于黑色的砾石，走近是暗红，间杂着无数小石子，令人想到远古火山的喷涌和其后流水的冲刷，流水又变为沙丘。每颗石子都质地光滑，纹理幽微，对外界像是稀世罕有，在此地却又遍地皆是，每一颗都似值得捡起来，却又不可能捡过来。一行人低头走上山坡，寻找透明的白玉石和蓝宝石，后者可遇不可求。

戈壁上很炎热，石头都晒烫了，地平线泛着幽幽的蓝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期待在吸引着人。最后没有谁找到传说中的蓝宝石，这片靠近公路的石滩已被寻觅千遍，虽然它看上去仍然取之不竭，蕴藏无尽的神秘。我们对父亲充满期待，但他只是捡到两个大石头，纹理特别一些，看来他比较注重外表，质地和光泽没有什么出众处，倒是阿比达手里的两颗透明石子，和父亲拿回家的一样，只是太小被大人忽略了。她把其中一颗给了我，像微小的珍珠。

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拨在路边川道里捡石头的人，拿出各自的所得来比，这帮人看来是从外地来，比父亲更为注重个头的出众和花纹的特别，类似“奇石”。他们毫不留情地否定了父亲手上的“宝石”，双方话不投机，父亲上车后不快地说，那些人不懂石头。

舞会

傍晚柔和的风吹来，村庄里传递着一种微妙的悸动。

阿比达在客房大炕上费心地翻找衣服，穿上了白袜、带绉的粉色短裙和缀有蝴蝶结的上装，整个人渐渐显得像一只蝴蝶。这是她在成人礼上穿的礼服，也是节日和舞会上的服装。

母亲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在村里前行，路上遇到不少往同一方向去的人，女人都披上绣花的头巾，胸前垂着金饰。在阿比达的堂兄门外，三轮车停了下来，捎上他们。三轮车挤得满堂堂的，在被云矿石大卡车碾出坑洼的公路上颠簸。携带的礼物不重，除了一二十块钱的礼金，另外加上一块做衣服的布料。

白天的婚宴结束，在房子后身的场坝，舞会开场了。沙地上立着几个大音箱，动感的音乐响起，两个嗓音不错的歌手在献唱维族歌曲，起初只有寥寥几个人在下场，身姿格外出众，大约和歌手一样，是婚家请来领舞的人。男人们三三两两地站立，身着盛装的妇女们安心地坐在沙地长凳上，似乎满足于此。阿比达和对舞的小伙伴成了暖场的主角。她们毫不厌倦地在沙地上旋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下场的人渐渐增多，她们在成人的腿脚间没有了位置，只能在空隙里穿插，最后终于出局靠墙，这时似乎才明白，她们为何如此投入地抓住暖场的时间。

这似乎是白天在沙梁上舞蹈的继续。走上沙梁，阿比达和一个小伙伴停在后面，小伙伴拿出了大人的手机，音乐伴奏响起，两人跳起一曲维族舞蹈，灵活地扭动脖子，伸展手臂旋转，像是庄重地相互邀请，正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格式，这一刻，她们有点像舞会上的大人。

沙梁比夜晚的舞场空旷得多，可以让阿比达尽兴。音乐再次响起，伙伴跳了一会儿跑开了，阿比达仍在独舞，这次是《小苹果》，她按照手机里的视频学会的。

妈妈始终没有下场。外公前年去世，她有孝在身。父亲也只是和别的男人聊了一会儿。

回家的三轮车上，由于过于疲倦，阿比达和妹妹都睡着了，道路都颠簸不足以弄醒她们。阿比达的额头上，汗珠仍未凝结，新衣服上添了一层沙粒。

学校

小学在村子靠里边，一半似乎还是沙地，被矮矮一道围墙隔断，墙上用墨汁画着音符和跳舞的人，还有“跑，停”和“run，stop”的中英文单词对照。校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两顶保安的防暴头盔，大门上方悬着“新疆的稳定靠教育，稳定安全工作压倒一切”的横幅。

运动场是沙地蔓延到围墙内的部分，秋千高得吓人，孩子们把伙伴推到半天中去，自己从下面跑过去，一点不担心会出意外。

学校的109个学生全部是维族，有的孩子有外国血统。很多孩子会说不错的英语，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表音系统的英语离母语更近，而汉语“是世上最难的语言”。连游戏也是如此：孩子们在棋盘上对弈的不是车马炮的中国象棋，是国王与王后的国际象棋。教室墙上的汉字练习图，黑板上方的国旗，和学校上空飘扬的一排小红旗，宣示着这里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六年级教室的墙上挂着毛泽东像。

五年级的语文教学课上，老师用汉语问谁家有网络、电脑，全班只有一个孩子举手。问怎么用电脑？回答是玩游戏。中年教师的汉语中夹杂着大量的维吾尔语，听起来学生的发音其实比老师更准确一些，大约得益于电视和手机的作用。但在文字上，要让学生弄懂表意汉语的同音字很难。老师提问关于太平洋，被学生说是喜羊羊。说到大洲，又有人说是兰州、广州。孩子们也很难领会汉语近义词之间的微妙差别，比如用“爽快”造句时，阿比达的同桌说：“今天我们很爽快，因为中午在食堂吃抓饭。”老师也并不认为造句有瑕疵。

学校连校长总共七个老师，汉语教师年近五十，教了二十六年书，老婆是农民，名下有六亩地种葡萄，今年卖了六万块的葡萄干。他从新疆电视大学毕业，还教过数学和几何。这样全科教学的情形，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教师身上。教数学的女老师芒萨古丽需要上一年语文课，一年数学课，一年科学课，自己常常苦恼不能专心教一门课提高业务，因为学校普及了从一年级开始的汉语和维语双语课程，却缺少会用双语教学的老师。这显然落在了教室电化教学硬件的后面。

阿比达的学习在班上是靠前的，她家的境况虽然落后，教育却走在全村前面，姐姐在昌吉职业技术学院上学，阿比达的人生理想是长大了当语文教师，“我喜欢汉语”。由于教育上的扶持政策，维族学生受教育率并不低，考上大学相对容易，但毕业分配却是问题。阿比达距离自己的理想，还隔着很长的路。

结婚

中午，家里一片寂静，奶奶和妈妈在凉棚下铺上一块毯子，摊开了棉絮，做枕头。

毯子上是大堆蓬松的棉花，今年从自家地里收获的，虽然在棚顶下，依旧带着强烈的阳光和风霜漂过的洁白。奶奶蜷曲着一条不好使的腿，和妈妈一起把棉花平铺在一个展开的布套子上，翻卷布套，细软到极致的棉花自然地被卷进去，最后再絮一点零散的棉花进去，拿针线缝上口。一个枕头就出来了，显得比平时用的个头大一些，饱满很多，有一种仪式的意味。

这是婚礼预备的尾声。昨晚大宗的筹备已经完成，来了八个人帮忙，一半人炸点心，一半人跪在这块地毯上，缝制陪嫁的被子，同样用的是自家出产的棉花。被子是最重要的陪嫁，十来床被子，得配相应的枕头。直到这天下午，奶奶和邻居的一位大娘仍在缝制棉絮，用金线描出褥子的经纬，惹得棚顶下筑巢的鸟不时叫上两声，或许是被闪亮了眼。

婚礼的主角是阿比达的姑姑，她去县城采购出嫁的衣服了。早晨阿比达出门上学的时候，她坐在炕沿，专心擦自己的长筒靴，脸上的神情有点被靴筒的反光照亮了。之后她换上了靴子，开着三轮车出去，把阿比达捎到学校，再载上自己两个朋友去县城。

姑姑已经三十五岁了。先天残疾的腿拖延了她的婚姻。这次找的未婚夫，也是一条腿有点瘸，比她大五岁，父母双亡，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虽然如此，结婚的前景仍像一层清晨的微光，浸染在开三轮车的姑姑脸上，她看起来完全摆脱了先天的残疾。

晚上阿比达洗袜子的时候，母亲开始烤制婚礼用的馕。和了两大盆面，掺上油和水，使劲糅进去，加上小苏打和盐、糖，添上柴火给屋子升温，催生发酵。半夜时分，端上发好的面来到室外，烤馕的炉子埋在废弃的老房子旁边，中心烧着柴火，和内地的贴饼子一样，手在大盆里拍出饼子，随手贴在炉子内壁上，封上炉子。荒凉的沙地内部，隐藏着微红的火苗，带来婚礼必需的热量。

睡觉之前，金黄的馕饼取了出来，整齐地堆叠在大炕上，像是一锭锭黄金，映亮了阿比达和妹妹的脸，一种香味在土屋里弥漫。

第二天下午，姐姐回家了，一条胳臂上搭着银灰色的外套，从鄯善来的表妹帮她拎着一口箱子。银灰色的外套价格250元，是她最贵的衣服，结婚后穿。帮着拎箱子的表妹，将要在婚礼上当伴娘。婚礼上穿的红裙子绿盖头，加上红色的长筒靴，是未婚夫买的，总价千把元。另外，未婚夫还出了一万块彩礼。

两姐妹坐在炕沿上整理采购回来的衣物，姐姐的脸上依旧蒙着一层光泽，还不由自主地显出几乎看不出的笑意，动作轻柔麻利。表妹的举动却下意识地慢一拍，眼神现出下意识的悲戚，似乎随时会湿润。

几个月前，她刚刚经历了一次闪婚闪离。

表妹是个大学生，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公务员，以后考上了教师，分配到喀什阿克陶县。因为家中爸爸生病，她去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以后到乌鲁木齐一家公司做推销员。1982年出生的她，直到今年五月才谈对象，两人5月2号经人介绍认识，17号就结婚了。男方在秦皇岛公安局工作，婚后表妹辞了职，在秦皇岛住了一段，以后男方申请调回吐鲁番市公安局，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不料调回来后却出了问题。

公婆发现表妹的身份证上写的是1980年，大概考虑到生育问题，说表妹瞒了两岁年龄，要儿子离婚。“其实是1982年的，身份证上写错了。当然也不光是这个原因。”表妹说，丈夫人很好，就是听他妈的话。闪婚之后，表妹恢复了单身，“现在又要找工作了”。

表妹的声音低沉下去，阿比达却不失时机地拿出数学作业，请她帮忙指导。成人的心事，她还来不及领会，未来的人生对她来说，像是沙梁那边的无人区，含有未知的风险，却也有布满矿藏宝石的地界，等待她去探寻。

至少，她不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