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他者日记

记忆记忆  作者: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 * *

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 * *

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姑妈严肃地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些已经想不起来了。比如管自己的爸爸叫“老爹”;关于闺蜜的叫“情报”,邻居通报的叫“新闻”,来自孤独无依的生命的叫“消息”。

但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房子里事实上写下了很多文字。加利娅姑妈临终前念念不忘,不时询问、抚摸的东西中间,有一本本写得满满当当的日记,每日记事,常年不断,无一日不写一行,像每天的起床洗脸一样。它们至今仍躺在床头柜里,有很多本,我装了满满两大包,运回位于澡堂胡同的家中,一进门就坐下读起来,想从中找到故事,答案,脸型。

* * *

对于热衷各种日记和记事的读者来说,它们明显分为两类。有些作品的行文带有刻意的正式性和解释性,明显是写给外人看的。日记本变成了试验场,对外部自我进行调试和操练的所在,比如玛丽亚·巴什基尔采娃[玛丽亚·巴什基尔采娃(1858—1884),俄国女画家,常年旅居法国,以其日记闻名于世。]的日记,是宏大的宣言,是无尽的独白,指向无形且明显宽仁的审阅者。

我所感兴趣的日记是另一种,它是专门为特定工匠量身打造的工具,外人很难趁手。“工具”是苏珊·桑塔格的提法,她经营该体裁数十年,但我觉得并不准确。桑塔格们的笔记绝非松鼠颊囊那样的想法口袋,也非浮光掠影的备忘录。这是特定人群的日常,就像骨架一样,其上依附着他们对现实的依恋,对现实之不间断性的信仰。这些文本只面向唯一的,然而却最最忠实的读者。从任何地方把本子拆开,你都能确信个体真实。这是收集的物证,用以佐证生命的故事和延续,最重要的是,对于自我过去的任意一点都触手可及。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文字(在桑塔格的日记中就俯拾皆是:看过的电影和书目、摘抄的漂亮词句、蘑菇干一样的学习记录)几乎永远没有直接发表的可能,也无法从中衍生出书籍、文章或者电影,无法成为实际工作的支撑点或出发点。它们根本不打算向谁解释什么——除非是自我备忘,但如此潦潦草草,有时连自己都难以还原。这不过是一个冰箱,或者早先的冰窖,用于储藏易腐的记忆产品,积存证据和证物——或者,借用冈察洛夫的说法:非物质关系的物质抵押。

这未免有点鸡肋,至少因其冗杂。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如此。我的工作手记总让我感觉像压舱石:死气沉沉且毫无益处的负荷,意欲抛之而后快;但如此一来,我还剩下什么呢?珍妮特·马尔科姆[珍妮特·马尔科姆(1934— ),美国女作家、记者、拼贴画家、精神分析学家。]在 The silent woman 一书中描述了一间屋子,像极了我的笔记本,细思极恐。印象中那间屋子里堆积着杂志书籍,装满的烟灰缸,未洗的碗碟,落满灰尘的秘鲁纪念品,空比萨盒空罐子空盒子瓶起子,既有提供精确信息的名人百科 Who is Who,也有什么都提供不了的早就无法辨识的什么东西。对于马尔科姆而言,这间屋子是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阿莱夫》是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名篇,“阿莱夫”为希伯来文中的第一个字母,在故事中“包含着世间的一切,独成一个宇宙”,当主人公凝视阿莱夫时,混乱的宇宙就会变得连贯而清晰。],是真理的怪诞讽喻,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尚未获得历史秩序的事实与说法。

* * *

而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则是完全另类的;我读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其独特结构神秘费解、耐人寻味——酷似一张宽眼渔网。小时候逛大型画展时,总能见到一类特别的参展者。这个群体不知为何以女性居多,她们从展品前逐一走过,凑近标签卡,在纸上或本子上记些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她们只是在摘抄全部展品信息,好做成类似名录的东西——几乎是对画展的独特复制。我当时搞不懂,后来明白了:名录赋予人一种拥有的假象——展览总会结束,画作和雕塑总会从眼皮子底下消逝,而名录则将其以最初的秩序留存在案,勿致飘零。

姑妈的日记就是这样的每日事务清单,令人吃惊的详尽,同时又令人吃惊的隐晦。它们总是精确记录诸如此类的信息:起床睡觉时间,电视节目名称,通话记录(时间、通话人),吃的什么,干了什么。而每日的内容和填充物却被巧妙地一一回避了。比方说,日记中写着“看书”,但看的什么、有何心得却只字不提。其余那些赖以构成其漫长的、被完整记录的一生的事物一概如此。没有只言片语能够揭示此生何谓——没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琐碎而详尽的细节,以编年史的精确度记录着时间的脚步。

我总感觉,这个生命总会在什么地方现出原形,哪怕只有一次,但总会展现自我,说个痛快。毕竟,它是由密集的阅读构成的,而阅读也就意味着思考;再有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挑剔与委屈的暗潮涌动,姑妈很在意这些情绪,会长久地被其占据。这些东西照理应当留存下来,爆发出来,变成一段段愤怒的文字,让加利娅姑妈对这个世界及其代表者——我们——道出一切真相,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然而,完全没有。有一些对于思绪的轻描淡写,有一些文字上的波澜起伏,从中能够捕捉到情绪的蛛丝马迹,比如写在父亲和我的来电记录旁的“乌拉!”,写在我父母结婚纪念日当天的几个略带苦涩、语焉不详的句子。仅此而已。似乎,每一条记录、每年一本的日记,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留下关于自我外部生活的可靠证据,而真正的内部生命却完全地留给自我:展示一切,隐蔽一切,立此存照。

这些日记本缘何令她如此珍视?为何直到临终前都护在身边,还不时地让人挪近一点,好像生怕它们会长腿跑掉?或许,那些写下的文字,那些关于孤独、悄然滑入虚无的讲述,于她而言其实是一纸诉状,当世界和我们读到它们时就会明白,我们对她是何等冷漠。

又或者——尽管有些难以置信——在这些贫乏的事件中她发现了某种快乐物质,以至于必须以手稿的形式使之不朽?因为手稿是烧不毁的,它会讲述,却并不作证。是这样吗?假如是,那她做到了。


2002年10月11日

又是一天。现在是凌晨1点45。刚才把毛巾和睡衣什么的都泡上了,除了会掉色的。床单被罩再说。此前把衣服从阳台上收进来了。外面才3度,菜可别冻坏了!南瓜去皮切片放筐里了,准备冷冻。做得很慢!边看俄罗斯频道的《娱乐白菜会》边做,弄了两个多钟头。此前喝了茶加牛奶。

16—18点睡觉,不眯一会儿受不了。此前Т.В.来电,问沃伊科夫斯卡娅地铁站电话的事。他12点之前来电:电视能看吗?从早晨起就一个台都看不了。8点左右起床,当时谢廖扎(姑妈的房客)正在洗漱。9点过,拾掇了很久才出门。3路车9点45才到,等了老半天。要转171路。路上全是人,慢吞吞的。乌拉尔路,长途汽车站,报纸。买到了南瓜!今年还是头回见;还有胡萝卜。到家已经快12点了。想看热播剧《神探可伦坡》。凌晨1点45,量完血压吃完降压药,想等着血压降点再吃回药。忙活了20分钟,也没再量,3点上床。

2004年7月8日

一早就是个大晴天,一天无雨。早晨喝了炼乳咖啡,11点左右出门去阿尔泰路。人很多,坐了很久,直到下午1点。池塘边,绿荫,白云,蓝天,唱了歌,真舒坦!

小径上有人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一大帮人穿着泳衣晒太阳,休憩,玩耍。

买东西时已经无需排队了。买了奶渣,漫步回家。新学校好大一片草坪——高挑的车轴草、蔷薇,漂亮极了!路上,有一群小男孩在一辆报废车里玩。他们拿着一个塑料瓶,里面挤满了长角果,据说能吃。

2005年10月11日

睡不着,也不想起,不想动弹,不想做事……10点40取了邮件,又躺下了。斯维塔很快就来了,真能干,比我还会买东西!喝了茶,躺了一整天。感谢弗·瓦送来了邮件!

博布罗娃12点过打来电话。她周四就到了……

给79号的莫罗兹卡和社会服务中心的伊拉打了电话,晚上给尤尔丘克打了电话。边看电视边把凳子上的脏衣服收拾了。23点30上床。

热。穿上了冬妮娅的短裙。“黯淡的灰色的无人需要的生活。”白天喝茶,晚上咖啡!胃口全无!

但也有一条笔记与众不同,是2005年6月17日写下的:

一大早给希玛打了电话。撂下电话翻出了相册。把所有照片都抖搂出来,久久凝视。不想吃饭,照片勾起了强烈的思念,眼泪和忧伤:既为逝去的年华,也为故去的旧人,还为自己稀里糊涂、徒劳无益的生活,为心头的空虚……好想忘怀。

又躺到床上,糊里糊涂地睡了一整天,直到晚上8点,喝了点牛奶,拉上窗帘,又躺下身,继续这场逃避现实的睡眠。睡觉便是解脱。


过了数月又数年。姑妈的日记本这儿那儿地四处散落,逐渐和其他资料混在一起。这些资料全被我放在手头,似乎立马就用得上,却又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老去,像被人熟视无睹的家庭用具。我突然又想起了它们,当我置身于波钦基时。

这是隶属于阿尔扎马斯市的一个偏远小镇,距离下诺夫哥罗德两百大几十公里,在我们家族有着不尴不尬的地位。我们所有人都从那里走出来,却再没有一个人回去过,甚至连这种念头都从未动过,七十年乃至更久。按照纳博科夫的描述,存在是两个黢黑永恒之间的一丝微弱光隙,那么第一个黢黑永恒——我们出生之前的那个似乎更加深邃。于是,这个无人问津的僻静小镇就成了这些年来我们家族记忆的一个黑洞。

彼时彼处的家族似乎很庞大;我隐约知道关于那些兄弟姐妹的故事,他们有十来个之多,还有几驾马车和木屋的照片。但所有这些都被后来的波钦基传奇女子——妈妈的姥姥、我的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非凡经历给湮没了。她这辈子,坐过沙皇的牢房,在法国巴黎留过学,拿到了医生执照,给苏联儿童看过病,其中就包括我妈和我。关于她的一切讲述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却从未有人对她的故事追根溯源。

早先倒是有个亲戚,像筹划极地旅行一样筹划过探访波钦基——早先是个镇,一百年间逐渐萎缩成了村子。他不断地怂恿远近亲戚同往,最后无意间找到了我头上。他的眼睛清澈得惊人,激情像小马达一样,向大人们反复陈述理由。他很少来莫斯科,那次来本想找我父母商议此事,却不料他们早已迁居德国,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之前从未动过类似怀旧旅行念头的我忽然心血来潮:我们家族的起源地头一回变得可以触摸,现实可感。他越是强调路途艰辛距离遥远难以成行,越是要求准备周全计划详细慎重考虑,我就越发确信,肯定有办法抵达。这个来自萨拉托夫的廖尼亚打算整个家族同去波钦基,像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样浩浩荡荡地荣归故里,他一直在为此筹划,直至十年前故世。而波钦基依旧是座隐城,如同基捷日[隐城基捷日,据俄国民间传说,该城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是一座圣洁之城,1236年鞑靼蒙古人入侵之际,上帝将整座城市沉入湖底,以使其免遭屠戮。至今仍有不少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相信,总有一天,基捷日将重现天日。]。

而今,我终于逐渐靠近它了。受什么驱使,我不知道;我甚至不很明了,自己究竟打算在那里发现什么。上路之前,我像摄像对焦一样查了网络。结果发现,此地确实远离人世,在老地图上处于阿尔扎马斯深处的卢卡亚诺夫斯基县,紧挨着普希金的波尔金诺,在两个名叫乌特卡和波吉别尔卡的村子中间。火车远远开不到那里,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三个小时车程。我们决定直截了当,从下诺夫哥罗德开车去。

我们清早出发,沿着已经泛红却尚未从严冬中苏醒的街道。尚未完全失忆的城市景观显得稀奇古怪——工业建筑和木头房子彼此对峙,后者以篱笆围墙严阵以待,不再向新世界移交寸土。街道两岸此起彼伏。一上公路,汽车就撒开欢儿狂飙。三个月前刚得了儿子的司机,手把方向盘,轻蔑地沉默不语。公路如同吝啬的波浪线高低起伏,两侧云杉树下旧雪残集。每熬过一公里,世界就变得越发贫瘠。黑黢黢的村子里,新建的小教堂焕发着白如牙套的陶土光泽。随行向导原本打算向我展示的阿尔扎马斯风光早被甩到了右后方。我带了一本关于波钦基的小册子,二十年前出版的,里面提到了犹太人所罗门·金兹堡的缝纫机铺子,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关于传奇的萨拉压根儿没提。

漫长的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不是曼德尔施塔姆笔下托斯卡纳式的明媚峰峦[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西部,属一级行政区,首府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曼德尔施塔姆在《生者无可比拟》一诗中写道:“我愿向更高的天空游荡/心头揣着明亮的忧伤/从沃罗涅日年轻的山丘/到托斯卡纳全人类的明媚峰峦。”],而是翁布里亚[翁布里亚,位于意大利中部,属一级行政区,首府佩鲁吉亚,境内多山、多丘陵。]式的黑铜色的忧郁山丘,平缓,如同一呼一吸。间或有一滩水光一晃而过。一过通往波尔金诺的岔道口,普希金的纪念碑便随处可见;据说,诗人爱过一个来自卢卡亚诺夫村的村姑,后来该村所在的县便改叫了村名。小树成群结队。

小城沿纵向主街建成,从主街向左右两侧各自伸出笔直的垂直线。路一侧有座很棒的古典式教堂,向导说那是圣诞大教堂,之前有个很有名的奥尔法诺夫神父。我知道这个姓氏:小时候,有个姓奥尔法诺夫的小女孩瓦莉亚经常托人向我问好,有一次还请求我妈妈以她的名义给我买一本小书,“好让玛莎记住我”。妈妈翻遍了旧书店,最后选定了一小本索洛古勃[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俄国老一派象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者之一。]诗集。偏巧是《伟大的钟鸣》,革命诗集,1923年版。当年的我对于“我是自由无产者,胸腔烧着一团烈火”之类的口号毫不感冒,至于韵律,还无力鉴赏,诸如:


敌方军官

那尖利的马蹄

重重地踩在

我的心头,心头


在一个荒凉的广场上,波钦基历史专家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富法耶娃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广场空旷得令人发慌,让人恨不得赶紧找个有东西可看可摸的地方。在那个星期天,图书馆——当地的文化殿堂特意为我们开放,里面刚巧有个展览:有人从德国寄来了拥有百年历史的水彩画,上面画的是当年的房屋和街道。这个德国家庭19世纪末曾在波钦基居住,我突然想到了儿时听到过的一个德国姓氏——格特林戈。那些画作画面很温馨,色彩很鲜艳;奥古斯塔·格特林戈——画作者们的姐姐曾经帮还是少女的太姥姥萨拉准备过中学考试,就在那边的一座曾经种满锦葵、挂着“药店”招牌、充满欢声笑语的小房子里。如今那里也有一间小房,但却浇铸了混凝土,门廊不见了,锦葵和雕花的门窗贴脸也不见了。20世纪初住着萨拉一家的那个停放着马车的大院子,原址何在已无人知晓。

就这些。只有这些。就像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只有天气记录、食谱和电视节目清单。隐身其后的东西,摇摆着,嗡鸣着,却并不急于现身,似乎根本不打算这么做。接待方请我们喝了茶,带我们四处转了转。我的目光一直在地面搜寻,仿佛在寻找一枚硬币。

原先镇子的轮廓仍旧依稀可辨:为镇子所环绕的马市在帝俄时期曾是全县乃至全省最大的。我们穿过久远的马市广场,曾经广袤的空地如今树木林立,广场中心某地仍矗立着铅色的列宁纪念碑,但这片土地已久无人迹,它过于庞大,以至于很难被派上用场。在它的边缘有几所小房子,像是从水彩画上走下来的,带着些许潦草粗犷的改建痕迹。有人给我指出了另一个空白——在萨拉的兄长所罗门·金兹堡20世纪20年代的缝纫机铺子的原址处,如今空余一个方形沥青台基。我们在此地稍作停留,拍照留念:一群女人,棉衣棉帽,垂头丧气。风在吹。草场尽头,大道旁边,一座雕塑泛着银光:那是雄壮的种马卡普拉尔,它曾在此配种二十年。

越过鲁德尼娅河,驱车不久便可看到一座名垂千古的城市规划企业——禁卫军骑兵军团养马场,始建于普希金时代。这里更早些时候也养马,有阿尔加马克和诺盖种马、牡马、骟马,诺盖牝马和俄国马驹。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其产业化。庞大的养马场,以其古典主义线条和如今开裂的白色墙皮,以其业已坍塌的中心塔楼,以其与方形场地镜面相对的大门,曾经力图成为帝国文明的支柱、捍卫彼得堡秩序的岛屿。它直至不久前的20世纪90年代才最终凋零。如今,其周围是一片荒地,被漫长的冬季舔得秃光。露天马厩里还剩下最后的马匹:棕红色,略显笨拙,浅色额鬃有些滑稽。它们不时抬起头,用鼻子来蹭我们伸过去的手掌。天空变得明晃晃的,云朵宛如流动的山脊,颜料剥落,露出淡粉的底色。

已经走到半路了,我突然想起来,竟然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这里肯定有公墓,已故宗亲的长眠之所,即便不是专门的犹太人公墓。司机飙到120迈,路标一晃而过:苏罗瓦基卡,别什兰。我赶紧打电话给富法耶娃。公墓早就没了,就像波钦基早已没有犹太人。但她知道有座坟墓,而且知道墓主人姓名。说来奇怪,他姓古列维奇——和我妈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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