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公及其切割面

记忆记忆  作者: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很多年前,莫斯科一家医院里躺着女友的继父、一位数学家、前线老兵,一个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当时他已时日无多,顶多还剩下一个星期。一天早上,他请女友务必当晚再来一次,和她妈妈一起。很久很久以前,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令他毕生难忘,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不用说,他一定经历了某种不可随便提及的奇迹。而如今,他害怕自己来不及讲述,因此特地把亲人召集起来。可到了晚上,等人都到齐了,他已经没了说话的力气,翌日凌晨便昏迷不醒,几天后便溘然长逝,终究未能说出想要说的话。这件事——获知惊天秘密的希望与希望的落空——云团一样悬在我头顶多年,其意义总在不断变换。通常情况下,我会从中汲取最直白的教训,比如要及早说出一切想说的话;但有时我又觉得,在特定情形下,生活本身会主动走进屋子,关闭电灯,以免留下的人尴尬。

令人吃惊的是,前不久我问女友,你们终究没能搞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我总在琢磨,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战争年代吧?女友礼貌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似乎不确定自己所听到的,却又不愿质疑我的真诚与郑重。随后她淡淡地说,从来没有过这档子事。你确定是我们家吗,你大概是记错了吧?

后来我们再没有提起过此事。

* * *

当记忆将过去和现在放在同一阵营时,通常是为了寻求公正。对于公正的渴求如同皮肤瘙痒,将任何尘埃落定的体系从内部撕裂,逼着要讨回公道,特别是当事关死者,而除了我们之外再无任何人能够捍卫他们时。

要知道,死亡其实是最基础性的不公,是世界构造对于个体最大限度的不尊重。死亡取消了个体与非在之间的界限,重新分配价值与评价,毫不征求死者同意,而且剥夺了其参与任何人类团体的权利,将死者的存在变成无主的。我们那颗不愿屈服于不公的心所孜孜以求的,是战胜死亡,消除这一基础性缺陷。千百年来,这一直是救赎的承诺,而且是不设门槛的面向芸芸众生的普遍复活,也是基督教教义所在。这一救赎需要借助于一个条件,即在某地,在我们身边,除我们之外,还有另一个智慧记忆,能将一切人与物,不管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捏在手心里。对于安魂仪式的意义及其参与者的期望可以一言以蔽之——“愿他永远活在记忆中”,在此处,救赎与保管同义。

世俗社会将救赎从等式中剔除,结构立刻失去了平衡。少了救赎一级,保管就变成了类似仓库的东西——博物馆、图书馆、存储器。它们保证了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不死——无限延续的一天,永恒生命的唯一形式。一轮接一轮的技术革新促使超存储器成为可能,而在人类的语言中,“可能”就意味着“必需”。在古代,对人的纪念被移交到上帝之手,为纪念所付出的额外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多余的。被长久纪念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死去和复生完全不需要这些,铭记所有人的任务被移交到了最高等级。

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对于书面记忆的态度十分不屑:


记忆开始转向外部,付诸文字和符号,而非源自自我内心。这种手段其实不是记忆,而是提醒。你传授学生的乃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智慧。他们可能会道听途说很多东西,不必学习便可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不学无术,无法与之沟通。他们会变成伪智者。


至19世纪,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记忆突然变成了民主实践,而存档变成了公众的大事。为亲属留下照片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与身体分开的、按照他者指令发出的人声,起初引发了恐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喇叭留声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歌剧明星的声音传遍了全球各地。这些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起初人们感觉,正在发生的事件意义明确,同样是古老的样本收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只会刻录最重要的,比如歌星的演唱,比如沙皇的演说。后来又出现了电影,起初同样具有单纯的功能性意义,作为讲述历史的又一种方式。而如今,透过历史的经验回溯便可发现,引领通往整个进程顶点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家庭录像、自拍杆,每个人都有机会保存一切。传统意义上的不朽变成了把戏:我们每个人的彻底消失都被撒上一层荧光粉,伪装成继续存在。荧光粉——保存下来的瞬间、对白、照片越多,自我和他者的非在就越容易承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视觉和言语垃圾突然身价倍增,人们不再清扫它们,而是保存起来,以备后用。

照理说,为了成为文化矿层,我们生命中的物品和实践需要腐化、分解,一如人类的一切造物。吊诡的是,随着摄影摄像的出现,它们开始变得跟当今的垃圾一样,不再分解成泥土,而是累积起来,变成对未来完全无用之物。而一切不变之物都是不结果的,换言之,是注定灭绝的。

20世纪初的客厅曾以摆放形形色色的动物标本为时尚,挂在墙上的鹿头、野猪头,各种鸟类,这些动物标本腹内以锯末填充,外表看上去栩栩如生,而且远比活着时更加从容。据载,有些老妇人将一代又一代死去的猫狗制成标本,等那些带壁炉的老房子被拍卖时,里面足足有一打猎狗标本。还有其他更为激进的封存爱宠的方式:在加布里埃尔·迪安努兹欧[加布里埃尔·迪安努兹欧(1863—1938),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军事及政治活动家。1922年,他在布雷西亚市加尔达湖畔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取名“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意大利人的胜利”),里面包括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剧院。]庄园至今展出着一件藏品,是用庄园主人的爱龟的铠甲制成的。这只乌龟生前被喂养得几乎爬不动路,每天在那座名为“意大利人的胜利”的庄园里懒洋洋地晒太阳,最后终于被撑死了。爱龟死后,主人将其肥硕的肉身刮除,将巨大的龟壳制成了一件精美的餐盘,用来装饰餐桌,向宾客们讲述爱龟生前的美好时光。

在技术再现的时代,死者的地位变得颇为尴尬,其存在变成了“任务”:既然无法期待新的见面,理应动用一切手段,将死者的遗物充分利用起来。这种想法曾经带动了殡葬纪念品的兴盛,诸如用死者的头发制成标有姓名的发环,与死者遗体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死者看上去比生者更加精力充沛,因为拍摄此类照片耗时长久,活人往往忍不住做些小动作。在这类照片中往往无从分辨,在一群盛装者中间,谁是安详的往生者,谁是哀恸的在世者。[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中产阶级盛行与遗体合照,以作纪念。此类照片通常在亲人故世之后不久拍摄,遗体会以特殊角度摆好,做出安睡的样子,有时还会借助支架使其直立,甚至在闭合的眼皮上画上假眼。]至20世纪中叶,遗体保管臻至顶峰,人们将政治领袖那音容宛在的遗体盛放在水晶棺中,陈列在巨大的城市广场上。

这股蔓延了两个世纪的潮流终于也席卷了我们。如今,死者学会了跟生者交谈:将已故者的书信、电话自动应答器上的录音、社交网络上的聊天记录打碎重组,上传到软件,便可用已故者的声音回答生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这类手机软件早在两年前就登录了App Store,借助它,你可以跟王子[王子(1958—2016),原名普林斯·罗杰斯·内尔森,美国歌手、词曲作家、音乐家、演员,称雄美国流行乐坛三十多年,与迈克尔·杰克逊齐名。]这样的流行巨星对话,或者跟在车祸中英年早逝的罗曼·马祖连科[罗曼·马祖连科(1983—2015),俄罗斯科技型企业家,社交网站Stampsy创始人。]聊天。你问他:“你现在在哪儿?”他会回答:“我爱纽约。”对答如流,丝毫不会让人觉得诡异或尴尬。

新的载体技术改变了接受方式,无论故事、履历,还是文本(自己的或他者的)都不再被视为链条,即在时间中展开的因果相继的一系列事件。这一方面值得高兴:在技术时代任何人都不至于不留痕迹地故去,在广袤无垠的存储器空间所有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旧的等级世界恰恰立足于选择性,即发声者并非所有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和选择的必要性一同消失的,还有对于好坏善恶的认识本身,剩下的是大杂烩,其中既有事实,也有被错当成事实的各种观点。

过去由单数变成了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间往往只有一两个交汇点。铁板的知识变成了蜡泥的,可以随意揉捏。记忆、恢复、记录的愿望,随随便便就与对所发生事件的一知半解结合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信息单元能以任何方式、任何顺序联系起来,其意义会随着引导方向的改变而改变。我的那些语言学家朋友们,德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都说他们的学生很擅长捕捉潜文本,分析隐秘内容,却不愿或者不会将文本作为整体进行阐述。原本天经地义的讲述历史的义务与需求,如今被弃如敝屣,被淹没于细节中,变成支离破碎的引语。

* * *

2015年5月30日,我永久地搬离了位于澡堂胡同的住宅。我在此居住了四十一年,连我自己都惊异于这个期限之久远:我的朋友们在此期间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国到另一国,唯独我一个人蜗居原地,遗老遗少似的固守着自己的庄园,守着那些外祖母和母亲居住过的房间,守着那扇如今已无风景的窗子——在那窗外,原本站着由外祖父亲手栽种的那种生长在敖德萨的、南方特有的钻天杨。在旷日持久的装修之后,被搬离的老物件们大概都已经熟悉了自己的新居所。但每天晚上一合眼,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空荡荡的屋子,那些老物件就会在黑暗中纷纷归位,我身下的那张床会与从前的书桌重叠,书桌顶盖遮住我的头和肩膀,顶盖上方的书架上摆放着三只小瓷猴——“勿视”“勿听”和“勿言”,而在隔壁房间,厚重的橘黄色窗帘,盖着丝绸纱丽的落地灯,巨幅老照片,一个一个全都跑回来了。

但如今,所有这些东西都已不在,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房间变成了一排空盒子,只剩下一些纽扣和毛线球,凳子和沙发都被疏散到了亲友家里,最里间的屋凄惶地亮着一盏灯,房间的门全部敞开着,等待着新主人。等钥匙移交完毕,我最后望了一眼阳台上方的惨淡天空;从那以后,生活流动得比以往更快了。过去之书在自动书写着,而我则从一地到另一地,逐一点数着现存的回忆,就像儿歌里清点行李的那位太太:一幅画儿,一瓶酒,一个篮子,一条狗。就这样,我搭乘着驿站马车,辗转来到柏林,在那里,我的书停滞了,连同我自己。

我暂住的那个小区很漂亮,很古典,曾经很俄国,一直很文学。对面屋子里曾经住着纳博科夫,两年后又住进了与其情深意笃的妻子薇拉。正方形小院的拴马桩旁停放着十来辆左邻右舍的自行车。这里的一切都流露出某种耐久,同时又带有极强的象征性意味,须知,一直以来,这座城市本身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其空洞和缺失,而非在这些空旷中拔地而起的建筑。我乐意认为,我的那本关于记忆之不可能性之书,可以在他者的不可能性内部写就,就在这样一座城市,其自我历史变成了伤口,却又拒绝结成名为“忘却”的粉红色疮痂。

柏林似乎已经丧失了营造舒适的能力,而居民对此表示尊重;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未完工的建筑,街道被红白相间的标示牌隔断,柏油路面被挖开,露出泥土的内里,风无所不至,打扫出新的旷地。住宅楼门前埋入地面的那些铜方块,上面的内容不言自明,根本无需驻足,去阅读上面的名字,计算那些犹太富人从自己的豪宅被带到奥斯维辛或者特莱西恩施塔特时的年纪。

在用“梅特拉赫”瓷砖砌成的喜庆房间里,促成我来这儿的诸多目的一样也没能达成。在大致安顿好寄居生活,摆放好书本和照片,办好图书阅览证之后,我很快便陷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仿佛肚子里有齿轮在不停转动。我记不清自己每天都干了些什么,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几个房间串来串去,最后终于明白,我唯一进展顺利的就是位移。运动给予我宽宥,未完成的计划被走过的步数所排遣。我当时还有辆自行车,弧形车身,车头带有黄色车灯。这头上了年纪的荷兰野兽,跑起来呼哧气喘,似乎与空气的摩擦榨出了它最后的气力,刹车时发出尖利的呼哨。在我母亲生前喜爱的一部德国老派小说中,有一台老式奔驰,号称“公路幽灵”;当我骑着那辆自行车呼啸驶入幽暗的隧道时,有种类似的虚幻感:我穿梭于行人与车辆之间,不在他者或自我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仿佛我的身体变成了虚无缥缈的空气,从指缝间溜过。

我不由得想,对于这种无懈可击的隐身感,那些人会何等怀念:他们先是被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一道命令剥夺了拥有和使用自行车的权利,此后不久,连他们自身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空气或者烟尘。根据后来追加的一道命令,这些人只能走在街道的阳面,严禁走进阴凉。他们还被禁止使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似乎有人认为有必要时刻提醒他们,身体是他们所拥有的唯一财产,而双腿是他们唯一的出行工具。

在一个飘雨的十月傍晚,迎面走来的行人都将身体躬成不自然的角度,如同狂风中的小树。我拐到了夏洛特·萨洛蒙[夏洛特·萨洛蒙(1917—1943),德国犹太裔艺术家,出生于柏林,二十岁逃离纳粹德国,1943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年仅二十六岁,殁时怀有身孕。其生前创作的反映纳粹迫害的数百幅画作(《人生?如戏?》)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发表,轰动全球。]曾经居住的街道,走到她的故居近前。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女画家几乎被我视为亲人,她在这栋房子里从出生一直居住到1939年,后为躲避纳粹迫害匆匆逃往法国。逃亡与救赎的悲惨故事——带有欺骗性结局,奇迹之后仍难逃一死——同样发生在了夏洛特身上。但这座柏林住宅对自己的姑娘还是呵护有加的,尽管她在带有方形窗格的漂亮窗户外面照样看得到反犹太的示威游行,但那些景象在当时任何一扇窗户外面都避无可避。在越下越紧的雨水下,房子里亮着一盏幽暗的灯——只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而其余房间都黑着灯,因此,关于高高的天花板及其装饰图案,只能猜测,而无法鉴赏。在那本我只在小时候读过一遍的书里以及后来参观的画展上,都展示了那幅镶着镀金画框的萨洛蒙的名画:雪城,熟悉的街道拐角,温暖亮堂的窗子。眼前景致如此相仿,不禁令我神情恍惚,直到一辆出租马车突然蹿出,黑影般从眼前掠过。漆黑的阳台上突然有了动静,一支香烟头亮起火光,一团烟雾升腾而起,令我心头一阵莫名的发紧。

渐渐地,我也爱上了地铁,包括它那混合着白面包和橡胶味的气息,以及错综复杂的线路图。带有拱顶的车站玻璃大厅殷勤地向人们提供庇护,但在我看来总像是临时搭建的,难以信赖。然而,只要一下到车站的钢筋混凝土的肚子深处,我心里立刻就踏实了,终于可以喘口气,暂时地、彻底地躲进黑暗里了。月台上总是挤满了人,车厢里更是人满为患,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背着一人多高的低音提琴,提琴装在酷似棺材的黑色套子里,还有人带着小狗,小狗安静得仿佛刚刚拍完遗照。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发生在早已剥落的过去,在触手可及的距离。

我在一家宾馆里住了好几天。这家宾馆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来讨好房客。狭长的大厅里熊熊燃烧着一座壁炉,放射出肉眼可见的温暖。只有走到柜台近前,才会发现被眼睛欺骗了——火焰是投射在一块与墙壁等高的等离子屏幕上的,还搭配着劈柴燃烧的音效,营造出家一样的温馨。楼上房间里同样有这样的屏幕,只是尺寸稍小,火焰噼啪声在门口就能听到。一进房门,我便按照别人的设计,一屁股坐在绿松石色床罩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火焰的大嘴。

临近午夜,我还是没能找到壁炉的开关按钮,却逐渐明白了宾馆主人想要随缘馈赠客人的小道理,就像那些花心思绣在或写在家用物品上的,诸如“上帝馈赠早起者”之类的格言警语。壁炉中只有一条劈柴,竖直站立,起初只有最底部被火苗舔舐,像是提前预备好的光环,即将到来的受难的先兆。随后,热焰升腾而起,仿佛触到了我的脸颊,火舌噼噼啪啪,攀到了屏幕顶沿,像是炸开了马蜂窝。渐渐地,炽热减弱,画面渐暗,终于,“轰隆”一声,劈柴碎裂为无数火炭,屏幕随即陷入一片漆黑。几秒钟以后,一根新生的劈柴呈现在眼前,似乎从未经历任何火劫。那是一段不断重播的录像,看得越久心里就越发毛,但我仍旧瞪大眼睛盯着屏幕,像是想要找到画面之间哪怕一丝一毫的细微差别。而劈柴却一次次葬身火海,又一遍遍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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