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辩护人的演说。一把双刃刀

卡拉马佐夫兄弟  作者: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位大名鼎鼎的演说家刚开始发言,其余的响声都静了下来。整个法庭大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开门见山,明快而自信,但没有丝毫目空一切的架势。他完全不打算卖弄口才,既没有激昂慷慨的语调,也没有扣人心弦的言辞。他像在志同道合的至交圈子里与人谈心。他的声音极好,洪亮而又亲切,甚至这声音本身就给人一种诚恳和敦厚的感觉。然而所有的人马上就明白,发言者可以一下子把音调拔高到真正声情激越的程度,“以无从得知的力量撼人心魄”。他的语言也许不如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那么规范,但是没有冗长的句子,意思反倒更加确切。有一点是女士们所不喜欢的:他看上去老是弯着腰,尤其在演说开始时,那并不是鞠躬的姿势,而像是要向听众冲过去的样子,加之恰恰弯在他那细长的背脊半道上,仿佛在这细长的背脊中间装有铰链似的,因此几乎可以弯曲成直角。

开头他说得比较凌乱,好像缺乏条理,列举的事实也是东拉西扯,可是到后来就形成一个整体。他的发言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指控的批评和反驳,有时相当尖刻和辛辣。但在后半部分他似乎突然改变了调子,甚至改变了他的风格,一下子冲到震撼人心的高度。而听众似乎就等着这一着,所以都欣喜得颤栗不已。

他直接进入正题,一开始就说虽然他的事务所设在彼得堡,但他已不止一次到俄国其他城市去为被告辩护,不过他必须确信或预感到被告是无辜的。

“在这个案子上我也是如此行事,”他解释道。“仅从最初报上发表的一些通讯我就注意到,其中存在着某种令我非常震惊的情况,这使我大大倾向于被告。总而言之,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某一法律事实,这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屡见不鲜,但在本案中这些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特别能说明问题。按说,这一事实我该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最后才完整地端出来,可是我想一开始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有开门见山的癖好,不喜欢卖关子。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可能并不精明,但是真诚。我的想法可用如下的话来表达:大量事实都对被告不利,与此同时,就事论事逐一分析起来,却没有一件经得起推敲!在继续注意传闻和报纸的过程中,我愈来愈确信,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时忽然接到被告亲属发来的邀请,他们聘我当被告的辩护人。我马上赶到这里来,到了这里我终于确信无疑。为了推翻这可怕的一大堆事实,指出控方的每一条证据本身都没有得到证实,因而也是虚妄的,我决定接下此案为被告辩护。”

这便是辩护人的开场白,接着他突然宣称:

“陪审员先生们,我在这里是初来乍到。我得到的一切印象都不是先入之见。被告是个容易冲动、野性难驯的人,但我对他没有成见,而不是像本市成百的人那样以前受到过他的伤害,因而好多人事先就对他有反感。当然,我承认,本地人士的道德感情被激怒并非没有理由,被告确实性格暴躁、狂放不羁。然而本地人士还是接待他的,甚至在富有才华的公诉人家中,被告也是受欢迎的。”

笔者附注:这几句话一说,旁听席上发出两三声窃笑,虽然很快就被忍住,大家却都注意到了。在我们城里人人知道,检察官允许米嘉上他家去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原因仅仅在于检察官太太不知什么缘故认为米嘉很有意思。这位女士十分贤德,颇受尊敬,但有点儿怪脾气,挺任性,有时候——多半在一些琐事上——喜欢跟丈夫唱对台戏。不过,米嘉难得上他们家去。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斗胆指出,即便拥有像我的对手那样独立思考的头脑和公正求实的性格,对我不幸的当事人仍然可能形成某种错误的偏见。哦,这是很自然的:不幸的被告有太多的理由使人对他产生成见。道德感情一旦受到伤害,尤其是审美观一旦被触怒,往往无法得到宽恕。当然,从公诉人才气横溢的演说中,我们听到了对被告性格和行为所作的严谨剖析,公诉人对案情显然采取了严格的批判态度,特别是为向我们阐述案情的实质,从心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果抱着跟被告本人存心过不去的态度,要达到这样的深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有些东西在类似的情况下甚至比采取存心过不去的态度更坏,更有害。具体说,如果有人醉心于某种很有艺术性的游戏,沉湎于艺术创作的欲望,比方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欲望,尤其是如果此人在心理刻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那么,事情就可能更糟。

“还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正准备动身上这儿来,就有人告诫过我——其实无须任何告诫,我也知道,——我将在这儿遇到的对手是一位造诣很深、精细入微的心理学家,这种品质早已使他在我国还年轻的司法界赢得某种特殊的声誉。然而,诸位,心理学虽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毕竟像一把两面都能切割的双刃刀。”听众中有人轻轻发笑。“哦,你们当然会原谅我这个俗气的比喻,我没有妙舌莲花的口才。不过我可以从公诉人的演说中随便举个例子。

“夜间,被告在花园里翻围墙逃跑时,用铜杵击倒了抓住他一只脚的老仆。他随即跳回到花园里,在倒地的老仆身边折腾了足有五分钟,想弄清楚:他是否把老仆打死了?据被告供称,他跳下来看看老仆格里果利是出于怜悯,可是公诉人怎么也不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公诉人认为:‘不,在这样的时刻能有这样的软心肠?这不合情理,他从墙上跳下来,就是为了核实一下:唯一能证明他犯罪的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被告这一行为恰恰证实是他犯下了罪行,因为他不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冲动或感情跳回到花园里。’

“这就是心理学;但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心理学用于本案,但用的是这把刀的另一面刀刃,听起来照样言之成理。公诉人认为,凶手跳下来是由于谨慎,想核实一下证人是否还活着;然而按照公诉人自己的说法,凶手刚刚在被他杀死的父亲书房里留下一件对自己大大不利的证据,即撕破的信封,上面写明里边有三千卢布。‘假如他把这个信封带走,那么整个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存在过这个信封而且里边有钱,也就没有人知道钱是被告盗走的’——这是公诉人自己阐述的观点。请看:被告在一件事情上一点也不谨慎,昏头昏脑地把罪证留在地板上,自己仓皇逃走。可是仅隔两分钟,他击倒并杀死了另一个人,这时却马上表现出极端残忍而又无比精明的谨慎感——这是我们听到的说法。就算如此,就算如此。在某种情况下他被描绘成心狠手辣、高瞻远瞩,犹如高加索的山鹰;而一分钟后他又变得眼瞎胆小,活像最窝囊的鼹鼠——这正是心理学的奥妙所在。但既然他那么嗜血、狠毒而又精细,以致打死人后还从墙上跳下去,仅仅为了看一下他的见证是否活着,那又何必在他的这个额外受害者身旁耗费足足五分钟,还可能树立新的见证?何必用湿手帕抹去被击倒的老仆头上的血,还让这方手帕日后成为他的罪证?不,既然他那么精细而又冷血,不如跳下去干脆用那根杵子在倒地的老仆头上再猛击几下,把他彻底干掉,不留活口,岂不是什么后患也没有了吗?

“可是他跳下围墙查看他的见证是否还活着的同时,又在园径上留下另一个见证,也就是他从两个女仆那里取走的那根杵子,而她俩日后随时都能认出是她们的东西,并证明是他取走的。他并不是把杵子遗忘在园径上,不是粗心或慌忙中掉在那里,不,他是把凶器扔掉的,因为杵子是在离格里果利倒下的地方十五步左右被发现的。那就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由于自己杀了人,打死了老仆而感到懊丧,所以一怒之下,带着诅咒扔掉了作为凶器的杵子,否则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把它抛得那么远!既然他能为杀了人感到痛苦和惋惜,那当然因为他没有杀死父亲:如果杀了父亲,就不会出于怜悯而跳下去看另一个被击倒的受害者,那时就会是另一种感觉,那时根本顾不上怜悯,而只顾保全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相反,我再说一遍,那时他会把老仆的脑壳彻底砸碎,而不会在老仆身上耗费五分钟。怜悯和善意之所以有可能萌生,正因为在此之前他问心无愧。

“请看,这就是另一种心理学。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我自己也故意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目的是通过实例展示从中可以各取所需。就看这把双刃刀掌握在谁手里。心理学甚至会把极其严肃的人引入编故事的歧途,而且完全不由自主。我说的是走火入魔的心理分析,陪审员先生们,是指心理分析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而言。”

这时旁听席上又可以听到有人发出表示赞许的窃笑,这笑声还是针对检察官的。我不想详尽地照录辩护人的演说全文,我只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只是把这篇演说中最关键的一些要点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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