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在染天花后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在遗诏中，他传位于佟氏所生的时年八岁的玄烨（后来称为康熙皇帝），并任命了四位满人老臣为辅政大臣。这份遗诏，同时也是顺治写的一份罪已诏，承认自己执政期间的诸多问题。第一条，顺治这样写道：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对于为何“国治未臻，民生未遂”，顺治总结的原因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简单来说，就是用了汉族的传习，而更改了满人祖制。尽管顺治在位十八年，但是减去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顺治实际是十三岁开始亲政，到二十三岁终，亲政仅十年。年纪轻轻的顺治，从满人帝系上看虽然不是第一个皇帝，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中国的满人皇帝。除了南方南明势力以及各地持续不断的反清复明活动以外，顺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农耕传统下的汉族统治和游牧方式下的满蒙传统。对于这个问题，顺治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元代的忽必烈汗（1215-1294）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的蒙古皇帝。尽管忽必烈名声很大，但顺治和朝堂上的大臣都知道元代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忽必烈死后，元代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持续了七十年。

对顺治来说，平衡满汉两个传统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的很多政策也因此在不停地变化。顺治有几年重用汉官以及太监，这些都被视为有违满人祖制的汉化政策。所以在顺治的罪已诏中，才会出现“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这样自我批评的总结。当然这份诏书落款日期是顺治去世当天，历史上也有说法认为，这份诏书是顺治生母孝庄拟定的。不过，无论是顺治还是孝庄的意思，这份遗诏都体现了满汉传习是当时朝堂之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这份罪已诏最实际的作用其实是借顺治之口承认了以前朝堂政策中的汉化问题。这就为后来辅政大臣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变革扫清了道路。比如辅政大臣重整了宫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监的很多部门，把太监放到了满人控制的内务府之中，废除了太监的权力。这样终于终结了长期困扰历代政治的宦官问题。

历狱始于1664年，是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从大环境上看，案子发生在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就连礼部上奏建议给康熙皇帝开蒙，让他学习汉字，辅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从身边的太监那里学习一点简单的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