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传教士去到各个地方传教前，老传教士都会传授他们各种注意事项，中国的习俗，与官员打交道的策略，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等等。不过，到了地方以后，传教士还是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京城的传教士就是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人。比如传教士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到宁波传教，准备在那里修一座教堂。他到宁波后，很快就和当地三位地方官搞好了关系，并得到三位官员默许，着手在宁波新修教堂。教堂还在修建过程中，三位官员陆续调任其他地方。新来的地方官对修教堂一事不予支持。利圣学想了各种办法巴结新来的官员，并告诉他其他地方也在修教堂，该官员坚持要通报礼部，让北京来裁定。官员认为之前的容教诏书虽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也并没有允许新建。

在知道事情捅到了礼部后，张诚和在京的传教士都很担心，如果礼部做出禁修教堂的决定，那么以后全国各地传教都会受到影响。张诚动用了在京城的关系，在礼部部议之前，私下找到了礼部尚书。好在礼部尚书对该案没有什么异议，表示会给出满意结果。几天后，礼部给出了允许修建的结论。理由是既然当地能允许修寺庙，那么修教堂也应该允许。潜台词是让地方官把教堂当成寺庙一视同仁处理。尽管这件事情最后有了满意的结果，京城的传教士还是感觉压力很大，通知各地传教士，尽量把地方上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把事情闹到京城来。他们认为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好运气，如果礼部哪次因为某个地方案件给出一个不利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会在全国范围都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有这个就地解决问题的方针，洪若翰神父在湖北黄州修教堂的计划就只好暂停了。按洪若翰记载，黄州的地方官不仅不同意修教堂，还默许道士和地痞在他准备修教堂的地方闹事。洪若翰说他走了二百多里去找湖北巡抚。尽管巡抚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巡抚收到家书以后，很快找到了当地的耶稣会神父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传教士的记录中说，巡抚和樊西元聊天中并没有谈到修教堂的事，只是谈了谈传教士学习中文等无关的事。不过会谈结束后，巡抚就给黄州地方官去了信，信中还附上了康熙的容教诏令。地方官接到信后，态度大变，亲自带着礼物找到洪若翰，并在传教士住处周围张贴告示，表示允许修建教堂。

尽管这些传教士是外国人，但在1700年代，他们对中国人情社会下各种关系的运作是很老练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张诚自己一手搞定的，并没有求助于康熙。比起南怀仁，张诚可以说在北京官场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回想1673年，把一个传教士从浙江转去西安这样的芝麻小事，南怀仁都拿不到礼部的批文，还需要康熙介入。而此时的张诚已经可以直接私下去找礼部尚书交流了，这说明传教士在京城权力圈中已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不过，话又说回来，跟权贵交往过密也是双刃剑，遇到政治风波，难免被牵连。后来天主教在雍正初年被禁，就和传教士与京城各方权贵交往过密有关。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