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看见  作者:柴静

进“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有个小姑娘冲我乐。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挂着两条耳机线,走哪儿唱哪儿,一条短裙两条长腿,叽叽呱呱,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岁,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总用白唇膏盖着,“这样比较有气质”。哦,这好办,我叫她老范。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

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领导每次开口问问题,她都立刻说:“你先听我说……”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女儿般的容忍,让她留下来的。

“我是三无人员,”她说,“无知,无畏,无耻。”

我心想,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

她还挺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有句话叫‘阴阳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题: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体认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处找人,说来说去,没人搭理,最后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门的事,我更感兴趣那个沉默的原因。

张洁看着我俩,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白花钱,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高,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不”字的领导。“去吧,省点钱,别双机了,也别带录音师了,一个摄像就够了……哎哎,也别带大机器了,带台DV。”他说。

从机场出来打车,师傅姓毛,一脸西北人的清刚,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他听了好多年,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我和老范摇头摆尾地跟着合唱《偿还》:“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毛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又看一眼,乐了。

西北壮阔,赤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青苍的山转过一弯,还是。

我说我也喜爱美剧《老友记》,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声扑上来,摇得我披头散发。

同行说当地政府不支持媒体采访。趁着月黑风高,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双城是这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过了晚上十点,只有几户灯光。小杨家灯是亮的,院子里一块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满了鞋。父亲醉酒刚回,红着脸,粗着脖子敞着怀,说不清话,母亲坐着一句话不说。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双方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

我抓住机会问小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回我们住的酒店采访?”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只看到两弯浓眉毛,一直不说话。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但他说:“我愿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钟没回过神,居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

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都比不上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师傅老到得很:“后面有车跟。”我们往后看,普通黑桑塔纳,只有一个司机,后座上没人。

我们在酒店下车。第二天,毛师傅来接我们,说昨晚我们走后,桑塔纳上下来两个人,上了他的车,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

毛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把两个人卸在警察那儿,回家睡觉去了。

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我们去找:“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跟你们又没啥关系。”

镇长心一下就宽了,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

我奇怪:“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后一看,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快吧?”

采访小杨,他不肯说什么原因。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我明天会去你们学校。”

他忽然问:“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这孩子带我去学校。校长来给我们开门,中年人,头发花白,一见人就用手往后爬梳,不好意思地笑,“这几个月白的,”说话声音是破的,“心里难受,压力太大,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他勉强绷着笑,脸都抖起来了。

找到六年级的瓦房,一张张桌子看,有一部分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后来刷的红漆也盖不住。小杨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停下来,低头不语。

桌子是第一个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号,与她同时服毒的女孩小蔡经抢救脱险。两天后,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学小孙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杨服毒,经抢救脱险。

几个孩子桌子上都刻着“519”,苗苗父母认为他们是集体约定自杀。

镇上的人卷着纸烟,眼里放着光,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恐惧:“跟你说吧,肯定是个什么教,听说还有白皮书呢。”眼镜扫一扫旁边的高台,“还有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阁,说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高大石阁,他们说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头待着,还刻了什么字。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心里一紧。

小杨不肯多言,说你们去问苗苗的一个好朋友小陈吧,她都知道。

我们找到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岁,穿件碎花白衬衣低头扫地,发根青青,小尖脸雪白。看见我们进来,不慌不忙,扬扬手里的扫帚说,“等我扫完地。”一轮一轮慢慢地扫,地上一圈一圈极细的印子,扫完把扫帚绳往墙上的钉子上一扣,让她妈给我们拿凳子坐,转身进了屋。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张纸,打了一个电话。

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什么,她都平静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说:“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她说:“我们班上的人多了,哪个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

她不紧不慢地说:“学习这么忙,关心不过来。”

她看着我,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我看着她,饱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问不下去了。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几个成年人进来,说:“你们有记者证吗?”

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皮鞋,这次不是镇上的,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不希望我们呆在村里,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报道这个多好。”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老范倒随遇而安,她第一次到乡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后面跑,又笑又叫,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再严肃都看乐了。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色,大叫着指给我看:“云!”

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名字结尾正是“云”字,他惊喜又羞涩地转头:“叫我?”

众人哄笑。这一笑之后,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

之后再聊节目。我们说:“这个事情谁都困惑,处理起来也棘手,但是不公开,被认为是邪教,对谁都不好。我们多了解一些,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是不是?”

云叹口气:“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开始也当邪教查。没有这事,搞不明白,你们去看吧。”

我们去了魁星阁,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有小孩子手脚并用,沿着斜的墙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开了门,沿台阶转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空空荡荡的像个戏台子。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出事后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盖住。照壁不大,我没带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来,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见钟情”或是“武林盟主”,不过如此——我在小地方长大,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

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

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

“……”

“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

“十几天了。”

“你担心吗?”

“……”

“让我试试吧。”

她让出一条路来。

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

“忍什么呢?”

她不说话。

“能睡着吗?”

孩子摇摇头。

“想什么呢?”

她不说。

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

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

一个天真的誓言。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

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

“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

“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

“有什么区别么?”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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