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我想起那一天的其余时间、那一夜和第二天，记忆中只有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的前门进进出出，无休止地反复调查。一根绳子拦住了大门，一个警察守在旁边，挡开那些看热闹的好奇者，但小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可以穿过我的院子进来，因此总有几个男孩聚集在游泳池周围，惊讶得目瞪口呆。那天下午，一个举止自信的人，或许是侦探，在威尔逊的尸体上俯身查看时使用了“疯子”一词的表达法，他的嗓音偶然流露的权威性，给第二天早晨的新闻报道定下了基调。

那些报道多半是噩梦——稀奇古怪、不得要领、热情虚妄，而且无中生有。当米凯利斯在接受调查时，他的证词曝光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忌，我以为整个故事很快就会在黄色小报上添油加醋地和盘托出——可是凯瑟琳，本来可以说出一切，却守口如瓶，并没吐露一个字。对于这件事，她表现出了惊人的个性——她那描过的眉毛下面，那双毅然决然的眼睛看着验尸官，发誓说她的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的姐姐跟姐夫在一起生活得幸福美满，还说她的姐姐没有任何出轨行为。她说得很真切，连她自己都相信了，还用手巾捂着脸号啕大哭，仿佛她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暗示和联想。因此威尔逊就被归纳为一个“由于悲伤而精神失常”的人，使得这桩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形式，这样也就结案了。

然而，这件事的整个这一部分似乎都很模糊，也无关紧要。我发现自己站在盖茨比这一边，而且独自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告这场惨案的那一刻起，每一种关于他的猜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人们都来问我。起初，我很惊讶而又困惑，后来的一个又一个小时，当他躺在自己的房子里一动不动、不呼吸、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了我在负责，因为其他人都不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是那种带着强烈的个人利益的兴趣，而对于这种利益，大家最终都拥有某种模糊的权利。

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后，我就给黛西打了电话，本能地、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可是那天下午她和汤姆早早就出门了，随身还带着行李。

“没留下地址吗？”

“没留。”

“说过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说。”

“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我怎样才能和他们联系上呢？”

“我不知道。不好说。”

我想找个人来照料他。我想走进他躺着的那个房间对他保证：“盖茨比，我会找个人来照料你。别担心。就信任我好了，我会找个人来照料你……”

电话簿里没有迈耶·沃尔夫希姆的名字。管家把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地址给了我，我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查询，可是等我得到电话号码的时候，时间早就过了下午五点，那边没人接听电话了。

“再转接一次好吗？”

“我已经转接过三次了。”

“有很重要的事情啊。”

“对不起，恐怕那边没人了。”

我回到客厅，那里突然挤满了官方人员，一瞬间，我还以为他们是不速之客。但是，当他们拉开床单，瞪大眼睛看着盖茨比的时候，他的抗议继续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老伙计，听着，你得找个人来照料我。你得努力去找啊。我无法独自经历这样的孤独。”

有人开始向我提问，我却摆脱了对方而上楼去，匆匆浏览他的书桌那些没有锁上的抽屉——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过我说他的父母去世了。但是那些抽屉里面没留下一丝线索——只有挂在墙上的那张丹·科迪照片，那是一个早被遗忘的狂暴生活的标志，盯着下面。

第二天早晨，我派管家带着一封信前往纽约去找沃尔夫希姆，打探相关消息，敦促他搭乘下一班火车赶来。我写信的时候，这样的请求似乎多余。我确信，当他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他就会动身赶来，正如我确信黛西会在中午之前拍来电报一样——可是，黛西并没拍电报来，沃尔夫希姆先生也没赶来，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没有什么人赶来。当管家带来沃尔夫希姆的回信，我开始产生了一种蔑视感，感到盖茨比和我之间的那种藐视性的团结可以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韦先生：

对于我，这个噩耗是我生活中最可怕的震惊，我几乎无法完全相信这是真的。那个家伙如此疯狂的行为，应该让我们大家都加以思考。因为我缠身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目前无法赶过来，我也不能牵扯到这件事情里面。稍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我效劳，请派埃德加送信来告诉我就是了。当我听到这样的噩耗，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震惊得完全不知所措。

您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希姆

下面又匆匆附加了一句：

请告知丧葬的安排等等，另外，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响起的时候，长途电话台说是芝加哥打来的，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的电话了，但电话接通以后，那边说话的却是一个男人，声音很细、很远。

“我是斯莱格尔……”

“是吗？”这个名字很陌生。

“让人惊讶的消息，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任何电报。”

“小帕克惹上麻烦了。”他急促地说，“他在柜台上递交证券的时候，他们把他给当场逮住了。就在五分钟之前，他们刚刚收到纽约来的通知，把号码给了他们。喂，你对此有了解吗？在这些乡镇，你始终没法预料……”

“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那边沉默良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是一声迅疾的抱怨，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是在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镇子拍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茨的电报。电报说发报人立马就动身，要求把葬礼推迟到他到达之后才举行。

来人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庄重的老头，很无助也很沮丧，在九月的这种温暖的日子就裹着一件廉价的长外套，激动的眼泪哗哗下淌，我从他手里接过提包和雨伞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停地拉扯他那稀稀拉拉的花白胡子，因此我很费力才帮他脱掉了外套。他都快要崩溃了，于是我就把他扶到音乐厅让他坐下，同时让人给他弄点吃的来。但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那颤抖的手中溅洒了出来。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他说，“这件事都刊登在芝加哥的报纸上，我立马就动身了。”

“我正不知道怎样通知您呢。”

他的眼神很空洞、茫然，不停地扫视房间。

“是个疯子干的，”他说，“他肯定是疯了。”

“您不想喝杯咖啡吗？”我劝慰他。

“我什么也不想要。我现在很好。请问您是……”

“卡拉韦。”

“呃，我现在很好。他们把吉米放在哪里？”

我带着他走进客厅停放他儿子的地方，然后就让他待在那里。一些小男孩爬上台阶，朝门厅里面窥探，当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很不情愿地离开。

过了一会儿，盖茨先生开门走了出来，嘴巴微微张开，脸上有点发红，眼里不时流下孤独的泪水。到了这把年纪，他再也不把死亡看作骇人听闻了，当他第一次环顾四周，看见门厅如此高大、辉煌，一个个大房间从这里展开，又通往其他房间的时候，他的悲伤又开始融合一种充满敬畏的自豪感。我把他扶到楼上的一间卧室，在他脱下外衣和背心的时候，我告诉他所有的安排都推迟了，等到他达到之后再进行。

“我当时不知道您想怎么操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茨。”

“——盖茨先生，我还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呢。”

他摇了摇头。

“吉米向来更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才上升到这个位置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吧，先生？”

“我们是亲密朋友。”

“你知道，他本来前程远大。他只是个年轻人，但在这里，他很有头脑。”

他令人难忘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我点了点头。

“假如他还继续活着，他肯定会成为大人物，成为像詹姆斯·J·希尔[詹姆斯·J·希尔（1838 —1916），加拿大裔美国铁路建筑家、金融家]那样的人，他肯定会有助于建设这个国家。”

“没错。”我难受地说。

他颤颤巍巍摸索着那床绣花床罩，想把它从床上扯下来，然后就僵直地躺下去，立即就睡着了。

那天夜里，一个显然受到惊吓的人打来电话，他先要求知道我是谁，然后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是卡拉韦。”我说。

“哦……”他如释重负地说，“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如此一来，盖茨比的墓前似乎就多了一个朋友。我不愿将此事登报，引来一群观光似的人，于是我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从他家里出发。我希望你能转告愿意参加的人。”

“哦，我会的，”他匆忙地脱口而出，“当然啦，我也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要是能碰到，我定会转告。”

他的语调让我怀疑了起来。

“当然，你本人要来哦。”

“呃，我当然会尽量来的。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

“等一下，”我打断他的话，“先确定你要到场如何？”

“呃，实际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正在格林威治[即格林威治村，在美国纽约市西区，住在这里的人多半是作家、艺术家等]跟一些人待在一起，他们当然期待我明天和他们在一起。实际上，明天有一场野餐之类的活动。当然，我将尽力推掉那边再过来。”

我禁不住发出一声“哼”，他肯定是听见了，因为他继续紧张地说：

“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问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我想知道能否麻烦管家给我寄过来。你知道，就是那双网球鞋，离了那双鞋，我的行动可真有点不方便。我的地址是经由B. F. ……”

我没等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挂上了电话。

此后，我为盖茨比而感到有些羞愧——我打电话去找的一位绅士，竟然还含蓄地暗示他的死是咎由自取。不过，那都是我的错，因为当初有些人喝够了盖茨比的酒就鼓起勇气大骂盖茨比，而这个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本来应该进一步了解，而不是打电话给他。

出殡的那天早上，我到纽约去见迈耶·沃尔夫希姆。我似乎用尽了种种办法都联系不上他。在一个电梯服务员的建议之下，我推开了那道有着“万字符控股公司”标志的门，起初里面似乎没有人，但在我徒劳地大喊了几声“喂”之后，一道隔板后面便爆发出了一阵争论声，很快，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就出现在里面的一个门口，用充满敌意的黑眼睛仔细打量我。

“人都不在家，”她说，“沃尔夫希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这句话的前面部分显然是在撒谎，因为有人在里面吹起了走调的《玫瑰经》口哨。

“请转告说卡拉韦先生想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拉回来，我有那个能力吗？”

就在此刻，一个嗓音，无疑就是沃尔夫希姆的嗓音，从门的那边叫了一声：“斯特拉！”

“把你的姓名留在书桌上吧，”她迅速说道，“他一回来，我就会转给他的。”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朝着我向前跨了一步，开始怒气冲冲地把双手在她的臀部上上下滑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认为自己随时都可以闯进这里，”她责骂道，“我们都厌烦得要命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

“哦……哦！”她又打量了我一番，“请您稍……请问您贵姓？”

她消失了。片刻之后，迈耶·沃尔夫希姆就庄重地站在了门口，伸出了双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用虔诚的嗓音说，对于我们大家，这都是悲伤的时候，他还请我抽雪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说，“那时他是一位刚退役的年轻少校，胸前挂满了在战争中获得的勋章。他穷得叮当响，不得不继续穿着军装，因为他买不起平常的便装。当他走进第四十三街怀恩布雷纳的弹子房去找工作，我第一次看到了他。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来吧，跟我一起去吃午饭。’我说。半小时之内，他就吃掉了价值超过四美元的食物。”

“是你让他开始做生意的吗？”我问道。

“让他？我造就了他呢！”

“哦。”

“我从零开始培养他，把他从水沟里面拉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英俊潇洒、颇有绅士派头的年轻人，当他告诉我自己是牛津毕业生，我就知道我可以很好地使用他。我让他参加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他在那里的地位一度还很高。他马上就到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首府]去给我的一个顾客办了一件事。在一切事情中，我们都那样亲密无间……”他举起两根球茎状的指头，“……总是在一起。”

我想知道的是，这种伙伴关系是否也包括了1919年世界棒球联赛的那笔交易。

“现在他死了，”我片刻之后说，“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因此我想知道今天下午你是否想来参加他的葬礼。”

“我很想来的。”

“那就来吧。”

他的鼻毛微微颤动，他摇头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不能来啊——我不能牵扯进去。”他说道。

“没有什么会牵扯进去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每当有人遇害，我无论如何都绝不愿意牵扯进去。我不会介入。我年轻的时候，情况则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无论是怎么死的，我都会陪着他们坚持到底。你也许觉得那是感情脆弱，但我的意思是——陪着他们痛苦地坚持到底。”

我明白，由于他自己的什么原因，他决定不来参加了，于是我就起身告辞。

“你是大学毕业生？”他突然问道。

片刻间，我还以为他打算提议一种“关系”，但他只是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让我们学会在一个人活着时表达友情吧，而不是等到他死后，”他提议，“在人死后，我自己的准则就是不去管任何闲事。”

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天色暗了下来，我冒着蒙蒙细雨回到了西卵。换了衣服之后，我就到隔壁去，发现盖茨先生在门厅里兴奋地走来走去。他对他的儿子及其财产的自豪感在不断增长，此刻他又要给我看什么了。

“这张照片是吉米给我寄来的。”他的手颤抖着掏出钱包，“瞧瞧。”

这是这座房子的照片，四角都裂开了，被很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向我指出每一个细节，“瞧瞧！”然后从我的眼里寻求赞美。他把这张照片频频示人，因此我认为照片比房子本身还要真实。

“这是吉米寄给我的。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漂亮，照得很好。”

“是照得很好。近来你见过他吗？”

“两年前，他回家来看过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那座房子。当然，当他从家里逃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现在我明白了他有自己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自从他获得成功，他就一直对我很慷慨。”

他似乎不情愿收起那张照片，在我的眼前又迟迟地举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衣兜里面掏出一册破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美国作家莫佛德于1904年创造的一个牛仔英雄角色]。

“你瞧，这就是他在孩提时代读的书。你看看就明白了。”

他翻开书的封底，转过来给我看。在最后的那一张空白页上，用印刷体写着“作息表”一词，日期是1906年9月12日。下面写着：

起床………………………………早晨6:00

哑铃锻炼及爬墙练习……………6:15 — 6:30

研究电学等等……………………7:15 — 8:15

工作………………………………8:50 —下午4:30

棒球及其他运动…………………4:30 — 5:00

练习演说、仪态及成功方式……5:00 — 6:00

研究有用的新发明………………7:00 — 9:00

总体决心

不把时间浪费在沙夫特家或者【一个名字，字迹难辨】

不再抽烟或咀嚼烟叶

每隔一天洗澡

每周读一本促人进步的书籍或杂志

每周存钱5美元【删掉】3美元

更加孝顺父母

“我偶然找到了这本书，”老头说，“你看看就明白了，对吧？”

“你看看就明白了。”

“吉米注定了要成功。他始终都制订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计划。你注意到他找到提高自己思想的方法了吗？他在那个方面始终很了不起。有一次，他说我像猪一样吃东西，我还揍了他一顿呢。”

他不情愿地把书合上，大声朗读了每一个条目，然后热切地看着我。我认为他很期待我把那个明细表抄下来，供自己使用呢。

快到下午三点的时候，路德教堂的一位牧师从法拉盛赶来了，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看着窗外，期待着有其他汽车驶来。盖茨比的父亲也一样。随着时间流逝，仆人们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等待，他开始焦急地眨眼，用一种忧心忡忡、不确定的方式说到外面在下雨。牧师看了手表好几次，因此我就把他拉到一边，请他再等半个小时。但这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大约五点，我们三辆车组成的队列抵达了公墓，在密密的细雨中停在大门旁边——第一辆是黝黑得可怕、湿淋淋的灵车，接着是盖茨先生、牧师和我坐的那辆豪华轿车，再后面就是四五个仆人和西卵的邮递员坐的盖茨比的那辆旅行车，大家都淋得浑身湿透。当我们穿过大门进入公墓，我听见一辆车停下的声音，接着是有人踏着湿透的地面，一路溅着水从我们身后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发现他在盖茨比的图书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啧啧称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场葬礼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雨水顺着他那厚厚的眼镜流了下来，为了看见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墓地上卷起来，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然后我试图回想一下盖茨比，可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能想起黛西既没拍电报来，也没送花来，但我毫无怨恨。隐隐约约之中，我听见有人在喃喃念出：“上帝保佑这位淋着雨的死者吧。”然后，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用勇敢的声音说：“阿门！”

我们陆陆续续地冒雨迅速走向汽车。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在大门旁对我说话。

“我没能赶到他家里。”他说。

“其他任何人都没能赶来。”

“不会吧！”他大吃了一惊，“唉，我的天！曾经有好几百人去那里参加他的晚会啊。”

他又摘下眼镜，把里里外外都擦拭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可怜。”他说。

我最生动的记忆之一，就是在圣诞时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在十二月的一天傍晚六点，在一个老旧的联合车站，那些前往芝加哥以外地方的人，会跟几个已经洋溢着假日气氛的芝加哥朋友小聚一下，跟他们匆匆道别。我记得从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生穿着的皮大衣，记得气息呼出来就冻结的气息的叽喳声，记得我们看见老熟人时在头上挥动的手，记得相互攀比收到的请柬：“你打算去奥德威家吗？去赫西家？去舒尔茨家？”记得我们戴着手套的手里紧紧抓着那长条形的绿色车票。最后还记得那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上的模糊的黄色车厢，在大门旁边的铁轨上看起来欢快得就像圣诞节一样。

当我们的火车离开站台，驶入冬夜，那真正的雪、我们的雪就开始在两旁伸向远方，迎着车窗闪烁，威斯康星州的一个个小站暗淡的灯光一晃而过，一种强烈而野性的寒气出现在空中。我们吃完晚饭回来穿过寒冷的通廊时，深深地呼吸这种寒气，在一小时奇异的时间里，难以言喻地意识到我们跟这片乡土的共生性，此后我们才重新难以察觉地融入其中。

那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也不是大草原，更不是失落的瑞典人镇子，而是我青春的颤动的、还乡的火车，是霜冻的黑暗中的街灯和雪橇的铃铛声，是灯光照亮的窗户投射在雪地上的冬青编织的花环。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些漫长的冬天的感觉而有点严肃，因为在卡拉韦家长大而有点自满——好几十年来，在那个城市，人们的居所依然用家族姓氏来称呼。我现在明白了：这终究是一个西部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和乔丹还有我，全都是西部人，或许我们拥有某种共同的缺陷，难以捉摸地让我们无法适应东部生活。

即便是在东部最让我激动的时候，即便是在我最敏锐地意识到它优越于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无趣、蔓生、膨胀的镇子，那些只有孩子和很老的人才免于无休止调查的镇子的时候——即便是在那时，它也始终对于我具有一种失真的性质。尤其是西卵还容纳在我那更稀奇古怪的梦里。我把它看作埃尔·格列柯[埃尔·格列柯（1541—1614），希腊裔西班牙宗教画画家]的一幅夜景画：上百座房子，既传统又怪异，蹲伏在阴沉、低垂的天空和暗淡无光的月亮下面。前景中，四个严肃的男人穿着大礼服，沿着人行道一路前行，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身着白色晚礼服、酩酊大醉的女人。她的一只手在一边耷拉下来，闪烁着珠宝发出寒光。那些男人严肃地拐进一座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女人姓甚名谁，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就那样让我不得安宁，扭曲得让我的眼睛无法矫正。因此，当焚烧枯叶的蓝色烟雾袅袅上升到空中，当寒风把晾晒在绳子上的湿衣物吹得僵硬，我就决定回家了。

我离开之前，还要去做一件事，一件尴尬、令人不愉快的事，这件事也许最好是放任不管，但我想把事情都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不是希望让那乐于助人、冷漠的大海来扫走我留下的垃圾。我去见了乔丹·贝克，详详细细地谈了共同发生在我们俩身上的事情，以及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她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聆听我说话。

她穿着高尔夫球服，我记得自己认为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得意扬扬地稍稍抬起，她的头发呈现秋叶的颜色，她的脸跟她放在膝盖上的无指手套颜色相同。当我讲完，她告诉我说她跟另一个男人订婚了，并对此未作评论。我怀疑，尽管有几个她一点头就可以结婚的男人，但我还是故作惊讶。一瞬间，我疑惑自己是否在犯错误，然后我迅速重新思量了一遍，就起身告辞了。

“不管怎么说，你都把我给甩掉了，”乔丹突然说，“你那天在电话上就把我给甩掉了。现在我对你毫不在乎了，可对于我，这是新的经验，我暂时感到有点头晕。”

我们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她又说了一句，“我们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开车的对话吗？”

“哎呀，记不太清楚了。”

“你当时说，一个糟糕的司机只有到她遇见另一个糟糕的司机时才会安全？呃，我不是遇上另一个糟糕的司机了吗？我是指我粗心地做出了这样一次错误的猜测。我还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诚实、正直的人呢，我还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豪的事情呢。”

“我三十岁了，”我说，“如果我再年轻五岁，我就可以对自己撒谎，并称之为荣耀。”

她没有回答。我对她生气，又有些爱恋，心里还感到惋惜，就转身离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南。他正沿着第五大道走在我的前面，姿态十分机警而富于侵略性，双手稍稍离开身体，仿佛要击退前面的障碍，他的脑袋不停地左转右动，以便适应他那双不安的眼睛。正当我放慢脚步，以免赶上他，他却止住了脚步，开始皱着眉头朝一家珠宝店的橱窗观望。突然间，他看见了我，便往回走，向我伸出手来。

“尼克，怎么啦？难道你不愿意跟我握手了？”

“是的。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尼克，你疯了吧，”他赶紧说，“疯得可怕了。我不知道你究竟怎么啦？”

“汤姆，”我问道，“那天下午你究竟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我知道我果然猜中了威尔逊失踪的那几个时辰所发生的事情。我开始掉头就走，可是他跟着我迈出了一步，一把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对他说的实话，”他说，“他当时来到我家门前，而我们正要离开，当我让人传话下去说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试图强行冲上楼来。如果我不告诉他那辆车的主人，他就疯狂得要杀死我。在我家里的分分秒秒，他都把手插在衣兜里面，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突然中断了话语，充满了挑衅，“我告诉了他又怎样呢？那家伙完全是咎由自取的。他欺骗了你，就像他欺骗了黛西一样，但他是个意志顽强的家伙。他撞死默特尔，就像撞死条狗一样，连车都不停下来。”

我无话可说，除了一个说不出来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你真的别以为我就没有遭受痛苦——告诉你吧，当我去退掉那套公寓，看见他妈的那盒狗饼干还搁放在橱柜上，我就一屁股坐下来，像婴孩一样放声大哭起来。老天作证，这多么可怕……”

我无法原谅他或者喜欢他，但我明白，对于他，他所干的事情完全是正当的。这一切都非常粗心而混乱。汤姆和黛西，他们都是粗心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还让人崩溃，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中，或者退缩到自己无限的粗心中，要不就退缩到那让他们不分开的所有一切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

我和他握了握手。不握手似乎就太傻了，因为我突然感到自己仿佛在跟一个孩子说话。然后，他就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许只是去买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那种外乡人的神经质。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别墅依然空着——他草坪上的青草长到跟我一样高了。村里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载着客人经过时，都要在大门前停一下车，朝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车祸的那天晚上，正是他载着黛西和盖茨比前往对面的东卵，也许他对此凭空想象出了一个故事。我不想听到他说的话，因此我下火车的时候刻意避开了他。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的那些闪烁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晚会，我记得多么栩栩如生，因此我还能听到音乐和笑语隐隐约约而又连续不断地从他的花园中传过来，听到那些小车在他的车道上来来往往。有一天晚上，我确实听到真有一辆汽车的声音，看见车灯照射在他前门的台阶上，但我并没有去探究。大概那是最后一个客人刚从世界的尽头归来，却不知道这里的晚会早已曲终人散。

在最后的那个晚上，我把箱子准备停当，把车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再次走过去看看这座充满混乱和失败的大房子。白色大理石台阶上，有一个猥亵的词，是某个男孩用一块砖涂鸦上去的，在皎洁的月光下十分醒目，于是我就将它擦掉了，用鞋子擦刮在石头上，发出那种锉磨的刺耳声。然后我漫步到下面的海滨，展开四肢躺在沙滩上。

现在，海岸的大别墅多半已经关闭了，除了一艘渡船越过海峡时移动的模糊光亮，四周几乎没有一丝灯光。当月亮升上更高的天空，那些无关紧要的房子就开始消失，直到我渐渐意识到这个古老的岛屿曾经为荷兰水手的眼睛而绽放出鲜花——新世界清新、绿色的胸膛。它那些消失的树木，那些给盖茨比的别墅让路的树木，曾经怂恿、煽动，低声回应人类最后的、最伟大的梦想，在一个倏忽即逝的着魔似的瞬间，人类肯定在这片大陆面前屏住了呼吸，被迫进入一种他既不理解也不渴望的审美沉思之中，有史以来最后一次面对着跟他那惊奇的能力相称的东西。

当我坐在那里，念念不忘那个陌生的老世界的时候，我就想起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表现出的惊奇。他历经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他的梦似乎已近在咫尺，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把那个梦丢在身后，就丢在城市那边的那一大片模糊之中的某处，在那里，夜色之下，黑沉沉的共和国田野向前起伏着延伸。

盖茨比信奉那盏绿灯，那一年又一年在我们面前渐行渐远的极乐的未来。那么，它躲避我们，但那并没有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把我们的手臂伸得更远……在一个美好的早晨——

于是我们奋力逆水行舟，又注定要不停地退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