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让孩子更具复原力

另一种选择  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亚当•格兰特


另一种选择

这幅画精细地描绘了两个南卡罗来纳的孩子,创作者是获奖画家蒂莫西·钱伯斯(Timothy Chambers)。蒂莫西从事绘画职业30多年了,他可以用油画颜料、木炭和蜡笔生动地画肖像画和风景画,但他耳聋的程度达到了70%,而且在视力上接近盲人。

如果蒂莫西给你画像,他看着你的眼睛时就看不清你的嘴。他没法看到全景,只能一点儿一点儿扫描模特,尽可能多地记住细节,然后通过记忆填补被眼睛遗漏的东西。“好的绘画就是许多好决策的总和。”他解释说。

蒂莫西患有遗传疾病尤塞氏综合征,他的症状很早就显现出来。5岁时,蒂莫西已不得不全天戴着助听器;上高中时,晚上走路如果朋友不提醒他“躲开”,他就会撞上树枝。在蒂莫西30岁时,眼科医生把他转诊给一位专家,专家诊断出了他的病,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病没法治。医生的建议很直率:“你最好换个职业。”

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建议后,蒂莫西经常会恐惧到什么都做不了,他还经常做噩梦。一次,他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了一幅炭笔肖像,他的儿子走进来问道:“你为什么用紫色画?”蒂莫西再也分不清紫色和灰色了,于是他寻找让自己的知识发光发热的其他方法。之后,他在线教绘画,结果得到了热情洋溢的好评,有的学生甚至隔着半个地球,凌晨两点找他求教。一天,蒂莫西的妻子金看到亚当关于复原力的演讲,觉得他好像在说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发邮件给亚当,说蒂莫西是“我认识的最具复原力的人”。

亚当想知道蒂莫西的复原力源自何处,蒂莫西说最初来自他的父母——蒂莫西的父亲总能够将痛苦的事情改头换面。蒂莫西儿时,有天他回到家,难过地说同学们都盯着他的耳朵,问他耳朵里塞的是什么东西。蒂莫西的父亲告诉他,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蒂莫西就要按着他的助听器,向空中击拳并大喊:“小熊队在第九场比赛中已经打成了2∶1!”之后蒂莫西尝试了这个方法,结果同学们都羡慕他可以边上课边听比赛直播。在高中,一次约会结束时蒂莫西和女孩吻别,但助听器开始发出很响的蜂鸣声。他的父亲得知后告诉他不要担心:“这个女孩可能正对她妈妈说:‘以前和男生亲吻,我看到过烟花,但从来没有听到过警报。’”

蒂莫西听从父亲的建议,学会了以幽默应对尴尬。同时,他发现他对自己残疾症状的反应也会影响其他人,这意味着他可以控制别人对他的看法,重塑这些关键时刻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他说:“有这样的父亲真是我的福气——当我觉得自己很蠢的时候,他让我变得更强大,教给我方法去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

戴夫去世后,我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会失去快乐。我童年时的好朋友明迪·莱维13岁时,她的母亲自杀身亡。那天晚上,我睡在明迪的房间里,拥抱着痛哭的她。30多年后,她是我在墨西哥的医院里第一个打电话联系的朋友。我歇斯底里地在电话里尖叫:“告诉我,我的孩子不会有事!告诉我,他们会没事!”一开始,明迪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当她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肯定地告诉我:“孩子们会好好的!”那一刻什么话都不能安慰我,但我知道明迪已是一个快乐有爱的成年人。看到她多年来一步步拥有了正常的生活,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也能拥有幸福。

从墨西哥飞回美国后,我记得母亲和妹妹在机场接我,眼泪从她们的脸上滑落,她们搀扶着我上车。我不知道怎样告诉年仅7岁和10岁的孩子们,他们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回来的路上,玛恩提醒我,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卡罗尔·盖纳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很会安抚悲痛的孩子。于是,我给卡罗尔打了电话。她建议我先告诉孩子们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然后简单、直接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她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向他们保证生活中的很多方面还会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有其他家人,还会和朋友一起去学校。她让我按她的建议来回答孩子们的问题,他们可能会问“如果妈妈也死了怎么办”。我很感谢她让我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因为我女儿一上来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卡罗尔建议我不要做出错误的承诺,不要承诺我会永远活着,而是要告诉他们,英年早逝并不经常发生。她提醒我,要反复对孩子们说我爱他们,我们会一起面对不幸。

我走进家,女儿像平常一样问候我。“嗨,妈妈。”她说完就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了。我僵在那里。儿子立即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你怎么回来了?”他问,“爸爸呢?”我和我的父母、妹妹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父亲有力的手臂搂着我的肩膀,想要保护我,像他一直做的那样。我终于鼓起勇气说道:“我有一个很糟糕的消息,你的爸爸死了。”

儿子接下来的尖叫和哭泣声直到今天依然萦绕在我身边——它和我心里发出的尖叫和哭泣声共鸣着。什么痛也比不上那一刻的痛,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会颤抖、喉咙发紧。这一切太可怕了,但我们挺过来了。我绝不希望任何人获得这样的人生洞察,但它确实是洞察。

虽然孩子们遭受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但他们依然很幸运;虽然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的父亲回来了,但我们的环境为这样的孩子提供了帮助。很多遇到悲剧事件的孩子都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中国城市地区,有许多孩子处于贫困;而在乡村地区,这一比例更高。在美国,1/3的黑人孩子、将近1/3的拉丁裔孩子、43%的单身妈妈的孩子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父母中有一位入狱的孩子超过了250万,很多孩子患有严重的疾病,还有很多孩子被忽视、被虐待,或者无家可归。研究表明,严重的伤害会阻碍儿童智力、社交、情绪和学术方面的发展。

我们应给予孩子安全、支持和机会,帮助他们获得发展,尤其是在遭遇人生不幸时。早期的全面干预很重要。在“创伤敏感学校”,比如美国东帕罗奥图的小学,教职员会接受培训,他们能识别出压力对孩子们的有害影响。有些孩子行为不端时,他们不会受到指责、羞辱或严厉的惩罚,学校会确保他们有安全感,这样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学习。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和危机支持服务,同时为他们的父母提供教育指导。

众所周知,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发展,更早提供支持则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美国,经过严格的实验,护士家庭合作计划证实家庭对孩子的投入非常有价值。在贫困家庭,如果妇女从怀孕到孩子两岁期间能够得到家访和咨询,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些孩子被虐待和忽视的情况将减少79%。在这些孩子15岁时,他们犯罪的概率只是同龄人的50%,而且他们的母亲接受现金援助的时间也不会超过30个月。像这样的计划有助于在家庭中培养孩子坚毅的性格。除了保持道德正确之外,这些投入在经济上也很有意义:每投入1美元能够产生大约5.7美元的收益。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具复原力,这样他们就有能力克服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难。复原力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快乐、更多成功,也会使我们更健康。正如亚当教给我以及蒂莫西的父亲本能地认识到的,复原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格特质,它是每个人一生的事业。

培养复原力取决于孩子所拥有的机会和他们与父母、照料者、教师、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帮助孩子形成4个核心理念开始:(1)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具有一些掌控力;(2)他们能够从失败中学习;(3)作为人类,他们的存在很重要;(4)他们具有可依赖、可分享的真正的优势。

这4个理念真的会影响每一个孩子。一项研究对几百个处于风险环境的孩子进行了为期30年的追踪研究,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极度贫困、成年人酗酒或心理疾病等情况,2/3的孩子到青春期和成年期时会出现严重的生理及心理问题。尽管经历了各种困苦,但其中1/3的孩子会成为“有能力、有自信、有爱心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心理问题。这些具有复原力的孩子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强烈的掌控感;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者;他们不会把消极事件视作威胁,而是视作挑战,甚至是机会。这同样适用于没有风险的孩子:最坚韧的孩子知道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照料者也表达了清晰且一致的期望,让他们感到人生有条理、可预测,这更增强了他们的掌控感。

凯西·安德森让我领略到掌控感的强大作用。我最初是通过凯西的英勇事迹认识她的——她致力于在迈阿密拯救在性交易和性虐待中受害的青少年。凯西创建了一个名为“改变你的处境”(Change Your Shoes)的项目,帮助年轻女性认识到过去的创伤并不能决定她们的未来。凯西说:“她们觉得自己的选择很有限。像我一样,大多数女孩遭受过虐待,因此觉得自己无法掌控生活。我的目标是让她们明白,她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一切束缚她们的东西。她们可以每天前进一小步,一点点让生活变好。我鼓励她们改变自己的处境,认识到她们仍可以做出选择。”

在一家收留中心的客厅里,我和凯西参加了一次小组讨论。在那里我认识了杰伊·弗朗索瓦,一位15岁的母亲,她把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抱在腿上。杰伊描述了在家里被虐待的恐惧——她离开家,结果又成为性交易的受害者。作为回应,凯西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她如何被养父虐待,离家出走,如何自杀未遂。凯西告诉女孩们,当意识到她唯一的出路是接受教育后,她的人生便彻底改变了。

凯西让女孩们一起分享她们的梦想。一个女孩说,她想成为艺术家。另一个女孩说,她想成为律师,帮助像她一样的女孩。还有的女孩想经营非营利机构,为有困难的女孩提供庇护。杰伊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之后,凯西让这些女孩把有助于实现梦想的目标写下来。所有女孩都写下了相同的内容:她们需要完成学业。接下来,凯西让她们分享,为了达成目标,她们今天必须做什么,以及明天、后天必须做什么。一个女孩说“取得好成绩”,另一个女孩说“找一所高中,注册入学”,杰伊说“努力学习”。从那以后,杰伊排除万难,完成了高中学业,又进入大学深造。她说:“现在,我觉得未来就在我的手上——我的未来就是成为我女儿的好妈妈,给予她美好的未来。”

第二个影响孩子复原力的理念是“他们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发现,当儿童具有成长心态而非固定心态时,他们才能更好地应对逆境。固定心态意味着把能力看成一种与生俱来的或天生不具备的东西。例如,“我是数学奇才,但没有喜剧细胞”。但是,如果孩子拥有成长心态,他们会认为能力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他们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例如,“我可能不是个天生的演员,但只要认真排练,进行刻意练习,我就会在舞台上表现出众。”

孩子会养成固定心态,还是成长心态,一部分取决于父母和老师给予他们何种类型的表扬。在实验中,德韦克的团队把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在考试后分别给予他们不同类型的积极反馈。结果,被称赞“聪明”的孩子在后来的考试中表现变差,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才智看作固定不变的特质。当“聪明”的孩子遇到困难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他们不是尝试完成更难的测试,而是直接放弃了。但是,如果孩子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那么在做有挑战性的测试时,他们会更加努力。

德韦克和她的合作者证明,成长心态可以较快习得,而且效果惊人。有辍学风险的学生在线完成了一个强调能力可以被培养出来的练习后,他们的学业表现也改善了。大学新生在迎新会上完成同样的练习后,其中黑人学生、拉美裔学生以及父母是第一代美国移民的学生的辍学风险降低了46%。他们的学业困难似乎不再是个人的、持久的,像其他背景的学生一样,他们更有可能完成学校的课程学习。如果再配合高质量的教育和长期支持,这类计划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如今,帮助孩子培养成长心态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大家在实践中做得并不好,知行存在着明显差距:很多父母和老师知道这个理念,但没有成功地运用它。还有我自己,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有时也做得不够好。当女儿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时,我仍会脱口而出“干得好”而不是“我很高兴你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前斯坦福大学院长茱莉·利斯科特–海姆斯建议所有的父母让孩子们知道,困难就是我们的成长方式,她称之为“正常化斗争”。当父母把失败看作学习机会,而不是需要回避的难堪之事时,孩子们更有可能主动迎接挑战。当孩子在数学上遇到困难时,你不要说“也许数学不是你的长项”,德韦克建议应该说“你觉得数学难,说明你的大脑在成长”。

第三个影响孩子复原力的理念是“他们的存在很重要”:要知道很多人在关注你,关心你,依赖你。很多父母会很自然地表达这种思想——他们认真聆听孩子说话,表现出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想法,并帮助孩子和其他人建立起牢固、安全的依赖关系。一项对2 000多名11岁到18岁的青少年进行的研究显示,很多孩子都曾遭遇重大不幸,但其中认为自己很重要的孩子出现低自尊、抑郁和自杀想法的可能性也较低。

在受歧视的群体中,孩子很难形成“我很重要”的想法。年轻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编者注](LGBTQ)受到霸凌和骚扰的比例很高,很多人在家、在学校得不到成年人的支持。年轻的同性恋、双性恋尝试自杀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4倍,1/4跨性别年轻人称他们曾试图自杀。在特雷弗计划(Trevor Project)中,年轻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可以用短信和电话的方式免费进行咨询。马特·赫尔曼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特雷弗热线志愿者,他强调说,知道有人关心自己,哪怕是陌生人,也能让他们有活下去的理由。“一些打来电话的孩子只有14岁,他们很害怕,他们只想知道有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并不孤单。”他解释说:“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情况就是这样。”在4年的志愿服务中,马特会热情地问候对方,但打来电话的人经常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就像在一个实验里,受试者明明知道按一个按钮可以让噪声停止一样,打来电话又立即挂断的年轻人就是在查看那个按钮是否管用。一段时间后,很多孩子听到志愿者令人安心的声音,会鼓起勇气和他们交谈。“很多人会反复打来电话,你会和他们成为朋友。”马特说。

成年人应该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很重要。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焦虑和抑郁问题。在参加营地活动时,他做了个机器人。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一些爱欺负人的坏孩子把它毁掉了。一个坏孩子对他说:“你就是垃圾。”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他的作品不重要,他这个人也不重要。在学校里,这个孩子不愿意打棒球,也不愿意和其他孩子交流,因为他觉得同学们会取笑他。“他穿着连帽衫,坐在后排,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孩子的母亲告诉我。

当他的老师开始每周找时间和他交流时,情况便发生了转变。这位老师帮助他和其他孩子接触,他开始交朋友了。老师还提供了一些小建议,让他加入午餐时玩游戏的小组,给同学发邮件,邀请他们到家里玩儿或看电影。同时,老师会跟进,强化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这位老师会给他控制权,也会让他清楚地知道,她在照看他。这位老师让他知道,她在关注他,他很重要。当学校来了一个新同学时,这位老师便鼓励他们交朋友。结果,这两个男孩通过卡牌游戏交往起来,成为好朋友。

孩子的母亲告诉我:“就像太阳照进了我们家。”她又补充说:“什么事都不容易,我很高兴我们找到了好方法,包括冥想。而且,关心他的老师、和他交往的朋友都起了很大作用。”由此可见,感到自己很重要能够抵消外部的霸凌和内在的焦虑。

在丹麦,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很重要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在每周被称为克拉森时间(Klassen Time)的一小时里,学生们会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帮助。丹麦的孩子从6岁开始每周都要进行这样的活动,直到高中毕业。为了让活动更有吸引力,学生们每周轮流带蛋糕。当有人提出自己的问题时,其他人会认真倾听;当有人寻求建议时,其他人会觉得自己能帮助他人。倾听他人的观点,反思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周围的人,这有助于孩子学习共情。这种方式让他们学会了这样思考:“其他人有什么感受?我的行为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感受?”

坚毅的孩子持有的第四个信念是,他们拥有可以依赖和分享的优势。在印度最贫穷的地区,被称为女孩优先(Girls First)的坚毅计划改善了青春期女孩的身心健康。2009年,女孩优先计划首先在比哈尔邦开启试点项目,在那里,95%的女性接受的教育不足12年,将近70%的女性在18岁时怀孕。该计划旨在教导这些女孩发现并发挥自己不同的性格优势——从勇气到创造力,从公正到善良,从谦逊到感恩。她们每周参加一个小时,且活动持续6个月,这让女孩们的情感坚毅性大大提高。在一次学习中,一个名叫瑞图的八年级女孩了解到勇敢是她的优势之一。之后不久,她成功阻止了一个男孩对她朋友的骚扰。当她的父亲想把她九年级的姐姐嫁出去时,瑞图站出来,并成功阻止了她父亲的行为。

此外,史蒂夫·利文斯还创建了“女孩优先计划”。在一场严重的车祸中,他所幸没有受伤,当时他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史蒂夫说:“我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在女儿出生前死掉,这一切改变了我。”女儿出生后,史蒂夫充满了感恩,他想帮助其他孩子,于是接管了勉强维持经营的非营利机构柯斯顿(CorStone),并集中精力发展像“女孩优先”这样的计划。他第一年的目标是帮助100名印度女孩。6年后,这项计划已帮助了55 000名女孩。史蒂夫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点亮一盏灯。这些女孩常说没人告诉她们,她们是有优势的。”

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帮助这些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则至关重要。亚当的一名研究生凯文·阿塞玛尼9岁时,他的父亲对母亲施暴,导致母亲脑死亡。之后,凯文挺过来了,他说:“尽管我失去了母亲,但从来没有丧失她对我的信心。”母亲让凯文懂得,他很重要。之后,凯文朋友的父亲强化了这种理念,他还帮助凯文申请学校,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米尔顿·赫尔西学校的使命是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要给予孩子们最好的教育。米尔顿·赫尔西学校有非常棒的老师,而且凯文也有机会得到高等教育:如果助学金不足以支付凯文的大学学费,米尔顿·赫尔西学校会为他支付剩余的学费。

在学校,老师帮助凯文发现并发展了他的优势。一位老师鼓励他学习长号,于是,音乐成了他的救星,给予他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过上让他的母亲自豪的生活。上初中时,凯文成为他所在社区最棒的长号演奏者之一。然而,进了高中,凯文常受同学欺负——他是年级里个头最矮的男孩之一,很容易成为被欺负的目标。高年级学生总是暴揍他,在走廊里取笑他,传播他的谣言。当他在赛前动员会上讲话时,他们又喝倒彩,把他哄下台。

高中第二年新生入校时,凯文找到了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力量——他迎接新生,为那些受欺凌的同学提供支持。而且,他还和新生分享他的音乐。到高三时,很多学生记住了他的歌。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享有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的殊荣。凯文告诉我们:“音乐教会我如何从逆境中振作起来,在这方面,音乐胜过一切。经历了家庭破碎的悲剧、在学校被欺凌,以及和女友分手这样的蠢事后,正是音乐把我的精力引导到积极的事情上。音乐改变了黑暗。”

此外,老师也和学生一样,能够从成长心态中获益。从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者已经证明,如果一位老师被告知,一些来自受歧视群体的学生具有成功的潜质,那么这位老师就会对他们另眼相待——他会帮助这些学生从失败中学习,为他们设定更高的期望,给予他们额外的关注,积极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优势。这也有助于让这些学生更自信、更加努力地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

得到适当的支持后,理念便能激发行为,并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如果相信自己能从失败中学习,那么你的防御性就不会那么强,而是更加开放。相信自己很重要,投入较多时间帮助别人,会使你变得更重要。相信自己有优势,你会开始看到运用它们的机会。

当孩子面对创伤时,那些有助于培养孩子复原力的理念会变得更加重要。据统计,美国有180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位。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孩子中近3/4的人说,如果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他们的生活会好得多。当被问到他们是否愿意用自己一年的生命换取已故的父亲或母亲多活一天时,超过50%的孩子表示愿意。

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失去戴夫让我的孩子悲痛欲绝,我也悲痛欲绝——他们的悲痛又让我心碎。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孩子刚知道他们的生活从此被改变时,依然有一线光明存在。当时,我儿子停止哭泣,感谢我回家陪他,也感谢我的父母和妹妹来到我家,这真是不可思议。那天晚上,当我安顿女儿上床睡觉时,她说:“我不只为我们难过,妈妈,我也为奶奶保拉和伯父罗伯难过,因为他们同样失去了他。”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还记得明迪的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她让我去她家陪她睡觉,后来却担心其他朋友会因此感到被冷落。即使在人生中最不幸的时刻,像明迪一样,我的孩子也能为他人着想,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几天后,我和孩子们拿着一大张纸和彩色马克笔坐下来。这些年来,我们会在他们放背包的小柜子的上方悬挂标牌和日程表。卡罗尔说这样做会给孩子稳定感,当他们的世界秩序被打乱时,这一点就更加重要。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建立“家庭规则”,我们把规则贴在墙上,提醒我们一些有益的应对机制。我们坐下来,一起写这份“家庭规则”。

另一种选择

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尊重自己的感情,不要试图压抑它们。我们一起写道:“可以悲伤,可以停止任何活动,哭一场;可以对依然有爸爸的朋友、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感到嫉妒和愤怒;可以对任何人说,我不想现在谈这件事。他们应该知道这不是我们应受的惩罚。”我希望孩子在暂时摆脱悲伤的时候,一定不要有内疚感,所以,我们约定可以开心欢笑。

人们经常对孩子的复原力感到吃惊。从神经学来讲,儿童比成年人更具神经可塑性,因此他们的大脑在面对压力时更容易适应。卡罗尔告诉我,儿童一次能够处理的强烈情绪的量是有限的,他们的“情感跨度”比较短,悲痛更多是爆发性的,并不持久。孩子有时会通过行为改变和玩耍来表达他们的悲痛,而不是通过语言。就像卡罗尔告诉我的,我的孩子会非常快地陷入悲痛,然后非常快地跳脱出来;他们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又跑去玩了。

我意识到,睡眠非常有助于我们熬过这段时期。当我年幼时,我的父母总是强调睡眠的重要性,但我觉得睡觉一点儿都不好玩。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多么正确。一个人在劳累时,身心都会变得很脆弱,变得暴躁易怒,缺少快乐的能量。而在逆境中,睡眠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调动内在所有的能量。因此,我监督孩子们按时上床睡觉。如果他们入睡有困难,我就会教他们数6次呼吸,就像我母亲教给我的那样。

我们的伤口还很新,我知道我们以后还会犯很多错误,所以,原谅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去年,我和女儿参加了女孩领导力工作坊,学到了“快速的双重道歉”法,它要求当两个人伤害到彼此的感情时,他们应马上互相道歉,原谅对方,也原谅自己。极度的悲哀和愤怒会让人变得心烦意乱,所以我们非常信赖这个方法。当情绪失控时,我们会马上说对不起,然后我们会互相“反射”:其中一个人解释是什么事令人心烦,另一个人复述一遍,并道歉。这种做法旨在告诉对方,“你的感受对我们很重要”。有一次,我女儿哭了,她说:“我不高兴,因为你们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都比我多。”我儿子和我立刻承认,这的确不公平。

我在努力帮助孩子们善待自己,不要因为生他人的气而自责,也不要因为嫉妒其他孩子,甚至嫉妒我还有父亲而自责。我逐渐认识到,教他们自我怜惜是培养成长心态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释怀昨天的悲伤,就能把今天看成崭新的一天。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发誓要这样做,就像做其他事情一样。

事情并不总是按部就班。戴夫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认识到为人父母是世界上最谦卑的职业,现在我不得不独自重新学习如何做个好妈妈。我的孩子需要应对他们的情绪,我也需要应对我的情绪,这使我做一些最基本的决定都变得困难起来。我和戴夫对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间一向控制得很严格,但当筋疲力尽的孩子为失去父亲而哭泣时,你怎么让他按时上床睡觉呢?当小问题成为大争执时,你是该坚持以前的行为标准,还是忽视这些,因为你也有同样的愤怒?如果你放任事情的发展,孩子是否会对朋友发泄情绪?他们的朋友还没长大,未必能理解和原谅你的孩子。我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犯了很多很多错误。

我要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我很欣赏母亲和她的朋友默尔提供的教养建议,并且会尽量遵照执行。我只说一次——保持平静。有时,无论我多么细心地筹划,计划依然会失败。一次,女儿拒绝离开家,拒绝和玛恩、菲尔、马克和普莉希拉一起去远足。其他人都在外面等着,我想努力说服她,许诺她一定会玩得很开心,但她就是不听。她坐在地板上,我拿她没办法,我达到了临床上所谓的“超级沮丧”的程度。菲尔走进来查看进展,发现我们俩都坐在地上啜泣。他开着玩笑,连哄带骗地让女儿站起来,加入了大家。普莉希拉也哄着我站起来和大家去远足。过了一会儿,我和女儿互相道歉,女儿在路上跑着,笑着。

现在,“家庭规则”依然悬挂在孩子的小柜子上方,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4个类别中都有“寻求帮助”这一项。我认识到,寻求帮助处于培养复原力的核心位置——孩子能够自如地寻求帮助,说明他们知道自己很重要。他们知道有人关心他们,愿意随时支持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而且通过寻求支持可以获得掌控感。他们将意识到,痛苦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情况会好转。卡罗尔让我明白,在我因为无法缓解或疗愈孩子们的悲痛而感到无助时,只要能陪伴他们、倾听他们,我就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在与自己的情绪抗争时,我也不清楚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怎样程度的悲伤才合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时常哭泣。一天,儿子对我说,我哭的时候他很难过,于是我开始强忍眼泪。当眼泪快涌出来时,我就会跑回自己的卧室,把门关上。一开始这似乎有帮助,但是几天后,儿子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你不再想念爸爸了?”为了不让他看到我的眼泪,我不再给他做行为的榜样,而那正是我希望他拥有的行为。我对隐藏自己的情绪表示道歉,又开始在他面前哭泣。

戴夫离开之后,我会不断地谈到他,这并不容易,我看到成年人会畏缩,好像这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然而,我非常渴望让有关戴夫的记忆保持鲜活,当我提到他的时候,仿佛他依然在场。我的孩子还很小,我意识到他们对父亲的记忆会渐渐模糊,这会让我心碎。所以,我有责任让他们记住他。

我的一个朋友在6岁时失去了父亲,她告诉我,成年后她试图拼凑记忆的碎片,想了解自己的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人。于是,我请戴夫几十个亲朋好友和同事通过录像回忆他。我的女儿和儿子再也不可能和他们的父亲交谈了,但有一天他们总会想了解自己的父亲,这时他们可以通过那些爱他的人去了解他。我还录下了孩子们对父亲的记忆,等他们长大,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对父亲有着怎样的记忆。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感恩节,我女儿看起来有些心烦,当我设法让她敞开心扉时,她告诉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爸爸,我在渐渐忘记他。”我给她看她回忆爸爸的录像,这很有帮助。

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家族历史有充分的了解,比如他们的爷爷奶奶在哪里长大,父母有着怎样的童年,那么他们会拥有更好的应对技能、更强的归属感。开诚布公地谈论积极的回忆,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回忆,都有助于培养复原力。分享一家人如何在顺境和逆境中不离不弃的故事尤其有效,这会让孩子感到他们与比自己更重大的事物相联结。就像写日记可以帮助成年人应对逆境一样,这些讨论也有助于孩子理解他们的过去,接受挑战。让每个家庭成员讲述自己的故事,能够提升他们的自尊,尤其是女孩。而且,一定要将不同的观点整合到连贯的故事中,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掌控感,尤其是男孩。

一个年幼时失去母亲的朋友告诉我,一段时间后,她觉得母亲变得不真实了——人们要么害怕提到他的母亲,要么把他的母亲理想化。我尽量让记忆里的戴夫保持真实:他有爱心、慷慨、有才华、有趣,总是笨手笨脚的。他经常把食物洒得到处都是,而且当他把东西弄洒时,他总是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当其他人情绪纷乱但我儿子却能保持平静时,我会说:“你就像你爸爸。”当女儿为受欺负的同学打抱不平时,我会说:“你就像你爸爸。”当他们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翻时,我也会这么说。

父母经常担心怀旧主题的谈话会让孩子伤心,但相关研究显示出相反的结果。“怀旧”(nostalgia)这个词源自希腊词语“nostos”和“algos”,意思是“返回”和“痛苦”。从字面上看,怀旧是当我们渴望昨日重现时感受到的痛苦。但心理学家发现,怀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愉快的。当人们回想一件美好的事时,他们会更快乐,感觉与他人的联结更紧密了,人生也更有意义,他们会更有动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不应忽视过去的痛苦,而是从现在开始就要留意它们。我的朋友德文·斯珀吉翁年幼丧父,对于如何给戴夫过48岁的生日,他提出了非常棒的建议——他让我和孩子们给戴夫写封信,然后装进气球,放到天上。

我发现,人们讲述戴夫生前的故事时,通常都能给儿子和女儿带去安慰。戴夫的弟弟马克告诉孩子们,戴夫拥有“快乐能量”,而且乐于分享快乐:“如果没有很多人参与,你们的爸爸也不会那么开心。”菲尔经常和孩子们说戴夫不吹牛、不自夸,他总是认真思考后才开口。我们都希望快乐而谦逊的戴夫能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我们在尽量充分利用选择B。

亚当告诉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一项计划,旨在帮助失去父母的孩子进行心理重建,其关键步骤之一是创建新家庭的同一性,让孩子觉得剩下的亲人依然可以构成完整的家庭单元。回头看戴夫去世最初几周、几个月里我们三个人拍的照片,我吃惊地发现,我们确实有一些快乐时光,比如孩子们和朋友们玩捉迷藏。照片很重要,因为我们不仅感受到快乐,还记住了快乐。戴夫的离开让我认识到录像是多么宝贵——在看他的照片时,我会渴望看到他在动,听到他说话。现在,我会尽可能多给家人录像。以前,我给孩子们录像时,他们会躲避,但自从通过看这些录像来记住他们的爸爸之后,他们开始对着摄像机微笑,对着它说话了。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计划还建议为新的家庭单元留出一起玩儿的时间,这样孩子可以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感到自己又是完整家庭的一部分了。一起玩儿的活动不应该是被动的,比如看电视,它必须是主动的活动,比如玩儿棋盘游戏或一起做饭——我们称之为FAF,它是“家庭大玩乐”的首字母缩写(Family Awesome Fun)。我儿子主动提出让妹妹选择第一次活动,之后,家庭大玩乐成了我们每周的传统,并持续了一年多。我们还发明了一种家庭加油助威的方式——我们仨挽着手臂,大喊:“我们很强大!”

我们仨还在适应只有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在不断应对、学习、犯错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无数次互相道歉。作为个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比其他时候更脆弱,但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变得更强大了。

戴夫去世近一年后,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儿子学校举办的音乐会。尽管我努力不去嫉妒别人,但看到其他孩子的爸爸都来观看他们的表演,这一切仿佛在生硬地提醒我,我和孩子们失去了什么,以及戴夫失去了什么。一到家,我就冲上楼哭了起来。不幸的是,当晚我还要去上班,还要为脸书的全球大客户主持一年一度的晚宴。客户们陆续到来,我依然无法恢复平静。儿子和我在一起,我告诉他我需要停止哭泣,然后下楼。他拉着我的手说:“妈妈,你走吧,即使你还在哭也没关系。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他又说道:“妈妈,他们可能也有让他们哭泣的事情,所以你应该做你自己。”

他在教给我那些我试图教给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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