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正要擦掉耳垂上的爽身粉，门铃响了。我走过去开门，看到一双紫蓝色的眼睛。这回她穿棕色麻纱，围一条红辣椒色的围巾，没戴耳环和帽子。脸看起来有点儿苍白，却不像曾经被人推下楼梯的样子。她对我露出迟疑的微笑。

“马洛先生，我知道我不该来打扰你。你可能连早点都还没吃。但我实在不愿到你的办公室，又讨厌打电话谈私事。”

“没问题。进来吧，韦德太太。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她来到客厅，坐在长沙发上，眼神茫然。她把手提袋在膝上放正，双脚并拢坐着，看起来一本正经。我开了窗，拉起活动百叶帘，从她面前的小几拿起一个脏烟灰缸。

“谢谢你。黑咖啡，不加糖。”

我走到厨房，在一个绿色金属托盘上铺一张餐巾纸。看起来像赛璐珞衣领一样低级。我把它揉掉，拿出一张跟三角小餐巾配套的须边衬布。这套餐饰跟大部分家具一样，是随房子出租的。我掏出两个沙漠玫瑰（沙漠玫瑰（Desert Rose），著名的瓷器品牌。）咖啡杯，倒满，把托盘端进客厅。

她啜了一口说：“很棒，你真会煮咖啡。”

“上回与人共饮咖啡，刚好在我入狱前。”我说，“我猜你知道我坐过牢，韦德太太。”

她点点头。“当然。你有帮助他逃亡的嫌疑，对吧？”

“他们没说。他们在他房间的一本便条簿上发现我的电话号码。他们问我话，我没答——主要是因为问话方式不当。不过，我想你对这些不会有兴趣。”

她小心地放下杯子，身体向后靠，对我笑笑。我请她抽烟。

“我不抽烟，谢谢。我当然感兴趣。我们有个邻居认识伦诺克斯夫妇。他一定是疯了。听来他不像是那种人。”

我把烟丝装进一个牛头犬式烟斗（牛头犬（bulldog）式烟斗外形粗犷，主要供户外使用，它有着菱形的斗钵和斗柄，其斗钵的最宽处常围绕着几条刻痕，此款烟斗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曾非常流行。），点上火。“我猜是这样。”我说，“他一定是疯了。他战时受过重伤。如今他死了，一切都成过去。我想你来不是要谈这件事的吧。”

她缓缓摇头，说：“马洛先生，他是你的朋友。你一定有坚定不移的看法。我想你是一个颇有决断的人。”

我将烟斗内的烟丝捣紧，又点了一次，同时从容不迫地隔着烟斗凝视着她。

“听着，韦德太太。”最后我说，“我的意见算不了什么。那种事天天有。最不可能的人会犯下最不可能的罪。慈祥的老太太毒死全家。健康正常的孩子犯下多起抢劫和枪击案。二十年记录完美无瑕的银行经理原来长期盗用公款。成功、受欢迎、应该很快乐的小说家喝醉酒，把老婆打得住院。我们连自己好朋友的行为动机都不太清楚。”

我以为她会大发脾气，结果她只嘟嘟嘴唇，眯起眼睛。

“霍华德·斯潘塞不该告诉你那件事。”她说，“都怪我自己。我不懂得躲开他。那次以后我已经知道绝不能去阻止一个喝醉的男人。你可能比我更清楚。”

“当然不能用口舌阻止他。”我说，“假如你够幸运，假如你有力气，偶尔可以防止他伤害自己或别人。连这也要靠运气。”

她静静地伸手拿咖啡杯和托碟。她的手跟她身上其他的部位一样迷人。指甲形状很美，涂得亮亮的，色调极淡。

“霍华德有没有告诉你这回他没见到我丈夫？”

“说了。”

她喝完咖啡，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回托盘，抚弄了汤匙几秒钟后开口说话，没抬头看我。

“他没告诉你原因，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喜欢霍华德，但他是支配欲很强的人，什么事都要管。他自以为有管理才华。”

我静静等着，没说话。又是一阵沉默。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转开，非常轻柔地说：“我丈夫失踪三天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来求你找他，带他回家。噢，以前也发生过。有一次他大老远开车到波特兰，在旅馆里生病，找医生来解酒。他跑那么远，居然没出问题，真是奇迹，他三天没吃东西。另外一次他在长堤的一家私人小疗养院，名声可能不太好。至今不到三个礼拜。他不告诉我名字和地点，只说他正在接受治疗，没有问题。可是他看起来很苍白，很衰弱。我看了一眼带他回家的男人——个子高高的小伙子，穿一件只有舞台或彩色音乐片中才看得到的考究牛仔装。他在车道上把罗杰放下，马上倒车开走了。”

“可能是度假牧场。”我说，“有些驯良的牛仔的每一分收入都用来买那种花哨的装备。女人为他们疯狂。他在那儿就因为这个原因。”

她打开皮包，拿出一张折好的纸，说：“我给你带来一张五百块钱的支票，马洛先生。你愿不愿意收下作为聘请费？”

她把折起来的支票放在桌上。我看了一眼，没碰它。“何必呢？”我问道，“你说他已经失踪三天了，让他完全清醒再灌点食物，需要三四天。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回来吗？还是这回有什么不同？”

“再这样他受不了的，马洛先生。他会送命的。间隔越来越短了。我担心得要死。不只担心，还很害怕。太不正常了。我们已结婚五年。罗杰一向好酒，但不是变态酒鬼。一定有事不对劲。我希望能找到他。昨晚我睡了不到一个钟头。”

“想得出他酗酒的理由吗？”

紫色的眸子定定地看着我。今天早上她似乎有点儿脆弱，但绝非孤苦无依。她咬咬下唇，摇摇头。“除非是为了我，”最后她近乎耳语说，“男人对妻子会日久生厌。”

“我只是业余的心理学家，韦德太太。我们这一行必须懂些心理学。看来他更可能是对自己写的烂作品生厌了。”

“很可能。”她静静地说，“我想所有的作家都会中这种邪。他真的好像不能把手头这本书写完了。不过，他不缺房租钱，又不是非写完不可。我想这个理由不充分。”

“他清醒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

她露出笑容。“噢，我的看法可能不准。我想他真的是非常斯文的人。”

“醉酒后呢？”

“很恐怖。聪明、无情又残忍。他自以为妙语如珠，其实是卑鄙。”

“你没提到暴力。”

她抬起茶褐色的眉毛。“只有一次，马洛先生。那件事已经被过度渲染了。我不可能告诉霍华德·斯潘塞。是罗杰自己跟他说的。”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动。天气看来会很热。其实已相当热了。我转动一扇窗户的窗帘抵挡阳光，然后单刀直入地跟她谈话。

“昨天下午我在《名人录》里查过他。他今年四十二岁，跟你是第一次结婚，没有孩子。祖上是新英格兰人，他在安多瓦尔和普林斯顿上的学。他入过伍，而且记录优良。他写过十二本厚厚的性爱与击剑类历史小说，他妈的每一本都登上畅销榜。一定赚了不少钞票。他如果对老婆生厌，看样子会直接说出来要求离婚。如果他跟别的女人胡来，你可能会知道，总之他不必用酗酒来证明自己心情不好。你们结婚五年，他当时是三十七岁。我想那个时候他对女人应该了解大半了。我说大半，因为没有人完全了解。”

我停下来看她，她对我笑笑。我没伤害她的感情，就往下说。

“霍华德·斯潘塞提出——根据什么我不知道——罗杰·韦德的问题出在你们结婚好久好久以前发生的事，现在后遗症出现，打击让他受不了了。斯潘塞想到勒索。你会不会知道？”

她缓缓摇头，说：“如果你是指罗杰付一大笔钱给什么人，我会不会知道——不，我不会知道。我不干涉他的账目。他就算送出一大笔钱，我也未必知道。”

“那没关系。我不认识韦德先生，无法了解他对别人敲竹杠会怎么反应。如果他脾气暴躁，可能会扭断那人的脖子。如果这个秘密会危及他的社交或专业地位，举个极端的例子，甚至招来执法人员，他可能会破财消灾——至少暂时会。但这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你希望找到他，你担心，而且不只是担心。那我该怎么找他呢？我不要你的钱，韦德太太。现在先不要。”

她又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两张黄黄的纸。看起来像折起来的信纸，有一页皱成一团。她把纸张摊平递给我。

“有一张是我在他桌上发现的。”她说，“深夜，也可以说是凌晨。我知道他喝了酒，知道他没上楼。两点左右我下去看他是否平安——有没有出大问题、有没有昏倒在地板上或躺椅上之类的。他不见了。另一张在字纸篓里，不如说卡在边缘没掉进去。”

我看看第一页，也就是没皱的那张。上面有一篇短短的打字稿，写着：

我不喜欢顾影自怜，不再有别人可以去爱。

罗杰（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韦德

另：

所以我老写不完《了不起的盖茨比》。

“你看得懂吗，韦德太太？”

“只是摆姿态。他一向崇拜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说菲茨杰拉德是自柯勒律治（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著名诗人。）以来最伟大的酒鬼作家，还嗑药。马洛先生，看这个稿子。清晰、匀整，而且没有错误。”

“我注意到了。大多数人喝醉酒连名字都写不清楚。”我打开揉成一团的那张。也是打字稿，也没有一点儿错误或者凌乱之处。这张上写道：

V医生，我不喜欢你。可是现在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还在看那张纸的时候，她开口说：“我不知道V医生是谁。我们不认识姓氏以V打头的医生。我猜上回罗杰去的地方就是他开的。”

“牛仔送他回来那次？你丈夫没提过任何名字——甚至地名？”

她摇摇头，说：“他什么都没说。我查对电话簿。姓氏以V开头的各类医生有几十个。何况也可能是名字不是姓。”

“很可能连医生都不是。”我说，“这就牵涉到现金问题。合法医生会收支票，江湖郎中却不会，怕变成证据。而且那种人收费不低。他们家的膳宿一定收高价。更别提针钱了。”

她似乎不懂，问道：“针钱？”

“私底下医生都会给患者注射毒品。这是应付他们最简单的办法。让他们不省人事十一二个钟头，等他们醒来就服服帖帖了。可是没有执照滥用麻醉药是会关进联邦监狱的。代价很高。”

“我明白了。罗杰可能带了几百块钱。他书桌里一向放着这么多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是临时起的怪主意吧。现在钱不见了。”

“好吧，”我说，“我试着找找V医生。我不知道怎么找，可是我会尽力。支票你带回去，韦德太太。”

“为什么？你不是有权——”

“以后吧，多谢。我宁愿管韦德先生要。无论如何他不会喜欢我要做的事情。”

“可是他如果生病，孤独无依——”

“他可以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或者叫你打。他没这么做，可见他不想。”

她把支票放进皮包站起来，一副孤零零的样子。“我们的医生不肯治疗他。”她沉痛地说。

“韦德太太，医生数以百计。可以让每个医生轮流给他治疗，而且其中大多数会留在他身边一段时间。现在医疗竞争很厉害。”

“我懂了。也许你说得对。”她慢慢走到门口，我陪她走过去，打开门。

“你可以自己叫医生。为什么不叫？”

她正好面对着我，眼睛亮亮的，依稀还有泪光。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尤物。

“因为我爱我丈夫，马洛先生。我愿意不计一切来帮助他。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假如他每次多喝了酒我就找医生来，这个丈夫也留不了多久了。你对成年人不能像对喉咙痛的小孩子。”

“如果他是酒鬼就可以。往往不得不这样。”

她站在我身边。我闻到了她的香味——也许是自以为闻到了吧。不是用喷嘴喷上去的香水味。也可能只是夏天的缘故。

“如果他过去有什么可耻的事，”她一个字一个字拖得长长地说出口，仿佛每个字都带着苦味。“甚至是犯罪，我也无所谓。可是我不会着手去查。”

“霍华德·斯潘塞雇我去查就没关系？”

她慢慢露出笑容，说：“你已证明自己宁愿坐牢也不出卖朋友，你以为我会期待你给霍华德别的答案吗？”

“多谢夸奖，可是我坐牢不是那个原因。”

她沉默半晌才点点头，说声再见，走下红木台阶。我望着她上了车——是一辆细长的灰色美洲豹，看来很新。她把车子驶到道路尽头，在那儿掉头；经过下坡时，她挥挥手套向我告别，小车子扫过转角，扬长而去。

紧挨着我家围墙处有一丛红色夹竹桃。我听见一阵翅膀拍动的声音，有一只布谷鸟幼雏开始焦急地叽叽叫。我发现它紧粘着顶端的树枝，猛拍翅膀，好像平衡有问题。墙角的柏树丛中传来一阵警告的尖鸣。叽叽声立刻停止，小胖鸟静下来了。

我走进屋里，关上门，让小鸟自己去上飞行课。鸟儿也必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