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惚有这样的记忆，出事的那天外公没有吃完碗里的午饭，拨到猫食盆里喂猫了，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那晚母亲很早就让我和哥哥去睡觉，半夜里我被各种动静吵醒，好像有人低声急促地说话，还有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再入睡的时候就睡得很浅，做了断断续续的噩梦。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预感，也许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看见家里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儿园。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等着我，把我带到灶头间，蹲下来搂住我说，外公死了。说着，她就哭了。那是我头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着她不放。等了一会儿，母亲松开我，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去到外公和姥姥的卧房。厚厚的窗帘紧关着，昏暗的光线里姥姥背靠枕头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岁。母亲说后来姥姥曾经吞别针，企图随外公一道去死，但是被抢救了回来。

外公死后的第二天，母亲送我去幼儿园，教我说，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鱼肝油，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鱼肝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鱼肝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外公，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记忆。一九八一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随身带走了家里仅存的几张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准备四年大学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纸、替换衣服、被单、字典和几本书籍，不知为什么外公的照片也在这箱生活必需品里。一旦有了剩余的钱，我就到一家叫 Arron Brothers的镜框店，买回几个“买一送一”的镜框，并用很宽的硬纸边衬托着，把那几张又小又黄的照片分别挂在墙上、放在我的书桌和床头柜上。

外公站在一个阳台上，身后有洋楼和花园。他身着浅色西装，梳着中分头，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目光却是十分坚定的。那是他相片里最年轻的一张，也许是在上海医学院期间？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打着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英俊潇洒。那是他出国留学之前，还是他刚刚留学归来？

外公和几个斯文青年，站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身后是一栋矮楼。外公身着西装大衣，戴着皮手套，个子比其他人高很多。这张照片背后写着：

一九四五年于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系药理室（重庆歌乐山）。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从衣服上看像是一九五〇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到北方讲学，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笑着，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一九六〇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为镜框擦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目光里充满抱负和理想。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样决绝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岁，据母亲说，他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而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外公死后三十九年，我才第一次跟母亲谈起外公。母亲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市药理学会要共同组编《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上医问她要外公的老照片，可她一张都没有找到，不知是“文革”期间都烧掉了，还是搬家的时候不见了。我说没有全烧掉，剩下的几张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母亲问，你那时怎么会想到带走他的照片？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外公过早终结的人生，是我一直解不开的一个谜吧。那天，母亲跟我说了很多外公的身世，直到天色慢慢暗下来。

外公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一九三七年他以全中国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 Sir John Henry Gaddum教授处学习，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一九三九年他接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九四〇年外公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当时不少英美实验室邀请他担任要职，但是他看到自己的祖国山河破碎，科学停滞不前，便毅然在一九四一年冒着德、日潜水艇偷袭的危险，乘远洋轮归国，回到上海医学院任教并从事科研。

跟外公结识的人都会提及他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儒雅的言谈和绅士的风范。人们觉得他一定出自名门，从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才养成了这样高贵的气质。其实，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来自他一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母亲说，上医图书馆管理员都知道，张昌绍教授是上医教授中看书最多的一位。外公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在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了德文和法文。一九五〇年代他开始自学俄文，并带领药理系的老师一起翻译了苏联药理学家阿尼契柯夫的《新药药理学》。在“文革”中，他在被强迫体力劳动的间隙仍抓紧时间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他逝世后，母亲在他卧室床头柜内，还发现了一大沓学习意大利文的札记。

对于自己专业范畴的知识，外公更是如饥似渴，在一切条件下坚持学习。他回国时，上海医学院已经搬到重庆歌乐山，那里环境非常艰苦，没有任何国外的医学杂志。外公靠过去在国外的同事寄给他微缩胶卷文献，来了解国际医学动态。

母亲和我谈话的那天下午，她给我看了两封外公写给他在歌乐山时期的助手周廷冲教授的信。写信时，周教授已去牛津大学进修，他们的通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周教授为了发表，将其翻译成中文。母亲说，这两封被周教授珍藏了几十年的信将会收入《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从这两封寄往大洋彼岸的信中，我感受到当年外公艰苦工作条件的细节、他的为人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它们成了我十分珍惜的文字。

第一封信

亲爱的周：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书和单印本，它们对我们非常有用。《微生物化学》的新版本读来引人入胜，现在我们愈来愈要具有化学头脑了。我也订购了一台华勃仪做酶的工作使用，我同时对组织培养也感兴趣，希望你尽可能在空闲时掌握这两门技术，另一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时常进行小白鼠和大白鼠肿瘤生长的研究。我希望他仍在药理学实验室，这样你可以从他那里学些技术，方法虽很简单，但很重要。

《热带病学和寄生虫学年报》的专刊对我们特别有用，因为我们正在继续研究抗疟药对鸡疟的疗效。从各方面看百乐君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我应当向英国科学家致敬。

吴珏医生已获教育部关于临床麻醉学的奖学金。他将在这一暑期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去，我本人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出国一次。这个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有张毅、易鸿匹。黄琪章医生和傅丰永先生仍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仍算中央卫生实验室的人。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我盼望你在这个暑假或这个冬天回来，我们将很快招收研究生。吴珏医生即将离开，张毅医生部分时间须花在药厂里，我们实在缺乏师资，你回来不仅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你那里学到不少新知识、新技术。

我们被经济拮据所困扰，因为我们不能强求药厂履行合同，所以得不到资助。最近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它们很多已处于崩溃边缘。为了克服这一危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到外面教点书赚些钱以维持这些微小的实验，今年的前景似乎要好很多，因为美国医学援华会（ABMAC）已决定资助本校及其他中国一流医学院，为期三年。

过一周左右，朱恒璧博士将到英国，他是应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三个月。请告诉在英国的校友组织一个欢迎他的聚会。另外，我寄给你一份校友月报，请分给在英国的校友，我还希望他们能向学校捐赠一些显微镜以弥补船只事故的损失。除其他医学实验用具外，丧失了七十多个显微镜。

我家已添了第三个女孩，她刚刚三个多月，母女均告平安，每当我回家，这个小家伙要耗去我不少时间，为了她我必须结束此信。在下次信中将告诉你我们常山工作的进展。

请代向 Burn 教授、Bulbring 小姐、Blaschko 和 Dawes 博士、Ling 和 Long先生问好，同时也谢谢收到的单印本。

致以最好的祝愿

---张昌绍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第二封信

亲爱的周：

您好！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听到消息已有些时候了。一个多月前，我在南京遇到黄翠芬，她告诉我，你希望在暑假加入生物化学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教育部不同意你延长一年，我将设法给你资助，不必担心经济问题以及实验室，我们可以再等待一年。

我相信你一定收到了校友通讯录，希望你分给在英国的校友。从通讯录以及朱恒璧院长那里，你一定知道要募集资金购显微镜以弥补由于船只事故造成的损失，我们希望在国外进修的校友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到现在国内我们已募集了两亿法币。鉴于我们在国外校友的经济情况，我们并不期望能募集到大量外汇，我们希望你捐赠些科学杂志。随信附去一张学校急需的英国杂志的单子，希望尽快与其他校友取得联系，并在你们之间募集一些款项，按单子订购一年的杂志，请尽快让我们知道结果。一份更长些的美国杂志单子已寄往美国。我个人急需下列书籍：《青霉素：它的实际运用》，Fleming等著，30先令。《磺胺药物等理论与实践》，J. Stewart Lawrence著，9先令，Lewis& Co伦敦出版。《医学年鉴》，1946 年版，25 先令，John Wright& Son出版。请尽快告诉我所有的款项，包括邮资在内，以便我请在美国的朋友偿还给你。

---你真诚的张昌绍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母亲记得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每个月一次，外公望穿秋水似的等待那些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有时邮件被战火中断，那个月就白等一场。待终于盼到时，实验室的人员便轮流将胶卷放在显微阅读器下阅读，同时在打字机上将文献打出来。当时外公、姥姥和母亲住在一栋竹片糊泥巴的小房子里，包裹寄到后，一家人就搬到柴灶旁去吃饭，饭桌用来放阅读器和打字机。外公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回家后阅读打字，文献打出来后，马上着手写综述，直到深夜。母亲说，只有在电石烧完的时候，外公才会起一下身，点上蜡烛，在烛光下倒掉变成粉末的电石，换上新的电石继续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外公写出了许多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我发现，虽然我从没见过周廷冲教授，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相片一直挂在我的墙上。以前每次看墙上的照片我都会想，相片里跟外公站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在歌乐山那张相片里，周教授站在外公的左边。

我问母亲，信中提到的船只事故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日本投降后，上医从重庆搬回上海的船只。母亲说，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下江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他们跑到歌乐山顶的广场狂欢，不停地呼叫“回家啰！”上医的朱恒璧院长携王鹏万医生等，立即飞沪接受日军的投降交权，收回院产，筹备复员。姥姥因担任朱院长的秘书，也首批离开。外公留在歌乐山把实验做完，写完课题论文，然后整理资料仪器，包装搬迁回上海。母亲也跟随外公留了下来。她记得返沪前接连不断发生了几件惨案，有两架重庆飞上海的飞机坠毁了，弄得人心惶惶。接着，上医为了将滞留重庆的物资运回上海，和国立编译馆合包一艘民生公司木驳船，由“怡康”号轮船拖带。木驳船到云阳佛沱子附近时，突然起火燃烧。虽然押运人员获救，但是载运的全部公私财物损失殆尽。这里面包括了外公信里提到的七十余架显微镜、镭锭、X光机、图书、教材文档等，以及两百余件教职员的行李。

说到民生公司，今天很少有人会知道，而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河航企业。它的创始人卢作孚在抗日最危急的时刻，指挥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宜昌大撤退”。二十二艘轮船和八百五十多只木船，顶着不间断的轰炸机，闯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将一批又一批工业、教育、军事等人员与设备，夜以继日地转移到了重庆，四个月超出往年一整年的运输量，可谓是航运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十六艘轮船被炸毁，一百一十六名员工牺牲了生命。在我的想象中，那场面远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为英勇和壮观。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遭受莫须有的罪名，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服安眠药自尽。写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自己怎么这么随心所欲地跑题？卢作孚与我的外公有什么关系？细想起来，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那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争荣夸耀的“胜利者”。生活中如此，创作中也是如此。我处女作里的男主人翁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都是这样的人物。

抗战胜利一年后，外公带着母亲搭一架运输机也回到上海，结束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从那以后，外公、姥姥带着他们剩余的两位长辈和两个孩子，在平江路 170弄 10号安家。后来我的小姨出生在那里，哥哥和我，小姨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那里。

我跟母亲聊到了开晚饭的时候，父亲也坐了下来，跟母亲一起回忆外公自杀那晚和第二天的事。晚上十点钟外公还没有回家，姥姥和父母亲就去上医药理系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找他，他们一间一间地敲门喊叫，但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最后不得不回家继续等待。第二天去上班的人发现，外公在自己原来的实验室里，已经奄奄一息，被送去中山医院急诊室抢救。等母亲和姥姥赶到医院，外公已经断气。父亲那时正在华山医院上班，他接到外公一个研究生的电话，得知外公去世的消息，急忙骑脚踏车回家。但骑到了弄堂里，正好迎面看到外公的另一位学生。他拦住父亲低声问，你是不是为你岳父的事回来？他们这时候会判定你是反革命的孝子贤孙、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千万不要着急赶回家，快回去照常上班。父亲想了想，就又掉头离开了。

回到华山医院后，他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等到平时吃午饭的钟点才赶回家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和姥姥晚上去找外公的时候，他还活着，一定隔门听到妻子、女儿、女婿呼喊他的声音，由远至近，又消失在走廊尽头，他竟然没有动摇。

《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以后，我陆陆续续阅读了外公的学生、同行和亲人对他的情谊、怀念和敬意，每一篇文章都记载了他的专业成就、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但我最喜欢读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说，有一年在进修生结业感谢老师的茶话会上，桌上的包糖纸印了多种不同动物的图像，外公便把它们从低级到高级排成系列，好像验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姿态。让我惊讶的是，外公这一无意识的小举动，却被他的学生看到并记住了几十年。

另一位学生分享了这样一段生动的记忆，也让我不禁微笑：“一天，师资进修班进行一个很复杂的动物实验，一切都准备妥善，可是记录呼吸的玛利氏气鼓，偏偏纹丝不动，工作无法进行，十几个人，焦急地瞪着气鼓，七嘴八舌分析原因，足足有半小时，找不出症结所在，大家一筹莫展。忽然，张老师从这里经过，大家高兴极了，都请他来找原因。实际上也是想难一难老师，试探他的才华。他冷静沉着，若有所思地端详了一会，性急的李文汉直喊，张先生您说话啊！张老师指着气鼓底下一个调节气量的小螺丝，慢条斯理地问，是不是小螺丝未扭紧？一位高师班学员，迟疑地伸出手，将螺丝拧紧，突然，玛利氏气鼓随波动的呼吸而起伏，将呼吸清晰地记录下来，全场哗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不到，而张老师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充分说明了老师洞察入微，智慧超人，令人不胜钦佩。”

一九八三年姥姥为《自然杂志》写了一篇纪念外公的文章。那时我正在美国打工留学，没有看到，姥姥也从没跟我提起过。直到翻阅外公百年纪念册时我才看到。姥姥在描写她挚爱的文章里，毫无廉价的煽情，只是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他的作风、个性和情趣。

他有一个整洁的习惯，每一本书，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放置的地位，需要使用时总是可以立刻拿到，不用寻找，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恰恰相反，三天两头得寻找什么东西，找不到时心烦生气是常事，他觉得这样的事可笑，却并不批评，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他尊重别人……不喜欢用语言来批评或干扰别人，包括他的家人。

在这间书房里，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任何字画摆设，墙上只有世界和本国地图，桌上只有日历、小钟和文具，有时茶几上出现一瓶鲜花，他也不反对。

……他从来没有说过不欢迎别人进入他的书房的一类话，可是家里人都知道他需要独处一室，因而尽少闯进去惊扰他。陪伴他的，往往是一只小猫，小猫不会说话，只会蜷伏在他的膝盖上瞌睡，却是一个好同伴。疲倦的时候，他放下工作，欣赏一下《聊斋》文学的精练，或者契诃夫短篇小说的隽永，作为休息。

如果说我对外公有任何记忆的话，那就是他的书房。我似乎有这样的印象，黄昏时分，外公坐在书桌前，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亮着，我走到他跟前，也许是去叫他吃饭。他转头对我微笑，伸腿让猫离开，再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手把手教我写字。他死后我还看见过那本田字格的练习本，第一行是外公的手迹，“说话要和气”，接着几行是我歪歪斜斜抄写的。

二〇一四年，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叫《客从何处来》的寻根节目，去挖掘外公简历上空缺的四年。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正是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年龄，这四年却是空白的。也许这里隐藏着某种答案，为我解释这位我过早失去的长辈。或者，我们追溯血缘关系，其实也是为了能解开某些自身的谜？

节目组把我带到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员从资料库里拿出一沓江苏省立第四中学的校刊。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校友会月刊第一版里，记载着学校期终考试的情况，“分数最优秀的给予奖状各一张，张昌绍总平均分数有92分之多，当然为高级部之最优者”。

我的大女儿从小就有超越自己年龄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不管考哪门功课，她永远考第一。我每次跟母亲提起大女儿，母亲总是说，她像你外公。传说里的外公，在任何地方考试都永远考第一。但我有时候会想，也许就只是个传说吧，许多家庭都有这样越传越神的长辈。图书馆里那些近百年前的白纸黑字，却实实在在地为我证实那些传说。

外公只念到小学毕业，就停学去苏州树德医院做了学徒。姥姥在回忆外公的文章里描写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初进医院，只做些清洁扫除工作，包括倒痰盂、洗便盆、洗瓶子等，此外就是零碎跑腿的杂活，后来让他看过门，同时搓棉球、叠纱布，并做些消毒工作。经过门诊跟班见习，帮忙换药以后，也叫他凑数看看门诊，管管病房，最后甚至派他单独出诊。”

外公愈来愈感觉到，跳过中学要想学医相当困难，于是就买了中学课本来自学，麻烦的是师母派给他的杂活太多：一下要他上街去买这买那，一下塞个小孩给他，要他抱小孩，哄小孩。而且师母相当吝啬，晚上规定熄灯的时间。白天，当然抽不出时间来补修中学课程，没办法，只好晚上冒险犯规，到熄灯时间以后，就用棉毯挡住灯光，偷偷地阅读、做习题。看不懂和做不出的习题，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找机会请他叔父教一下。

外公就是这样自学了中学课程后，在一九二六年考取了苏州的江苏医科大学。可是在录取后，校方发现他没有中学文凭，不同意他入校。他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去考太仓中学（苏州省立第四中学）的高中插班生。

图书馆员给我看的第二份校刊，介绍了学校的一场雄辩会。第一个题目是《我们中学校应否注重英文》，结果支持注重英文的正面队得胜。而支持队的首席辩论者，就是高二理系张昌绍。第二个题目是《统一中国用和平欤用武力欤》，结果反面队得胜，首席辩论者也是张昌绍。我很惊讶，印象中含蓄沉默的外公，原来是一位热衷辩论的少年。我可以想象外公具有清晰过人的逻辑性，但很难想象他在台上声情并茂的模样。姥姥、母亲和我的两个姨都说过，外公在生活中是一个寡言的人。他不懂寒暄，也不会闲聊。

姥姥曾经这样描写外公这方面的“缺陷”：“他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英语虽然管用，发音也不高明，妻子好奇地问过他，是否因为你说话时过分节约，影响了语言中枢的发达？他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可能。等了一会，又补充一句，我是用眼睛和耳朵的时候多些。”

然而，“说话时过分节约”的外公，在遇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主题时，却是雄辩的。难怪所有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回忆到他演讲时的魅力和感染力，连其他教授都会抽空去听。而他在讲台上的生动和优雅也并非天生，一位当年的青年讲师回忆外公给她的教诲：“讲课犹如弹钢琴”，言下之意，这是一门需要花时间练习的艺术。

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的最珍贵的资料，是外公在太仓中学校报上发表的文章。报上醒目的标题《手淫之预防法》和下面的“作者张昌绍”，让我忍俊不禁。但细读文章，不难发现他的思考是极其严肃的：“青年时期，性欲旺盛；偶一不慎，即易犯手淫之恶癖，以致身体衰弱，精神委顿。前程远大，希望无穷之青年，往往因此一变而为伛偻曲背，遇事消极之老人。其影响于社会国家，若何重大也；当兹国难方殷，诸端待举，吾曹任重之青年，即不为己身计，何不为国家计焉……”

现在的人读起来，一定觉得外公那时的说法不科学。但是十八岁的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征服和超越自身欲望的捆绑，去追求更值得的目标。

还有一篇《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呜呼，今日之社会状况，贫困极矣，民生憔悴，财政困难。固今日若为挽救国家计，舍提倡平民教育，增加平民程度外，殆无他法……”

这些文章让我感动，我想象少年的外公握笔深思的神情，心里涌起一股近似母爱的骄傲。那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中国处在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外公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理念。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外公领导的学生会在校报上宣言：“这是何等可耻、可痛、可惨的事，难道我们是袖手旁观的吗？木然无动于衷的吗？”同一期刊还写道：“学生代表张昌绍、吴君健二位赴沪，下午募捐团持捐册及竹筒在城乡各地分头募捐，援助沪案。”十九岁的外公开始呈现出他身上固有的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感和理想主义。他已经懂得，个人的生存固然重要，但创造一个值得生存的社会才是更重要的。在我寻找外公足迹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爱国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思熟虑的、艰难疼痛的炙热之爱。

据母亲说，外公最满意的生活，就是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从英国留学开始，他就被儿茶酚胺和肾上腺素神经药理所吸引，这是他最渴望研究的领域。但是为了国家的其他科研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这一研究题目。先是战争中需要治疟疾，再是农民需要治疗血吸虫病，接着是研发避孕药。外公总是心甘情愿，并热情地投入到这些工作中，哪怕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所得到的只是一点一滴、极其微小的突破，对他来说也是极大幸福。到了六十年代，国际上肾上腺素神经药理蓬勃发展起来，外公深深感到，中国进军儿茶酚胺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摩拳擦掌，准备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这门科学。

我正写到这里，母亲过去的博士研究生，给我发来一篇“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最佳研究生论文”。虽然外公终究壮志未酬，但是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晚辈们依然在提及外公的科研成果：“……如果仔细思考科学院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最高峰，可能迄今为止，合作的研究仍然还是胰岛素合成……而由个人做实验的研究，可能还是一九六二年邹岗和张昌绍的研究。”邹岗当年是外公的博士研究生。记得在外公去世后，他曾多次来探望过我的姥姥。

我的大女儿听到她的曾外祖父自杀的事，感叹道，原来我有这样糟糕的基因遗传啊。她很小就对血缘感兴趣，鼓动了我们全家去做基因分析。她接着问，那我还有什么特别好的遗传基因吗？比方说一个战场上的英雄？我说，你自杀的曾外祖父就是一名英雄。我再往下说的时候，她渐渐失去了兴趣，我也就知趣地停下了。也许女儿需要经历更多生活考验之后，才会真正懂得她曾外祖父的品格和忠魂——她的血缘传承。到那时我已经不在了，她会在无意中翻看到我写的家史，朦胧中想起我们在一个大雾的下午，坐在厨房的小桌边，聊起过她曾外祖父的故事。

“文革”中有一段时期，我二姨张安华在银川当造反派。在一次偶然机会，接到了一封上医革委会寄给银川市自治区计委系统的一封信。那封信正好是关于她父亲的死，二姨就把它收藏了起来。我直到六年前拍摄《客从何处来》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件事。

银川市自治区计委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负责同志：

关于张安华同志之父张昌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一事，现将我们所知情况简述如下：

张昌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教研组革命群众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贴了大字报。在1966 年8月12 日，我院进行了一次斗鬼会，张昌绍亦被拉上台，斗后在校内游行，（这次学术权威均被斗）以后就打入劳改队，在1967 年12月左右原保守派红卫兵垮台后，交给造反派学生后，不久就解散了劳改队，安排其打扫教研组附近的厕所，一段时间后，厕所亦不打扫了。

于1967 年 12月20 日上午发现张昌绍在本教研组已自杀，后送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当时发现其日记本上在12月20日写有：“……但是也怕个别的野心家，把自己的前途建筑在别人的骸骨上，不实事求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有口难辩，实在受不了。死轻于鸿毛，但是活着也轻于鸿毛，那么宁愿轻于鸿毛地死，不愿轻于鸿毛地生。一年多来，活得不明不白，那么宁愿不明不白地死。”

关于他的问题尚未调查定性，群众意见：他是抗拒运动，畏罪而死。

---上海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经办人 陈梅珍

---1968.3.15

读到那封信的时候，我想起外公去世那天，姥姥坐在床上的样子，突然懂得了她那张无泪的脸；哭泣似乎意味着一个悲剧还有救赎价值，给人宣泄和升华；而外公的自杀，是一个没有任何救赎价值的事，如外公自己清晰知道的那样，它轻于鸿毛。

母亲多次跟我提及外公日记里提到的“个别野心家”，就是当时上医药理教研组里的某个人，还有外公的一个学生。后者曾经追求我母亲未遂，是外公的学生里，唯一背叛了他的人。他们每天轮班关起门来跟外公“谈心”，直到外公死的那天。我可以想象他们日复一日阴暗的对话，像无边的黑暗包围侵蚀着外公，让他感到绝望。那两人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受益者。外公死后，教研组的那个人把外公的日记没收了，从此石沉大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外公那段时间所受的身心折磨。

在拍摄《客从何处来》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一栋即将被铲平的百年老楼。它一共两层楼，黑瓦灰砖墙，朱红色的木窗框，一条长而窄的阳台，房顶上支出两个那个年代特有的老虎窗，那是外公曾经当学徒的苏州树德医院的旧址。我从一间房间穿到另一间房间，想象小学刚毕业的外公，楼上楼下忙着倒痰盂、扫地、搓棉签、叠纱布。待到夜深人静时，他再回到带老虎窗的阁楼里，悬梁刺股，学习中学课程。从这里开始，他学会了惜时如金，不管在什么情形下从来没有蹉跎岁月。

这样一个人，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亡。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外公不怕打扫厕所。物质上的剥夺与苦难从未战胜过他，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外公的生命都是充满意义和希望的。他的选择，正是因为他曾经如此忠诚地热爱过——生命、祖国、理想、科学，所以他无法去过行尸走肉的日子。

站在老楼的阳台上，我留意到一辆挖土机就停在不远处。待我们走后，这栋楼将化为灰烬，也许只有我会记得，它曾经崭新地矗立在这里，承载了一个少年无尽的辛劳、激情和梦想。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少年的影子，像一个母亲永别她的孩子，带着不可愈合的伤痛，和不可弥补的失去，耳机里《繁星点点》的歌，恰似我对他迟到的爱和祭奠。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 ll listen now

……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