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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小一生  作者:柳原汉雅

刚过36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睁开眼睛,体验到那种偶尔会感受到的奇怪、美妙的感觉:发现自己的人生晴朗无云。他想象哈罗德和朱丽娅在剑桥市,两个人困倦地在厨房里走动,将咖啡倒进他们有着缺角和咖啡渍的马克杯里,把装报纸的塑料袋外头的露水甩掉。在空中,威廉正从南非开普敦飞向他。他想象马尔科姆在布鲁克林家里的床上紧靠着苏菲,然后,因为他觉得充满希望,便想象杰比安全地在下东城的床上打呼。在格林街这里,暖气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床单闻起来像肥皂和天空。他的上方是马尔科姆一个月前装的钢管枝形吊灯。他的下方是一片发亮的黑色木地板。这间公寓一片寂静,而且是他的(还是觉得它很大,充满种种可能性和潜力)。

他把脚趾伸向床尾,然后往回缩向小腿:没事。他移动躺在床垫上的背部:没事。他把两边膝盖朝胸口缩起:没事。没有任何地方痛,连一点痛的迹象都没有。他的身体又是他的了,可以帮他执行他想象中的任何动作,不会抱怨或搞破坏。他闭上双眼,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这是完美的一刻,他知道该如何享受。

这些时刻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有时候,只要坐起身,他就像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似的被提醒,是他的身体在控制他,不是他控制他的身体),但最近几年状况恶化后,他每天都很努力地放弃自己会再好转的想法,试着专注于暂时摆脱痛苦的那些时刻,并且感激自己的身体饶过了他。最后他缓缓坐起身,同样缓慢地站起来,一切还是很棒。他判定这是美好的一天,然后走到浴室,略过卧室角落里仿佛在生闷气的轮椅。

他准备好,然后拿着办公室带回来的一些文件坐下来等。通常碰到星期六,他的时间大都用在工作上——从他走遍纽约的时期以来,这个习惯没有改变过。啊,他那些长途步行之旅!他真的一度可以像山羊似的走到上东城,然后走回来,靠自己就走上十一英里吗?——但今天他要跟马尔科姆碰面,带他去找自己的西装师傅,因为马尔科姆要结婚了,需要买一套西装。

他们还不确定马尔科姆是不是真的要结婚,只是认为他会而已。过去三年来,马尔科姆和苏菲分手又复合,接着又分手,然后又复合。但过去一年,马尔科姆找威廉谈过婚礼的事情,还问威廉会不会觉得婚礼是一种迁就;又问杰比关于珠宝的事情,问女人说她们不喜欢钻石时,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只是说着玩的;还找他询问婚前协议书的事情。

他尽力回答马尔科姆的问题,然后给了他一个法学院同学的名字,是一位婚姻法律师。“啊,”马尔科姆当时说,身子往后退,好像他要告诉他的是职业杀手的名字,“我不确定我目前有这个需要,裘德。”

“好吧。”他说,收回那张马尔科姆连碰都不想碰的名片,“唔,哪天要是你需要,问我一声就是了。”

一个月前,马尔科姆问他能不能帮他挑一套西装。“我连一套西装都没有,这样是不是很夸张?”他问,“你不觉得我应该有一套西装吗?你不觉得我应该让自己看起来,我不知道,比较成人或什么的?你不觉得这样应该对生意有帮助?”

“小马,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得很,”他说,“而且我不觉得你在生意上还需要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套西装,没问题,我很乐意帮你。”

“谢了。”马尔科姆说,“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套西装。你知道,以防有什么需要。”他暂停一下,“顺带讲一声,我不敢相信你有个西装师傅。”

他微笑,“他不是我的西装师傅。”他说,“他只是专门做西装,而某些西装碰巧是我的。”

“老天,”马尔科姆说,“哈罗德真的创造了一个怪物。”

他忍不住大笑。他常常觉得,好像只有西装能让他看起来比较正常。坐轮椅的那几个月,那些西装能再度向他的客户保证他很能干,同时也向自己再度保证他是公司的一分子,至少可以穿得跟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觉得自己虚荣,而是一丝不苟。小时候在少年之家,他们偶尔会跟当地学校的男学生打棒球赛。每回他们走上场,那些男学生总是捏着鼻子嘲笑他们:“去洗个澡吧!”他们会大叫,“你们好臭!你们好臭!”但他们确实会洗澡:按规定,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淋浴,把黏答答的粉红色沐浴乳挤在手掌和毛巾上,然后搓洗皮肤,同时会有一个辅导员在莲蓬头前方走来走去地巡视,拿着薄毛巾抽打那些不乖的男生,或者朝不够认真洗澡的人大吼。即使到现在,他还是很怕自己邋遢、肮脏或难看。“你永远会很丑,但这不代表你不能干净点。”加布里埃尔神父以前总是这么告诉他。尽管加布里埃尔神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错的,但他知道这点他说得没错。

马尔科姆来了,跟他拥抱打招呼后,就像往常那样开始审视整间公寓,伸着长脖子,缓缓转着圈,目光像灯塔的光,边转还边喃喃发出评论。

他在马尔科姆开口提问前就先回答了:“小马,下个月。”

“你三个月前就这么说了。”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是认真的。现在我有钱了,或者这个月底就会有了。”

“钱的事情,我们讨论过了。”

“我知道。你真是太慷慨了,但是我不能不付你钱。”

他在这间公寓里已经住了四年多,却一直因为缺钱没装修,而他缺钱是因为他在付公寓贷款。这四年多里,马尔科姆画了设计图,隔出两个卧室,帮他挑了一张有如灰色宇宙飞船的沙发,放在客厅中央,又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包括地板。“这太疯狂了,”当时他告诉马尔科姆,“等整修完毕,你还是得重铺地板。”但马尔科姆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做,那种地板漆是新产品,他想试用一下,而真正装修之前,格林街会是他的实验室,他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小实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而他当然不介意)。但除此之外,整间公寓差不多还是保持了他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一个长长的四方形,位于南苏荷区一栋建筑的六楼,两边都有窗子,一侧朝西,一侧朝东;南边整面墙也有窗子,俯瞰一座停车场。他的房间和浴室在东头,看出去是默瑟街一栋低矮楼房的屋顶;威廉的房间和浴室(其实是客房,但他一直把它当成威廉的房间)则在西头,下面是格林街。厨房位于公寓中央,还有第三间浴室。套房之间的空间很大,黑色地板像黑色琴键般发亮。

他拥有了这么多空间,但至今依然有一种不熟悉的感觉,更不熟悉的是自己居然负担得起。但是你负担得起,他有时还得提醒自己,就像他站在杂货店里,想着是否该买一盒自己喜欢的黑橄榄;那种橄榄好咸,咸得他嘴巴发涩、双眼泛泪。刚搬到纽约市时,吃黑橄榄是一种享受,他一个月只买一次,一次只买一匙。每天晚上他只吃一颗,一边坐着读案情摘要,一边缓缓啜吸着橄榄核上的肉。你可以买,他现在告诉自己,你有那个钱了。但他还总是忘记。

他之所以买得起格林街的公寓,而且冰箱里常备着一盒橄榄,背后的原因是他在罗普克工作,这是全纽约最有权势、最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在那里担任辩护律师,而且一年多前升为合伙人。五年前,他跟西提任和罗兹经办一件证券诈欺案,起诉一家叫柴克瑞·史密斯的大型商业银行。那个案子和解之后没多久,一个叫卢西恩·沃伊特的人联络他,他知道他是罗普克诉讼部门的总监,而且之前曾代表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与他们协商。

沃伊特邀他一起喝杯酒聊聊。他对他的工作印象深刻,尤其是法庭表现,他说。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也对他印象深刻。其实他早听过他的名字(他和沙利文法官是法学院的老同学),也打听了一下他的状况。他有没有考虑过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加入黑暗阵营呢?

要说他从没想过,那就是撒谎了。在办公室里,周围的人不断离去。他知道西提任正在跟华盛顿的一家国际法律事务所洽谈。罗兹在犹豫是不是该去一家银行的法务部工作。至于他,之前已经有两家律师事务所找上门来,但他都拒绝了。他们都很喜欢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所有人都是。但西提任和罗兹的年纪比他大,罗兹和他太太想生小孩,他们得赚钱。钱,钱,钱,有时他们谈的唯一话题就是钱。

他也会考虑钱,不可能不考虑。每回他去杰比或马尔科姆朋友的公寓参加派对回家,利斯本纳街就显得更寒碜,更难忍受。每次电梯故障,他得爬楼梯上楼,到了门口还得背靠着前门坐在地上休息一阵子,才有力气开门进去。此时,他就会梦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出故障的可靠地方。每回他站在地铁入口的楼梯顶端准备往下走,抓着扶手且吃力得几乎要用嘴巴呼吸时,他会希望自己能坐出租车。然后还有其他恐惧: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刻,他会想象自己老了,肋骨外头的皮肤都像羊皮纸了,还住在利斯本纳街,手肘撑地爬进浴室,因为他再也没办法走路了。在这个梦里,他孤单一人,没有威廉、杰比、马尔科姆、安迪,没有哈罗德和朱丽娅。他很老很老,身边没有其他人,只剩他自己照顾自己。

“你几岁了?”沃伊特问。

“31。”他说。

“31还很年轻,”沃伊特说,“但是你不会永远这么年轻。你真的想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变老吗?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助理检察官的:人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过了。”沃伊特谈到报酬,谈到升迁机会,“答应我你会考虑。”

“我会的。”他说。

他的确考虑了。他没跟西提任或罗兹讨论(也没跟哈罗德谈,因为知道他会说什么),而是跟威廉讨论,两人一起比较这份工作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工作时间长(他的工时本来就很长,威廉说),工作性质很无聊,而且很可能要跟一堆混蛋共事(除了西提任和罗兹,他本来也跟一堆混蛋共事,威廉说)。当然,他现在得去帮他过去六年起诉的那些人辩护:撒谎者、骗子、小偷,以及伪装成受害者的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不像哈罗德或西提任,他很务实,他知道当律师意味着牺牲,不是牺牲金钱,就是牺牲道德,但这样背弃他明知是正义的一方,还是令他很困扰。是为了什么?确保他不会变成那个孤单又患病的老人?这好像是最糟糕的那种自私、最糟糕的那种任性,拒绝承担他明知道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因为他害怕,担心自己过得不舒适或很凄惨。

然后,他和沃伊特碰面两周后的星期五,他很晚才回家。那天他筋疲力尽,必须坐轮椅,因为右腿实在太痛了,回到利斯本纳街的公寓时,他一放松,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因为再过几分钟,他就可以进门,用微波炉加热过、冒着蒸汽的湿毛巾包住小腿,坐在温暖的公寓里。但是当他按了电梯按钮,却听到齿轮摩擦声,还有电梯坏掉时微弱的绞盘怪声。

“不要!”他大喊,“不要!”他的声音在门厅里回荡,他对着电梯门拍了又拍,“不,不,不!”他拿起公文包朝地上摔,里头的文件散落一地。在他周围,整栋公寓依然一片寂静,没人能帮他。

最后他停止发火,觉得羞愧又愤怒,然后把那些文件收回公文包里。他看了一下手表:11点。威廉正在演出《九重天》,但他知道此时他已经下台了。可是他打电话过去,威廉没接。他恐慌起来。麦坎·马尔科姆去希腊度假了。杰比在一个艺术村。安迪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上个星期才出生,所以他不能找他。他只肯让这几个人帮他,让他们拖着他爬那么多层楼,当他像树懒似的抓着对方不放时,至少不会觉得太不自在。

但那一刻,他失去了理智,拼命只想赶紧回到家里。于是他站起来,把公文包夹在左边腋下,然后把轮椅(太贵了,不能留在大厅里)收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开始爬楼梯。他身子左边紧贴着墙,右手抓着轮椅的一根轮辐,爬得很慢——只能靠左腿往上跳,尽量避免把任何重量放在右腿,也避免轮椅碰到伤口。他往上爬,每爬三级就要停下来休息。从大厅到五楼要爬一百一十级楼梯。爬到第五十级时,他全身抖得厉害,不得不停下来坐半小时。他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威廉并发短信给他。打到第四通电话,他留言了,但希望自己永远不必留:“威廉,我真的需要帮忙。拜托打给我。拜托。”他想象威廉立刻回电话,告诉他马上赶来,但他等了又等,威廉都没回电话。最后,他设法又站了起来。

总之,他努力进了门。但那一夜接下来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次日醒来时,他发现威廉睡在他床边的地毯上,安迪睡在客厅拖来的椅子上。他舌头不听使唤,意识蒙眬,还很想吐,于是他知道安迪一定帮他注射了止痛药。他很讨厌止痛药,因为接下来他会变得茫然,还会便秘好几天。

他再度醒来时,威廉不在了,但安迪已经醒来,死瞪着他。

“裘德,你他妈的一定得搬出这栋公寓。”他轻声说。

“我知道。”他说。

“裘德,你那时在想什么?”威廉从杂货店回来后问他。安迪已经帮着他去过洗手间(他没办法走路,得让安迪抱他去),让他躺回床上,他身上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等到威廉回来才离开。威廉前一晚演出后去参加派对,没听到手机响;等他终于听到留言,急忙赶回家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抽搐,才打给安迪。“你为什么不打给安迪?你为什么不找间餐馆坐下来等我?你为什么不打给理查德?你为什么不打给菲莉帕叫她找到我?你为什么不打给西提任、罗兹、伊莱,或菲德拉,或两个亨利·杨,或……”

“不知道。”他悲惨地说。他无法跟健康的人解释病人的逻辑,也没有力气去试。

下一个星期,他联络了卢西恩·沃伊特,谈好了工作条件。签约后,他打电话给哈罗德,沉默了五秒钟,才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话。

“裘德,我只是不明白,”哈罗德说,“真的不明白。你从来没让我觉得你很爱钱。你爱钱吗?我的意思是,你当然爱钱。你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大好前程。你在那里的工作很重要。可是你现在完全放弃,要去帮谁辩护?一堆罪犯。他们太有权势、太确定自己不会被抓到,因而被抓这件事他们根本从没想过。他们认为法律只适用于年收入不到九位数的人。他们认为法律要制裁谁,只能由种族或收入来决定。”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乖乖听着哈罗德越来越生气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哈罗德说得对。他们没有明确谈过,但他知道哈罗德一直以为他会朝公职体系发展。这些年来,哈罗德不时丧气而悲伤地谈到一些他很欣赏的优秀学生辞掉工作(包括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公设辩护律师服务处、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跳槽去大型律师事务所。“一个社会要发挥应有的功能,就必须靠那些拥有杰出法律头脑的人才,把维持社会运作当成自己的责任。”哈罗德常常说。而他也赞同,至今不变。这也是为什么他此刻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说话?”哈罗德最后终于问他。

“对不起,哈罗德。”他说,哈罗德没吭声,“你对我很生气。”他嗫嚅道。

“我不是生你的气,裘德,”哈罗德说,“我是失望。你知道你有多特别吗?你知道你如果留下,可以改变多少事情吗?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成为法官,有一天还能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你到一间大型律师事务所当辩护律师,你原来可以完成那么多杰出的工作,如今却要站到敌对的那一方。这真是太浪费了,裘德,太浪费了。”

他又沉默了。他心中重复着哈罗德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哈罗德叹气:“所以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问,“是钱吗?就是为了钱吗?裘德,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一些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吗?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很乐意帮忙的。”

“哈罗德,”他开口,“你真是太好心了。但是——但是我没办法接受。”

“狗屎,”哈罗德说,“你是不肯。我现在提出一个办法,让你不要辞职,裘德,不要接受一个你会痛恨的职务或工作——不是或许,而是一定——而且我不要求你回报,也没有附带条件。我是在告诉你,为了让你留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我很乐意给你钱。”

啊,哈罗德,他心想。“哈罗德,”他痛苦地说,“我跟你保证,我需要的钱,不是你给得了的。”

哈罗德沉默不语,再度开口时,他的口气变了:“裘德,你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吗?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帮你。”

“不是,”他说,可是好想哭,“哈罗德,不是这样。我很好。”他用右手抓住贴了绷带的小腿,因为那里持续作痛。

“唔,”哈罗德说,“那我就松了口气。但是裘德,你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多钱呢?除了买房子。这个朱丽娅和我会帮你的,你听到了没?”

有时,哈罗德缺乏想象力的程度让他懊恼又惊奇。在哈罗德的心目中,人人都有以自己为荣的父母,存钱只是为了买房子或度假,想要什么开口就是了。他似乎没意识到在某些人生活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人都有同样的过去和未来。但是这样想太不厚道了,他很少这么想。大部分时间,他都欣赏哈罗德坚定的乐观,他没办法或不愿意变得愤世嫉俗,不愿意去寻找不幸或悲惨的一面。他很爱哈罗德的纯真,尤其是想到他所教授的、他所失去的,就更觉得他了不起。所以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自己必须考虑到每隔几年就得换新,而且保险不完全给付的轮椅?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安迪的诊所没跟保险公司合作,从没收过他医疗费,但有一天可能开始要收;如果是这样,他当然不能不付钱?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最近腿上的这个疮,安迪提过要他去住院,而且有一天或许要截肢?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如果他截肢,就得花钱住院,做物理治疗、装义肢?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想动背部手术,用激光把那些疤痕清除得一干二净?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最深的恐惧:他的寂寞,他害怕成为一个装了导尿管、胸部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梦想的不是婚姻或子女,而是有一天如果有需要,有足够的钱雇人来照顾他,这个人会对他很和气,同时给他隐私和尊严?没错,还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坏的地方。他想随时想坐出租车就能坐。他想找私人游泳池,因为游泳能平抚他的背痛,而且他现在再也没法到处乱走了。

但是这些他都不能告诉哈罗德。他不想让哈罗德知道他的毛病这么多、知道他收养的根本是个废物。于是他什么都没说,只跟哈罗德说他得挂电话了,说下回再跟他谈。

甚至在跟哈罗德谈论之前,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新工作要逆来顺受,不要期望什么,但先是让他不安、继而让他惊奇、接着让他开心、最后让他有点厌恶的是,他发现自己乐在其中。他当联邦助理检察官时,处理过药厂的案子,于是刚到律师事务所时,承办的案子很多都跟药厂有关:有家药厂新设立了亚洲分公司,要发展一套反腐败政策,于是他和一位资深合伙人律师出差去东京,这是一个清楚、好解决的小案子,并不常见。其他案子都比较复杂,拖得比较久,有时还会拖到地老天荒,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另一个客户(某大型制药集团)汇整出针对“诈领法案”的辩护依据。进入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不久,罗兹工作的那家投资管理公司因为证券诈欺案被调查,于是来找他,也因此确保了他能升任合伙人:他有出庭经验,这是事务所里大多数普通律师没有的,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带来客户,而第一个客户总是最难找的。

他永远不会向哈罗德承认,不过他真心喜欢调查由内部吹哨人检举的起诉案,喜欢设法挑战“海外反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喜欢有机会延展法律,像延展一条橡皮筋,拉到超过自然最大张力的点,让它弹回来刺痛你。白天他会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智力的投入,他的工作不过是表达法律本身的弹性。但夜里,他有时会想到,如果老实跟哈罗德谈自己的工作,哈罗德会说些什么,于是耳边又响起他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那些时刻他会想,他在做什么?这份工作让他见利忘义了吗?或者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只不过把自己想成另一个样子了?

一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他会这么跟脑袋里的哈罗德辩驳。

只因为你做得到,不表示你就该去做,他脑袋里的哈罗德会这么反驳他。

的确,哈罗德当初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他想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想念站在正确的那一方,身边环绕着热情、愤怒、热衷于改革的同伴。他想念搬回伦敦的西提任,想念现在偶尔会跟他碰面喝酒的马歇尔,还有比较常见到面的罗兹。罗兹现在常年一副疲惫苍白的样子,他记得以前的罗兹总是欢乐且充满活力,他们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累得头昏眼花时,他会播放电子探戈音乐,然后跟一个想象中的女人在办公室里回旋起舞,只为了逗他和西提任从电脑上抬头,并且在看了之后大笑。他们渐渐老了,所有的人都一样。他喜欢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他喜欢里面的人,但他从来不曾跟他们加班到深夜、讨论案子、聊起彼此看的书,这里不是那种办公室。他这个年纪的普通律师,家里都有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年纪比他大的都结婚了。少数不讨论手上工作的时刻,他们会聊一下订婚、怀孕、买房子。他们不会为了好玩或热情而讨论法律。

事务所鼓励大家从事公益服务工作,于是他开始去一个非营利的艺术家团体当义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那个组织的办公时间是每天下午和晚上,艺术家会来找律师咨询,因此他每周三晚上会早些下班,7点就离开,到苏荷区的布鲁姆街,在那个团体地板破烂的办公室里坐三小时,协助专门出版激进学术著作的非营利小出版社、有知识产权纠纷的画家,或是拿着各式各样合约前来咨询的舞蹈团体、摄影师、作家。那些合约要不就因为超出法律范围(他看过一份用铅笔写在纸巾上的合约)而没有意义,要不就是复杂得没有必要,害那些艺术家看不懂(连他都看不太懂了),但上面却有他们的签字。

哈罗德其实不太赞成他做这份义务工作,他感觉得出来,哈罗德认为这份工作很琐碎。“这些艺术家里有真正优秀的吗?”哈罗德问过他。“大概没有吧。”他说。但这些艺术家优秀与否轮不到他来判断,因为已经有其他一大堆人在做了。他去那里,只是提供一些艺术圈里非常缺乏的协助,因为那个圈子有太多人都活在对实用性充耳不闻的世界里。他知道自己这样想太浪漫了,但他欣赏他们。他欣赏可以一年又一年只靠着自己被急速消耗的希望活下去的人,即使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老,也变得更卑微。而同样浪漫的是,他觉得自己去这个组织当义工的时间,等于是在向他的朋友们致敬。这些人都过着令他惊异的生活,他觉得他们非常成功,也以他们为荣。不像他,这些人没有清楚的路径可以遵循,却依然顽强地开路前进,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创造美丽的事物。

他的朋友理查德是那个组织的理事,最近搬到苏荷区了,有时星期三回家途中会顺道过来。如果他刚好有空,两人会坐在一起聊一下;如果他正好在忙,理查德就远远跟他挥个手。某天晚上咨询结束后,理查德邀他去自己家喝杯酒。他们从布鲁姆街往西走,经过中央街、拉斐特街、克罗斯比街,以及百老汇大道、默瑟街,然后在格林街向南转。理查德住在一栋窄长的大楼内,石材已经转为煤灰色,一扇高耸的车库门占据了一楼。车库门右边还有一道金属门,门的上端嵌了一面像脸那么大的玻璃窗。这栋大楼没有大厅,只有一道铺了瓷砖的灰色走廊,上方用电线吊着三颗灯泡。沿着走廊往右转,是囚室般的工用电梯,就像利斯本纳街他们原始的客厅那么大,按一个钮,栅栏式的电梯门会颤抖着哗啦哗啦关上,但却能在裸露煤渣砖的电梯井里顺畅运作。到了三楼,电梯停下,理查德打开电梯门,把钥匙插入面前那道巨大得令人生畏的钢制双扇门,门后就是他住的公寓。

“老天。”他边说边走进去。理查德开了灯,地上是刷白的木地板,墙面也漆成白色。上方挑高的天花板,每隔约三英尺就有一座枝状吊灯——古老的、玻璃制的、新的、钢制的——高度不等,他往前深入时,可以感觉到玻璃的喇叭形灯罩轻轻擦过他的头顶,而理查德的个子比他还高,就得弯下身子,免得撞到额头。整间公寓没有隔间,但快到尽头之处,有一个浅浅的、独立的玻璃箱,高度和宽度就跟前门一样。他走近时,发现箱子里是个巨大的蜂巢,形状就像优雅的柳珊瑚。玻璃箱再过去,有一张罩着毛毯的床垫,床垫前铺着一张白色粗毛的柏柏尔地毯,几面镜子映照着灯光,还有一张白色羊毛沙发、电视机,像是广大荒漠中的小孤岛。他从没见过面积这么大的公寓。

“那不是真的,”理查德说,看到他在观察那个蜂巢,“是蜡做的。”

“太了不起了。”他说。理查德点头表示谢意。

“来吧,”他说,“我带你逛一下。”

他递了一瓶啤酒给他,然后打开冰箱旁的一扇门。“逃生楼梯。”他说,“我超喜欢的,看起来简直是——直通地狱,你懂吧?”

“没错。”他同意,看着门内的楼梯消失在黑暗中,他忍不住后退,忽然间觉得很不安,同时又觉得自己这样很蠢。理查德似乎没注意到,把门关起来上锁。

他们乘电梯下到二楼,进入理查德的工作室,理查德带他参观正在进行的作品。“我把这些称为虚假陈述。”理查德说,让他握住一根他以为是白色桦木枝、其实是黏土烧制的作品;然后是一块浑圆光滑、重量很轻的石头,其实是白蜡树木材被车床削成的,但看起来沉重而结实;还有一副用几百根小瓷骨拼成的鸟类骨骼。工作室的正中央放着一排七个玻璃箱,把整个空间一分为二,它们比楼上那个装着蜡蜂巢的玻璃箱要小,但还是大得像商店橱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一大块锯齿状、有如崩塌小山的暗黄色物质,看起来半似橡皮半似肉。“这些是真的蜂巢,或者曾经是。”理查德解释,“我让蜜蜂进去待了一阵子,然后放掉蜜蜂。每一件的标题就是蜜蜂在里头住的时间,也就是这些物质实际作为一个家与庇护所的时间。”

他们坐在理查德平常工作时坐的、带有滚轮的皮革办公椅上喝啤酒聊天,聊理查德的工作,还有他将在六个月后开幕的下一次、也就是第二次展览,还聊到杰比的新画作。

“你还没看过,对吧?”理查德问,“我两周前去过他工作室,那些画真的很美,是他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他露出微笑,“里头有很多画你,你知道。”

“我知道。”他说,设法不要皱起脸,“那么,理查德,”他说,改变话题,“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室的?这里真是太棒了。”

“是我的。”

“真的?是你买的?太厉害了,没想到你有这么成人的一面。”

理查德大笑:“不,这整栋楼——都是我的。”他解释他的祖父母是进口商,在他父亲和他阿姨小时候,祖父母就在下城闹市区买了十六栋楼房,全是旧时的厂房,用来储藏他们进口的货物:六栋在苏荷区,六栋在翠贝卡区,还有四栋在唐人街。他的四个孙子、孙女满30岁时,都会得到其中一栋。等到他们满35岁时(就像理查德前一年一样),就会得到第二栋。满40岁时,会再得到第三栋。最后一栋则是等他们满50岁之时获得。

“想要哪一栋,你们能挑吗?”他问,体会到他每回听到这类故事时特有的那种晕眩加上难以置信:不仅是因为有这样的财富存在,还因为它能被如此轻松地提及,而且是由他认识这么久的人所拥有的。这也让他想到,自己不知怎的还是那么天真又不谙世故,因为他永远无法想象这样的财富,永远无法想象他认识的人有这样的财富。即使这么多年之后,即使他在纽约待了这些年,尤其是他在工作上已有了这么多历练,每回讲到有钱人,他下意识想到的依然不是埃兹拉、理查德或马尔科姆,而是忍不住联想到讽刺漫画里的情景:一个老男人,从有深色玻璃的汽车里跨出来,手指肥肥的,一身豪华着装、秃顶光亮,拥有苗条娇小的太太和地板发亮的大房子。

“不行,”理查德咧嘴笑了,“他们会把他们认为最适合我们个性的一栋给我们。我那个爱抱怨的表哥就分到了富兰克林街的一栋楼,以前是用来存放醋的。”

他大笑:“那这一栋楼以前是放什么的?”

“我带你去看。”

于是他们回到电梯,往上到四楼,理查德开了门又按开灯,他们面对着一排排在栈板上堆得老高的货物,都快碰到天花板了,他觉得那是砖头。“但这不是普通的砖头,”理查德说,“是装饰用的陶瓦砖,从意大利的翁布里亚进口的。”理查德从一架没堆满的栈板上拿起一块递给他,他转动那块罩着一层鲜绿色薄釉的陶瓦砖,手掌抚过上头的气泡。“五楼和六楼也堆满了这些玩意儿。”理查德说,“他们正要把这些砖头卖给芝加哥的一个批发商,然后这两楼就会被清空了。”他微笑,“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有一台这么好的电梯了。”

他们回到理查德住的那层公寓,再度经过那堆枝状吊灯,理查德又给了他一瓶啤酒。“听我说,”他说,“我得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没问题。”他说,把啤酒放在桌上,身子前倾。

“那些瓷砖大概年底前就会被从这里搬出去了。”理查德说,“五楼和六楼的格局跟这一楼完全一样,灰泥墙在同样的地方,都有三间浴室。我的问题是,你想不想要其中一层。”

“理查德,”他说,“我很愿意,不过你打算收多少钱?”

“我谈的不是租,裘德,”理查德说,“是买。”理查德说他已经跟父亲谈过了,他父亲就是他祖父母的律师。他家里会把这栋楼房改成合作公寓,请他买一定数额的股份。理查德家里唯一的要求,就是理查德或他的继承人如果决定要卖,就要给理查德家优先购买权。理查德家会开一个合理的房价,他每个月付理查德一笔租金,分期抵免房款。理查德说,他们戈德法布家族之前已经这样做过了,他那位爱抱怨的表哥的女友一年前就买下了醋大楼的一层。显然,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把手上的一栋楼改为至少两个单位的合作公寓,就可以得到某种减税优惠,所以理查德的父亲正在设法让所有的孙辈照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回过神来,就轻声问理查德,“为什么是我?”

理查德耸耸肩,“住在这里有点孤单。”他说,“虽然我也不会总是跑去找你。不过知道有另一个活人住在这栋楼里感觉比较好。而且你是我朋友里面最有责任感的,其他人都差太多了。我喜欢有你做伴。另外……”他停下来,“答应我你不会生气。”

“老天,”他说,“我答应就是了。”

“威廉跟我说了你上回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就是你去年想上楼,结果电梯坏了。没什么好难为情的,裘德。他只是担心你而已。我跟他说我本来就打算要问你,而他觉得你在这里可以住很久,永远住下去。这里的电梯从来不会坏。就算坏了,我就在楼下。我的意思是——当然啦,你可以买别的地方,不过我希望你考虑搬进来。”

那一刻他感觉到的不是生气,而是被暴露:不光是气理查德,也气威廉。他尽可能把自己的种种隐藏起来,不让威廉看到,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不想让威廉把他当成一个不完整的人,需要照顾跟帮助。他希望威廉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他可靠又坚强,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拿来找他帮忙解决,而不要总是让他向他们求助。他觉得很难为情,想着那些有关他的对话——威廉和安迪,威廉和哈罗德(他很确定出现的频率比他想的要多),而现在又有威廉和理查德——他也很难过威廉花那么多时间担心他,难过他对威廉来说就像是亨明一样(如果亨明还活着的话)了是个需要照顾、代他做决定的人。他眼前又浮现出自己成为老人的那个画面:有可能在威廉的预想中,他的未来也是这样,他们两人有同样的恐惧吗?在威廉心中,他的人生结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跟他自己所想的一样?

然后他想到有次和威廉、菲莉帕的对话,菲莉帕正谈着等到有一天,她和威廉都老了,他们会接收她父母在南佛蒙特州的房子和果园。“我现在就可以预想到那个样子。”她说,“孩子们都搬回来跟我们住,因为他们在真实世界混不下去,而且他们会有六个孩子,都取了些破坏狂、胡萝卜或雌狐之类的怪名字。那些小鬼会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不去学校读书。威廉和我还得养他们,直到地老天荒。”

“那你们的小孩会做哪一行?”他问,即使玩游戏也还是很务实。

“奥伯伦做装置艺术,只用食品做,而米兰达弹奏纱线琴弦的齐特琴。”菲莉帕说,于是他微笑了,“他们会永远在读研究生,威廉得一直工作到非常老,最后我还得用轮椅推他到拍片现场……”她停下来,脸红了,稍微暂停了会又立刻继续,“……才能付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得放弃服装设计,开一家有机苹果泥公司,才能支付所有债务,同时维修我们的房子,那房子到处都被白蚁蛀蚀。我们会有一张充满刮痕的大木桌,大到我们十二个人都坐得下。”

“十三个人。”威廉忽然说。

“为什么?”

“因为——裘德也会跟我们一起住。”

“哦,是吗?”他轻声问,但是心里很开心,而且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己被纳入了威廉的老年规划中。

“当然了,你会住在访客小屋,每天早上破坏狂会送荞麦格子松饼给你,因为你太受不了我们,不肯加入我们的大餐桌。早餐过后,我会过去跟你一起混,好躲开欧布朗和米兰达,不然他们会要我对他们最近的工作成果发表睿智和表示支持的评论。”威廉朝他咧嘴笑,他也微笑以对。不过他看得出菲莉帕再也笑不出来了,只是瞪着桌子。然后她抬起头,他们的双眼对上半秒钟,她又赶紧别开视线。

之后没多久,他觉得菲莉帕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了。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看不出来——或许连她自己都不觉得——但他以前回到公寓,看到她在桌前画草图,两人会友好地聊聊天,他会喝着水看她画;但现在她只是朝他点个头说“威廉去买东西了”或“他很快就回来”,即使他根本没问(利斯本纳街的公寓向来欢迎她,无论威廉在不在),而他会逗留一下,直到她摆明了不想聊天,他才回自己的房间去工作。

他明白菲莉帕为什么会怨恨他:无论他们去哪里,威廉都会邀请他,什么事都会把他算在内,即使他们退休,即使在菲莉帕为他们的老年所编织的白日梦里。从此之后,他就会小心地推辞威廉的邀约,即使是一些非伴侣性质的聚会——如果他们要去马尔科姆家的派对,而他也受邀了,他会刻意自己去;到了感恩节,他一定会邀请菲莉帕一起来波士顿过节,不过最后她还是没出席。他甚至设法跟威廉讨论自己感觉到的,好提醒威廉注意她的感受。

“你不喜欢她吗?”威廉担心地问。

“你明知道我喜欢菲莉帕,”他回答,“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更常跟她单独相处,威廉,只有你们两个。总是有我在旁边,她一定觉得很困扰。”

“她这么跟你说了?”

“没有,威廉,当然没有。我只是猜想。从我对女人的广泛经验,你知道。”

后来,威廉和菲莉帕分手时,他内疚得好像一切都该怪自己。但即使在此之前,他就很好奇威廉是否也明白,不会有任何一个认真的女朋友能容忍他在威廉的生活里无处不在;他很好奇威廉是不是该试着为他拟定别的计划,免得他最后还要住在他和他太太的小屋里,免得他成为威廉可悲的单身汉朋友,徒劳地提醒他过往的幼稚生活。我会孤单一个人,他断定。他不会毁掉威廉幸福的机会:他希望威廉有果园、白蚁蛀蚀的房子、孙子孙女和嫉妒他的太太。他希望威廉得到应得的和渴望的一切。他希望威廉的每一天都没有担忧、义务和责任,即使那些担忧、义务和责任是针对他的。

隔周,理查德的父亲(三年前,他在理查德的第一次个展上碰到过,是个高大、爱笑、和蔼可亲的人)把合约和那栋楼的工程报告寄给他。他找了当房地产律师的法学院同学帮忙看合约,自己也看了;工程报告则交给马尔科姆帮忙看。那层公寓的价钱让他差点吐出来,但他同学叫他一定要买:“这种价钱实在不可思议,裘德。你在那一带绝对、绝对、绝对找不到这么大又这么便宜的地方了。”马尔科姆看过工程报告,又亲自去现场看过那个空间,也告诉他同样的结论:买下来。

于是他买了。尽管他和理查德家讲好一个轻松的十年付款期,免利息、租金抵房款,但他决心尽快付清。每两个星期,他就把半数的薪资支票拿去付公寓的房款,另一半才用于储蓄和日常开支。他在跟哈罗德的周末例行通话中说他搬家了(“感谢老天。”哈罗德当时说,他从来就没喜欢过利斯本纳街那栋公寓),但没提到自己买下了一层公寓,因为他不希望哈罗德觉得该资助他买房。他从利斯本纳街只带来了他的床垫、一盏灯、桌子、一张椅子,全摆在新家的角落。到了夜里,他有时工作到一半,会抬头看看,想着这个决定多么荒唐:他怎么有可能填满这么大的空间?这里怎么可能属于他?他想到多年前住在波士顿的赫里福德街,当时他只梦想能有自己的卧室,有扇可以关上的门。即使在华盛顿当沙利文法官的助理时,他都还只能跟某国会议员的立法助理合租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他睡客厅,而且很少看到室友。所以利斯本纳街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是真正的房间,有真正的窗户,完全属于他。但搬到格林街一年后,马尔科姆装好了隔间的墙壁,整个地方开始让他觉得舒适了一点。再过一年,威廉搬进来,感觉上就更舒适了。他见到理查德的机会比原来以为的少,因为两人都常常到外地出差或旅行,但在星期天晚上,他有时会下楼去理查德的工作室帮点小忙,用砂纸把小树枝磨得光滑,或者剪掉孔雀羽毛的中轴。理查德的工作室是他小时候会很喜欢的地方——到处是容器或大钵,装着令人惊叹的各种小东西:树枝、石头、干掉的甲虫、羽毛、颜色鲜艳的小鸟标本,还有用白色软木材制成的各种形状的积木——有时他真希望自己可以丢开工作,坐在地板上玩,因为他小时候总是忙着做各种杂务,没办法这样玩。

住满三年时他付清了房款,又立刻开始为装修存钱。花的时间比他原先预估的短,一部分原因是跟安迪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他有天去上城安迪的诊所复诊,安迪走进来,表情严肃,但又有种奇异的得意。

“怎么了?”他问,安迪沉默地把一篇杂志上剪下的文章递给他。他读了。那是一份学术报告,主题是一种近年开发的半实验性激光手术,原先很有希望以无伤害性的方式去除蟹足肿疤痕,但现在证明会有中长期的不良反应:虽然可以去除蟹足肿,但病患会生出有如灼伤的破皮伤口,而且疤痕底下的皮肤会明显变得更脆弱、更容易裂开,造成水泡和感染。

“这个就是你想要做的,对吧?”安迪问他,但他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份报告,说不出话来。“我了解你,小裘。而且我知道你去过那个庸医汤普森的诊所。别否认!他们打过电话来要你的病历,我没给。拜托别去做,裘德。我说真的。你最不需要的就是背部和腿上都有开放性伤口。”然后,看他什么都不说,“你说话啊。”

他摇摇头。安迪说得没错:他一直在为这个手术存钱。他每年的分红奖金和大部分存款,还有他多年前当菲利克斯的家教赚来的钱,都拿去付那间公寓的房款了,但近几个月,确定即将付掉最后一笔分期房款之后,他就开始为手术存钱了。他全都算好了:他会动手术,再存装修的钱。他想象着未来的样子——他手术后的背部光滑无痕,原先那些厚厚的、无法改变的、蠕虫般的疤痕会在几秒钟之内蒸发,而他在少年之家和费城待过的所有证据,也会随着疤痕消失,那几年的记录都会从他的身上抹去。他那么努力想要忘掉,每天都在努力,但无论怎么样,都有那些疤痕在提醒他,证明他假装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其实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裘德,”安迪说,在诊疗台他旁边坐下,“我知道你很失望。我保证等到有安全又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我知道那些疤痕很困扰你,我一直在帮你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但眼前实在什么办法都没有。如果让你去动这个手术,我会良心不安的。”他没说话,两人都静了下来,“裘德,我想我应该更常问你的——这些疤会痛吗?会不会不舒服呢?皮肤会不会觉得紧绷?”

他点点头。“听我说,裘德,”安迪暂停一下说,“我可以给你一些按摩药膏,对除疤会有帮助,但是你需要有个人每晚帮你按摩,否则不会有效。你愿意让谁帮你吗?威廉?理查德?”

“我没办法。”他说,低头看着他手上的那篇文章。

“好吧,”安迪说,“我还是会开处方给你,也会教你怎么用——别担心,我已经问过一位皮肤科医生,这个疗法不是我乱编出来的——但我不知道对你会多有效。”他滑下诊疗台,“你可以打开检查袍,转向墙壁吗?”

他照做了,感觉到安迪的双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缓缓摸过他的背部。他以为安迪可能会像平常那样告诉他,“其实没那么糟糕,裘德”或是“你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但这回他没说,只是双手抚过他的背部,好像他的手掌本身就是激光,在他背部上方徘徊治愈着他,让那双手底下的皮肤逐渐变得健康无痕。最后安迪跟他说他可以把检查袍穿好,于是他穿好、转过身来。“裘德,我真的很抱歉。”安迪说,这回是安迪不敢看他。

看诊完毕,他把衣服换回去时,安迪问他:“要不要去吃点东西?”但他摇摇头:“我该回办公室了。”安迪没说话,但他要离开时,安迪叫住他,“裘德,”他说,“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想当非得摧毁你希望的那个人。”他点点头,心里知道安迪不喜欢,但在那一刻,他实在受不了跟安迪在一起,只想赶快离开。

总之,他提醒自己——他决心要变得更实际,不要再想着可以让自己好转——他不能动这个手术,就表示他现在有钱付给马尔科姆,可以开始装修公寓了。拥有公寓的这几年来,他亲眼见证了马尔科姆在工作上变得更大胆也更有想象力,所以马尔科姆一开始的设计图几经变动、修订和改进:从这些设计图中,连他都能看得出马尔科姆逐渐发展出一种审美上的自信,一种胸有成竹。他刚跳槽到罗普克不久,马尔科姆就从瑞司塔建筑师事务所辞职,跟以前的两个同事以及建筑研究所时认识的苏菲一起创办了“钟模”建筑师事务所;他们的第一个委托案是帮马尔科姆父母一个老友的备用小公寓装修。“钟模”接的案子大部分是住宅,不过去年他们第一个重要的公共委托案得奖了,是多哈的一座摄影博物馆,而马尔科姆就像威廉和他自己,越来越不常在纽约了。

“我想,绝对不要低估父母有钱的重要性。”某个混蛋有回在杰比的派对上酸溜溜地发牢骚,因为那人听说,在洛杉矶为二战时被囚禁的日裔美国人设立的纪念碑竞图比赛中,“钟模”得到了第二名。当时他和威廉还没来得及开口,杰比就开始吼那个混蛋;他和威廉隔着杰比的头相视微笑,因为他这么强烈地捍卫马尔科姆而觉得骄傲。

于是,根据格林街公寓每次新修订的蓝图,他看到走廊出现又消失,厨房变大又缩小,原先沿着没窗户的北墙排列的书架搬到有窗户的南墙边,然后又搬了回去。其中有一回的蓝图把所有墙壁全部取消了。“这里原先是仓库,没有隔间的,小裘,你应该要尊重原来的完整性。”马尔科姆跟他争辩,但他很坚持:他需要一间卧室,他需要一扇可以关起来锁上的门。另外一回,马尔科姆想把南边的窗户全部封起来,但这些窗子是他当初选择买六楼的原因,后来马尔科姆也承认那个主意很白痴。不过他乐于看马尔科姆工作,很感动这位好友花那么多时间(超过他自己花的时间),思考他日后会如何生活。而现在这一切就要成真了。现在他有足够的存款让马尔科姆充分发挥,就连他最古怪的设计幻想都可以满足。现在他有足够的钱去买马尔科姆建议购买的每一种家具、每一张地毯、每一个花瓶。

近日来,他常跟马尔科姆争辩他最新的设计。上回是三个月前,他们看草图时,他注意到主浴室里的一个元素他无法辨别。“那是什么?”他问马尔科姆。

“安全扶手。”马尔科姆说得很快,好像说得快就可以变得没那么重要,“小裘,我知道你会说什么,可是……”但他已经更仔细地看过蓝图,望着马尔科姆在浴室里做的小小注记,显示淋浴间和浴缸周围也加上了钢制安全扶手,还有厨房里,有些料理台的高度被降低了。

“但我现在根本没坐轮椅了。”他丧气地说。

“可是裘德……”马尔科姆开口,然后又停下。他知道马尔科姆想说什么:可是你以前坐过轮椅,以后也会重演的。但马尔科姆没这么说,而是说:“这些是美国残疾人法案的参考原则。”

“小马,”他说,因为自己动气而懊恼,“我明白。但我不希望这里变成那种残障公寓。”

“不会的,裘德。这里会是你的公寓。但是你不觉得,或许预防一下……”

“不,马尔科姆。拿掉这些东西。我说真的。”

“可你不觉得,为了实用性起见……”

“现在你倒是对实用性有兴趣了?你之前不是希望我住在这个五千平方英尺[约为464.52平方米,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后不再注]、没有墙壁隔间的空间里?”他停下来,“对不起,小马。”

“没关系,裘德。”马尔科姆说,“我了解。我真的了解。”

这会儿,马尔科姆站在他面前咧嘴笑着:“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他说,挥着手上那根卷成棒状的纸。

“马尔科姆,谢谢你,”他说,“但是我们晚一点再来看吧?”他之前已经跟西装裁缝师约好了时间,不希望迟到。

“很快的,”马尔科姆说,“我会留下来让你仔细看。”他在他旁边坐下,解释他修改、调整过的地方。“料理台回到原先的标准高度。”马尔科姆说,指着厨房,“淋浴区没有安全扶手,但我加了这个壁架,你可以用来当座位,以防万一。我发誓看起来会很棒。我也保留了马桶旁边的扶手——你还是考虑一下,好吗?我们最后才会装。如果你真的、真的很讨厌,我们可以拿掉,可是——可是,小裘,我还是要装上。”他很不情愿地点头。当时他并不知道,多年后,他会很感激马尔科姆为他的未来做好准备。即使当时他不想要,他仍会注意到他公寓里的通道比较宽,浴室和厨房特别大,轮椅可以利落顺畅地旋转;所有的门都很宽,而且尽可能用横向拉门取代转动式推门;主浴室水槽底下没有储藏柜;最高的衣橱杆只要按一个气动按钮就可以下降;而且马尔科姆赢了有关马桶周围安全扶手的那场争执。他会感觉到一种略带苦涩的惊讶,没想到他人生中又有另一个人预见到了他的未来(先是安迪、威廉、理查德,现在是马尔科姆),而且知道会有什么必然的结果。

接着他们去西装店,马尔科姆量身定做了一套海军蓝西装和一套深灰色西装。裁缝师富兰克林跟他打招呼,问他为什么两年没来了。“我很确定是我的错。”马尔科姆微笑着说。然后他们一起来到西装店附近一家客满的以色列餐厅吃中饭,喝着玫瑰柠檬水、吃着中东香料烤花椰菜。他心想,星期六能休息真好。马尔科姆对就要开始装修那间公寓感到很兴奋,他也很兴奋。“这个时机真是太完美了。”马尔科姆一直说,“我星期一就让办公室把所有的申请数据送去市政府,等许可下来,我多哈那边的工作也完成了,可以马上动工。施工期间,你可以搬去威廉那边。”马尔科姆才刚完成威廉公寓的装修工作,而且施工期间大都是他在监工,而不是威廉。到了施工末期,连油漆颜色都是他帮威廉决定的。他觉得马尔科姆的工作成果完美极了,他不介意接下来一年都住在那里。

吃过中饭后时间还早,于是他们在餐厅外的人行道上逗留。过去一星期都在下雨,但今天的天空是蓝色的,而且他觉得精神还很好,甚至有点坐立不安,便问马尔科姆要不要散步。他看得出来马尔科姆迟疑了,目光上下打量他,好像想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走,但接着就微笑地答应了。他们两个人开始往西走,然后向北,朝格林威治村走去。他们经过马尔伯里街以前杰比住过的那栋楼房(杰比后来搬到更东边去了),同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两人都想起了杰比,很纳闷他现在怎么样了,同时知道、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回复他们和威廉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他们三个谈过几十次,还跟理查德、阿里和两个亨利·杨商量过该怎么办,但每回他们想找杰比,他都躲着他们,拒绝碰面,或是根本不理会。“我们也只能等到状况恶化了。”理查德有回说。他担心理查德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杰比好像再也不是他们当初那位好友了,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到他碰上足够大的危机,大到只有他们能解决时,他才会再度空降到他们的生活里。

“好吧,马尔科姆,有件事我得问清楚。”他说。他们走在哈德逊街上,这一个路段周末时一片荒凉,人行道上没有行道树,路上也空荡荡的,没什么行人,“你到底要不要跟苏菲结婚?我们都很想知道。”

“老天,裘德,我真的不知道。”马尔科姆说,但听起来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好像一直等着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他举出潜在的缺点(婚姻太传统;感觉上过于永久;他其实对婚礼没兴趣,但担心苏菲想要举办;他父母一定会设法插手;接下来的人生要跟另一个建筑师共度害他沮丧;他和苏菲是“钟模”建筑师事务所的共同创办人,要是两个人之间出了什么状况,那事务所会怎么样?),还有优点,但听起来也像缺点(如果他不求婚,他觉得苏菲会离开他;他父母一直跟他啰唆个不停,他很想结婚好让他们闭嘴;他真的很爱苏菲,也知道他不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对象了;他现在38岁,觉得自己必须做个决定了)。他听着马尔科姆倾诉,忍着不要露出笑容。他一直很喜欢马尔科姆这一点,在纸上规划设计时可以这么果断,但在生活的其他部分中却又这么犹豫不决,而且这么毫不害羞地就讲出来。马尔科姆从来不会假装自己比实际上更酷、更有自信或更圆滑。随着年纪渐长,他越来越欣赏且佩服马尔科姆可爱的坦诚性格,以及对朋友和朋友意见的完全信赖。

“裘德,你觉得呢?”马尔科姆最后终于问,“我其实一直很想找你谈谈。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你有时间吗?我知道威廉正在飞回来的途中。”

他可以更像马尔科姆一点,他心想,他可以向朋友寻求帮助,在朋友面前显露自己的脆弱。毕竟,他以前就显露出过脆弱的一面,只不过都不是自愿的。他们一直对他很好,从来不会让他难为情——这不该让他有所领悟吗?比方说,他可以问威廉能不能帮他按摩背部,如果威廉看了很反感,他以后再也不提就是了。而且安迪说得没错,他自己实在没办法擦那些按摩药膏,最后就没擦了,但是他也没把药膏丢掉。

他思索着自己可以怎么跟威廉谈这件事,却发现即使用想的,他才说出威廉,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终究没办法拜托威廉帮忙: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而是我受不了让你看到真正的我。他想象自己跟威廉说,但这段对话永远不会发生。现在他想象自己是个老人,仍是孤单一人,在格林街上,在这些漫游中,他看到威廉在一处有浓密绿树环绕的房子里(纽约州东北部的阿第伦达克山脉,或是佛蒙特州的伯克希尔地区)过得很快乐,周围是爱他的人。或许一年有几次,他会进城来格林街看他,共度一个下午。在这些白日梦中,他总是坐着,所以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能走路,但他知道自己很高兴看到威廉,而且每次碰面结束,他都可以告诉他不必担心,说他可以照顾自己,像祝祷般向威廉保证,同时很高兴自己够坚强,不会用他的需求、他的孤单、他的向往,去破坏威廉的田园牧歌生活。

但他提醒自己,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眼前是马尔科姆和他充满希望、期待的脸,等着听他的回答。

“他要到晚上才会回来。”他告诉马尔科姆,“我们有一整个下午,小马。你要谈多久,我都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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