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Book One 一九二二年

莫斯科绅士  作者:埃默·托尔斯

大使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喂,伙计,”伯爵冲站在广场边上的费奥多打了声招呼,“今年的黑莓这么早就上市了?”

小贩吓了一跳,他还没来得及答复,伯爵就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他打过蜡的胡子像海鸥的翅膀般朝两边支开。穿过复活门(红场的入口之一,由两道拱门组成。建于1689年索菲娅公主摄政时期,因面向红场的墙上悬挂耶稣复活圣像而被命名。),他背对亚历山大花园(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一个长方形公园。这里是莫斯科人休息游玩最喜欢的场所之一。)里的紫丁香,朝剧院广场走去。雄伟的大都会酒店就坐落在那里。来到酒店门前,伯爵冲值下午班的看门人帕维尔眨了下眼,然后转过身,朝一直尾随在他身后的两名士兵伸出手去。

“先生们,谢谢你们把我安全护送到此。接下来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两位小伙尽管身材高大,却得扬起头才能越过帽檐看见伯爵的眼睛。和罗斯托夫家族近十代里所有男人一样,伯爵很容易就长到了六英尺三英寸(1英尺约等于0.3米,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继续走。”两人中更凶的那位说道。他把手往枪托上一搭:“我们得亲眼看着你进房间。”

进到大堂,伯爵幅度很大地挥了挥手,跟(前台的)沉着冷静的阿尔卡季和(正为雕像掸灰的)活泼漂亮的瓦伦蒂娜打招呼。虽然以前伯爵用同样的方式跟他们打过上百次招呼,今天,二人却都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这是你去参加晚宴,却忘了把裤子穿上,大伙儿见到你时会有的那种反应。

那个钟爱黄色的小女孩正坐在大堂里她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杂志。伯爵从她身边走过,突然在几株棕榈树盆栽前停下脚步,问他的护送者们:

“先生们,电梯还是楼梯?”

两位士兵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伯爵,再看回彼此。显然,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伯爵心想,连上楼这种事都不能当机立断,还能指望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吗?

“楼梯。”他替他们做了决定,然后一步跨两级台阶地往上走去。这个习惯他是在上军校的时候养成的。

来到三楼,伯爵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他的套房——由相互连通的卧室、浴室、餐厅和豪华客厅组成,客厅的落地窗高达八英尺,刚好俯瞰着剧院广场上的菩提树。然而,此刻在那儿迎候他的却是粗暴之举。被猛然打开的房门前站着保安队长,还有服务员帕夏和彼佳。触及伯爵的目光,两位年轻服务员的神色显得有些尴尬。很显然,有人刚刚命令他们干了一些令他们反感的事。伯爵便问保安队长:

“这是什么意思,队长?”

队长被问得微微一怔,可他毕竟训练有素,处变不惊。

“我是来带你到你的房间去的。”

“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

队长脸上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说:“往后恐怕不是了。”

队长让帕夏和彼佳留下,他自己领着伯爵和护送他的两名卫兵来到酒店最里面的一扇毫不起眼的门前。门后藏有一道多用途楼梯。楼梯内光线昏暗。每往上走五步就转一个急弯,如塔楼一般。他们往上爬了三段楼梯,来到一扇通向狭窄走廊的门前,走廊上一字排开的是一个卫生间和六间卧室。卧室形似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这层顶楼最初是为安置大都会酒店宾客随行的管家和女佣所建,后来,带仆从出行的做法不再流行,这些空置的房间便被用于应对一些临时而紧急的需要,比如存放废弃的木料、破损的家具或其他杂物。

那天早些时候,紧邻楼梯口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出来,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有个小壁橱,它更像个后来才添加的电话亭。顺着屋顶的坡度,天花板自门上的位置开始,逐渐往屋里倾斜。那面开有一扇棋盘大小的老虎窗的外墙的墙根成了唯一能容伯爵挺身站立的地方。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

“那其余的呢?”

“将成为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好吧。”

他几乎是跳着从塔楼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他身后匆忙追赶,他们身上的步枪被墙壁磕得咔嗒直响。下到三楼,他沿着走廊径直走进他的套间。两位服务员抬起头,神情有些伤感。

“没事,伙计们,”伯爵镇定地说,接着比画了起来,“这个,这个,还有那些。所有的书。”

在可以搬往新居的物品当中,伯爵挑了两张高背椅,还有祖母留下的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她最喜爱的那套瓷盘。他还选了两盏用黑檀木雕刻而成的大象造型的台灯,以及妹妹海伦娜的一幅画像,那是一九〇八年瓦伦丁·谢罗夫(瓦伦丁·谢罗夫(1865—1911),俄国著名肖像画家。)在艾德豪尔山庄小住期间绘制的。他也没忘了拿上那口在伦敦爱丝普蕾公司定制的皮箱。他的好朋友米什卡曾为这口箱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大使”。

不知哪位好心人已将伯爵的一只行李箱拿到了卧室里。所以,当服务员开始将上面提到的物件往楼上搬时,伯爵正把衣服和私人物品往行李箱里塞。他发现站在一旁的士兵瞪着落地柜上的两瓶白兰地,便把它们也塞进箱子里。行李箱也被抬上楼之后,他才冲着办公桌指了指。

两位服务员一人抓住桌子的两个角,他们那宝蓝色的制服已在这一番劳作中弄脏了。

“这玩意儿也太重了。”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服务员使劲将桌子往走廊里拖,这时,罗斯托夫那口注定要被留下的大座钟发出八声悲鸣。保安队长早已返回他自己的岗位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两名卫兵这会儿也变得有些百无聊赖了。他们倚墙而立,任凭烟灰掉落到镶木地板上,混入倾泻进大客厅的阳光里。夏至时节,莫斯科的阳光尚毫无颓意。

伯爵怅惘地走向房间西北角的那几扇窗户。他曾在这扇窗前消磨过多少时光;多少个清晨,他身披睡袍,手端咖啡,目睹着那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旅客经过一夜火车颠簸后疲惫不堪地走出车站;又有多少个冬夜,他出神地凝望着外面的雪花徐徐飘落,街灯下时不时闪过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在这时,在广场最北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正急匆匆地跨上莫斯科大剧院正前方的台阶,他已经错过了今晚前半小时的演出。

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在幕间闯入剧场的嗜好,伯爵不禁哑然失笑。有一次,时间明明仅容他在英语俱乐部喝上一杯就走,他却又一连喝了三杯,才跳进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马车。马车疾驰如飞,穿城而过,他连跑带跳地冲上剧院那著名的台阶,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闪身进入金色的大门。舞台上,女芭蕾演员正翩翩起舞。伯爵忙不迭地低声道着歉,挪往他位于第二十排的专座。那是少数几个能够一览包厢里女宾们芳姿的福利座位之一。

迟到,伯爵边想边叹了口气,年轻人的通病。

他把脚跟一转,在自己的房间踱起步来。他最喜欢廓大的客厅,还有客厅里悬挂的两盏枝形灯。他也喜欢小餐厅里的漆木镶板和用以固定卧室双开门的精致的黄铜机关。总之,他就像一位头一次见到这个套房的潜在买主,将屋内的装潢细细打量了一遍。进到卧室,伯爵在大理石面的桌案前略微停了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他从中挑了把剪刀拿起来。那是他妹妹的心爱之物,整把剪刀被做成一只白鹭的形状,长长的银色刀刃代表鸟喙,金色的小螺丝则是眼睛。这把剪刀是如此小巧,他都没法将大拇指和食指塞进指圈去。

伯爵从套房这头往另外一头望去,仿佛要将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再盘点一番。这些四年前跟他一起进驻这个套房的私人物品、家具和艺术品当年已经历过一轮精挑细选。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

“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吧。过来和我一起喝茶。”

他开始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给她详细讲述他为她所做的出行安排。老伯爵夫人这才知道她已经别无选择,也才明白,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愿跟随她,她却只能从中挑两个带走。她也弄懂了为什么她的孙子,她唯一的继承人,这个她从十岁一直带到大的孩子,不能陪她一起上路。

七岁那年,有一次,伯爵下象棋惨败给了邻居家的男孩。他哭鼻子,骂粗口,还把棋子摔了一地。这番极其缺乏体育精神的表现遭到了伯爵父亲的严厉责罚。那天晚上,父亲没准伯爵吃饭。他是空着肚子上床的。年轻的伯爵攥着毯子,饥肠辘辘,这时他祖母来看他了。老伯爵夫人在他的床头坐下,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输棋当然没什么可高兴的,那个叫奥博连斯基的孩子也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萨沙,我亲爱的,你知道他要的就是看你的笑话,你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正是提着这口气,在彼得霍夫码头分别的时候,他和祖母谁都没哭。其后,伯爵回到庄园,处理关闭事宜。

很快,烟囱打扫完毕,食品储藏室清理一空,家具也都蒙上了挡尘布,就像他们只是因为换季,全家又要例行返回圣彼得堡了似的。不同的是,这回狗都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马全出了马厩,仆人们也统统被免了职务。伯爵挑出了罗斯托夫家最漂亮的家具,只装了满满当当一马车。然后,他插上门闩,朝莫斯科出发了。

这真有趣,即将告别豪华套间的伯爵暗自思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得学会如何跟朋友或者家人说再见。我们在车站送别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去表兄弟家串门;我们上学、参军、结婚、出国旅行;我们抓着好友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盼望分手后能尽快收到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物件毕竟只是物件。

于是,伯爵把妹妹的小剪刀放进裤兜。他朝屋里的传家宝投去最后一眼,把它们带给他的心痛永远地抹去了。

一小时后,伯爵站在新床垫上使劲蹦了两下。他想听听那嘎吱作响的弹簧奏出的是哪个调(升G调)。他审视一番堆在四周的家具,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特别渴望坐轮船去法国,或是乘夜班火车去莫斯科。

为什么他会向往那种特殊的旅行呢?

因为它们的舱位都很小!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桌子折叠起来便无影无踪;抽屉就在床铺底下;墙上壁灯的大小刚好能照亮你要阅读的书页。对一颗年轻的心来说,这种高效的设计宛如美妙的音乐,兼顾了功用的精准和冒险的可能。这与尼摩船长驾驶潜艇在海底航行两万里时身处的船舱肯定一模一样。倘若能到鹦鹉螺号上去住一夜,就算有人拿在皇宫住一百天来交换,但凡稍有勇气的孩子,又有哪个肯换呢?

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

何况,与一半的房间都被布尔什维克征用为打字室的二楼相比,六楼至少不会一整天充斥着打字声。在这里,他还能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事情。(事实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锁在了这幢大楼里。他发誓,不把工作干完,绝不会拿钥匙给他们开门。而他们被锁的房间刚好就是伯爵正下面那间。所以,打字机的敲击声便一直通宵达旦地响着,而那份历史性的文件也终于被精心制作了出来。该文件确保所有俄罗斯人都拥有宗教自由(第13条)、言论自由(第14条)、集会自由(第15条)以及这些权利一旦被“用于从事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时将被剥夺(第23条)。——作者注)

伯爵站起身,他的头撞到了天花板的斜壁。

“可不是嘛。”他回应道。

他把一张高背椅推到一旁,将大象造型的灯移到床边,然后打开行李箱。他首先把代表团的合影拿出来,摆在原本放它的桌上。接着拿出那两瓶白兰地,还有他父亲那只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伯爵正要取出祖母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把它搁在桌上时,天窗那边传来翅膀扑棱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尽管天窗只有一张赴宴邀请函那么大,伯爵还是能看见外头有只鸽子刚刚落在窗台的铜板上。

“喂,你好。”伯爵说,“这么好心来看我啊。”

鸽子摆出一副主人公的架势,扭过头来往里瞅了瞅,然后一边拖着爪子在挡雨板上行走,一边在窗户上使劲地啄了几下。

“嗯,对,”伯爵承认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正准备向这位新邻居解释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时,走廊里有人清了清嗓子。伯爵不用回头就知道,来者是安德烈——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叨扰别人之前的这声轻咳是他的标志。

伯爵冲鸽子点了点头,表示稍后再继续他们的交谈。他把外套重新扣好,转过身来,发现来的不只是安德烈——走廊里挤着三位酒店员工。

长有一双灵巧而修长的双手的安德烈冷静如常;酒店无可替代的礼宾接待员瓦西里也在;还有带着快活、羞涩又好奇的神情的玛丽娜,她刚刚从客房部的服务生升职为缝纫师了。他们三人眼里的困惑和数小时前伯爵从阿尔卡季和瓦伦蒂娜脸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伯爵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早上他被从酒店带走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可现在,他居然走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这简直无异于飞行员从摔碎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们,”伯爵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让你们受惊了。你们或许听说了,我被请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在那里,几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政府官员对我做出了裁决,因我的贵族出身,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家酒店里。”

在一片欢呼声中,伯爵同访客一一握手,衷心感谢他们每个人的真诚情谊。

“进来吧,进来。”他说。

三位酒店员工从那堆摇摇欲坠的家具中间挤进屋来。

“来,有劳你,”伯爵把一瓶白兰地往安德烈手中一递,然后,他在那口名为“大使”的箱子前跪下,解开钩扣,像翻开大部头的书一样把箱子摊开。箱子里稳稳当当地放着五十二只玻璃杯——更准确地说,是二十六对玻璃杯。每一对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和用途,从喝勃艮第红酒用的大肚球形杯到专为喝色彩鲜艳的南欧利口酒设计的细脚杯,一应俱全。为了节省时间,伯爵从箱子里随手挑出了四只杯子递给大家。此时,安德烈已经拔出了瓶塞,履行了他光荣的职责,给众人倒上酒。

所有客人手中都有了白兰地之后,伯爵把自己的酒杯高高地举起来。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说。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们附和道。

伯爵天生就是个高明的东道主。他一会儿替这个斟酒,一会儿同那个聊得兴起。他对屋里气氛的每一丝变化都有着本能的体察。今晚的安德烈放下了职位赋予他的拘谨,变得笑容可掬,还时不时俏皮地眨眨眼。平时为客人们介绍旅游景点时有板有眼的瓦西里此刻也好像变了个人,他是那么轻松,一副今天说出口的话明天一概不负责的架势。玛丽娜呢,每听完一个笑话,平时羞答答的她现在张口便咯咯地笑出声来,早把用手捂住嘴的那一套忘在了脑后。

这个夜晚,伯爵十分感激他们带给他的喜庆和快乐,但他并不会自负地以为,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祝贺他虎口余生。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一九〇五年九月俄国代表团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自那之后十七年,俄国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内战、两次饥荒,还有一场所谓的“红色恐怖”。总之,它经历了一个无人幸免的动荡时代。无论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是红还是白,也无论你的处境是在好转还是在变坏,此刻都该为这个国家的健康干一杯。

夜里十点,伯爵把他的客人们送到塔楼,跟他们互致晚安,与他在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庄园门口送客时该尽的礼数一般无二。回到屋里,他打开窗户,把瓶里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杯中,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这张办公桌是伯爵的教父杰米多夫大公留给他的,产于路易十六时期的巴黎,饰有当年顶级的镀金和皮革。大公蓄着白色的大鬓角,有着淡蓝色的眼睛,佩戴着金色的肩章;他会讲四种语言,能读六国文字。他终身未娶,代表祖国去了朴次茅斯。他还打理着名下的三座庄园。他一贯勤勉,反对夸夸其谈。早年,他曾和伯爵的父亲一道当过轻骑兵军官。大公因此成了伯爵的监护人。一九〇〇年,伯爵的父母因染上霍乱而在数小时内相继过世。当时,是大公把年轻的伯爵领到一旁,叮嘱他说,为了妹妹,他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伯爵伸出手,轻轻抚摸办公桌表面的小凹痕。

这些浅浅的凹痕凝聚着多少句大公的话啊。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这张桌上写过给管家的简要的吩咐,与政治家的精彩雄辩,对朋友的肺腑之言。换句话说,这张桌子不容小觑。

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

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

在将醒未醒的九点半,于意识尚未全然恢复的混沌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把一天中所有的好滋味都品味了个遍。

不出一小时,他将走上特维尔大街,和煦的春风会把他的胡须吹得随意飘拂。途中,他会在戈泽特尼街的小摊上买份《先驱报》,路过菲利波夫的面包房(现名为莫斯科第一面包房。——作者注)(在橱窗前驻足只是为了观赏一下里面的糕点),然后去和他的银行经理人会面。

在路边停下脚步时(因为要避让拥堵),他这才想起自己在赛马俱乐部预订的午餐是下午两点的。尽管银行经理人十点半就在等着与他碰面,可对经理人而言,储户永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等等应该也不碍事……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折返回去,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拉开了菲利波夫的店门。

一进门,他的感官瞬间得到了极大的犒赏,面包师的高超技艺毋庸置疑。空气里飘散着新鲜出炉的椒盐卷饼、甜面包卷和面包条的柔和香气。每天都有专列将这些无与伦比的糕点送进冬宫。在前排的玻璃陈列柜里,一排排蛋糕摆放得整整齐齐,蛋糕上五颜六色的糖霜就像阿姆斯特丹多彩的郁金香。伯爵走近柜台,他会向那位系着淡蓝色围裙的年轻女士要一份法式千层糕(多么恰如其分的名字),然后,赞赏地注视着她用茶匙将那块美味的糕点从银铲上轻轻推到一只瓷盘里。

端着点心,伯爵会找一个离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每天早上那里都会聚集三个时髦的年轻女子,谈论着昨天夜里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周边环境的顾忌,三位年轻女子起初说话声还很低,不失文雅,可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们的声音会不可避免地高昂起来。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十一点四十五分,清扫完盘子里的糕点,他把胡子上沾着的面包屑掸掉,挥手向柜台后面的女孩致谢,再冲三位年轻女士脱帽告辞(他刚才找机会同她们聊过几句),回到特维尔大街上。他停下脚步,心想:下面干什么去呢?也许可以去伯特兰画廊欣赏刚从巴黎来的油画,或者悄悄溜进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听年轻学生们排练贝多芬的四重奏,要不就索性回到亚历山大花园,找张长椅坐下,一边欣赏那里的丁香,一边听鸽子在窗台的铜质防雨板上来回徜徉,咕咕地低吟浅唱。

窗台的铜质防雨板……

“啊,对了。”伯爵醒悟了过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了。”

倘若此时伯爵再闭上双眼滚到墙边,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梦中的长椅上,让他得以在菲利波夫面包房里,在那三位女士碰巧经过的当口,及时地打招呼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这真是太巧了。”

肯定能。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伯爵坐直了身体,脚径直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扭了扭他那指南针似的两撇髭须。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伯爵刚站起来,头就磕到了天花板。

“稍等。”他说,然后一边揉着头一边去箱子里翻找衣服。穿戴停当之后,他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小伙,他手里端着伯爵日常吃的早餐——一壶咖啡、两片饼干和一块水果(今天是李子)。

“很好,尤里!进来,进来吧。放这儿,就放在这儿。”

趁着尤里把早餐一一摆在箱子上的工夫,伯爵坐到大公的办公桌后,飞快地给住在达诺夫斯基大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写了张字条。

“能不能替我送个信,孩子?”

尤里从来不会推脱,他痛快地接过字条,答应亲手把信交给收信人,并鞠着躬收下了伯爵给的小费。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

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开着吧。”

尤里的脚步声朝塔楼下远去了。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

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从阴影里走出来后,它一下跃上那张叫“大使”的皮箱,又蹿到靠墙的小桌上,接着跳上了三腿写字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摆放得拥挤而杂乱的家具让伯爵的这片领地看上去仿佛阿尔巴特街(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区(Arbat),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步行街,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上的寄售商店。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他原本只该放置一把高背椅、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的,他没有祖母的那一整套利摩日瓷器也照样可以生活。

书呢?全给我留下!当时他虚张声势地说道。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喝令更多的是出于冲动,为了把行李员给震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因为这些书甚至不合伯爵的胃口。他把自己那套蔚为壮观的藏书,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巨匠的著作留在了巴黎。服务员们搬进小阁楼的那些书是他父亲的,都是些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的专著,每一本都是大部头,一看就知道根本读不动。

毫无疑问,这些书得再筛选一次。

吃完早餐,伯爵洗了个澡,穿戴完毕后便开始忙起正事。首先,他试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但门似乎被里面的某一个重物堵住了。伯爵用肩膀用力去顶,门仍然纹丝不动。在另外三个房间,伯爵发现的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零碎杂物。最后一个房间里,一堆石板瓦和遮雨板之间放置着一只带有明显凹痕的俄式茶壶。茶壶旁边的空地被人清理过,这一定是从前修理屋顶的工匠们喝茶休息的场所。

伯爵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几件夹克挂进衣柜,然后翻出来几条裤子和衬衫,把它们卷起来垫在写字台的右下角(以确保这只三条腿的怪物不会翻倒)。他又把所有的箱子、将近一半的家具,还有他父亲的那些书(除了一本),拖了出去摆在走廊上。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

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说完,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来,拿起了他留下的那本书。这本饱受赞誉之作曾被他父亲视若珍宝。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伯爵把书牢牢地握在手里,一只脚搭在写字台的角上,把椅子往后仰去,直到它仅靠后面的两条椅腿保持住了平衡,他才打开书翻看起来:

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当面对我们曾经开罪过的人的复仇之手而又无力抵抗的时候,想让对方变得心软而饶恕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用屈服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但无畏与坚定,这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有时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看书时把椅子向后仰,这是伯爵早在艾德豪尔山庄时养成的习惯。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典出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被传客死异域后,珀涅罗珀被一百多个来自各地的王孙公子求婚。为摆脱求婚者的纠缠,她宣称要等为公公织完一匹做寿衣的布料后再改嫁。她白天织布,夜晚又偷偷拆掉以拖延时间,直到最终等来丈夫回归家园。)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从蒙田的书页上抬眼望去,伯爵的目光停滞在靠墙放着的海伦娜的画像上。这是那年八月在艾德豪尔山庄画的,描绘的是妹妹在餐桌边一盘桃子前的样貌。谢罗夫的画笔可真是传神啊:乌黑的秀发,泛着红晕的双颊,纤弱而仁慈的表情。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伯爵从遐想中唤醒。他把父亲的书合上,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希腊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将悬着的两条椅子前腿“砰”一声落到地板上。他走到门口,一把握住了访客的手。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年迈的希腊人鞠了个躬,以示这个提醒颇无必要。

“进来,进来吧。请坐。”

伯爵冲那只独眼猫挥了挥蒙田的大作(独眼猫咝咝地叫了一声跳到地板上)。伯爵把高背椅让给客人,自己在办公椅上落了座。

接下来,年迈的希腊人回应着伯爵的凝视,他的眼神中透着些许好奇,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他俩还从未为正事而会晤过。伯爵毕竟不是那种被动的人,于是,他率先开了口。

“你也看见了,康斯坦丁,我这儿的情况有了些变化。”

来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不,这是真的,”伯爵说,“变化还不小。”

年迈的希腊人环视了一圈房间,然后抬了下双手,承认注意到了伯爵眼下的窘境。

“您是不是想筹些……资金?”他试探着问道。

在把这一猜测完全说出口之前,年迈的希腊人在“资金”二字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伯爵看来,这一停顿委实恰到好处。这是一位深谙微妙的谈话之道数十年的人。通过这一停顿,他表达了对谈话对象的同情,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意味。

“不,不,”伯爵边说边摇头强调罗斯托夫家族从来没有借钱的习惯,“正好相反,康斯坦丁,我觉得我这儿有样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说完,伯爵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枚藏在大公办公桌里的金币。他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把它稳稳地夹在指尖。

年迈的希腊人仔细察看了硬币,然后缓缓吐了口气表示赞叹。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老本行是贷款,他有一手绝活:任何一件东西让他瞧几眼,再给他掂上一掂,值多少价钱他便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能不能……”他问道。

“当然。”

他接过硬币,翻转来看了一眼,然后恭敬地把它还给伯爵。这东西不仅从冶金上说纯度非常高,而且,行家里手们从硬币背面的眨眼双鹰就看得出,这是为纪念叶卡捷琳娜大帝加冕而铸造的五千枚金币中的一枚。换在太平时节,能从一位急需用钱的绅士手里把它买下来,转手卖给即使是最谨慎的银行,也能赚上不小的一笔。可在如今动荡的时期呢?虽然市场对普通奢侈品的需求已近乎崩溃,但像这样的宝物,其行价只会看涨。

“请原谅我的好奇,阁下,这东西……您只有一枚吗?”

“就一枚?哦,不。”伯爵连连摇头答道,“它就像军营里的士兵,运奴船上的奴隶,恐怕从来都不会有落单的时候。”

年迈的希腊人又长长地吐了口气。

“那好……”

于是,两个人在几分钟内就痛快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年迈的希腊人说,他很乐意帮伯爵把他当场写就的三封短信亲手递交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们便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并约好三个月之后再见。

年迈的希腊人正要出门离开,又突然停了下来。

“阁下,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着大公那张办公桌比画了一下。

“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

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

“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酒店二层的东北角藏着一家叫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它即便不是全俄最好的餐厅,也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里的拱形天花板和暗红色的内墙让人不禁想起沙俄贵族幽静的宫殿。博亚尔斯基餐厅拥有这座城市最高雅的装饰,最无可挑剔的侍者,以及最高明的厨师。

它名声响亮,无论今天是周几,你都得架起胳膊,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才能见到负责订座的安德烈。他守着一本黑簿子,里面记着那些幸运儿的名字。当餐厅主管叫到他们的名字并领着他们往餐桌走时,他们常因为要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同熟人打招呼而停下五次。等他们来到墙角的餐桌旁,身穿雪白制服的侍者会为他们奉上无微不至的服务。

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上述盛况便成了过眼云烟。这时,布尔什维克人关闭了边界,并禁止在高档餐厅里使用卢布。这样一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都无法到这些餐厅消费。当伯爵在安静的餐厅里享用主菜时,餐具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以及邻座夫妇的交谈声都清晰可闻,连最勤快的服务生都有闲暇冲着天花板发上一阵呆。

然而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动荡时期也不例外。

一九一二年,埃米尔·茹科夫斯基被大都会酒店招进来当主厨,那时他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帮厨,还有一个大厨房。此外,他还拥有一间在维也纳以东都首屈一指的食品贮藏室。香料架上,世界各地的口味,无奇不有;冷冻室里,水陆杂陈的生禽野味都已头上脚下地挂在架子上。人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九一二年是检验这位主厨水平的最佳时机。在物资充裕的年代,水平一般的厨师也能弄出些爽口的菜式。要考验厨师的聪明才干,还得看他在物资匮乏时期的表现。可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造成物资匮乏呢?

革命爆发以来,经济接连衰退,农作物歉收,贸易停滞。在莫斯科,精致的食材如同大海上的蝴蝶,成了稀缺之物。大都会酒店贮藏室里的物资已一蒲式耳(1蒲式耳约等于36.37升。)接一蒲式耳,一磅(1磅约等于453.59克。)又一磅,一勺又一勺地被消耗殆尽,厨师只能靠玉米面、菜花和卷心菜,或任何他有办法弄到的东西,来满足顾客的期待。

的确有人管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叫“倔老头”,也有人说他粗鲁,还有人说他个头不大,脾气不小。但没人否认他的天赋。就拿伯爵吃的这道菜来说吧:用普通食材烹饪出来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小牛肉片没有了,埃米尔便以捣平了的鸡胸肉替代。意大利帕尔马的熏火腿没有了,他就削了几片薄薄的乌克兰火腿。而像鼠尾草这种综合各种味道的叶子又没有了怎么办呢?他选择用一种与鼠尾草同样柔和、清香但比前者略苦一点的草本植物来替代……它绝对不是罗勒叶,也不是牛至叶,这一点伯爵可以肯定,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尝过……

“今晚一切都还好吗,阁下?”

“哦,安德烈。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完美。”

“这份小牛肉火腿卷呢?”

“很有创意。我还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埃米尔压在火腿下面的香叶……我知道绝对不是鼠尾草,但它有没有可能是荨麻呢?”

“荨麻?我想应该不是。但我可以帮您问问。”

说完,主管鞠了一躬,退开去。

伯爵想,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固然是个天才,可维持着餐厅良好口碑和正常运转的一直是这位叫安德烈·杜拉斯的人。

安德烈出生在法国南部。他英俊、高大,两鬓已经有些许白发。可他最显著的特征并非他的长相、身高或者头发,而是他的双手。在他那精心修剪过指甲的苍白双手上,手指比多数相同身高的男人长了足足半英寸。如果让安德烈去当个钢琴家,他应该能毫不费力地按下横跨十二度的琴键。如果他去演木偶剧,那么他一个人便能游刃有余地呈现麦克白与麦克德夫仗剑决斗、三女巫一旁观战的那场戏。可安德烈既没有当钢琴家,也没去演木偶剧(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没有),而是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若你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留意他那灵巧的双手,你一定会目瞪口呆。

比如说,将一桌女宾领到座位边后,安德烈似乎能同时帮她们所有人把椅子抽出来。其中一位女士刚拈出一支香烟,他便已上前,一只手拿出打火机给她点烟,另一只手则竖起来帮她把火焰挡住(就像人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能感觉到气流似的)。拿着酒单的女士征询他的建议时,他从来不会冲着一九〇〇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随手一指,相反,他会略微伸出食指,在酒单上点出自己的建议,那动作与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画的宇宙“第一推动者”(上帝)向世人传出生命最初的火花时的手势一模一样。然后,他会微微鞠躬,从桌旁退开,穿过大厅后走进厨房。

不到一分钟,厨房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埃米尔。

这位身高五英尺半、重两百磅的主厨朝大厅里迅速扫了一眼,然后径直向伯爵走过来。安德烈一步不落地跟在他身后。穿过餐厅中间的时候,步履匆忙的主厨一不留神撞在了顾客的座椅上,差点将一名服务员手上的盘子打翻。来到伯爵桌前,他猛地停下脚步,将伯爵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在决斗之前估量对手的架势。

“好极了,先生(原文为法语:Bravo,monsieur。),”他说,语气里带着些不忿,“很好(原文为法语:Bravo。)!”

说罢,他转过身,消失在厨房门后。

气喘吁吁的安德烈鞠着躬向伯爵道歉,同时也在祝贺。

“是荨麻,阁下。您的味觉还是那么出众。”

伯爵不是个沾沾自喜的人,可一闻此言,他还是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安德烈知道伯爵喜欢甜食,便朝盛甜点的小餐车指了一下。

“我能代表餐厅送您一块李子挞尝尝吗?”

“多谢你的好意,安德烈。换在平时我正巴不得,可今晚我另有安排。”

伯爵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被画地为牢判处了终身监禁的人,去考虑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许更有意义。对被关在伊夫堡中的爱德蒙·邓蒂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经典冒险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人物。)而言,是复仇的愿望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经受住长期的非法关押,从而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对被海盗掳至阿尔及尔的塞万提斯来说,让他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对被拘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来说,散步时与鸡鸭为伍,进屋有苍蝇相伴,出门是泥坑水洼,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呢?是对回归巴黎的渴望。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在打消了起初指望迅速得救的念头之后,鲁滨孙·克鲁索盖起了房屋,找到了水源。他学会了钻燧取火,开始考察岛上的地形、气候和动植物,同时没忘记训练自己机敏的双眼——无论是海平面上的船帆还是沙滩上出现的新脚印,通通逃不过他的双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伯爵让年迈的希腊人送出了三张字条。不到数小时,伯爵的门前就来了两位信使:一位是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沙俄帝国时期第一家也是最大一家售卖衣物、鞋帽、珠宝等商品的百货商店。今称中央百货商场,或楚姆百货。)派来的年轻小伙子,他送来了精美的床单和舒服的枕头;另一位信使来自普拉托诺夫专卖店,他给伯爵带来了四块他最喜欢的香皂。

那第三位呢?她一定是在伯爵出门吃晚餐期间来过了。因为他的床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法式千层酥。

预约

十二点的钟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欣喜。不仅是在俄国或欧洲,就是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纵使罗密欧事先得知中午时朱丽叶会出现在窗口,在那一刻到来之际,那位意大利维罗纳年轻人的狂喜也不足以与伯爵的相比。纵使斯特尔鲍姆博士(俄国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人物。)的孩子们——弗里茨和克拉拉——在圣诞的早晨得知,客厅的门将于中午向他们敞开,他们的兴奋也无法与伯爵听到钟声响起时的喜悦同日而语。

从特维尔大街(以及与年轻的贵妇们不期而遇)的遐想中逃脱出来之后,伯爵洗过澡,穿好了衣服,用过咖啡和水果(今天是无花果)。十点刚过,他便赶紧捧着蒙田的书读了起来;刚读了十五六行,他又不知不觉向钟瞄去……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第三篇文章刚读到一半,伯爵发现自己的目光又朝钟的方向瞥了过去,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或第五次了。或许是六次?虽然伯爵不能肯定究竟看过几眼,但事实表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那架座钟吸引过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架钟还真是台棒极了的精密计时器!

这座钟由闻名遐迩的宝玑公司为伯爵的父亲特别定制。这台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本身就是一个杰作。它白色的珐琅钟面只有葡萄柚般大小,青金石的钟体从顶上开始一直渐进地倾斜到底座。珠光宝气的钟壳内部是由享誉世界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这些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在伯爵接着往下读第三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后来连马克西米连一世(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加入了)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听到座钟发出的每一次嘀嗒声。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六秒,座钟在说。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七秒。

五十八。

五十九。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对了,刚才看到哪儿了?

哦,是第三篇。

伯爵往左稍稍挪了挪椅子,这样座钟就不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开始翻找刚才停下的书页。他几乎肯定他已经读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五段。可当他重新钻进那段文字里品读时,里面的内容却似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之前的那段也是这样。事实上,他不得不往回翻整整三页,才找到一个还算有些印象的段落。他收敛心神,从那里开始重新读了起来。

“你就这样读我的书呀?”伯爵仿佛听到蒙田在质问自己,“进一步,再退两步?”伯爵决心让他瞧瞧究竟谁才是主人。他发誓,在读到第二十五篇文章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视线从书本上抬起来。下了这个决心,伯爵很快就读完了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看完了第七和第八篇。二十五篇的目标现在就好似摆在餐桌上的那壶水,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读到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篇文章的时候,他的目标——那壶水——却仿佛在往后退,而且越退越远;横亘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仿佛不再是那张餐桌,而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光,书页却犹如沙丘的尖顶,一直绵延至天际,而他仍需逐句逐段地在沙漠里艰难地往前爬……

好啊,就这样吧。伯爵继续爬着。

上午十一点过了。

第十六篇文章也读完了。

这时,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终于在表盘的最上方与它那位短腿的兄弟——时针见了面。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座钟罩里的弹簧顿时松开,齿轮开始转动,一柄小锤落下来,敲响了那支悦耳曲调的第一个音符。中午到了。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而那位蒙田先生,则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跌落到床罩上。钟鸣声刚到第四下,伯爵人早已抵达塔楼的楼梯;响到第八下,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正向楼下走去。他和大都会酒店里手艺出类拔萃的理发师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约好每周在这时理发。

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涅瓦河上的一条运河。涅瓦河源出拉多加湖,自东向西流,流经圣彼得堡,注入芬兰湾。)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沿着大堂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报摊。它为过往的每一位绅士提供数以百计的新闻,尽管如今全都是些俄文报纸了。

接下来经过的是法蒂玛·费德洛娃的店铺:一家花店。受时局的影响,法蒂玛的货架已被清得空空如也,窗户上糊的是一九二〇年的旧报纸。原先酒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如今已成了最凄凉的去处之一。在生意最火的日子里,这家店卖出的花要以英亩(1英亩约等于4046.86平方米。)论。它不单供应着大堂里高耸的花坛,连客房里的百合,莫斯科大剧院里抛到芭蕾女演员脚边的一束束玫瑰,还有那些抛出玫瑰的绅士别在纽孔上的花,也全都来自这家花店。更重要的是,法蒂玛精通骑士时代至今的上流社会送花的全套礼仪。她知道道歉时该送什么花,迟到了又该送什么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被门口另一位年轻女士吸引而忽略了自己女伴时,该送什么花来赔礼。总之,论对每种花的色、香,乃至用途的了解,连蜜蜂都得对法蒂玛甘拜下风。

唉,法蒂玛的店是被关了,伯爵心想,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巴黎的花店不也都关了吗?可那座城市现在不照样到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吗?所以,这儿也一样,鲜花一定会回到大都会酒店里的。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伯爵走进店里,雅罗斯拉夫正在替一位满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顾客理发。靠墙的椅子上有个穿着皱巴巴的夹克,体形魁梧的家伙在等待。理发师朝伯爵微微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示意他到旁边的空椅上坐下。

伯爵一边落座,一边冲那位体格魁梧的家伙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仰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了雅罗斯拉夫店中最让人惊奇的物件上:他的柜子。假如有人让拉鲁斯(拉鲁斯(1817—1875),法国词典编纂家、语法学家。)给“柜子”一词下个定义,这位知名的法国词典编纂者也许会这样回答:柜子,一种家具,外部通常绘有装饰,内部可存放物品,且无法从外向内透视。这个定义无疑十分出色:从乡下人家的橱柜到白金汉宫的齐本德尔式家具,都概括进去了。但雅罗斯拉夫的柜子却不符合以上描述,因为它们全是用镍和玻璃制成,这种设计非但不会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甚至是刻意让这些东西被人看见。

这也不奇怪。因为柜子里摆满了令人艳羡之物:用蜡纸裹着的法国香皂,用象牙瓶装着的英国肥皂水,还有奇形怪状的小瓶里装着的意大利奎宁水。那藏在后面的那只黑色小瓶子呢?“那里装的是‘长生不老泉’。”雅罗斯拉夫会一边这么回答一边神秘地冲你眨一眨眼。

伯爵将视线从镜子中慢慢转移到了雅罗斯拉夫身上。他手里同时操着两把剪刀,在那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头上施展着魔法般的技艺。一开始,他的剪刀让人联想到芭蕾舞剧中男演员表演的击足跳,即双足跃起之后腾空交叉数次的动作。可随着他继续往下剪,理发师双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它们就像哥萨克人又踢又蹦地跳起了高帕克舞。最后一剪完成时真该在他身前落下一道幕布,俄顷再将幕布重新升起来,使观众能再次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向观众鞠躬致谢。

雅罗斯拉夫把披在顾客身上的白布解了下来,往空中啪地一抖。接过顾客的付款时,他总会将两只脚后跟轻轻一磕,表示感谢。等那位顾客走出店(他看上去比来时年轻多了,也精神多了),理发师才取过一袭新洗的白布朝伯爵走了过来。

“阁下,您还好吗?”

“好极了,雅罗斯拉夫。再好不过了。”

“今天打算怎么剪,请您吩咐。”

“修修吧,我的朋友。修修就行了。”

剪刀再次曼妙地舞动起来,伯爵似乎感觉到板凳上坐着等待的那位身材魁梧的客人起了些变化。尽管刚才伯爵冲他友好地点头打过招呼,但那家伙的整张脸已涨得越来越红。伯爵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看见那家伙连耳朵都红了。

伯爵试图用眼神同他沟通,他想再次冲他友好地点点头,那家伙却固执地将眼光锁在雅罗斯拉夫的后背上。

“下一个该轮到我。”他说。

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雅罗斯拉夫也常常会沉醉在自己的技艺中难以自拔。他仍在高效而又高雅地剪着。所以,那家伙只好重复了一遍,这回带着强调的口吻。

“下一个应该是我。”

雅罗斯拉夫从艺术的神奇魔力中抽身出来,用清晰而礼貌的语气答道:

“请再略等片刻,先生,我马上就能为您服务了。”

“我进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这句话明显带有敌意。雅罗斯拉夫不禁停下了手里的剪刀。他转过身,面带惊讶地迎着那位顾客的目光看过去。

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但此时他觉得,让理发师出面替他解释不大合适。所以,他开口打了个圆场:

“这位先生,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只不过每周二中午十二点是我固定预约的时间。”

现在,那家伙也把目光转过来,落在了伯爵身上。

“固定预约。”他重复了一遍。

“对。”

只见他猛然站起身,由于起急了,他的板凳都被撞到了墙上。他的个头至多五点六英尺,可他从袖口里伸出的那对拳头和他的耳朵一样涨得通红。他往前迈一步,雅罗斯拉夫就往后退一步,直到后者的背抵在了柜台上。那家伙又往前逼近一步,劈手从理发师手里夺过剪刀。然后,他以比他更瘦小的个头才有的灵敏猛转过身,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领,接着,用剪刀把他胡子右边翘着的那支“翅膀”咔嚓地剪了下来。他死死地攥住伯爵,往前一拖,直到他们俩几乎鼻尖对着鼻尖。

“很快就到你了。”他说。

说完,他把伯爵往椅子上一推,将剪刀朝地上一扔,大摇大摆地从店里走了出去。

“阁下,”雅罗斯拉夫惊得目瞪口呆,他大声说,“这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家酒店。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理发店不欢迎他再来。”

这时伯爵已经站了起来。他本想和雅罗斯拉夫一起宣泄自己的愤怒,声讨那家伙应受的惩罚。可他转念一想,他对刚才攻击他的家伙究竟了解多少呢?

当伯爵第一眼看见他穿着皱巴巴的夹克坐在板凳上,他的第一判断是:这家伙一定是干活累了,不知就里地闯进了这家理发店,然后便决定留下来,难得地享受一次理发服务。但伯爵不知道的是,这家伙很有可能是酒店二楼新搬来的那些住户中的一位。他自幼在钢铁车间长大,一九一二年便加入了工会,一九一六年领导了罢工,到了一九一八年他手下已有一个营的红军士兵。如今,他掌管着整个企业。

“他说得没错,”伯爵对雅罗斯拉夫说,“他的确一直都在等。而你也没办法,因为事先和我有预约。其实我应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让你先给他剪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伯爵转过身,冲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起来。这么多年了,他还是头一回这么仔细地打量自己。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许多次,他看到年轻美丽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总把身体斜侧30度(就像今后全世界的人都只从那个角度看她似的),好以最美的角度欣赏自己。又有多少回,他看到有的女人在镜子前戴上一款相当过时的帽子,但她毫无察觉,因为那顶帽子和镜子边框的装饰风格属于同一个逝去的时代。伯爵当然为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西装感到自豪,但令他更自豪的是,他懂得一个人的形象更多是由他的举止、言谈和风度决定的,而非他衣服的剪裁样式。

是的,伯爵心想,这个世界的确转个不停。

事实上,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绕着太阳公转。同样,银河系也在旋转。大旋套着小旋,发出与钟锤敲打声完全不同的宇宙钟声。而一旦宇宙的钟声响起,那些镜子也许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而是真正的自我。

伯爵坐回到椅子上。

“全刮了吧,”他对理发师说,“全都刮了,我的朋友。”

老相识

大都会酒店有两家餐厅,一个叫博亚尔斯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位于二楼僻静处的著名餐厅。而另一个紧挨着大堂,它的正式名称叫“大都会”,伯爵则亲切地称它为“广场”。

必须承认,论装饰的典雅,服务的繁复和讲究,以及菜式的精美,“广场”远不能与博亚尔斯基媲美。然而,“广场”所追求的也并非典雅的装饰、讲究的服务或者精美的菜式。“广场”的中心是座大理石喷泉,喷泉四周摆有八十张餐桌。菜单上的食物从波兰的白菜水饺到炸小牛排应有尽有。“广场”的初衷是成为城市(包括它所有的花园、集市和街道)的延伸。各式各样的俄罗斯人都可以来这儿喝上一杯咖啡打发时间。有来会友的,有来争论的,也有来嬉戏的;不论是忙人还是闲人,大家都怡然自得。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当然也有独自用餐的食客。他们甚至无须起身,就会被周围人的尊敬、愤怒、怀疑和欢笑所吞没。

那侍者们呢?和巴黎的咖啡馆一样,“广场”餐厅的侍者绝对值得用“高效”赞美。他们对客流如织的场面司空见惯,可以在一张四人餐桌上轻松搞定八人的派对。即使身处嘈杂的音乐中,他们也能将你点的饮料名称听得清清楚楚,不消几分钟就会托着摆满各式饮料的盘子出现,并把它们迅速递到每个围坐桌旁的客人面前,而且不会弄错一杯。假如你拿着菜单,正犹豫该点什么,他们会立刻俯下身来,挨着你的肩膀,指出这家餐厅的招牌菜。等到客人用完最后一口甜点,他们又会在数分钟内把你的盘子撤走,并递上账单,再帮你找好零钱。换句话说,“广场”的侍者业务极其娴熟,他们和面包、叉勺还有戈比(俄国辅币,1卢布等于100戈比。)打起交道来真是得心应手。

至少,战争爆发前是这样……

但眼下,偌大的餐厅空空如也。为伯爵提供服务的人似乎刚来“广场”,而且,就服务而言,他也像是新手。这人个子高瘦,脑袋小,举止间带着傲慢。他看上去就像从棋盘上拿下来的“主教(主教(Bishop),国际象棋中的象。)”。伯爵拿着一份报纸坐了下来(这是全世界通行的独自用餐的标志),那家伙居然不知道把他桌上那副多余的餐具拿走。伯爵合上菜单,把它放在盘子边后(这也是世人皆知的预备点菜的标志),直到他招手,那家伙才慢吞吞地走上前来。伯爵点了俄式冷蔬菜汤和鲽鱼片,那家伙居然问伯爵要不要来一杯索特恩葡萄酒。这建议真是太“妙”了,可惜伯爵点的不是鹅肝。

“还是来一瓶波德莱尔酒庄的葡萄酒吧。”伯爵礼貌地纠正道。

“当然。”“主教”脸上挤出教士般的笑容。

诚然,一个人吃午餐,点一整瓶波德莱尔酒的确有些奢侈。但读了一上午的米歇尔·德·蒙田之后,伯爵觉得应该给自己鼓鼓士气。事实上,这几天他一直在竭力避免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下楼到大堂来的一路上,他发现自己竟然在数楼梯台阶的级数。坐在大堂里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时,他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摸已不存在的胡子。十二点过一分时,他发现自己走进了广场餐厅的大门。而下午一点三十五,踏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回到房间后,他又开始计算,需要再过多久才能到楼下去喝酒。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便能感觉到天花板正往下压,墙壁正往里挤,地板正往上抬,整个酒店慢慢被压成了饼干盒一般大小。

在等侍者拿酒的过程中,他朝餐厅四周看了一圈。一旁进餐的食客并未让他的心情舒畅起来。过道对面的餐桌旁坐着两位掉队的外交使团成员。他们一边兴趣索然地用餐,一边等着外交任务的降临。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位住二楼的、戴眼镜的外籍住客将四份巨大的文件在桌上一字排开,正逐字逐句地比对。总之,这里没有闲人,也没人格外注意伯爵。除了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坐在喷泉后面的餐桌边,暗暗地打量着他。

他听瓦西里说起过,这位长着一头笔直金发的女孩刚满九岁,是一位鳏居的乌克兰官员的女儿。和平日一样,她和家庭教师坐在一起。见伯爵朝她的方向看,她马上拿起菜单挡住了自己的脸。

“你的汤。”“主教”说。

“哦,谢谢你。看上去味道还不错。请不要忘了我的酒。”

“当然。”

伯爵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俄式蔬菜汤上。只略微扫一眼,他就敢说这汤做得不错,因为餐厅里每位俄国人大概都尝过祖母做的这道菜。他把眼一闭,想好好品一品头一口汤的鲜美,尝到的却是微凉的温度、过多的盐分和不足的格瓦斯酒味。不过小茴香恰到好处,那股初夏的气息令人怀想蟋蟀的吟唱,以及神思怡然的往昔。

等伯爵再把眼睛睁开,眼前的一幕惊得他的勺子差点掉在地上。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正站在他的桌旁,带着只有小孩和狗才有的天真而好奇的双眼打量着他。比她的突然出现更令人吃惊的是,她今天穿的衣服居然是深柠檬色。

“它们怎么没了?”她还未自我介绍,便开口问道。

“抱歉,什么怎么没了?”

她侧着头,冲着他的脸又打量了一番。

“怎么没了,你的胡子?”

尽管伯爵同小孩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自幼他就被告诫,小孩不应该单独和陌生人接触,更不该在他用餐的时候打扰他,尤其不该问跟相貌有关的私人问题。如今的学校难道不再教育孩子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吗?

“它们就像燕子,”伯爵答道,“一到夏天,就飞到别处去了。”

说完,他把手伸到桌上,模仿着燕子飞行的动作,以为小女孩会照着他的样子做。

可她只是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

“夏天我也要到别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

伯爵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为她高兴。

“去黑海。”她补了一句。

说完,她拉过一把空椅,坐了下来。

“要不要一起吃?”他问道。

像是答复他一般,她小小的身体在椅子里前后扭了扭,让自己坐舒坦了,然后把双肘搁在桌上。她项下的金链挂着一个饰物,大概是幸运符或者小金盒之类的东西。伯爵朝女孩的家庭教师那边看了一眼,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显然深谙这类情形,早就不闻不问地把头埋进了书里。

女孩又像小狗一样歪起头。

“你真的是一位伯爵吗?”

“真的。”

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那你认不认识公主呢?”

“我认识许多位公主。”

她的眼睛先是睁得更大,然后,又小了下去。

“当公主难不难?”

“很难。”

伯爵碗里的蔬菜汤才喝到一半,“主教”便端着鲽鱼片出现了,他放下新菜时换走了之前的菜碟。

“谢谢。”伯爵说。他手中还握着那把汤勺。

“当然。”

伯爵刚想张嘴问刚才点的波德莱尔酒在哪儿,“主教”却早已没影了。等伯爵回过身再面对他的客人时,她正盯着他的鱼看。

“那是什么?”她想知道。

“这个?鲽鱼片。”

“味道怎么样?”

“你不是吃过午餐了吗?”

“但我不爱吃。”

伯爵便切了一块鱼,放在旁边的小碟子上,顺着桌子推了过去。“那请尝尝我的。”

她把一整块全叉进了嘴里。

“真好吃。”这话虽不够文雅,却是事实。说完,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却带着些忧郁。她叹了口气,蓝色的眼睛又直直地盯着他余下的午餐。

伯爵“嗯”了一声。

他又把小碟子拿了过来,将自己的鱼分了一半到碟子里,还有同样比例的菠菜和小胡萝卜。分完,再把碟子往她面前一推。她的身体又来回扭了扭,大概是想先坐舒坦点,再开始享受接下来的这轮美食。她小心翼翼地把蔬菜拨到碟子最边上,然后用刀把她的鱼切成了四等份。她把右上角那四分之一的鱼叉到嘴里,然后开始提问。

“公主的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

“和别的小姑娘一样。”伯爵答道。

女孩点了点头,鼓励他接着往下讲。

“每天上午她都要上法语、历史和音乐课。上完课,她可能会探望朋友,或者去公园散步。而且午餐时,她会吃掉她的蔬菜。”

“我父亲说,公主是已经被推翻的腐朽时代的化身。”

伯爵闻言,不由得吃了一惊。

“有些可能是,”他承认道,“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点我敢保证。”

她挥了挥手里的叉子。

“别担心。我爸爸可好啦,只要是和拖拉机有关的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但公主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伯爵做出一副松了口气的表情。

“你参加过盛装舞会吗?”她想了想继续问道。

“当然。”

“你也跳舞?”

“我的舞跳得可出名了,不把地板磨破我都停不下来。”伯爵一边说一边眼波流转。昔日圣彼得堡的名流聚会上,在这道目光所至之处,其他人热烈的交谈会戛然而止,名媛淑女们也纷纷回以凝视。

“把地板磨破?”

“嗯哼,”伯爵说,“对,我在舞会上跳过舞。”

“那你住过城堡吗?”

“在我们国家,城堡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么常见。”伯爵解释道,“但我的确去城堡赴过宴……”

女孩接受了这一答复,似乎又觉得不够理想。她蹙起眉头,又把一块四分之一大小的鱼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了嚼。忽然,她将身体往前凑了过来。

“你有没有决斗过?”

“决斗?”伯爵犹豫地说,“我想,我可以说是决斗过一次……”

“两个人都拿着枪,中间相隔三十二步远?”

“我那次决斗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见客人听了他的澄清之后大失所望,他赶紧安慰道:

“但我的教父倒是当过好几次副手。”

“副手?”

“当一位绅士被人冒犯,为了捍卫名誉而要求决斗时,他和他的对手须各自指定一名副手,也就是助理。决斗的规则都是由两名副手协商决定的。”

“什么规则?”

“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允许使用的武器等。如果是手枪,两人之间需要隔多少步远。还有,是否允许双方进行一次以上的交火。”

“你是说你的教父?他住在哪儿?”

“就在这儿,莫斯科。”

“他的那些决斗也是发生在莫斯科吗?”

“有一次是的。事实上,那场决斗就是由发生在这家酒店里的一次争吵引起的。一位是海军上将,另一位是个王子。据我猜测,他们俩一直不合。有天晚上他们在酒店大堂里狭路相逢,于是当场下了战书。”

“当场?什么地方?”

“就在礼宾接待员的服务台旁边。”

“那不就是我坐的地方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吗?”

“我想那次跟女人没关系。”

女孩吃惊地看着伯爵,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什么事是跟女人没关系的。”她说。

“是,你说得对。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当场要求对方道歉,却遭到拒绝。于是,他取下一只手套朝对方抛过去,以要求决斗。当时,经营酒店的是一个叫科夫勒的德国人,他本人也是男爵。很多人都知道,他特意在办公室的一块镶板后藏着两把手枪,就是为了发生决斗时,他不仅能为副手提供私下磋商的场所,还能马上招来马车,决斗双方坐着马车离开时也不用为缺少武器发愁。”

“决斗是在黎明前进行的吗?”

“是在黎明前。”

“在很偏僻的地方?”

“在很偏远的地方。”

她俯身向前。

“连斯基就是在和奥涅金决斗的时候死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音,仿佛引用普希金诗歌中的故事需格外谨慎。

“是的,”伯爵也压低了声音答道,“普希金自己也是这么死的。”

她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圣彼得堡,”她说,“在黑溪河边。”

“是在黑溪河边。”

小女孩已经把她的鱼吃光了。她把餐巾摘下来,放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点了点头,以示伯爵绝对是一位可以接受的午餐伙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正欲转身离开,又停住了脚步。

“我更喜欢你没胡子的样子,”她说,“没有它,你的脸……更好看。”

说完,她有些笨拙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走到喷泉后,不见了踪影。

一场决斗(原文为法语:affaire d’honneur。)……

当晚,伯爵独自坐在酒店的酒吧里。他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自责地回想着往事。

酒吧远离大堂,配有几张长凳,一个红木吧台,以及垒满整面墙的酒瓶。伯爵将这个美式酒吧亲切地称为“夏里亚宾(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以纪念那位伟大的俄国歌剧演员。革命爆发之前,他经常光顾这里。但如今,曾经门庭若市的“夏里亚宾”冷清得宛如祈祷堂。不过,这倒也贴合伯爵今晚的心境。

是的,他顺着刚才的思路想,无论哪种人类活动,只要用正宗的法语讲出来,都那么动听。

“我能为您效劳吗,阁下?”

说话的是“夏里亚宾”的调酒师奥德留斯。这个立陶宛人留着金色的山羊胡,脸上永远带着笑容。奥德留斯的调酒技术算得上炉火纯青。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落座,他就立刻过来倚在吧台上,倾过身来问你想喝什么。你杯里的酒刚喝完,他会立刻替你满上。可眼下,伯爵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需不需要帮忙。

“您的外套。”调酒师解释说。

刚才把胳膊往外套袖筒里伸的时候,伯爵的确感觉自己的动作有些不大利落。事实上,他丝毫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把外套脱下来的。和平时一样,今天伯爵六点就到了“夏里亚宾”。他一直恪守晚餐前只喝一杯开胃酒的习惯。可他突然又想起,今天午餐的时候,直到他吃完点的食物,那瓶波德莱尔葡萄酒也没露面。所以,伯爵便允许自己要了第二杯杜本内,随后又是两小杯白兰地,接下来他就只记得……只记得……

“什么时间了,奥德留斯?”

“十点,阁下。”

“十点!”

奥德留斯疾步绕到吧台另一边。他扶住伯爵,帮他把身体从凳子上移了下来,又引着伯爵从大堂穿过(其实没这必要)。这时,伯爵将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全向他“倒”了出来。

“你知道吗,奥德留斯?决斗是十八世纪初由俄国的军官发明的。当时,他们对它是如此热衷,以至于沙皇不得不专门为此下达一纸禁令,因为他担心他的军队很快就会被决斗折腾得一个不剩。”

“这我还真不知道,阁下。”调酒师笑着答道。

“嗯,是真的。决斗不仅在《奥涅金》里是很重要的情节,在《战争与和平》《父与子》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总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看来,即使是握有生花妙笔的俄国文学巨匠们,也想不出比两个中心人物相隔三十二步远,并用手枪来了断恩怨更妙的故事情节了。”

“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我帮您按五楼,可以吗?”

伯爵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电梯门口。他惊讶地看着调酒师。

“可是,奥德留斯,我这辈子从没坐过电梯!”

伯爵在调酒师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然后开始沿着楼梯往上走。刚到二楼楼梯口,他便找个台阶坐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俄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决斗呢?”他冲着楼梯间一本正经地问道。

毫无疑问,有些人肯定会武断地将决斗贬作野蛮的派生物。鉴于俄罗斯漫长而残酷的冬季、频繁的饥荒以及缺失的公正等,贵族们在解决争端时会很自然地诉诸暴力。但伯爵认为,决斗在俄罗斯士绅之间如此盛行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的确,为了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决斗按照惯例会在黎明时分的荒郊野外进行。可他们果真都会在垃圾场或者废料堆之类的地方决斗吗?当然不是!决斗会在四周是桦树林的空地上进行,彼时天上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或者在弯弯曲曲的小溪边;也可能会在谁家庄园的最边上挑一僻静之处,在微风的吹拂下,花儿从枝头轻轻摇落……也就是说,他们决斗的地方大都景色宜人,就像人们在歌剧第二幕里所看到的那样。

在俄国,只要场面华丽,声势浩大,任何事都不愁没有追随者。其实,这些年来,决斗地点的风景越变越美,手枪的制作工艺越发精湛,使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更易因一些琐碎至极的事而选择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最开始时,决斗只用来应对极端严重的冒犯行为,比如出卖、叛变、通奸之类;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它已变得极不理性,人们甚至会因为帽子没戴正,或盯着对方看的时间过长,或书信中逗号的位置摆得不当而进行决斗。

按照通常的决斗规矩,冒犯者和被冒犯者在开枪互射之前所迈出的步数,应该与所牵涉的侮辱和冒犯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最可恶、最公然的侮辱应该由双方隔着最近的距离,走最少的步数来做了断,这样才能确保二人之中有一个无法活着离开。好啊,如果是这样,伯爵总结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决斗双方恐怕隔一万步都不够。事实上,下罢战书,指派完副手,选好武器后,冒犯者便应该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而被冒犯者则应登上去日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再穿上他们最漂亮的大衣,走下踏板,来到码头上,开始射击。

唔……

五天后,伯爵收到了新认识的尼娜·库利科娃发给他的邀请。她请他一起喝茶。时间是下午三点,地方在酒店一楼西北角的咖啡厅。伯爵提前一刻钟就到了,并要了一张靠近窗口的双人桌。三点过五分,他的那位穿得像水仙花似的女主人来了:浅黄色的裙子,配着一条深黄色的腰带。伯爵起身,帮她把椅子抽出来。

“谢谢。”她说。

“不客气。”

然后,侍者被招了过来。他们叫了一份俄式茶饮。此时,外面的剧院广场上阴云密布,他们就随口聊起了今天究竟会不会下雨。等到茶已经倒好,茶点也摆到了桌上,尼娜便换上了一副颇为严肃的表情。该谈正事了。

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这转变有些突兀,或者时机不太合适,伯爵则不然。他觉得尽早结束寒暄,迅速进入正题完全符合喝茶的礼数,甚至是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

毕竟,伯爵每一次同别人喝茶都是按照这种形式进行的。无论见面地点是俯瞰着丰坦卡运河的客厅,还是公共花园的茶楼,反正在第一块茶点入口之前,这场约会的目的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桌上。事实上,几句寒暄一过,那位经验老到的女主人通常只用一个字便足以表明她要切换话题了。

对伯爵的祖母来说,那个字一直都是“喂”。比方说,“喂,亚历山大,我听说了一些很让我痛心的事,是关于你的,我的孩子……”而对常年受心脏疾病折磨的波利亚科娃公主来说则是一声“哦”。比如说,“哦,亚历山大。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对年轻的尼娜来说,那个字眼很显然是“唔”。比如,“你说得太对了,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是今天下午下雨的话,那丁香花就一朵不剩了。唔……”

不用说,尼娜的腔调一变,伯爵便有了准备。他把两只小臂往大腿上一搁,身体呈七十度角前倾。他脸上保持着严肃又淡然的表情,这样,一旦需要,他便能立刻表现出同情、关心或者愤慨等诸多表情。

“您能不能跟我讲讲当公主都有些什么规矩?”尼娜继续说,“我会非常感激的。”

“规矩?”

“对。规矩。”

“可是,尼娜,”伯爵笑着说,“当公主可不是玩游戏。”

尼娜盯着伯爵,脸上充满了耐心。

“我敢说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公主该是什么样子的。”

“哦,是吗?我懂了。”

伯爵往椅背上一靠,把女主人的问题仔细想了一想。

“嗯,”过了片刻,他说道,“我们先把人文科学撇在一边,以后再讲。我觉得当公主的规矩从培养好的礼貌和习惯开始。为达这个目的,她要学会在社会上应该如何行事;还要学习言谈、餐桌礼仪、仪表风度等方面的准则。”

伯爵每报出一项,尼娜都点头表示赞同。可听到最后那一项,她抬起头,目光变得机警起来。

“仪表风度?仪表也属于礼貌吗?”

“当然,”伯爵答道,尽管他有点犹豫,“是的。萎靡不振的仪表反映出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懒惰和颓废,以及对他人缺乏兴趣。而腰背挺得笔直的姿势则说明一个人十分沉着冷静,且信守诺言。这两种品格都与公主的身份十分相称。”

尼娜很显然是受了刚才这番话的影响,她的腰挺得更直了。

“继续。”

伯爵想了一想。

“公主从小就要接受尊重长辈的教育。”

尼娜朝伯爵鞠了一躬表示尊敬。他咳了一声。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尼娜。我差不多和你一样年轻呢。‘长辈’指的是那些头发都白了的人。”

尼娜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你说的是大公和他们的夫人。”

“嗯,是。他们当然也是。可我指的是所有的长辈,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阶层,商店老板、挤奶女工、铁匠,还是农民。”

尼娜的想法马上从她的面部表情里流露出来。她的眉头紧皱。伯爵接着解释道:

“新的一代应该对上一辈所有人表示某种程度上的感谢。我们的长辈,曾经开垦荒地、浴血奋战,是他们推动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为我们做出过牺牲。所以,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多么卑微,就凭他们做过的这些努力,也理当赢得我们的感谢和尊重。”

尼娜似乎仍不服气。伯爵想了想怎样才能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更为妥帖。说来也巧,这时候,咖啡馆的大窗户外已经有人支起了雨伞。

“举个例子吧。”他说。

他给她讲起了戈利岑公主和库德洛沃的丑老太婆的故事:

那是在圣彼得堡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伯爵说,年轻的戈利岑公主正前往图申的府邸参加一年一度的盛装舞会。马车经过罗蒙诺索夫桥时,她无意中发现桥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被雨浇得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公主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吩咐司机停下马车,将那个不幸的老人请进车来。老太太双眼已几乎失明。在仆人的帮助下进到车厢之后,她向公主连声道谢。公主自然而然地以为,她捎上的这位乘客一定就住在附近。毕竟,在这样的夜晚,一个又老又瞎的老太太能独自在外头溜达多远呢?可当公主问她要去哪儿时,老太太却答道,她要去看她的儿子,他是个铁匠,住在离这儿七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远的库德洛沃!

而此刻,图申一家正热切地期待她的光临。不出一两分钟,她的马车便会从图申府门前经过。那里上上下下早已装点得灯火通明,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仆从在等候。所以,即使公主礼貌地说声抱歉,然后下了车,并吩咐车夫将老太太送到库德洛沃去,也绝对合乎情理。然而实际上,当马车快到图申家时,司机把速度降了下来,并朝公主望了过去,看她有何吩咐。

讲到这儿,伯爵停下来卖了个关子。

“啊,”尼娜问道,“她怎么决定的呢?”

“她吩咐他继续开,”伯爵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得意,“等他们到了库德洛沃,铁匠全家人都围到马车四周。老太太邀请公主到家里去喝茶。听见此言,铁匠不禁打了个寒噤,车夫倒吸了口冷气,旁边的男仆听了则差点晕倒在地。可戈利岑公主却欣然接受了老太太的邀请——图申家的舞会也因此没有去成。”

故事讲完了,伯爵端起自己那杯茶,把头略微点了一点,然后喝了起来。

尼娜仍若有所盼地在看着他。

“后来呢?”

伯爵把杯子搁回碟子上。

“后来什么?”

“她嫁给铁匠的儿子了?”

“嫁给铁匠的儿子!天哪,当然不会。喝完茶,她就上马车,回家了。”

尼娜又翻来覆去琢磨了一番。显然,她认为公主嫁给铁匠的儿子,这样的结尾更好。但尽管这个故事存在不足,她还是点头承认伯爵讲得不错。

伯爵没告诉她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圣彼得堡传说的真正结局,因为他不想破坏这个讲得颇为成功的故事。戈利岑公主乘坐的那辆蓝色马车在莫斯科无人不识,当它在图申伯爵的门前先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又加速疾驰而去的时候,伯爵夫人正在大门前的柱廊下招呼到来的客人。此事在戈利岑和图申两个家族之间造成的裂痕经过整整三代人的努力才得以修补。革命的爆发倒是帮他们将这段恩怨做了个了断。

“这么做才配叫公主。”尼娜承认。

“没错。”伯爵说。

说完,他把盛茶点的碟子递过去。尼娜取了两块,一块放在她的碟子上,一块塞进了她嘴里。

伯爵本没有当面指斥别人缺乏礼貌的习惯,但可能是因为刚才讲的故事听众的反响太好,让他有点飘飘然,所以他不禁笑着指了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问别人要点心吃时,应该说‘请’,别人给了点心后,应该说‘谢谢’。这些都是公主从小就要受的教育。”

尼娜闻言,似乎吃了一惊,可马上又露出一副不服气的神色。

“如果点心是公主管别人要的,那她当然应该说‘请’,这我认为合理;可如果点心是别人主动给她的,她还得说‘谢谢’,这我就不懂了。”

“礼貌不是糖果,尼娜。你不能光挑那些让你中意的,更不能把咬过一半的再搁回盒子。”

尼娜仔细地盯着伯爵,脸上带着一股老练的宽容。也许是想让他听得更清楚,她把语速降了下来。

“公主要茶点的时候应该说‘请’,这我认为合理,因为她在请别人给她拿茶点过来;而假如她开口要茶点,别人给了她一块,你说这时她应该说‘谢谢’,我也同意。但你刚才举的第二个例子,公主并没有开口要茶点,是别人主动递给她的。这样,我觉得公主就未必非得说‘谢谢’,因为她只不过在帮别人的忙,把别人主动给她的东西收下罢了。”

尼娜边说边将一块柠檬挞往嘴里送,像是在强调自己的观点。

“我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伯爵说,“但根据我这一辈子的经历,我还是想告诉你——”

尼娜伸出指头挥了挥,打断了他的话头。

“但是你还很年轻,这是刚才你自己说的。”

“对,我是。”

“那我觉得你说‘一辈子的经历’什么的,未免太早了吧。”

说得也对,伯爵暗想,今天喝的这次茶不就是个证明吗?

“我会更加注意仪表的,”尼娜边说边掸着手指上的面包渣,“而且,问别人要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说‘请’和‘谢谢’。但假如是我根本不想要的东西,我还是不会道谢的。”

四处走走

七月十二日晚上七点,在穿过酒店大堂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的路上,伯爵发现尼娜正在一棵盆栽棕榈树的后头冲他招手。这么晚了还叫他过去,这还是头一回。“快,”他一到树后面,她便解释说,“那位先生外出吃饭去了。”

那位先生?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俩若无其事地爬上楼梯。刚刚拐上三楼,他们便碰上一位客人正拍着口袋找钥匙。正对电梯的楼梯口有一扇镶着染色玻璃的窗户,玻璃上隐约刻着一些立在浅水之中的长腿鸟儿。伯爵从这儿经过少说也有一千次了。尼娜却盯着它仔细打量起来。

“对,你说得没错,”她说,“这应该是鹤。”

等找钥匙的客人一进屋,尼娜便立刻向前冲。他们在地毯上移动步伐,飞快地从313、314和315号房门前经过。紧接着,他们来到了316号房门前。门外摆着一张小小的桌案,案上有一尊赫耳墨斯(赫尔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与迈亚的儿子。)的雕像。伯爵这才醒悟,他们这是在朝他从前住过的房间走!他不由得一阵晕眩。

可是等等。

我们太着急了吧。

自打那晚在二楼楼梯上出过一次洋相后,伯爵就戒了从前每晚必饮的开胃酒。他怀疑酒精对他的情绪已经产生了不健康的影响。可事实是,他的情绪也并未因为圣徒般的自我节制而有所振奋。终日无所事事的他拥有大把时间。那种无聊而又倦怠的感觉,陷在泥泞之中无法自拔的可怕之感不断袭上伯爵心头,让他片刻不得安宁。

伯爵心想,才三周就觉得漫长到无法忍受,那三年下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而,对那些品行高尚却迷失了方向的人,命运总会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克里特岛上,忒修斯就是靠着阿里阿德涅和她神奇的线球,才从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诺斯的巢穴里脱险的。同样是从栖息着幽灵般暗影的洞穴中逃脱,奥德修斯靠的是泰瑞西斯,但丁则有他的维吉尔。而眼下在大都会酒店,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靠的则是一位叫尼娜·库利科娃的九岁女孩。

七月的第一个周三,伯爵正坐在大堂里为自己该干些什么而发愁。这时,尼娜刚好从旁边飞快地走过,她脸上带着颇不寻常的坚定。

“喂,我的朋友,你好。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尼娜摆出一副行动被人干扰,被迫中断的样子。她转过身,冷静下来,挥了挥手,答道:

“四处走走……”

伯爵的眉毛微微一耸。

“上哪儿走走?”

…………

“先去娱乐室。”

“啊,原来你喜欢玩牌。”

“其实也不是……”

“那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

“行啦,”伯爵埋怨道,“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尼娜闻言,忖度了一番,又左右瞅了瞅,这才放心。她解释说,那间娱乐室平时很少有人用,但每周三下午三点都有四个女人约好在那里玩惠斯特牌,从没间断过。如果在两点半之前赶到那儿,藏进柜子里,那她们玩牌过程中说的每一个字(包括大量骂人的脏话)你都能偷听到。而且,女人们离开后,你还可以享用她们剩下的饼干。

伯爵坐得笔直。

“你的时间还用来干些什么别的事吗?”

她掂量着伯爵的问题,又左右看了看。

“在这里等我,”她说,“明天下午两点。”

伯爵的培训课程就这么开始了。

伯爵在大都会酒店已经住了四年。他觉得,论对这里的了解,自己应该算是个专家。他知道酒店员工的名字,享受过他们的服务,甚至对酒店房间里的装饰风格也了然于胸。可是,尼娜一番点拨后,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是略窥门径。

尼娜在大都会才住了十个月。而这十个月中,她也一直受到另一种形式的限制。因为她父亲只是“暂时”被安排在莫斯科工作,所以他还未在正式的学校给她办理入学。而尼娜的家庭教师又不愿走动,更愿意将责任局限在酒店范围之内,因为在酒店之内,尼娜撞上灯柱或者被电车撞的可能性毕竟是最小的。所以,尽管大都会酒店那张驰名世界的旋转门无时无刻不在转动,它却不曾为尼娜而转。生性活泼好动的尼娜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亲自对酒店开展侦察活动。酒店每个房间的位置和用途,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些房间,她都了如指掌。

是,伯爵的确是到酒店大堂后面的小窗口取过信,可他到分拣信件的小屋里去过吗?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两点,所有送来的信(包括封皮上盖有鲜红邮戳,附有特别指示需要“立即送达”的专函)都会被堆在那间小屋里的桌上。

是,在法蒂玛的花店倒闭之前,伯爵也曾光顾过那里,可他进入修剪鲜花的屋里了吗?花店背后有一道窄门,里面有张淡绿色的案台,所有的鲜花都得先在那里修剪好,玫瑰也都要在那里去掉刺。里面的地板上至今还散落着十年生草本植物干枯了的花瓣,它们可是配制花束不可或缺的材料。

当然去过了,伯爵替自己辩解说。在大都会酒店里,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衣橱、洗衣房、食物贮藏间,还有总配电间!

这过程就像坐轮船出海。一位旅客在船头打了一下午的飞靶之后,换罢衣服,准备和船长共进晚餐,然后再玩几把百家乐,顺带给那位自以为是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瞧瞧。接着,他再挽着刚刚结识的女伴在璀璨的星空下悠闲地散步。他还以为,航海的乐趣不过如此。可其实,他们接触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船上生活中极为有限的部分,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下层船舱的存在,而那里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趟远航成为可能。

尼娜却从不满足于上层甲板的所见所闻。下面,里面,四周,她都去转过。住在酒店里的尼娜,并没觉得四周的墙壁在朝里面挤,而是在往外扩张。不仅是范围,连复杂的程度也都在扩展。住进来不过几周,她便把酒店附近的两个街区看了个遍。不出几个月,大半个莫斯科也将被纳入她熟悉的范围。如果她在酒店住的时间再长一点,整个俄国也不在话下。

为了给伯爵上课,尼娜很明智地选择了从酒店的最底层——地下室——开始。那里有四通八达的走廊,也有哪儿都不通的过道。她首先打开一张沉重的铁门,领着他进到锅炉房里。蒸汽如一股股巨浪从蜿蜒曲折的通气管阀门中逃逸而出。她接过伯爵递给她的手帕,小心翼翼地把锅炉上的一扇铁门打开,露出了里面夜以继日熊熊燃烧着的一炉火。在酒店里,如果有秘信或者见不得人的情书需要销毁,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了。

“您也收到过别人的情书吧,伯爵?”

“那当然。”

接下来是配电间。尼娜再三叮嘱伯爵,不要乱摸乱碰。其实,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屋里到处都是金属发出的嗡嗡声和硫黄的恶臭,就是最漫不经心的冒险家来了,也不得不赔上一万个小心。在墙上一丛杂乱的电线后面,顺着尼娜指点的方向,他看见一根操纵杆:把它往上一推,整个宴会厅便会变得一团漆黑。有了它做掩护,趁机偷些珠宝绝对易如反掌。

接下来他们先往左拐了一次,又往右拐了两次,便到了一个拥挤不堪的小屋。这屋子就像一个摆放珍奇物品的陈列柜,柜子里全是酒店的客人遗弃的物品,比如雨伞、旅游指南,还有小说,而且还是些很重的小说,客人们即使没读完,也不想把它们随行李一道再运回去了。屋子的角落里扔着两张小号的东方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缎木制作的小书柜。这些物品虽然已有些年头,看上去却还跟新的一样。尤其是那个书柜,它是伯爵住在三楼套间的时候亲手扔掉的。

这时,伯爵和尼娜已经来到地下室的最里头。在往窄小的后楼梯走去的途中,他们发现了一扇浅蓝色的门。

“这里面是什么?”伯爵问道。

尼娜反常地露出了尴尬之色。

“我也没进去过。”

伯爵试着去转动门上的把手。

“嗯,怕是锁上了。”

尼娜闻言,往左右看了看。

伯爵也跟着往两边瞅了瞅。

只见她抬起双手,伸到头发底下,将戴在脖子上的那条精巧的项链解了下来。金色抛物线的最下端挂着一件饰物。伯爵第一次注意到尼娜戴的这件东西是他们在广场餐厅时。它既不是幸运符,也不是盛放装饰品的小金盒。它是一把酒店的万能钥匙!

尼娜从项链上取下钥匙,递给伯爵,把开锁的荣耀让给了他。锁眼上有个头骨形状的孔,伯爵将钥匙从孔里伸进去,然后一边轻轻转动钥匙一边仔细听着。锁的制动栓一落位,立刻传来令人欣喜的咔嗒声。门开了。往门里一看,尼娜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里面竟是个宝库。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紧靠着墙边,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垒着的全都是架子。架子上摆的是酒店的银器,一件件银光闪闪,仿佛今天上午刚有人擦拭过一样。

“这些是干吗用的?”她惊诧地问道。

“宴会用的。”伯爵答道。

一摞摞产自法国塞夫勒的盘子全都印上了酒店的徽章。盘子旁边立着两尺来高、带炭炉的俄式茶炊和形状类似诸神酒杯的盖碗。除了咖啡壶,还有装调味汁的瓶子等各种各样的餐饮用具。每种用具的设计都独具匠心,而且都只承担某一种特定的进食功用。尼娜从架子上拿起一件形状像小铲子的东西,那上面还安着象牙做的手柄。她在柄上一压,只见上面的两片薄刃打开来接着又合上了。她不禁惊奇地看了看伯爵。

“切芦笋的工具。”他解释道。

“宴会上真的需要专门切芦笋的工具吗?”

“乐团里真的需要有巴松管吗?”

尼娜轻轻把它放回到架子上。这时,伯爵心里却在想这些器具为他提供过多少次服务,以及他曾经用这些盘子进过多少次餐。圣彼得堡二百年的庆典就是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的,还有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以及双陆棋俱乐部的年度晚宴,还有在博亚尔斯基隔壁的两间专用餐厅——黄厅和红厅——举行的私人聚会。在其鼎盛时期,这些非公开的餐室成了达官贵人宣泄情感的绝佳场所。如果有谁藏在他们的餐桌底下偷听一个月,那无论是莫斯科城里的破产和婚嫁,还是来年即将要爆发的战争,没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伯爵的目光在架上游走了一圈,然后似乎有些不解地摇了摇头。

“那些布尔什维克人应该也发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可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没把它们都运走呢?”

尼娜用她孩子般清晰的判断答道:

“也许,他们需要它们留在这儿。”

对,伯爵心想。是这样。

因为不管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何等决定性的胜利,很快他们自己也得举办宴会不是?他们的宴会也许没有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那么多(没有秋季舞会,也没有六十周年纪念),可他们总得庆祝些什么吧,比如说,《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或者列宁蓄络腮胡子二十五周年等。他们也需要草拟宾客名单,经过审定删减之后,再把邀请函印出来,再递送出去。等到宴会那天,宾客们全都来了,也得在餐桌旁围上整整一圈。当新上台的政治家想再多要几根芦笋时,他们也得冲着那些忙得脚不着地的服务员频频点头示意。

因为奢华是一种极其顽固,也极其狡诈的力量。

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尼娜用手抚摸着那些五花八门的器具,眼里充满了钦羡和惊叹。忽然,她的动作停了下来。

“那是什么?”

在架子上的一只烛台后面,立着一个高三英寸左右的银质女性模型。她穿着带箍的撑裙,头上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死于法国大革命。)高耸的发型。

“这是只传唤器。”伯爵说。

“传唤器?”

“用来摆在餐桌上女主人的旁边。”

伯爵拈着那位小妇人鼓起的裙子,把传唤器拿了起来,然后来回晃了晃。小妇人的裙子底下便传出一阵悦耳的音乐声(高音C)。而这乐声一起,就意味着一顿有上千道菜的大餐结束了,前前后后端上来的五万只盘子可以从桌上撤下去了。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尼娜极其系统地展示了她的全部课程。她领着她的学生去了一个又一个房间。一开始,伯爵还以为他们的课堂仅限于酒店底层的那些用于维修和服务的楼层。可把地下室、邮件室、配电室和底层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之后,他们在某一天下午沿着楼梯爬到了客房所在的楼层。

不可否认,如此窥探别人的房间的确于礼不合,可尼娜光顾那些房间并不是为了行窃,也不是出于偷窥的嗜好,而是为了去那里看风景。

大都会酒店的每间客房都拥有与其他房间截然不同的视野,不仅会因为楼层的高度和方向的不同有区别,而且会因季节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异。所以,如果你想看苏维埃军队在十一月七日的红场阅兵式(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上是怎样迈步挺进的,那你不用走太远,待在322房间就行。可如果你想往街上毫无防备的行人头上扔个雪球,那405房间最合适,因为那间屋里的窗台往外伸出去最远。俯瞰着酒店背后那条小巷的244号房间虽然狭小,可也自有其魅力:因为从那里你可以把身子探出窗外,探出去够远的话,你便能看见厨房门前叫卖水果的摊贩,偶尔还能接到他们从下面抛给你的苹果。

但如果你想看的是夏夜里来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的宾客,那么最佳的位置就是317号房间里靠西北的那扇窗户。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

七月十二日早上七点,伯爵来到了大堂,尼娜一见他,便冲他打了个手势。两分钟后,他随她一起上了楼梯,又跟着她从313、314和315号房间前走过,一直来到他以前住过的那间房间的门口。尼娜把钥匙插进去一拧,便溜进门去。伯爵也跟了进来,只不过他明显有一种不祥之感。

伯爵往四下扫了一眼,立刻感到屋里的每个角落带来的熟悉感。铺着红色软垫的沙发和座椅都还在,从艾德豪尔山庄运来的那架落地大摆钟和中国的大瓮也依然如故。法式咖啡桌(用来替代他祖母的那张)上有一份叠着的《真理报》,一套纯银茶具,还有一杯没喝完的茶。

“快。”她穿过房间朝西北角的窗口走去,同时冲伯爵招呼了一声。

隔着剧院广场,对面的莫斯科大剧院从门廊到三角墙都灯火通明。在如此温暖的夜晚,布尔什维克人和往常一样,穿着类似歌剧《波希米亚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编曲的歌剧。该剧改编自法国剧作家亨利·穆杰的小说《波希米亚人的生涯》。)里的服装,熙熙攘攘地聚集在剧院的几根大柱子之间。忽然,大堂的灯光闪了几闪,男士们纷纷用脚踩灭了香烟,然后挎住了身边女伴的胳膊。当最后几位观众也消失在剧院门后,一辆出租车“嘎”的一声急停在街边,车门猛地一开,一位浑身穿红的女人从里面钻了出来。她一手揽住裙子的下摆,一面忙不迭地顺着楼梯往上走去。

看到这里,尼娜的身体不由得往前倾。她双手合成杯子的形状,贴在窗玻璃上,眯起眼睛看得分外起劲。

“如果在那里的是我,站在这儿的是她,那该多好啊。”她叹了口气。

可不是吗?伯爵心想,换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那天晚上,伯爵独自在他的床上坐着,脑海中仍然萦绕着白天参观旧居的情景。

让他念念不忘的既不是门边那架依旧在嘀嗒走时的祖传落地钟,也不是房间里富丽堂皇的设计,甚至不是西北角窗口那绝妙的风景。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桌上报纸旁边的那套茶具。

那一幕平凡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这些天来伯爵的心事。只需看一眼伯爵便对那个场景的各方面了然于胸。那套房间如今的主人一定是外出办事了,下午四点才回到房间。他脱下外套,往椅背上一挂,然后叫了壶茶,顺便还要了份下午的报纸。然后,他便稳稳当当地在沙发上坐下来,颇有情调地打发着时间,直到该换衣服出去吃晚餐。换句话说,伯爵在317房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桌下午茶,而且是一位身心自由的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把自己的新居(如今分配给他的那一百平方英尺地盘)又仔细打量了一遍。今天,它似乎出奇地狭窄。床边挤着一张茶几,茶几旁边又挤着高背椅。每次他想打开衣柜,都先得把高背椅推开。简单地说,这里可没那么多地方让他能有情调地打发时间。

伯爵近乎绝望地凝视着自己的四周,忽然,他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只有他自己说话声的一半大。它在提醒他:在大都会酒店,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

想到这儿,伯爵从床上站了起来。他绕过祖母的咖啡桌,将高背椅推到了一边,然后站在了比电话亭大不了多少的衣橱面前。沿着衣橱与墙的会合处,有一层造型优美的橡木线脚。伯爵一直觉得这处线脚的装饰有点过于夸张。有没有可能衣橱是在以前的一张旧门框的基础上增设的呢?伯爵打开衣橱的柜门,把里面的衣服拨开,伸手试着在最里头的墙板上敲了敲。听上去很薄。他伸出三根手指,在那道隔板上推了推,便感到它已略微弯曲。于是,他把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搬出来,扔到了床上。然后,他手扶着门柱,抬起脚跟往最里面的墙踹去。令人欣喜的是,里面传来东西被踹裂的声音。他把身体往后微微一仰,又踹了一脚,再一脚,直到那道隔板彻底断开。他把裂成锯齿状的碎木板拖到房间里,然后从断开的口子钻了进去。

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又暗又窄的地方。里面有干香柏木的气味,很可能是隔壁房间衣柜里的味道。他吸了口气,转动门上的把手,门开了。他进入了那边的屋子。这间屋子跟他自己那间一样,只是这里面放的是五张闲置的床架。不知怎么的,其中两副原本靠着墙的床架倒了下来,把通向走廊的门从里面堵上了。伯爵把床架拖开,打开门,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然后,他便重新布置起房间来。

首先,他让那两张高背椅和祖母留下的咖啡桌重新团聚在了一起。然后,他沿着塔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室,分三趟从那个装杂物的柜子里搬回来三样东西:一张他以前扔掉的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小书柜。接着,他又一步并作两步地往地下室跑了最后一趟,把那十本被他扔掉的大部头小说给搬了回来。待新书房布置完毕,他又到走廊那头,找房顶修理工借来了一把锤子和五颗钉子。

伯爵上一次使用锤子还是在孩提时代。那是初春的几个星期,他在艾德豪尔山庄帮助年迈的看门人吉洪修栅栏。锤子往下一挥,恰好砸在钉子头上,清脆的撞击声在清晨的天空中回荡。钉子穿过厚厚的木板,深深揳进栅栏的木桩里。那感觉真好。可其实是,伯爵抡出的第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拇指上(你可别忘了,锤子砸在自己的拇指上可是件相当痛苦的事,你少不了会踮着脚上蹿下跳好一阵,任你连呼“上帝”也无济于事)。

对勇敢者,命运总是青眼有加。所以,尽管第二锤只是擦到钉子头,可到第三锤伯爵便能敲准了。等到开始敲第二颗钉子时,他便已经完全找到放钉子、挥锤以及下砸的节奏。而那种古老的节奏在四对舞曲,在六音步诗格,或者在渥伦斯基的马术挎包里是找不到的!

简单地说,不出半小时,四颗钉子便都已从门棱砸进了门框。从现在开始,谁想进伯爵的这个新房间,必须从伯爵挂在壁橱里的衣服中间钻过去才行。而那第五颗钉子,他钉在了书架上方的墙上,用来挂他妹妹的画像。

活儿干完了。伯爵选了一张高背椅坐下,他有种奇妙的幸福感。伯爵原来的卧室与现在这间临时拼凑成的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大,可它们对他心情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隔壁屋里摆的是床、写字台和桌子——全是生活必需品,而书房里却有书,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还有海伦娜的画像——全都是精神必需品。然而,二者的不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不同的来历。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想到这儿,伯爵从椅子里站起身来。他从刚从地下室搬回来的十部小说中挑了一本最厚的拿了起来。诚然,读一本已经看过的小说不能算作新的尝试。可非得是新的不可吗?难道就因为一本小说他已读过两遍或者三遍,你就可以指责他念旧,他懒,或者他在浪费时间吗?

伯爵在椅子上重新坐下。他把一只脚搭在咖啡桌边,身体往后一仰,直到他坐的椅子仅凭两条后腿取得了平衡。然后,他便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太精彩了。”伯爵说道。

集会

“哎呀,一起去吧。”

“还是不去了。”

“别这么死板嘛。”

“不是死板。”

“你这么肯定?”

“从这个词的定义就知道,没有谁能打包票说自己绝对不死板。”

“就是嘛。”

就这样,尼娜终于说动伯爵加入了她最喜欢的活动:躲在阳台上偷看宴会厅。伯爵不愿和尼娜同去的原因有二。首先,宴会厅的阳台极其狭窄,而且尘土飞扬。为了不被人发现,你得躬腰驼背地在栏杆后面趴着。这姿势对身高超过六英尺的成年男人来说实在难受(上次伯爵陪尼娜去过一趟阳台,不仅蹲到裤缝开裂,而且过了整整三天,他脖子上的疼痛才消下去)。其次,几乎可以确定今天下午的宴会厅又要进行一场大型集会。

今年入夏以来,在酒店举行的集会越来越频繁。大堂里时不时就会进来一群人,横冲直撞地边走边指手画脚,有时还会停下脚步,激动地讨论些什么。进入宴会厅之后,他们肩并肩地和他们的兄弟兼同志站到一起,每个人都会拈起一根香烟使劲嘬起来。

在伯爵的印象中,布尔什维克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以各种形式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集会。在短短一周里,他们要开的会可能会包括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讨论会,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拟订计划或者收集意见。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已有之的弊端和积习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如果说伯爵对偷看这些集会的确不感兴趣,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集会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即使辩论双方换成西塞罗与喀提林(喀提林(约前108—前62),罗马的阴谋叛变者。),或者是哈姆雷特和他自己,他也不会趴在栏杆下面去偷看。不,这跟意识形态无关。简而言之,伯爵不过是觉得所有跟政治相关的讨论,不管是哪种信仰,都太枯燥乏味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不正是一个头脑死板的人说的话吗?

不用说,伯爵最终还是跟尼娜一起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绕开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入口,确信没人发现他们,这才用尼娜的钥匙打开了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通往阳台的门。

阳台下方,一百多人的座位都已坐满,余下的一百来人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台上摆着一张长木桌,桌后坐着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看来,参加集会的人已经到齐了。

今天是八月的第二天,加之这里刚刚举行过两场集会,此刻宴会厅里已达到了32℃的高温。尼娜手膝并用地撑在地上,在栏杆后面蹲了下来。伯爵也照她的样子弯下身去,瞬间他裤子后面的线缝又开裂了。

“糟了(33)!”他咕哝了一声。

“嘘。”尼娜说道。

上次和尼娜一起躲到阳台上偷听的时候,伯爵对这间宴会厅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惊。因为不到十年前,莫斯科所有的社会名流都还穿着他们最华丽的服装,在巨大的枝形吊灯下跳着玛祖卡舞,抑或为沙皇的健康举杯庆祝。可偷看完两场集会之后,伯爵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结论:尽管爆发过一场革命,这间大厅其实并没怎么变。

比如说,此刻有两位年轻人刚进来,看样子正跃跃欲试地想加入辩论。然而,这二位并未理会身旁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横穿整个大厅,一直来到坐在墙边的一位老者跟前,向他致意。这位老者很可能亲历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或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传单,或曾在一八五二年跟马克思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不管是靠什么爬上这个显位的,总之这位老革命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坦然接受了两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小伙子对他的敬意。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椅子里坐着,而那把椅子正是沙皇的公主安娜波娃在每年复活节盛装舞会上接见尽责的年轻王子们时坐的。

还有那位看上去颇为顺眼的家伙。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跟这个握握手,拍拍那个的肩膀,做派跟特列亚科夫王子如出一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表演了一番之后——在这边严肃地聊上几句,再到那边开上几句玩笑——他总算要“暂时”告退了。其实只要一出大门,他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让宴会厅里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现在他就要赶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会场,而这个会场是在阿尔巴特区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屋里。

当晚的议题行将结束之际,少不了会有一个像备受沙皇宠信的拉德延科上校一样的年轻少壮派,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模大样地闯进会场。据说,这一位眼下正是列宁跟前的红人。他在众人面前不遗余力地炫耀着他的权势和忙碌,可对最起码的礼节他却漠然视之,全然不放在心上。

诚然,如今的宴会大厅里穿粗布衣服的比穿开司米羊绒的要多,穿灰暗色调的也多过穿金色的。可难道在衣服肘部缝一块衬垫与在肩膀上缀一块肩章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如今那些样式普通的帽子,难道不是和以前的双角帽和高筒军帽一样,都是戴在头上用来表明一种特殊身份的吗?还有,就拿坐在台上手握着木槌的那位官员来说吧。他绝对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西装和笔挺的西裤。但他就是要穿得如此褴褛不堪,因为他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

会议秘书长突然操起木槌在桌上急促地敲了几下。他宣布,全俄铁路工人总工会莫斯科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座位上也都坐满了人。尼娜屏住了呼吸。会议开始了。

前十五分钟里,就有六项管理事宜被提了出来,而且都迅速达成了决议,并交付实施。这让你不禁感到欣慰,兴许这场会议能在你的腰背坚持不下去之前便宣告结束。可谁知道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却备受争议。这是一份修订工会章程的提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修改章程第二段中的第七句话。此刻,秘书长正在宣读那句话的原文。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它与逗号极尽温柔旖旎之能事,却将句号抛诸脑后,久久不予理睬。因为它的目的显然是要将该工会所有的美德当仁不让地概括一遍,它们包括却不仅限于:毫不动摇的肩膀,不屈不挠的步伐,夏日铿锵而有力的敲锤声,冬季铲煤时的加倍辛勤,深夜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汽笛声。然而在这个深刻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句子的结尾,却有这样一个结论:通过他们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俄国的铁路工人们“为各省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前面的声势造得那么大,最后却落了一个如此的结论,这未免有些虎头蛇尾,伯爵暗想。

然而,与会者之所以反对这句话并不是因为它整体上缺乏热忱和活力,而是对“提供便利”这几个字不太认可。具体来说,有人认为“提供便利”这句话里的动词太过温柔、拘谨,完全未能体现出大厅里这些人真正的劳动价值。

“我们干的活儿可不像替女人披件衣服那么简单!”后排有人大嚷了一嗓子。

“或者帮她们涂指甲!”

“说得好,说得好!”

好吧,这话也在理。

可究竟采用哪个动词才能更好地描述工会所从事的工作呢?同样,用哪个动词才能体现出工程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呢?还有那些不知疲倦地时刻保持着警惕的司闸员?以及靠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卖苦力的铺轨工人?

诸多建议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被递了上来:

促进。

推动。

赋权。

大家就每一个替代词的优缺点都热烈讨论了一番。概括起来,有三类意见:修辞问题,感染力,还有从后排发出的不满的嘘声。这三者中间又夹杂着木槌敲击桌子的声音。而与此同时,阳台上的气温已升到了近36℃。

当伯爵觉得这场讨论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骚乱时,坐在第十排的一个似乎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建议,也许应该用“推动”或者“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他解释说(虽然他的脸已经红得像覆盆子),这两个词不仅把铺设铁轨和驾驶机车等工作都囊括了进去,还包含了日常的系统维护和维修。

“对,就是它了。”

“铺轨、操作和维护。”

“推动和确保。”

会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来,这小伙子的建议很快就能得到信任并通过,就像驰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工会火车。可就在它即将抵达终点之际,会场的第二排站起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家伙。那人十分瘦弱,以至于看见他你首先想问的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在工会谋到一个职位?确定已将全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之后,这位办公室的后勤职员或者会计、全俄罗斯的“明星记账员”,用一种与“提供便利”这个词同样冷淡而古板的调子说道:“诗的语言必须简洁,如果用一个词就足够达义的话,我们就没必要用两个词。”

“那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好几个人不由得站起身,想揪住他的领子,把他从大厅里拽出去。可没等他们的手挨到他,第五排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连身都没起,坐着回呛了一句:

“恕我直言,诗当然要简洁,但普天之下的所有物种里,雄性不都有雌性和它相配吗?照你的意思,有一个性别就够了?”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

就这样,大家用举手赞成外加一起跺脚的方式通过了这项用“推动”和“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一词的决议。与此同时,在外面的阳台上,伯爵也不得不承认,政治讨论似乎也不全是那么枯燥乏味。

会议结束后,伯爵和尼娜从阳台上下来,回到走廊里。伯爵的感觉还不错。他很高兴,因为会场上那些向权力致敬的人,那些互相拍着肩膀寒暄的人,那些大模大样姗姗来迟的人,无一不让他觉得和过去竟如此相似。而且,他自己也想出了许多有趣的能够替代“允许”和“确保”的词语,比如说“衬托”“推动”或者“撞击”“冲击”等,不一而足。尼娜问他今天这场辩论如何,他原想回答说:很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莎士比亚的风格,也就是说,它像极了《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勃里(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一个愚蠢、多嘴、语无伦次的巡官。)。无事生非,一点没错。伯爵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他运气不错,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尼娜就已经谈起自己的感受来。在问完他感觉如何之后,她根本没耐心听他说完他的真实想法。

“真的很精彩,很棒,不是吗?你坐过火车吗?”

“火车是我外出旅行时的首选交通工具。”伯爵说。尼娜的这个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她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

“我也是。坐火车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着一路的风景从窗外接连不断地掠过呢?你有没有和同行的旅客交谈,有没有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昏昏入睡呢?”

“这些我都经历过。”

“对啊。但你有没有,哪怕很短的时间,想过那些煤是怎么到火车的内燃机里去的?当火车穿过森林,或者是爬上陡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里的铁轨是从何而来的呢?”

伯爵顿了一顿。他在想,在回忆。然后坦承道:

“没想过。”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认同她的话呢?

几分钟后,伯爵敲响了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挡在裤子后面。

在伯爵的记忆中,不久前还有三名女裁缝在这间办公室上班。当时,她们每人跟前都摆着一台美国造的缝纫机。她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日忙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似的一齐转动着缝纫机,替顾客把长袍改小,将褶边加高,给裤子放边,一步步沿袭着前辈们的命运。可自革命爆发以来,三个人全被打发走了,哑然无声的缝纫机想必也已成为人民的财产;那这间屋子呢?和法蒂玛的花店一样被闲置了。如今,人们哪还需要扔鲜花给芭蕾舞女演员或佩戴胸花呢,更别说把大袍子改小,或者给衣服加褶边了。

可到了一九二一年,面对日渐堆积的磨损的床单、破了的窗帘和撕坏的餐巾(谁都没准备换新的),酒店便将玛丽娜提拔了起来。这样,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不必出酒店就能圆满地解决。

“啊,玛丽娜,”她拿着针线刚要开门,伯爵便对她说,“看见你在缝纫室里缝衣服,我真是太高兴了。”

玛丽娜看着伯爵,眼中带着不解。

“不缝衣服,我还能干吗?”

“说得不错。”伯爵说。他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然后来了个九十度大转身。他把手里的报纸迅速往上抬,恭敬地请她再帮帮忙。

“上周不是刚帮你补过一条裤子吗?”

“我和尼娜又去偷听别人开会了,”他解释说,“在宴会厅外面的阳台上。”

女裁缝瞅了瞅伯爵,双眼之中半是惊愕,半是怀疑。

“你如果打算和九岁的小女孩一起到处爬来爬去,那干吗非得穿这样的裤子去呢?”

听到女裁缝的语气,伯爵不禁一怔。

“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本没打算到处乱爬的。可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我这些裤子都是在萨维尔街(位于伦敦的梅费尔,以传统的男士定制服装而闻名。)专门定做的。”

“对,是为了在起居室里闲坐,或者在客厅里画画而专门定做的。”

“可我从没在客厅里画过画。”

“那就对了,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墨水弄得满地都是。”

今天的玛丽娜似乎既不娇羞也不可爱。伯爵见状,便作势要冲她深深鞠上一躬。

“哎呀,行了行了,”她说,“到屏风后头去,把裤子脱下来。”

伯爵立刻闭嘴。他走到屏风后头,身上脱得只剩短裤,然后把长裤递给玛丽娜。屋里安静下来,可在那寂静中,伯爵似乎能感觉到她找出线轴,轻轻舔湿线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线从针眼里穿过去的样子。

“喂,”她说,“那你干脆跟我说说,你们在阳台上干吗呢?”

就这样,玛丽娜一边给他缝裤子(和铺设铁轨一样,这也是劳动的一个缩影),一边听他讲会场上的情形,以及他的各种感受。他几乎是满怀怅惘地说,他看到的是棘手的社会传统以及人类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恶习,而尼娜却对会场上生龙活虎的干劲和高昂的斗志颇为着迷。

“那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伯爵也承认,“只不过,就在几周前,她还特意约我一起喝茶,还跟我打听当公主要遵守什么规矩。”

玛丽娜一边摇头一边把伯爵的裤子从屏风上递过去,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告诉眼前这个极其幼稚的人。

“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之后,都不会再对公主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了,”她说,“事实上,当她们对公主已经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有些小男孩对满世界乱爬的兴趣还浓着呢。”

伯爵一边走出门,一边冲玛丽娜挥手道谢,却一不留神撞到了站在门外的酒店服务员身上。

“请原谅,罗斯托夫伯爵!”

“没关系,彼佳。不用道歉。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

可怜的小伙子吃惊地睁大双眼,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被撞掉了。伯爵从地上捡起帽子,将它重新戴在服务员的头上,并对他说了声“祝你工作顺利”,便转身要走。

“但我的工作还与您有关。”

“和我有关?”

“是哈利茨基先生。他有事找您。在他办公室。”

难怪小伙子惊讶得把眼睛睁那么大。不仅仅因为哈利茨基先生从没叫过伯爵去他办公室,还因为伯爵在大都会酒店的这四年中,总共也就见过这位酒店总经理四五次。

因为,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是极少数精通如何放权的高级主管之一。也就是说,他知道该如何把酒店的各种职能和任务交给精明能干的手下,而他本人几乎不用出面。每天早上八点半来到酒店之后,他便苦着一张脸直奔办公室,就好像他已经错过了开会的时间。一路上他也会问候一下跟他打招呼的人,或者只对他们快速点点头。经过秘书身边的时候,他会告诉她(他根本没停下脚步)别让任何人打扰他。然后,他便消失在办公室门后。

进了办公室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

这不太好说,因为没几个人亲眼见过。当然,据有限的几位有幸看过一眼的人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办公桌上没有文件,电话也很少响起,靠墙的地方倒是摆着一张紫红色的躺椅,椅子上还铺着漂亮的椅垫。

有时候,总经理的助手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门求助,例如厨房失火或是发生了账务纠纷,总经理便会带着满脸的疲惫和失望把他办公室的门打开,而他的这种表情很容易让叨扰他的人产生一种歉疚感,从而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同情。于是,他们纷纷向他保证,一定争取把问题自己解决好,然后他们再满怀歉意地退出门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任何一家经营完善的酒店相比,大都会酒店都毫不逊色。

不用说,得知总经理有事找他,伯爵在忐忑不安的同时也不禁有些好奇。彼佳也不再啰唆,他领着伯爵沿着走廊走去,经过了一排后勤部门的办公室,便到了总经理办公室。不出所料,门是关着的。伯爵觉得该让彼佳先去通报一声,他便在离办公室还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可他没想到,服务员怯生生地冲着办公室的门朝他做了个手势,然后就没影了。伯爵没有办法,走到门前敲了敲。屋里先是窸窸窣窣地响了几声,接着安静了片刻,然后才有人似乎很不耐烦地说了声“进来”。

伯爵推开门,见哈利茨基先生坐在桌前,手里还紧握着支笔,但旁边根本就找不到纸的踪影。虽然伯爵并不喜欢轻易给人下结论,但他还是注意到经理的头发都稀疏地贴在头的同一侧,而他的老花镜则歪歪地在鼻子上架着。

“你要见我?”

“啊,罗斯托夫伯爵。请进来呀。”

桌子跟前有两把空椅子。伯爵向其中一张走过去。途中他注意到,那张紫红色的躺椅上方挂着好几幅手工着色的雕版画,画中描绘的是各种英式狩猎场面。

“画得挺像。”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

“你说什么?哦,是的。那些画是挺像的。”

话音刚落,经理便把眼镜摘下来。他伸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见他如此神态,伯爵不禁觉得一股同情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心底汩汩淌了出来。“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伯爵坐在椅子边上问他。

经理娴熟地点了下头。这个问题他少说也听过上千次了。他把双手搁到了桌上。

“罗斯托夫伯爵,”他开始说道,“您是本酒店多年的顾客了。事实上,据我估计,您最开始住到我们店来还是在我前任的任上……”

“没错,”伯爵微笑着确认,“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

“是这样。”

“215号房间,我记得是。”

“啊,很舒适的房间。”

说到这儿,两人便都不出声了。

“我听说,”经理继续说。他声音里似乎透着些犹豫,“酒店的员工跟您讲话的时候……仍在使用某些……尊称。”

“尊称?”

“对。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不是还一直称呼您阁下?”

听完经理这句话,伯爵想了一想。

“嗯,是的。我想你们有些员工是这么称呼我来着。”

经理点了点头,然后又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您也知道,这会给我惹麻烦的。”

说实话,伯爵还真不知道这会给经理惹来些什么麻烦。可鉴于伯爵对经理抱有十足的同情心,他决定不给他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便专心致志地听哈利茨基先生接着往下说:

“假如这件事由我说了算,我会怎么处理是明摆着的。可是……”

话说至此,经理把原因说出来就行了,没想到他却模棱两可地把话题一转,话音也慢慢弱了。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

“所以,我也别无选择,这很自然。我只能告诉我的员工从此不能再那样称呼您。时代毕竟变了,这点我们应该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承认。”

讲完这番话,总经理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仿佛希望他能痛快地向他做出什么保证。

“哈利茨基先生,时代的确会变。而作为一位绅士,我就该跟着它一起变。”

经理看着伯爵,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居然有人能把他刚才的一席话理解得那么透彻,他没有必要再解释了。

这时,有人敲了下门。接着,门开了。进来的是阿尔卡季,酒店前台的领班。见他贸然闯进屋来,经理的肩膀猛地往下一沉。他朝伯爵指了指。

“你看,阿尔卡季,我正和酒店的顾客谈话呢。”

“我很抱歉,哈利茨基先生,罗斯托夫伯爵。”

阿尔卡季朝他们鞠了个躬,却并没有立刻出去。

“好吧,”经理说,“什么事?”

阿尔卡季把头微微一侧,意思是要借一步说话。

“那好。”

经理双手在桌上一撑,站起身来。他绕过办公桌,来到走廊上,随手把门关在身后。伯爵便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

伯爵在反复思量着:阁下,主教阁下,教皇陛下,殿下。曾几何时,这些措辞的使用是文明国家可靠的标志。可现在,那些……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行了一个用手连续画圈的贵族礼。

“嗯,这样也许更好。”他说。

说完,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走到铜版画前仔细打量了起来。他发现那上面描绘的原来是猎捕狐狸的三个过程:“跟踪气味”“呔嗬(猎人发现狐狸之后发出的吆喝声。)”和“追赶”。在第二幅画中,一位脚踩着坚硬黑色马靴,身穿鲜红夹克的年轻人正在吹一把铜号,铜号的吹口与喇叭口整整转了360度的大弯。毫无疑问,这是把精心打造的物件,造型优美而且历史悠久。可对现代世界而言,它有那么重要吗?就拿猎狐这码事来说吧,一群衣冠楚楚的男人骑着纯种马,带着训练有素的猎狗,把狐狸们追得无处可逃,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伯爵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因为事实上,时代的确会变。这种改变也从未间断,不可避免,而且富于创造性。它们带来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不仅让那些尊称和狩猎用的号角变得过时,同时也让银质传唤器,看歌剧用的珍珠母望远镜和各种精心制作的物品失去了用途。

失去了用途的精品,伯爵心想。不知道……

伯爵从屋子中间悄悄地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他能听见经理、阿尔卡季还有第三个人在外面交谈的声音。尽管声音很微弱,但从他们谈话的语气他能听出,他们离解决问题还差一阵子呢。于是,伯爵迅速回到挂铜版画的墙边,他从描绘“追赶”场面的那幅画数出去两块镶板,然后把手放在那块板子的正中间,使劲往里一推。镶板便往里凹进去了一些。这时,只听得“咔嗒”一声,伯爵把手往回一松,那块镶板便立刻弹开,露出里面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有一只用嵌花黄铜做配件的匣子。一切都跟大公当年跟他交代过的一模一样。伯爵把手伸到柜子里,将匣子盖轻轻掀了起来。啊,还在。制作极其精美的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匣子里。

“太漂亮了,”他说,“简直太漂亮了。”

考古

“你抽一张牌。”伯爵对三位芭蕾舞女演员里最小的一位说。

伯爵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打算重启他每晚喝开胃酒的习惯。这时,他发现她们在吧台前站成一排,纤嫩的手指搭在吧台上,一副马上要摆出“弯曲(芭蕾舞动作名称,股关节向外转开、身体重心下沉的动作。)”的姿势。吧台边还有一个人,可他正耸着肩膀喝闷酒,根本无心搭理这些年轻的女士。看来伯爵该过去陪她们说说话。

他一眼就看出她们对莫斯科还不熟悉。她们一定是戈尔斯基(1900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编导。)每年九月从各省为芭蕾舞团招来的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中的三位。她们个个都有着短小的躯干,颀长的四肢,一看就是编导最喜欢的古典风格,但她们的表情却远未达到优秀芭蕾舞演员冷淡清高的气质。从她们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跑到大都会来喝酒就看得出,她们还年轻幼稚得很。酒店毗邻芭蕾舞剧院,所以它很自然便成了年轻芭蕾舞演员们排练结束后休息娱乐的首选之地。但同样因为酒店很近,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戈尔斯基和他手下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们进行艺术探讨的地方。一旦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被啜着麝香葡萄酒的编导发现,她们很快就会被发落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俄国边远城市,位于太平洋边缘的堪察加边疆地区。)去跳双人芭蕾。

考虑到这点,伯爵也许该给她们提个醒。

然而,意志自由是从希腊人时代起便已为人们所公认的道德准则。尽管伯爵早已过了风流倜傥、招蜂引蝶的年纪,但仅仅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便主动将身边这些美丽可爱的小姑娘都劝走,心地再淳朴的绅士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所以,伯爵便开始恭维几位年轻女士的美貌,问她们是怎么来的莫斯科,并对她们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坚持要替她们埋单。他和她们谈起了她们各自的家乡,然后,还主动提出为她们表演魔术。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奥德留斯很快给他们取来了一副扑克牌。牌上印有大都会酒店的标识。

“这个魔术我已经很多年没玩过了,”伯爵说,“所以你们担待着点。”

说完,他开始洗牌。三位跳芭蕾的小姑娘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她们像希腊神话中的半神一样,用三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在看:第一个用的是“纯真之眼”,第二个用的是“浪漫之眼”,而第三个用的则是“怀疑之眼”。伯爵挑中的是那个有着“纯真之眼”的小姑娘。他让她抽一张牌出来。

小姑娘正在犹豫抽哪张牌,这时,伯爵忽然感觉有人站到了他肩膀后。这本不是什么意外。在酒吧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在变魔术,肯定会招来一两位好奇的旁观者。他往左边微微一转身,本打算朝站在身后的人眨眨眼,却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看热闹的人,而是一向镇定自若的阿尔卡季。但此刻,他似乎不太镇定。

“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很抱歉打断您。能跟您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阿尔卡季。”

前台领班冲跳芭蕾的小姑娘们抱歉地笑了笑。他领着伯爵走开几步,这才把今晚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伯爵:六点半的时候,有位先生在敲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房门。而等我们尊敬的部长把门打开,敲门的那位立刻质问部长是谁,在房间里干什么。大惊之下,我们的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只得解释说,他是这套房间现在的房客,他就住在这套房间里。可那位先生根本不买他的账,他坚持要进屋。见部长不让,他便推开部长,拔脚便进了房门,然后开始逐屋检查,连……嗯……连浴室都不放过。而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夫人正在里面化晚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卡季被电话紧急叫到了现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十分激动。他挥舞着手杖,口口声声要“以大都会酒店的老顾客和老党员的身份”立刻把经理叫来。

而那位先生呢,此时却把双臂往胸前一抱,兀自坐在沙发上。听部长说要找经理来,他答道,正好他也想把经理叫来呢。至于部长所提到的党员身份,他的答复是,他入党的时候,塔拉科夫斯基都还没出生呢。这话听上去有些玄乎,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已经八十二了。

伯爵津津有味地把阿尔卡季说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本来,他绝对应该头一个表态,说“这个故事真是太棒了”。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国际化大酒店所应有的多姿多彩。作为酒店的客人,只要有机会他准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阿尔卡季偏偏要挑这个节骨眼把这件事告诉他。

“为什么?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住的是317号房间,而那位先生要找的人其实是你。”

“我?”

“恐怕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肯说。”

…………

“那他现在在哪儿?”

阿尔卡季朝大堂里指了指。

“在那排盆栽棕榈树后面,那里的地毯都快被他磨破了。”

“磨破了?”

伯爵把头从夏里亚宾酒吧里伸了出去,阿尔卡季也从他身后小心地斜着身子看。可不是嘛。在大堂的另一端,他们谈论的那位先生正在相隔十英尺的两盆植物之间来回快速地踱步。

伯爵笑了。

虽然体重增了几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胡子还是那么参差不齐,步履也还是那么急躁不安。从他二十二岁开始,他就是这副德行。

“您到底是否认识他?”前台领班问道。

“那是我兄弟。”

伯爵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初次相见是一九〇七年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当时,他们绝对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动物。伯爵在一幢有21个房间、14个用人的大庄园里长大,而米哈伊尔则和他母亲一道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幽默、聪颖、充满魅力的伯爵在首都的沙龙里无人不晓,而米哈伊尔则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屋里读书,而不是把整晚的时间都用来夸夸其谈。

所以,这两位年轻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友谊。然而,命运如果都按人们认为的样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为命运了。米哈伊尔是个直性子,一言不合便跟人动手,而且不管对手有多少同伙,或者有多大的块头。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恰恰见不惯别人以众欺寡,无论事出何因。因此,在他们第一学年开学的第四天,两人便一起挨了揍,但他们掸掉膝盖上的尘土,擦去嘴角的血迹,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青春期的我们看来,年幼时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而成年以后,我们也只会偶尔回忆起它们。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逃不开它们的束缚和支配。自打相识之后,每当米哈伊尔充满激情地谈到自己的理想,伯爵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而当伯爵向米哈伊尔描述起城市沙龙的情景时,他给米哈伊尔带来的震撼也不遑多让。不到一年,他们俩便合租了一套公寓,地点就在斯莱德涅斯街那家修鞋铺的楼上。

后来,伯爵常常庆幸他们当初决定住在修鞋铺的楼上,因为全俄国再也挑不出比米哈伊尔·门迪茨更毁鞋的人。在一间20英尺的斗室里,他便能轻易地来回踱上20多英里。如果是在歌剧院的包厢,那30英里不在话下;换作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则最少是50英里。简单来说,来回踱步才是米哈伊尔最自然的状态。

比如说,伯爵替他们俩弄到了去普拉托诺夫家喝酒的机会,或者去彼得罗相公主家参加舞会的邀请函,米哈伊尔总是拒绝前往。他的理由是他刚从书店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本由一个名叫弗拉门赫舍的人写的书。这书他得一口气读完,半分钟也不能等。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赫尔·弗拉门赫舍的著作才刚读完前五十页,米哈伊尔便已经跃身而起,开始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边走边把他对作者的观点、文风,乃至标点符号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一一阐述出来。等到凌晨两点,伯爵尽兴归来却发现,虽然米哈伊尔总共只读了五十页,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但他磨掉的鞋底却比去圣保罗大教堂朝圣的人磨掉的还要多。

所以,闯进别人的酒店套房和磨破酒店的地毯,这两件事和他这位老朋友的一贯风格倒也不冲突。可米什卡(米哈伊尔的昵称)最近不是刚刚接受了圣彼得堡的母校提供的教职吗?他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闹了这么一出。伯爵很是惊讶。

见面拥抱过之后,两个人沿着楼梯朝阁楼走去。因为事先已打过招呼,所以当米什卡看到他朋友的新居时,他只是看在眼里,并没流露出太多惊讶。走到那只三条腿的写字台前时,他却停了下来,歪着头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蒙田的随笔集?”

“是的。”伯爵肯定地答道。

“我想,这些文章并不适合你吧。”

“正好相反。我觉得程度正合适。你还是先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怎么突然到莫斯科来了?”

“萨沙,这次我名义上是来参加即将在六月召开的‘拉普’的成立大会的筹划工作,但更主要的……”

说到这儿,米什卡把手往背包里一伸,接着从里面掏出一瓶酒来。酒瓶的商标上方刻有两把交叉着的钥匙的浮雕花纹(法国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的著名标识。)。

“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

伯爵拿起酒瓶,伸出拇指在标识上面摸了摸,然后微笑着把头晃了一晃。笑容里含着深深的感动。

“不,米什卡,你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领着他的朋友从挂在衣橱里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

伯爵从叫“大使”的皮箱里拿出一对玻璃杯,然后过去用水冲洗。米什卡这才同情地打量起他朋友的书房来。这里的桌椅还有艺术品,他全都熟悉。而且他还知道,伯爵把它们从艾德豪尔山庄的客厅里选来正是为了纪念自己在那个极乐世界(希腊神话中,神和凡人结合所生的英雄以及其他被神选中的好人、正义之士死后将在一个名叫极乐世界的地方享福。)般的地方度过的幸福时光。

应该是从一九〇八年开始,每年七月,亚历山大都会邀请他去艾德豪尔山庄。他们先从圣彼得堡连续换乘好几趟小火车,才会到达大草原上的一个支线小站。在那里,有罗斯托夫家派来的四匹马拉的马车迎接他们。他们把行李包放在马车顶,吩咐司机坐进车厢,自己却坐到了前面,由亚历山大把着缰绳。他们在野地里奔驰,冲路边的每一位乡下姑娘挥手,直到拐上那条两边栽满了苹果树,一直通到家门口的道路。

进门后,他们会在门厅里脱下外套。这时,会有人过来帮他们把行李送到东厢房的大卧室去。在那里,如果你想叫一杯冷啤酒或者洗个热水澡,只需扯一下那根挂着的天鹅绒绳子。但首先,他们得先到客厅去一趟。老伯爵夫人曾在眼前的这张红色咖啡桌前,招待同为贵族的邻居喝茶。

老伯爵夫人从来都爱穿黑色。凭借着她天生独立的思想、长者的威信以及从不纠结于繁枝末节的爽快性情,这位老贵妇能同每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成为朋友。比如说,她的孙子打断客人的谈话,并对教会或统治阶级的立场提出质疑时,她不但会容忍他这么做,而且还大加赞赏。而当恼怒的客人面红耳赤地同他争执起来,老伯爵夫人还会偷偷地冲米什卡眨眨眼,仿佛他们正一道与无礼、失态和落伍的观点作战。

给老伯爵夫人问过安后,米什卡和亚历山大便会从露台的门走出来,去找海伦娜。有时,他们会在俯瞰着花园、搭有藤蔓棚顶的凉亭下找到她,有时则会在河湾边的榆树下。不管在哪里找到的她,只要听到他们走近的声音,她都会从正在看的书本上抬起头,朝他们投来温暖的微笑。也许就是墙上的这幅画像所捕捉到的那种微笑。

和海伦娜在一起的时候,亚历山大总显得与平时格外不同。有时,他会往草地上一倒,声称他们刚才在火车上遇见了托尔斯泰;有时,他会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说是经过仔细地思考后,他决定进修道院当神父,并发誓永远不再开口说话。而且还要立刻动身,一刻都不能再等,或者,吃过午饭再走也可以。

“你觉得,不开口说话你真的适应得了吗?”海伦娜会问他。

“当然,就像贝多芬能适应失聪一样。”

海伦娜闻言,会一边冲米什卡友好地看上一眼,一边大笑。她瞅着她哥哥问道:“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亚历山大?”

他们每个人都问过伯爵这个问题,海伦娜,老伯爵夫人,还有大公。“你都变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但他们三个人发问的方式不一样。

大公嘴里说出来的当然会是反问句。当眼前摆着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或者未付的账单时,大公会让人叫教子进书房。他会先把信大声念一遍,然后往桌上一扔,接着就会问出那个问题来。其实,他根本没指望伯爵会真的回答他,因为答案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进监狱,破产,或二者兼之。

那他的祖母呢?通常,当伯爵说了过分的话之后,她会来这么一句:“你都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可其实,她这是在向一旁听着的所有人表态,这是她最最疼爱的人,所以别指望她去约束他的言行。

而当海伦娜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仿佛是个实实在在的奥秘,仿佛从她哥哥飘忽不定的学习成绩和大大咧咧的做派里,丝毫看不出来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亚历山大?”海伦娜会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会夸赞她一句。然后,他会仰面躺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盯着身体四周飞舞着的萤火虫,仿佛他也在思考这个难解之谜。

是的,那段幸福的时光的确像在极乐世界一般,米什卡心想。但和至福之境一样,它们也都属于过去。它们和西装马甲、紧身胸衣、夸德里尔方阵舞、伯齐克纸牌,还有人口分封权和进贡制,以及家中角落里摆上的一堆做礼拜用的东正教圣像一样,全都属于过去。在它们所属的那个时代,高超的技艺和卑微的迷信并存。少数幸运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大多数人则在无知中忍受着煎熬。

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米什卡边想边把目光从海伦娜的画像转移到那张他非常熟悉的小书架上。书架上摆着十九世纪的小说。书中描写的冒险和浪漫故事都是他这位老友无比神往的。可在那里,书架顶上那个又长又窄的相框中装裱的才是一件真正的工艺品。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正是照片中的那些人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

米什卡把照片拿过来,仔细端详着上面的那些面孔。千真万确。照片上,日、俄两国的代表排成了正式队形。他们全都穿着白色高领衬衣,留着胡须,系着领结,所有人都流露出大功告成的喜悦。要知道,就在刚才,他们手里的钢笔只动了寥寥数笔,便终结了这场同行挑起的战争。而站在照片正中靠左边一点的那位正是大公本人:沙皇陛下派遣的特使。

一九一〇年在艾德豪尔山庄,米什卡第一次亲眼看见了罗斯托夫家族一项已经延续多年的传统:每逢家族某个成员去世十周年,他们都要举办一次大型聚会,并且要用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来举杯,表达对死者的纪念。当时,他和伯爵因为休假也回到了山庄。两天后,客人们便开始陆续到达。下午四点,山庄前面的车道上已停满一长列各式各样的车辆:萨里式带篷马车,敞篷马车,无顶四轮马车,还有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所有周边地区赶来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等到五点,全家人都回到大厅里聚齐,由大公首先举杯,纪念伯爵已经离世的父母。他们俩是在数小时内相继去世的。

大公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生下来就穿着成套的制服,人们很少见他坐着,而且他从不饮酒,就连死也都是死在马背上。那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距今已整整十年了。

“这个老头可真是个人物。”

米什卡转过身来,发现伯爵手里已经端着两只波尔多酒杯来到他的身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米什卡不无景仰地边说边把照片放回到书架上,然后,打开酒瓶,把酒倒好。两位老朋友便高高举起了酒杯。

“瞧瞧今天都有谁来了,萨沙……”

为大公干了一杯,又回忆了一番往事后,两位老朋友才把话题转移到即将召开的“拉普”大会上来。原来,“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

“那将是一次不平凡的大会。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召开的不平凡大会。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作家全都会到场。而就在不久以前,这些人连在同一张桌上吃顿饭都办不到,因为害怕被沙俄当局给抓起来。不错,这些年来他们都在引领着不同的风格,但六月份一到,他们将聚在一起,开创一种崭新的诗歌。那将是一种世界性的诗歌,萨沙。一种毫不犹豫、无须唯命是从的诗歌。它将是以人类的心灵为主题,为人类的未来而思考的诗歌。”

在他说出第一个“那将是”之前,米什卡早已一跃而起,站在伯爵狭小的书房里,在屋里的这个角和那个角之间来回踱起步来,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苦思冥想。

“你一定还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的那本书吧?”

(其实伯爵早不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过什么书了,但他不想打断踱步如风的米什卡的思路,就像他不会去打断正在拉小提琴的维瓦尔第一样。)

“作为考古学家,汤姆森很自然地将人类历史按每阶段最常见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划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呢?道德的进步呢?我可以告诉你,也在以同样的路线进步。在石器时代,洞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他们手中的棍棒一样迟钝,和他们手中用来敲打取火的燧石一样粗糙。到了青铜时代,他们之中几个头脑聪明的人发现了冶金学的奥妙,而在那之后,看看他们只用了多长时间就琢磨出了如何铸造钱币、皇冠和剑这个在接下来一千多年中奴役着平民大众的邪恶的三位一体(邪恶的三位一体是对钱币、皇冠和剑的讽刺之语。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圣灵。)。”

米什卡顿了一顿,他盯着天花板在沉吟。

“然后到了铁器时代,伴随着它的是蒸汽机、印刷机和枪。这的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三位一体。尽管这些工具是资产阶级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发明的,但也正凭借着火车头、印刷机和手枪,无产阶级才开始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无知和暴政之下解放了出来。”

可能是出于他对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解,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表述,米什卡讲着讲着开始摇头晃脑。

“好吧,我的朋友,一个新的时代——钢铁时代——已经开启了。我想这句话我们绝对都会同意: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建造发电站、摩天大楼,还有飞机了。”

米什卡朝伯爵转过身来。

“你见过舒霍夫塔(该塔由列宁在1919年批准建造,由著名工程师弗拉基米尔·舒霍夫设计。)吗?”

伯爵没见过。

“那东西真是太妙啦,萨沙。那是一个高达两百多英尺、螺旋上升的钢铁建筑。通过它,我们能将最新的新闻和消息——是的,还有你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那充满激情的旋律——播送到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每一位公民家里。随着这种进步的每一次出现,俄罗斯人的思想道德才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许只有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我们才能真正见证愚昧的终结,压迫的消亡,以及人民之间变得亲如兄弟。”

米什卡停了下来,一只手还兀自在空中挥了一下。

“那诗歌呢?你肯定会问。文学创作呢?好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也都齐头并进。如果说以前它还停留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话,那如今它已步入了钢铁时代。诗歌不再是关于四行诗、扬抑抑格和美妙比喻的艺术,而已成为一种能够动起来的艺术。它能穿越世界,还能把音乐传送到别的星球上去!”

假如这番话是从咖啡馆里一个幼稚的学生嘴里说出的,伯爵听了眼中也许会闪过一丝讥讽。因为很显然,对诗人来说,只会写一些清词丽句的韵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如今,一首诗必须牢记它所属派系的宣言,它时时刻刻都应该为它所属派系的利益着想。它应该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将来时,使用反问句和大写字母,以及成群结队的感叹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新的。

假如这番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伯爵一定会生出上述想法。可现在,当这话从米什卡的嘴里说出来时,伯爵心里却高兴极了。

因为事实是,一个人与时代步伐脱节,竟然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尽管他出生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闻名于世,但那里的习俗、时尚和思想,那座城市为世界称颂之处,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而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困惑和迷茫。而同辈人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和抱负,他也全都不能理解。

这种人想要搞出点风流韵事或者想要事业有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成功只属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相反,这种人,只能像驴子一样嘶哑地叫上几声,然后到无人问津的书店里找来几本无人问津的书来求得一些安慰。而当他的室友到凌晨两点才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他也别无他法,只好半懂不懂地静听室友给他讲述城市沙龙里的新闻。

米什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处于这样的境况。

然而世事是如此变幻莫测,一个从来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身处一个正确的地点。过去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风尚和态度倏忽间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风尚和态度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那么契合。于是,他就像个在陌生的洋面上独自漂流了多年的水手,一夜醒来,在头顶的上空蓦然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星座。

在这种情况——不同寻常的星相变化——发生之际,与时代长时间脱节的人必定会有一番大彻大悟:此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命运安排的一个过程,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命运也自有其节奏和缘由。

双响座钟发出了半夜十二点的钟鸣。就连米什卡都觉得他们应该再干一杯。而这一杯,不仅是为大公,也为海伦娜和老伯爵夫人,为俄国和艾德豪尔山庄,为诗歌,为屋里的踱步,和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生活中有意义的方方面面。

奇遇

十二月月末的一天,伯爵正沿着走廊往广场餐厅走。虽然离最近一个街道的出口还隔着五十多码(1码等于36英寸,即0.91米。)远,他却忽然感觉到有股冷风朝他袭来,带着星光下冬夜的洁净和清新。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这股气流是从……衣帽寄存间的方向来的。原来,那位叫丹娘的服务员不在岗位上,现在那里没人看管。伯爵朝左右看了看,便走了进去。

这里几分钟前一定拥进过好几拨来吃晚餐的顾客,直到现在,他们外套的纤维上仍余有冬天的凉意。一件军大衣的肩膀上沾着些残雪,某位官员的外套仍有些潮湿,而那件配着白色貂皮毛领(不知本来是不是黑色的?)的黑色貂皮大衣则绝对是哪位政治委员的夫人穿来的。

伯爵拈起衣袖,放到脸旁闻了闻,那上面还有壁炉的烟火味和昂贵的古龙水味。这位年轻的美人,想必是从林荫环道上的哪幢豪宅里出来,乘坐着和她的貂皮大衣一样黑亮的轿车来的。但她也可能是从特维尔大街步行过来的,天上正飘着新雪,沉思中的普希金雕像正毫无惧色地冒着风雪矗立在街头。而她要是坐雪橇来的话就更妙了,马蹄清脆地踢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马鞭的击打声与车夫“驾驾”的吆喝声合起来该会是多么动听!

昔日,每逢圣诞前夕,伯爵和他妹妹正是这样勇敢地冒着严寒出门的。他们会向祖母再三保证,不会超过午夜十二点回家;然后,便坐上他们的三驾马车,在干冷的冬夜里逐家拜访四周的邻居。他们并排而坐,由伯爵把住缰绳,两人膝盖上铺着一张狼皮。他们会直接抄过低洼的牧场,把马车驾到镇里的路上去。伯爵还会一边驾驶马车一边大声嚷道:“先去哪儿?博布林斯基家还是达维多夫家?”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这一家,那一家,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兴奋得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那些感情充沛的叔叔说出的祝酒词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直想落泪。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地窥视。那音乐呢?当然会有音乐,听了之后,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双脚跃跃欲试。那里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使你的身体纵情跳跃。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直到你头都被转晕,让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还是在城市的沙龙,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午夜的临近,罗斯托夫兄妹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橇。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身后那串前弯后绕的脚印与他们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辙交织在了一起。于是,次日清晨,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G音谱号。

回到马车上,他们便在原野上疾驰起来,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直穿而过。耶稣升天教堂距离小镇修道院的院墙不远。教堂是一八一四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而修建的。教堂的钟楼美轮美奂,只有克里姆林宫的伊凡大帝钟塔能与之媲美。钟楼里的二十口大钟全是用拿破仑侵略军仓皇撤退后遗弃的大炮上的钢铁铸造而成。因此,每一声钟鸣都仿佛是在高呼:俄罗斯万岁!沙皇万岁!

车行至拐弯处,伯爵通常会猛拽一把缰绳,让马加速朝家飞奔而去。可这时,海伦娜会伸过一只手来搭在他的胳膊上,让他降速,因为午夜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一英里之外的地方,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圣歌声中,一声声钟鸣正播散在广阔的冰冻大地上。而在圣歌停止的间隙,假如你仔细聆听,除了马的喘息声,寒风的呼啸声,你还能听见十英里外的圣米迦勒大教堂的钟声,而距离更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也此起彼伏地遥相呼应着,宛如黄昏时分池塘两岸的鹅群隔着一洼塘水在相互呼应一般。

升天的钟声……

一九一八年,伯爵从巴黎匆匆赶回家中。途经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他发现修道院的院墙边聚集着一群农夫,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却又沉默不语。原来,那天早上,村里来了红军的骑兵,还开来一列空的四轮货车。在一位年轻队长的指挥下,哥萨克士兵们爬上钟楼,把那些大钟一个个都从尖塔上拉了起来。等到要将大钟摘下的时候,他们又加派了一队哥萨克士兵上去。古老的巨钟终于从钩子上被吊了起来,它们被稳稳地放在栏杆上,然后从空中跌落下去,先翻了几个跟斗,最后才“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这时,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亵渎神明的举动。队长闻言,却倚在一旁的柱子上,燃起了一根香烟。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说完,他命令手下将修道院院长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钟楼楼顶,然后把他从尖塔上扔了下去,活生生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从遐思中抬起头来,只见丹娘正站在门口。

“黑貂皮,我觉得这应该是。”伯爵边说边把手里的衣服袖子放了下去,“没错,绝对是黑貂皮。”

十二月的广场餐厅。

从大都会酒店开张的那天起,要论营造节日气氛,广场餐厅在全莫斯科都有口皆碑。从十二月第一天的早晨五点开始,这座大厅里便已张灯结彩,挂满了庆祝新年的各种装饰。人造喷泉上挂起了缀有红色浆果的常青植物花环。一串串彩灯从阳台上往下撒落。前来宴饮狂欢的人呢?他们来自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八点一到,如大厅里的每一位宾客所期待的那样,管弦乐队便奏响了第一支节日的乐曲。到了九点,服务生们就得开始从旁边的走廊往“广场”里搬椅子了,这样,晚到的人才能和朋友们肩并着肩地坐到一块。在每张餐桌的正中间(无论这桌主人的身份是贵是贱)餐厅都会免费提供一盘鱼子酱。这道精美食品的妙处就是,不管你是一盎司(1盎司等于1/16磅,约等于28.35克。)一盎司地细品,还是一磅一磅地吞吃,你都能吃得很开心。

当伯爵在冬至这天步入广场餐厅的时候,他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大厅里根本没有花环,栏杆上也未扎起彩带,演奏台上只有一个拉手风琴的,而且,台下三分之二的桌子都是空的。

然后,正如孩子们都知道的,节日的鼓点是从人的内心敲响的。看,那不是吗?尼娜正坐在她那张靠近喷泉的桌子旁。她身穿鲜艳的黄色裙子,腰间系着一条深绿色的丝带。

“圣诞快乐!”伯爵走到桌前,朝她欠身说道。

尼娜起身还了个屈膝礼:“也祝您节日快乐,先生。”

然后,他们坐下来,把餐巾铺在膝盖上。尼娜解释说,她父亲稍后会过来和她一起吃饭,刚才她已经自作主张点了一道开胃菜。

“很好啊。”伯爵说。

这时,那位像“主教”的服务员出现了。他端来的是一份堆得像小塔一样高的冰激凌。

“这就是你的开胃菜?”

“是。”尼娜答道。

“主教”带着牧师般的微笑,将碟子摆在尼娜面前,然后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是否也要一份菜单(好像他自己看不出来似的)。

“不,谢了,伙计。给我来杯香槟,再给我一把勺子就行了。”

在重要的事情上,尼娜从来都有条不紊。此时,她正一种味道一种味道地逐层享受着她的冰激凌,从颜色最浅的开始,最后再吃颜色最深的。法国香草味的那层已全被她吃掉了,她正准备开始解决那勺和她裙子颜色相同的柠檬味冰激凌。

“那么,”伯爵说,“你马上就能回家了,应该很高兴吧?”

“是啊,回去能见到所有人,当然高兴,”尼娜说,“可等我们一月份再回到莫斯科,我就得开始上学了。”

“你对上学好像不太感兴趣嘛。”

“我担心学校会很没意思。”她承认说,“那里面全是些不懂事的小孩。”

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对校园里可能会有很多小孩的判断。接着,他一边把勺子插进那块草莓味冰激凌里,一边对她说,他本人以前倒是很喜欢上学的。

“所有人都这么对我说。”

“我喜欢读《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写的史诗,叙述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之后,王子埃涅阿斯携家出走,到达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经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都是从那些书中认识的。”

“是,是,”她把眼睛一翻,说,“他们也都是这么说的。”

“嗯,有时候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

“有时候,”尼娜辩解道,“之所以所有人都这么对你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平常人。一个平常人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呢?平常人能写得出《奥德修纪》?能写得出《埃涅阿斯纪》?”她摇了摇头,然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平常人其实就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前者中听一些而已。”

也许伯爵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实在不希望他这位年幼的朋友带着如此凄凉寂寞的想法开始她在莫斯科的学校生涯。眼瞅着她正摩拳擦掌地向那块暗紫色的冰激凌(大概是黑莓味的)下手,他想了想,怎样才能将教育的真谛表述得更为妥帖一些。

“当然,学校的确有不如人意之处,”他沉吟了片刻,又开口承认道,“但我觉得,慢慢地你就会惊喜地发现,正规教育的经历能帮你开阔眼界。”

尼娜把头抬了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哪句话什么意思?”

“能帮你开阔眼界。”

伯爵以为他刚才那番话的意思不言自明,所以根本没准备进一步阐述。于是,在开始回答之前,他冲“主教”打了个手势,要了杯香槟。数百年以来,在婚礼和新船下水仪式上人们用的一直都是香槟,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种饮料本身带有喜庆的含义。但其实,人们之所以在这些危险的活动开始之前喝香槟,是因为它能提升人们的胆量和决心。酒来了,酒杯也放在了桌上。伯爵端起来喝了一大口,他的鼻窦有些痒。

“我说教育能开阔你的眼界,”他说,“意思是,它能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之大,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就是目的的话,那旅行不是更有效?”

“旅行?”

“我们在谈眼界,不是吗?人视野之内地平线的极限?所以,与其在教室里整齐地排排坐,还不如脚踏实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线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线的尽头究竟有些什么,这难道不是更有效吗?马可·波罗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到了中国。哥伦布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去了美洲。彼得大帝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隐姓埋名,游遍了欧洲。”

尼娜停下来,舀了一大匙巧克力冰激凌放进嘴里。见伯爵想开口回答,她把手里的勺挥了挥,表示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便耐心地等她把那口冰激凌咽下去。

“昨天晚上,我父亲带我去看了《天方夜谭》(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于1888年创作的一套交响组曲。创作灵感来自阿拉伯经典《一千零一夜》。)。”

“哦,”伯爵答道(很高兴他们终于换了个话题),“那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棒的作品。”

“也许吧,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这部作品里的所有音乐都是为了让听众能陶醉在《一千零一夜》的世界中。”

“阿拉丁和神灯那样的世界。”伯爵微笑着说道。

“没错。事实上,剧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陶醉了。”

“哦,这不就对啦?”

“但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打算要去阿拉伯,虽然那才是神灯的所在之处。”

说来也巧,就在尼娜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那位手风琴演奏员也刚好拉完了一首古老的名曲。本来就没几个人的大厅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尼娜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伸出双手朝旁边的宾客们做了个手势,仿佛他们的掌声是为赞同她的观点而发的。

象棋高手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旦他觉得棋势已无法扭转,自己肯定会输,那么不论离终盘还剩多少步棋,他都会立刻推倒自己的国王认输。于是,伯爵开口问道:

“你的开胃菜怎么样?”

“很不错。”

手风琴演员又弹起了一首轻快活泼的曲子,那旋律让人联想起英国人的圣诞颂歌。伯爵表示他想借此机会敬尼娜一杯。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说完,伯爵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件礼物递给尼娜。

“这个小玩意儿,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为我派上过大用场。希望它能在你隐姓埋名外出游历的时候帮到你。”

尼娜笑了,那笑容仿佛在暗示(尽管很难令人信服)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然后,她解开包装纸,露出了里面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那副看歌剧用的六角形望远镜。

“这是我祖母的。”伯爵说。

自从他们俩相识以来,尼娜第一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一边欣赏着镶在镜筒上的珍珠母和黄铜配件,一边将小望远镜在手里转了几转。然后,她又把它举到眼前,慢慢朝屋里扫视起来。

“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我,”过了片刻,她说,“我会好好珍惜它的,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她并没想到要带一份礼物给伯爵。可在伯爵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对伯爵来说,打开包装纸期待着收获一份惊喜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时间不早了。”伯爵说,“我可不想你父亲等你等得太久。”

“是的。”她惋惜地说,“我是得走了。”

然后,她回过头,朝领班服务台的方向招了招手。这通常是买单的信号。可当领班走到他们桌旁,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什么账单。相反,他拿着一只很大的黄匣子,匣子外面还绑着一条深绿色丝带。

“这个——”尼娜说,“小玩意儿是送给你的。不过你得答应我,到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才能打开它。”

尼娜离开广场餐厅与父亲会合去了。伯爵原打算付完账,便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点一份香草羊排),然后再回自己书房,一边喝酒一边等待午夜钟声的到来。这时,手风琴演奏员又拉响了一首新的圣诞颂歌,可伯爵突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已不知不觉转移到了旁边的一张餐桌上。看样子,坐在那儿的那位年轻人刚刚迈入恋爱的初始阶段。

小伙子的颌下刚刚长出了些胡子楂。他准是在课堂上被女同学聪慧而认真的神情迷住了。终于,他鼓起勇气,打着要和她探讨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幌子把她约了出来。而现在,她就在广场餐厅和他相对而坐。她朝大厅四周看了一眼,脸上没有笑,也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为了打破沉默,小伙子开始聊起了即将召开的旨在统一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会。从她严肃的神情看,用这样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也许更为合适。果不其然,那位年轻的女士对这个问题还真有些自己的见解;可当她谈起对外高加索问题的看法时,这场谈话也就变成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技术讨论。而且,小伙子也摆出一副和她一模一样的严肃劲儿,可他又远不具备那种深度,所以,一旦他真的谈起他本人的见地,他那装腔作势的真面目,以及他对当前形势的孤陋寡闻,肯定会暴露无遗。果真如此的话,那天晚上会变得有多糟糕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也就能怀着破碎的希望,像受了惩罚的孩子一样,拖着自己的玩具熊,垂头丧气地上楼去。

年轻的女士正想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手风琴演奏员忽然拉起了一首西班牙风情的乐曲。她一定是被那首曲子给打动了,因为她停住了话头,朝演奏员那边望了过去,嘴里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段旋律是哪部作品里的来着。

“是《胡桃夹子》里的。”年轻小伙子脱口而出。

“《胡桃夹子》……”她重复了一遍。

因为总的看来,她的表情仍然很严肃,所以一时很难判断出她对这首另一个时代的乐曲究竟持何种态度。遇到这种情况,老练点的人一定会劝这位小伙子别贸然行事,而应该先听听这段音乐和她有什么渊源再说。可他正好相反,马上便有了动作。而且是相当大胆的动作。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祖母每年都带我去看。”

年轻女人将目光从演奏者身上收了回来,径直看着她的伙伴。

“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首音乐太伤感,”他继续说,“可每年十二月,一到这部芭蕾剧开演,我就会去看,一次都没落下,即使一个人我也会去。”

干得漂亮,小伙子。

女孩脸上的表情明显柔和了下来,她的目光里流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色,因为她从对面这位新结识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出人意料的一面,那是一种十分纯粹,发自内心的,执着到了无怨无悔的东西。她双唇一动,刚想开口发问——

“你们准备好点菜了吗?”

是“主教”。他正站在他们的桌前,躬着身子问道。

他们当然还没准备好。一旁的伯爵差点喊出声来。连傻瓜都看得出!

倘若小伙子聪明一点,他会把“主教”赶走,然后让年轻的女人继续把问题问完。而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顺从地拿起了菜单。也许,他以为会有一道完美无瑕的菜肴自己从菜单上蹦到他眼前,并且自报名姓。当然不会。对这位执意想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小伙子来说,广场餐厅的菜单简直就和墨西拿海峡(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之间的海峡。)一样凶险。菜单左边是和斯库拉(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她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海峡的另一侧有名为卡律布狄斯的漩涡。)一样的怪兽:点价格低廉的菜,会显得你寒酸小气,缺乏品位;而右边列着的山珍海味又仿佛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在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空的同时,它还会让你留下炫富的糟糕印象。小伙子的目光在相互矛盾的两种选择之间来回溜达了好几趟。最后,他灵机一动,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

这道由猪肉、洋葱和杏做成的传统菜肴不仅价格公道,而且还带着些异国情调。不知怎么的,它令人回想起昔日那个有爷爷,有祖母,有节日颂歌,有伤感旋律的时代。在“主教”粗鲁地打断他们的话头之前,他们原本就要开始聊那些了。

“我也来一份同样的。”我们那位严肃的年轻女士说。

一样的!

然后,她瞄了一眼对面那位已经机会大增的年轻人。她的眼神里递去的那份柔情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结尾处娜塔莎递向皮埃尔的颇为相似。

“除了炖菜,还要不要点酒呢?”“主教”问。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然后不大有把握地把酒单拿了起来。这很可能是他平生第一次点一整瓶酒。先不管他能否说出一九〇〇年的酒比一九〇一年的酒好在哪里,他很可能连勃艮第和波尔多这两种葡萄酒的区别都搞不清楚。

“主教”连一分钟考虑的时间都不给那位小伙子,他往前一躬身,带着居高临下的笑在酒单上戳了一下。

“要不就来里奥哈(西班牙产的红葡萄酒。)吧。”

里奥哈?那种酒跟炖菜一起喝,会像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都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在二人的决斗中,赫克托耳被阿喀琉斯杀死。)碰在一起一样势不两立。它会照着炖菜先当头来上一棒,再把它从战车里拖出来,再让它尝尝每个特洛伊男人的厉害。再者,它的价钱比小伙子能承受的水平要贵上整整三倍。

伯爵忍不住把头摇了一摇,他心想,经验这东西真是无法替代呀。这本是一个能让侍者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他能推荐一瓶较为合适的酒,那他不仅能让小伙子心里变得踏实,让他们圆满地吃完这顿饭,还能推动小伙子的感情事业向前发展。这简直就是一举多得。可是,也不知道“主教”是因为不够敏感,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总之,他不但没起到侍者该起的作用,还将他的顾客逼到了墙角。因为小伙子显然不知道该怎么点才好,他感觉整个餐厅里的人似乎都在看他。看那架势,他马上就要采纳“主教”的建议了。

“要我说,”伯爵插嘴道,“如果你点的是拉脱维亚炖菜,那来一瓶穆库扎尼(格鲁吉亚产的一种红葡萄酒。)再好不过了。”

伯爵冲他们的桌子倾过身去,学着安德烈的动作把手指漂亮地一分,冲着酒单上的酒名指了一指。尽管这瓶酒的价格只相当于里奥哈的几分之一,但价钱从来都不是绅士们讨论的话题。所以,伯爵只说了一句:“其实,格鲁吉亚人之所以爱种葡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就着这种炖菜下酒。”

小伙子和他的女伴迅速对视了一眼,仿佛在说,这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可接着,他又朝“主教”转过身去。

“来一瓶穆库扎尼。”

“当然。”“主教”答道。

过了几分钟,酒拿来了,紧接着被倒进了杯中。年轻的女孩同她的伙伴聊起了他的祖母。而伯爵早已把去博亚尔斯基吃香草羊排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相反,他把彼佳叫过来,让他把尼娜给他的礼物送回自己的房间去。然后,他索性给自己也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外加一瓶穆库扎尼。

不出所料,就眼下这个季节而言,这道菜实在是正逢其时。洋葱上已彻底熔了一层焦糖,猪肉也已被慢慢地焖熟,杏子被短暂地炖过,这三种成分合在一起,成了一道香甜可口热气腾腾的美味。它让人同时联想起大雪天被堵在小酒馆里的舒适惬意和吉卜赛手鼓给人带来的热闹和喧哗。

伯爵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这时,那对年轻人正好朝他望过来,并冲他抬了抬酒杯,表示感激和亲近,然后便又回到他们的谈话中去了。他们似乎已聊得非常深入了,他们的话音在手风琴的演奏声中已无法听清。

年轻人的爱情,伯爵心想。他脸上泛起了微笑。没什么新奇的。

“您还要点什么别的吗?”

“主教”过来问伯爵道。他略想了想,然后点了一大匙香草冰激凌。

一走进大堂,伯爵便注意到有四个身穿晚礼服的男人正进门来。他们手上都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匣子。这显然是一支偶尔去楼上的私人宴会包厢里表演弦乐四重奏的小乐队。

其中三位乐手看上去自十九世纪起就在一起合作演出了。他们全都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丧失了职业热情。可其中那位第二小提琴手却格外醒目,因为他绝对还不到二十二岁,步履之间也尚存着一份活泼和生动。直到乐队走到电梯跟前,伯爵才认出那个人来。

从一九一四年起,伯爵就再没见过尼古拉·彼得罗夫。当时,王子还是一位未满十三岁的少年。光阴荏苒,如果不是认出了王子脸上挂着的谦虚纯朴的笑容(那是彼得罗夫家族世代相传的招牌笑容),伯爵可能都认不出他来。

“尼古拉?”

听到有人发问,本来面朝电梯的四位音乐家都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亚历山大·伊里奇?”过了片刻,王子终于说道。

“正是。”

王子让他的同伴们先走,然后又给了伯爵一个他们家族的招牌微笑。

“很高兴见到你,亚历山大。”

“我也是。”

二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王子脸上的表情从惊讶渐渐变成了好奇。

“那是……冰激凌吗?”

“什么?哦!是,是的。但它不是给我吃的。”

王子困惑地点了点头,却没说什么。

“跟我说说,”伯爵贸然问道,“你有德米特里的消息吗?”

“他如今在瑞士。”

“哦,”伯爵笑着说,“欧洲空气最纯净的地方。”

王子耸了耸肩,仿佛在说这种讲法他也听说过,不过没有亲身体会。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伯爵望着他说,“还是在你祖母办的那次晚宴聚会上,当时你还为大家演奏了巴赫。”

王子笑了。他举了举手里的琴匣。

“瞧,现在我还是在晚宴聚会上演奏巴赫。”

他用手指了指刚刚离开的电梯,带着明显的欣喜之色说:

“刚才那位是谢尔盖·伊谢诺夫。”

“不会吧?”

在二十世纪初,住在莫斯科林荫环道上的男孩中有一半人的音乐课是谢尔盖·伊谢诺夫上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找份工作不容易。”王子说,“所以只要有机会,谢尔盖就会把我带上。”

伯爵有无数的问题想问他:彼得罗夫家族还有其他人留在莫斯科吗?他祖母还在世吗?他还和从前一样住在他们家位于普希金广场上的那幢漂亮的宅子里吗?可他们俩现在正站在酒店大堂的正中央,身边的男男女女正络绎不绝地急着上楼去,其中还有很多人穿着制服。

“他们一定开始念叨我上哪儿去了。”

“是,当然。我也不想耽误你太久。”

王子微微颔首,然后转过身,走进电梯,又把身体转了过来。

“周六晚上我们还会来这儿演出。”他说,“演出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

“那太好了。”伯爵说。

伯爵回到六楼。他把舌头在嘴里弹了三下,这才走进卧室,并任门在身后敞开着。桌上是尼娜送他的礼物,彼佳放在那儿的。伯爵拿过礼物,用胳膊夹着,然后穿过他那排挂着的夹克,进到了书房。他把礼物放在他祖母的咖啡桌上,再将那碗已经融化的冰激凌搁在地板上。伯爵刚给自己倒了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时,一道灰色的影子转悠到他的脚边,朝地上的碗凑了过去。

“节日快乐,德罗塞尔迈尔先生(《胡桃夹子》中的人物,他是独眼。)。”

“喵。”猫应了一声。

根据双响座钟上的时间,现在才十一点。所以,伯爵一手端着他的波尔图,一手拿着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他把椅子往后一倾,一心一意等待着午夜钟声响起。必须承认,当你知道有个包装漂亮的礼物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你拆封,还有一只独眼猫在一旁窥视时,在这种情况下坐在椅子里坚持把小说(尽管是一本很应景的小说)读下去是很需要自律的。但这种自律伯爵自幼便已养成。当年,在圣诞来临前的几天里,存放圣诞礼物的客厅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大人们像白金汉宫门外的卫兵一样警惕,提防有人提前溜进去,而那个时候,伯爵就已经能镇定自若地从客厅门外大步地走过了。

少年伯爵培养自律的习惯并非因为他向往军事化的管制,也不是因为他恪守家规。因为他刚满十岁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这个人既不死板,也不爱受人管制(能证明这一点的教师、看护人还有警察的数目多得能组成一个方阵)。不,假如说伯爵在关得严严实实的客厅门外走过时曾有过自律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经验告诉他,这才是让节日圆满的最好方式。

因为到了圣诞前夜,父亲终于发出那个盼望已久的信号时,他和海伦娜才被允许把那扇关着的大门拉开:那里面矗立着一株十二英尺高的云杉树,树干到树顶都被彩灯点缀得通明,架子上到处都挂满了花环。还有一碗碗产自塞维利亚(西班牙城市。)的橘子和来自维也纳的五颜六色的糖果。让人惊喜的礼物都藏在圣诞树下的某个地方,其中有用来守卫城堡的木剑,还有到木乃伊的坟墓里探险用的灯笼。

这就是童年时过圣诞节的神奇之处,伯爵心想。现在回忆起来,他仍有些恋恋不舍。这么简单的一份礼物,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能为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新奇经历。

已退到另一张高背椅上的德罗塞尔迈尔正在舔它的爪子。忽然,它转过头来,用它那只独眼紧盯着衣柜门的方向。它一定是听到了座钟内部齿轮转动的声音。因为,一秒过后,午夜的第一声钟声便响了起来。

伯爵闻声,立刻把书和波尔图酒放下。他将尼娜的礼物拿过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指轻抚着上面那朵深绿色的蝴蝶结,耳朵仔细听着钟鸣。一直等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声钟响,他才把蝴蝶结的结扣扯开。

“你觉得会是什么,亲爱的,一顶礼帽?”

猫抬头看着伯爵,颇为配合地在嗓子里咕噜了几声。伯爵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揭开了盒盖。里面还是一只盒子,仍然是黄色包装,上面扎着的还是深绿色的蝴蝶结。

伯爵把空盒子摆在一旁,又冲猫点了点头,然后将第二个蝴蝶结上的线扣扯开,把第二只盒盖又揭开来,却发现里面还有第三只盒子。于是,他便尽职尽责地又重复了三遍打开蝴蝶结和揭开盒盖的动作,一直到他手里的盒子变成火柴盒般大小。他把这只小盒子上的蝴蝶结解开,把盒盖揭了起来。躺在这只温馨的小盒子里的正是尼娜的那把酒店的万能钥匙,上面还拴着一根深绿色的缎带。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捧着他那本狄更斯上了床。他原想看上一两段就关灯睡觉,可没想到,读着读着,他的兴趣却愈来愈浓。

他刚好读到故事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和那位快乐的巨人(送圣诞礼物的精灵)遭遇的那段。在童年时期,《圣诞颂歌》一书伯爵读过不下三遍。他自然记得斯克鲁奇和他的向导一起拜访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斯克鲁奇侄子家的场景;他也记得他们俩到克拉齐特家拜访时目睹的简陋而真诚的庆祝。但他全然忘了离开克拉齐特家后,第二个圣诞精灵把斯克鲁奇带到了伦敦城外,他们来到一片黑暗的荒野,那儿有一大家子的矿工正挤在紧挨着矿山边的一间小破屋里庆祝节日。在那之后,他们还去了一个位于偏远之地的灯塔,那里岩石密布,海浪轰鸣,两位满面皱纹的灯塔守护人还同他们一起唱起了圣诞歌谣;从那儿开始,圣诞精灵一步一步将斯克鲁奇往汹涌澎湃的大海更幽深的黑暗处带了去,直到他们来到一艘船的甲板之上。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对自己的家都有着美好的回忆,谈论起他们旧日的伙伴时无不满口称赞。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那些住在荒山野岭中的人让伯爵受到了触动:他们尽管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在这节庆之际也依然欢聚一堂。也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的那对年轻男女,他们年轻时尚,却遵循古老的方式在感情的道路上向前发展。也可能是因为与尼古拉的久别重逢,尽管他有一段特殊的家庭历史,可他似乎也在新俄国给自己找到了立足之地。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来自尼娜的这份绝对出人意料的友谊和祝福。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伯爵合上书本,熄了灯,美美地进入梦乡时,内心充满了幸福感。

可是,假如圣诞精灵此刻真的能够降临,把伯爵唤醒并让他看看他的未来,他就会知道,他眼下的这份幸福感来得未免太早了点。因为从现在开始,不用四年,他,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再次听完双响座钟的十二声钟鸣之后,将会穿上他心爱的外套,爬上大都会酒店的屋顶,然后坚定地走向屋顶边的栏杆,好纵身朝下面的街道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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