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Book Five 一九五四年

莫斯科绅士  作者:埃默·托尔斯

掌声和喝彩声

“巴黎?”

安德烈问这话的时候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埃米尔说。

“法国……巴黎?”

埃米尔的眉头皱了起来:“你没喝醉吧?你是头被撞晕了还是怎么的?”

“可那怎么可能呢?”餐厅主管问道。

埃米尔往身后的椅背上一靠,点了点头。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答。

众所周知,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当中,智人的适应力是最强的。如果把一伙智人放在沙漠里,他们能种出棉花来给自己做衣服,能造出帐篷来安稳地睡觉,还会骑着骆驼到处走;若把他们放在北极,他们会用海豹皮把自己裹起来,睡在冰屋里,会用狗拉的雪橇代步。如果把他们放在苏联的环境下又会如何呢?他们将学会在排队的时候与素不相识的人友好地交谈;他们将学会把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半边衣柜抽屉里;他们还将学会在素描本上凭想象画出高大的建筑。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够适应。但对那些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亲自到过巴黎的俄罗斯人来说,这种适应的一方面就是,接受一个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去巴黎的事实。

“他来了,”见伯爵走进门来,埃米尔说,“你自己问他吧。”

刚坐下,伯爵便证实了这个消息。再过六个月,也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索菲亚会去法国巴黎。当被问起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伯爵耸了耸肩,答道:“苏外协。”也就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这回,轮到埃米尔感到难以置信了:“我们和别的国家还有文化交流?”

“显然有,如今,我们正把我们的艺术家派往世界各地。四月,我们的芭蕾舞团将前往纽约;五月,我们将派剧团去伦敦;而六月,我们则会派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到明斯克、布拉格和巴黎,而索菲亚将在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的作品。”

“这真是不可思议。”安德烈说。

“太棒了。”埃米尔说。

“我知道。”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直到埃米尔拿着菜刀冲他的两位同事指了指:

“但她当之无愧。”

“哦,那是绝对的。”

“毫无疑问。”

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都沉浸在各自对那座“光明之城”的美好回忆中。

“你觉得它变了吗?”安德烈在问。

“是的,”埃米尔说,“和金字塔的变化一样大。”

“三巨头”的成员正沉醉在昔日玫瑰色的回忆中难以自拔,这时,埃米尔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便是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新增的那名成员——“主教”。

“先生们,下午好。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刚才前台有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到了你们再过来,没必要先聚在这里等。”

埃米尔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

“主教”没搭理主厨,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罗斯托夫领班,今天不是该你休息吗?没班的时候,你没必要参加例会。”

“多了解些情况,心里也好有个准备嘛。”伯爵说。

“当然。”

多年以前,“主教”就曾热情地跟伯爵解释过:尽管大都会酒店的每名员工都各自负有一份有限职责,但确保酒店整体呈现优质水准的责任全落在了经理一个人头上。说句公道话,“主教”的个性使他非常适合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无论是在客房、大堂,还是在二楼的衣橱里,无论是多么琐碎的细节、多么无关紧要的失误和多么不合时宜的场合,“主教”都会挖空心思地小题大做,都免不了要亲自干预。他对博亚尔斯基餐厅自然也不例外。

每天的例会首先会对当晚提供的特色套餐做一个详细说明。“主教”早已很自然地将传统的品尝方法弃之不用了。他的理由是,厨师对自己做出来的食物的味道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为餐厅的工作人员额外做一道菜当作样品来品尝,这种做法不仅随意,还是一种浪费。所以,“主教”要求埃米尔写一份特色套餐的说明。

主厨嘴里又咕哝了一声,他把菜单顺着桌面一推,它便朝桌对面的“主教”滑了过去。“主教”在食谱上一通圈圈画画,又是箭头,又是画叉的,突然,他停住了手中的铅笔。

“我觉得,甜菜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应该不会比苹果差吧,”他说,“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主厨茹科夫斯基,你的厨房里应该还有一筐甜菜。”

说着,“主教”便把他的这项建议加入了埃米尔的菜单。主厨不由得朝桌对面这位如今被他戏称为“大嘴巴伯爵”的人投去了愤怒的一瞥。

“主教”把校正过的菜单还给主厨,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餐厅主管。后者也把他的本子顺着桌面推了过去。尽管再过几天,一九五三年就要过去了,“主教”把本子打开之后,仍然从第一页翻起,一周一周地看了起来。当他终于翻到今天那一页时,他用铅笔尖比着核对起今晚的预订名单来。接着,他又给安德烈讲解了一番应该如何安排座位,然后才把本子还给他。“主教”最后还交代了一件事,他提醒主管,摆放在餐厅正中央的花有一些已经开始枯萎了。

“我也注意到了,”安德烈说,“但恐怕我们酒店的花店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库存,所以无法保证那些花能够经常更换。”

“如果艾森伯格花店的鲜花不够用,那也许我们应该改用丝绸做的假花。那样的话,不仅不必定期更换鲜花,还更加经济实惠。”

“我今天会去和艾森伯格花店谈谈。”

“那好。”

“主教”结束会议之后,埃米尔嘴里又咕哝着找他那筐甜菜去了。而伯爵则和安德烈一起来到了主楼梯。

“一会儿见。”领班说完,便朝花店去了。

“回见。”伯爵说完,也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可等安德烈刚从视线中消失,伯爵就马上折回二楼的楼梯口。他机警地往楼梯角扫视了一圈,确信他的朋友已经走远,然后迅速回到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进门后,他锁上了身后的门。他朝厨房里偷瞄了一眼,确信埃米尔和他所有的员工都在忙别的事。他这才走到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前,打开抽屉,先在自己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将一九五四年的那个记事本抽了出来。

不到几分钟,他就将一月和二月内的所有订座信息看了一遍。看到三月在黄厅和四月在红厅的一项活动时,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可又觉得这两个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越往后看,页面上的空白就越多。有时候一连好几周都没有一条记录。于是,伯爵翻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快速之中也带着一丝绝望,直到他翻到六月十一日那页。读完安德烈用秀气的字体记在页边上的注意事项,伯爵不由得伸出手指在这条记录上点了两下。这场晚宴,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会共同出席,而在眼下的苏联,这可是权力最大的两个机构。

伯爵把本子放回抽屉,然后从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把椅子推到一边,坐在地板上,打开了大公办公桌桌腿上的其中一道暗门。三十年来,他还是头一回打开。尽管六个月前,也就是卡捷琳娜突然造访的那天晚上,伯爵就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但直到音乐学院即将出国访问的消息传来,他才真正着手实行。

晚六点,伯爵来到夏里亚宾酒吧的时候,那里的常客们正在为“矮胖子”韦伯斯特的不幸遭遇进行庆祝。这位喜欢热闹而又颇为倒霉的美国人刚刚抵达俄国首都。从孩提时代起,他便得了个“矮胖子”的绰号,如今他二十九岁了,却依然深受肥胖之苦。“矮胖子”是受父亲的叮嘱才来到俄罗斯的。作为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美国自动售货机公司的拥有人,他父亲交给了他一项非常严格的任务:不卖出去一千台机器不要回家。到达这里三周之后,他终于敲定了与党的官员(高尔基公园溜冰场的经理助理)面谈的时间。此刻,在好几位记者的怂恿下,他请大家喝一轮香槟以示庆祝。

伯爵在吧台尽头的一张高凳上坐了下来。他接过奥德留斯递来的一杯酒,点头道过谢,脸上便挂起了微笑,仿佛他本人也有什么事值得庆祝一样。人类的谋略从来都逃不出偶然、犹豫和轻率的窠臼。纵使伯爵真的拥有决定事物进程的力量,他也无法胜过命运之神的安排。所以,他把杯子举了起来,嘴唇上泛着笑意。

然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其实也是拿命运冒险。的确如此。伯爵刚在吧台上放下长脚酒杯,就感觉脖颈后头袭来一股冷风。紧接着,有人正着急地低声跟他讲话。

“阁下!”

伯爵把凳子往后一转。他惊讶地发现,站在身后的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他肩膀上落着霜,帽子上还顶着雪花。几个月前,维克托新加入了一个室内乐团,因此近期晚上很少在酒店露面。但此刻,他喘着粗气,好像他刚刚跑了大半个城市才赶到这里的。

“维克托!”伯爵惊呼了一声,“出什么事啦?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着急?”

维克多没理会他的问题,开门见山地讲了起来,而且语气急促得有些反常。

“我知道您对您女儿从来都是呵护有加的,阁下,您也理当这么做,因为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更何况您的女儿如此温柔善良。但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本来她不出六个月就将毕业,而且很可能会拿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现在您的这个决定会让这一切都受到影响。”

“维克托,”伯爵边说边站起身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维克托仔细端详着伯爵。

“让索菲亚撤回报名的难道不是你?”

“撤回什么报名?”

“我刚刚接到瓦维洛夫团长的电话。他告诉我,她已经拒绝了随音乐学院的乐团巡回演出的邀请。”

“拒绝邀请!我向你保证,我的朋友,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您刚才说的一切我都赞同,她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她在这次巡回演出中的表现。”

两个人面面相觑,全愣住了。

“这一定是她自己的主意。”伯爵说。

“可为什么呢?”

他摇了摇头。

“我觉得很可能是我的错,维克托。昨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在巴黎歌剧院为上千名观众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她一定是被我说得有点发慌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她有颗非常温柔的心。可她同样不乏胆量。再过几周她就会没事的。”

维克托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袖。

“可我们已经没有几周了。这个周五,乐团的行程和节目单就要公布了。而在公布之前,团长需要参演者全部到位。我原以为撤回索菲亚的报名是你的主意,所以我说服了团长,在他派别人替代索菲亚之前,他同意给我二十四小时,让我来跟你谈谈,劝你改变主意。但如果这是她自己决定的,你今晚一定得和她谈谈,让她改变想法。她可要对得起上帝赐予她的那份天赋!”

一小时后,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十号餐桌上,研究完了菜单,也点完了菜,索菲亚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因为他们正在玩“zut”的游戏,而下面轮到他了。可是,尽管已经准备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事物类别(蜡的常见用途),伯爵决定,还是先讲一个以前从没讲过的故事给她听。

“我跟你说过我在军校念书时那里举行的‘绶带日’活动吗?”他开讲了。

“是的,”索菲亚说,“你讲过。”

伯爵的眉头皱了一皱。他把这些年来自己同女儿之间的谈话按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却没找到任何他曾给她讲过这个故事的证据。

“‘绶带日’我也许提到过一两次,”出于礼貌,他还是承认了,“但今天这个故事我肯定没跟你讲过。你知道,我自幼便在射箭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有年春天,那时我也就是你这么大,学校举办了一次‘绶带日’活动。我们每个人都被选派参加不同的比赛——”

“那时你有十三岁了吗?”

“什么十三?”

“这故事发生的时候,你满十三岁了吗?”

伯爵的眼珠来回转了几轮,在心里算了算。

“嗯,是的,”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想当时的我大概也是十三岁。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射术高超,在学校里,大家都把我视作射箭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我也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项比赛。可越是临近‘绶带日’,我的射术却变得越来越糟。众所周知,我原本能轻易射中五十步以外的一串葡萄,可现在即使一只大象站在离我仅十五英尺远的地方,我都射不中。我一看见我的那张弓,我的双手就会发抖,我的眼里就会变得泪汪汪的。突然之间,我,罗斯托夫家族的后代,发现自己居然有了用托病住院来逃避比赛的念头。”

“可你没有。”

“对,我没有。”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口。为了营造出更戏剧化的效果,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令人恐惧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射箭比赛一开始,观众们聚集到了体育场上。甚至到了面对箭靶的那一刻,我心里仍然觉得,等待着我的一定是一场奇耻大辱,因为尽管我的射术非常出名,但我的箭一定会偏离靶心,而且偏出去很远。然而,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把弓拉开,我眼角的余光凑巧看见站在旁边的老教授塔尔塔科夫,他被自己的拐杖绊了一下,结果一个踉跄跌倒在了一堆动物粪便里。啊,看到那一幕我心里顿时快活极了,于是手指一松,箭自己飞了出去——”

“你的箭从空中飞过,然后正中靶心。”

“嗯,是的。一点没错。正中靶心。所以,可能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可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每当我为自己的目标感到焦虑时,我就会想起塔尔塔科夫教授跌倒在粪堆里的那副惨样,这么一想,我每次的目标准保都能够实现。”

说完,伯爵总结似的把手在空中使劲挥了一挥。

索菲亚笑了,但她脸上流露出了困惑,似乎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位有名的弓箭手偏要挑这个时候给她讲这个故事。于是,伯爵又进一步阐述了起来:

“生活中,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必定会面对一些让自己心生畏惧的时刻,无论是要冒着风险,踏上参议院的议员席,还是走向田径比赛的赛场,还是……登上音乐厅的舞台。”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欢快地大笑了起来。

“音乐厅的舞台。”

“是的,”伯爵说,她的笑似乎把他激怒了,“音乐厅的舞台。”

“有人把我和瓦维洛夫团长说的话告诉你了。”

伯爵将面前的刀叉重新摆放了一下。它们不知怎的变得不整齐了。

“我也许是听谁说了些什么事。”他不置可否地答道。

“爸爸。我并不是因为害怕在观众面前演出。”

“你确定吗?”

“确定。”

“可你从来没在像巴黎歌剧院那么大的音乐厅里表演过。”

“这我知道。”

“而且,众所周知,法国观众是最苛刻的……”

索菲亚又大笑了起来。

“啊,如果你是想劝我别太紧张的话,那你的任务完成得可不怎么样。但老实说,爸爸,我的决定与演出前的焦虑没有丝毫关系。”

“那还能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想去。”

“你怎么会不想去呢?”

索菲亚低头瞅着桌面,也开始摆弄起自己的刀叉来。

“我喜欢这里,”她终于说道,她冲着屋内,再顺着整个酒店比画着,“我喜欢和你一起待在这里。”

伯爵端详着他的女儿。长长的黑发,姣好的皮肤,深蓝色的双眼,她看上去有着一份远远超出她年龄的沉静。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沉静是成熟的标志,那冲动则是青春的标志才对。

“我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我敢肯定你没听过。它就发生在这家酒店,不过那是在三十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和今晚一样……”

伯爵开始给索菲亚讲起了一九二二年他和她的母亲在广场餐厅庆祝圣诞节的经过。他讲到了尼娜拿冰激凌当饭前的开胃菜,讲到了她对旁听学术争论的厌恶;还有,她坚持认为,一个人想要开拓自己的眼界,就要敢于到超出自己眼界的地方去冒险。

说到这儿,伯爵的声音变得忧郁起来。

“我恐怕已经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索菲亚。从你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把你带进了这种被酒店高墙围困的生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玛丽娜、安德烈、埃米尔,还有我。我们都努力让酒店看上去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广阔、一样美妙,这样你就会花更多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但你母亲的话绝对正确。假如一个人只在金色的音乐厅里听《天方夜谭》的组曲,或是缩在自己的小书斋中翻来覆去地读《奥德修纪》,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必须敢于涉足广大而未知的空间,就像马可·波罗去中国,以及哥伦布到美洲一样。”

索菲亚点了点头。

伯爵继续说道:

“我有无数理由为你感到骄傲。那天晚上音乐学院的比赛当然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事之一。但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并不是你和安娜带着喜讯回家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在那天晚上我看着你走出酒店大门,往音乐大厅走去的时候。因为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获得一轮又一轮的喝彩声,而是在面对这种荣誉的不确定性时,我们是否仍然敢于鼓起勇气前进。”

“如果我去巴黎演奏的话,”索菲亚过了片刻才说,“我真希望你也能坐在听众席里听我弹。”

伯爵笑了。

“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你就是去月球上弹,我也能听见你弹的每一个音符。”

勇士阿喀琉斯

“你好,阿尔卡季。”

“您好,罗斯托夫伯爵。我能为您效劳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能不能借你的文具一用?”

“当然可以。”

伯爵站在前台,他在印有酒店名字的便笺上写了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然后用得体的斜体字写好信封。见服务员领班正在一旁忙别的事,他便若无其事地快速穿过大堂,将便条悄悄搁在服务台的桌子上。接着,他便朝楼下每周都要造访一次的理发店走去。

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在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店里表演他魔术般的手艺已有多年。在此期间,曾经有许多人企图取而代之。最近一次是一位叫鲍里斯什么什么奥维奇的家伙。虽然给人把头发剪短他还有两下子,可他不像雅罗斯拉夫,后者不仅是位艺术家,还极其健谈。事实上,鲍里斯干活的时候一言不发,效率极高,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台机器。

“修?”他冲伯爵问道,显然不愿在主语、动词或者其他不必要的语言成分上浪费一点时间。

鉴于伯爵的头发已越来越稀,再加上理发师这极其高效的架势,修一下估计也就十分钟。

“对,修,”伯爵说,“再顺便刮刮脸吧……”

理发师皱了皱眉。毫无疑问,他身体里的那个人在提醒他,几小时之前伯爵应该刚刚刮过一次胡子;可他身体里的那台机器被调得那么精准,伯爵的话刚出口,那“机器”就已经将手里的剪刀放下,去拿抹剃须膏的刷子了。

鲍里斯在刷子上打足了肥皂泡,开始在伯爵脸上长胡子的地方涂了起来。他又把剃刀在磨刀皮带上磨了磨,然后往座椅这边倾下身,稳稳当当地在伯爵面颊的右上方一下一下刮起来。刮完这边,他把刀刃在毛巾上揩拭干净,然后又朝伯爵面颊的左上方弯下身,用同样敏捷的动作迅速刮完了。

照此速度,伯爵心里十分焦急,只要一分半钟他就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了。

理发师用弯曲的指关节抬起伯爵的下巴。伯爵能清楚地感觉到金属刀刃触到了他的喉咙。就在这时,一名新来的酒店服务员出现在了门口。

“对不起,先生。”

“有事吗?”理发师问道,他的刀紧挨着伯爵的颈部停了下来。

“这里有张给你的字条。”

“搁在凳子上。”

“可这是急事。”年轻人焦虑地说。

“急事?”

“是的,先生。字条是经理写给你的。”

理发师回过头,终于看了服务员一眼。

“经理?”

“是的,先生。”

理发师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把剃刀从伯爵的喉咙旁拿开,伸手接过信,然后,在服务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的同时,他用剃刀的刀刃把信封割开了。

理发师展开字条,瞪着它足足看了一分钟。在那六十秒钟的时间里,他一定把字条的内容看了不下十遍,毕竟上面只有四个字:速来见我!

理发师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然后盯着墙壁愣了片刻。

“我实在想不出来,”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又想了一分钟,才转过身来对伯爵说,“我有事得出去一趟。”

“当然,您请自便。我不急。”

为了强调他的意思,伯爵把头往后一仰,双眼一闭,似乎打起盹来。可等理发师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后,伯爵立刻像猫一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年轻的时候,伯爵从不曾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触动,他甚至为此感到自豪。二十世纪初期,他的一些朋友开始玩起了一种新潮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甚至延伸到了他们最为细微的行为上。无论是吃早餐,步行至办公室,还是把帽子挂在钩子上,他们都要给自己规定时间,精确得就像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电话铃刚响一下他们就会抓起听筒来应答,看报纸只扫一眼头条新闻,与人交谈从来都是开门见山,而不会聊任何不相关的事。总而言之,他们的一天都是在努力节省每分每秒之中度过。愿主保佑他们。

伯爵却自觉选择了一种从从容容的生活方式。他不仅不愿为了赶别人制定的时间表而奔波忙碌(他甚至看不起那些戴表的人),还安慰朋友道,某件世间的俗事不必着急处理,他们大可先去吃一顿悠闲的午餐,或者沿着河边的堤岸散散步。每当此时,他便最为得意。毕竟,难道酒不是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家具不是年代越久远越能生出漂亮的光泽来吗?总之,现代人视为紧急的那些事(比如与银行家见面谈生意和赶火车),真的可以往后排,而那些被人们视为无聊的事(比如喝茶和聊天)倒应该多多予以关注。

喝茶聊天!现代人绝对会反对。如果一个人把时间都花在如此无聊的追求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做成年人必须做的那些事呢?

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就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阿喀琉斯,这位行动敏捷且训练有素之人,其动作快到了需要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单位去衡量,因此,他应该能很快跑完二十码的距离。可是,要前进一码,他必须先前进十八英寸;而要前进十八英寸,他必须先进到九英寸;要想进到九英寸,他先得进到四英寸半,如此类推下去。所以,在跑完二十码之前,阿喀琉斯必须穿越的长度是无限的。但按照定义,穿越无限的长度需要花费无限的时间。结果就是(正如伯爵本想指出的那样),对那个在十二点有约的人来说,此刻与十二点之间存在着无数个时间间隙,而这些间隙恰好可以用于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证讫。

可自从十二月下旬的那天晚上,索菲亚把音乐学院乐团巡演的消息带回家起,伯爵对时间流逝的感觉就完全变了样。还没庆祝完这个好消息,他就已经计算出,距离她出发的日子只剩下不到六个月了。更准确地说,是一百七十八天,或者,那只双响座钟再响三百五十六次之后。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还有那么多事情得办。

鉴于伯爵自幼便养成了不急不躁的生活习惯,你也许会以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时钟在走的嘀嗒声,就像夜里有蚊子在耳边嗡嗡乱飞一样。或者,他会像奥勃洛摩夫一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对着屋里的那面空墙陷入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可事实正好相反。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脚步因为这一消息变得更加轻快,他的感觉也更加清晰,头脑也更敏锐了。因为,就像亨弗莱·鲍嘉被人激怒时一样,时钟走动的嘀嗒声更能显示出伯爵是个意志极其坚定的人。

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瓦西里拿着伯爵从大公的办公桌里取出的一枚叶卡捷琳娜金币,到中央通用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兑换成了可在该店使用的购物积分。而礼宾服务员用这些积分购买了一只棕褐色的手提箱和其他旅行用品,如毛巾、肥皂、牙膏和牙刷。这些都用喜庆的包装纸包好,并在圣诞前夕(午夜十二点)作为礼物送给了索菲亚。

按照瓦维洛夫团长的计划,索菲亚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将是本次演出的倒数第二个节目,在那之后,还会有一位小提琴神童演奏德沃夏克的协奏曲,而他们两人的节目都会由整个乐团配合演奏。索菲亚一定能拿下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伯爵对此毫不怀疑。可就是霍洛维茨,也有个塔尔洛夫斯基老师啊。所以在一月初,伯爵便聘请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来帮助她排练。

一月下旬,伯爵把为音乐会设计新演出服的重任委托给了玛丽娜。在设计讨论会(与会者包括玛丽娜、安娜和索菲亚,出于某种令人不解的原因,伯爵被排除在了会议之外)开过之后,瓦西里被派往中央通用百货公司,买回了一匹蓝色的塔夫绸。

这些年来,伯爵在索菲亚的法语入门会话上没少下功夫。可尽管如此,从二月开始,为了让她更多地温习法语会话,父女二人在开胃菜还未端上餐桌的时间里,已经不再玩他们的“zut”游戏了。

“Pardonnez-moi,Monsieur,avez-vous l’heure,s’il vous plaît?”

“Oui,Mademoiselle,il est dix heures.”

“Merci. Et pourriez-vous me dire où se trouvent les Champs-Élysées?”

“Oui,continuez tout droit dans cette direction.”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译文: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知道确切的时间吗?”

“是的,小姐,十点了。”

“谢谢。您能告诉我香榭丽舍大街怎么走吗?”

“是的,就朝这个方向走。”

“非常感谢。”

“不用谢。”

三月初,伯爵到大都会酒店的地下室去了一趟,那地方他已很多年没去过了。他经过锅炉和配电室,径直朝酒店存放宾客弃物的小角落走去。他在摆放书籍的架子跟前跪下身来,在那些书的书脊上扫视了一遍,尤其留意那些红色书皮上面用烫金字体写着“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几个字的书。地下室里的旅游指南大多是关于俄罗斯的,这是自然。但也有一些是其他国家的,想必有些客人一路经过了许多个国家,然后把所有旅行指南最后都扔在了这里。所以,伯爵在几本被人扔掉的小说中间找到了一本零散的意大利旅行指南,还有一本芬兰的,一本英国的,最后,还有两份巴黎市区的。

然后,就到了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伯爵在印有酒店名字的便笺上写下了那张只有一句话的字条,把它悄悄地塞进了领班桌子上的铃铛里,然后便赶到理发店赴他每周一次的约,同时焦急地等着有人把那张字条送来。

伯爵把头伸到走廊里看了看,见鲍里斯已经上了楼梯,他才把理发店的门关上了。他的注意力现在全都集中到了雅罗斯拉夫那只颇负盛名的玻璃柜子上。柜子最前面摆着两排白色的大瓶子,瓶子上印着“锤子和镰刀洗发水公司”的徽章。在这排为全世界的清洁做着斗争的“战士”身后,在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有一系列过去那种彩色的瓶子。伯爵把洗发水的瓶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查看起摆在后面的护肤液、肥皂和润肤油,却没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这儿一定会有的,他想。

为了看清每只瓶子后面都藏了些什么,伯爵开始像下象棋一样把瓶子移来移去。就在那儿。在两瓶法国古龙香水后面的小角落里,有两只黑色的小瓶子,瓶身已经落满了灰尘。这正是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曾经眨着眼睛暧昧地向他提起过的“长生不老泉”。

伯爵把那只瓶子放进自己的口袋,再将其他的瓶子重新放进柜子里摆好,然后关上了柜门。他急忙回到理发店的座椅里坐好,抚平身上的罩衫,然后把头往后一仰。就算他闭上眼睛,他脑子里还是会浮现出鲍里斯用剃刀把信封割开的那一幕。想到这儿,伯爵不由得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他从柜台上抓过一把多余的剃刀,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坐回到椅子里。与此同时,理发师刚好从门外走进来,嘴里兀自在埋怨,说不知是哪个笨蛋闹的误会,浪费了他这么长时间。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伯爵先把那只黑色的小瓶子藏到抽屉最里面,然后拿出《巴黎旅行指南》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他查了查内容表,翻到第五页,从这一页起是对巴黎第八区的介绍。果不其然,在介绍凯旋门和巴黎大皇宫之前,在介绍马德莲蛋糕和马克西姆餐厅的那一页中间,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该地区的详细地图。伯爵从口袋里把鲍里斯的那把剃刀掏出来,然后用刀把地图整整齐齐地裁了下来;接着,他又用红色的笔在地图上标出了从乔治五世大街经皮埃尔·夏朗大街再到香榭丽舍大道的锯齿状路线。

标完地图,伯爵来到书房,从书架上把父亲那本《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取了下来。自从索菲亚把它从写字台底下解放出来,这本书就一直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伯爵把书拿到大公的办公桌上,开始翻动书页,他在这儿停停,在那儿停停,为的是把父亲画了线的段落再读上一遍。当他读到《论儿童的教育》那一部分时,双响座钟响了起来:到中午了。

再响一百七十三次她就要走了,伯爵心想。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在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开始用鲍里斯的剃刀把书中的段落从那本两百页厚的名著里裁了下来。

再见

五月初的一个晚上,伯爵正坐在盆栽棕榈树中间的一把高背椅里。他把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抬起来,偷偷朝刚从电梯里出来的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望去。她是位身材高挑、肤色黝黑的美人,穿着一条深色的长裙,而他个头矮小,穿着宽松的长裤和夹克。伯爵不知道这对夫妇为何来到了莫斯科,但他们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准时从酒店离开,想必是外出体验莫斯科的夜生活。比方说,他们于六点五十五分走出电梯之后,会径直走到礼宾服务台,瓦西里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两张《鲍里斯·戈东诺夫》的门票,还为他们订好了夜宵。然后,这对夫妇会来到前台寄存他们的钥匙,而阿尔卡季会把他们的钥匙收在第四排的第二十八个插孔里。

伯爵把报纸往桌上一搁,站起身来。他佯装打了个哈欠,伸了伸腿脚,便朝旋转门走过去,装作出去看看天气的样子。在门外的台阶上,罗季翁正同那对年轻夫妇互致问候,他为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并替他们把车的后门拉开。见他们的车开走了,伯爵马上转过身来,穿过大堂,直接上了楼梯。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朝楼上走去(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不一会儿便到了四楼。他穿过走廊,在428号房门前停了下来。他松开两只手指,把它们插入他西装背心的内口袋,从里头掏出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然后,他往左右看了看,便开门进了屋。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安娜打算重新开始她的电影演艺生涯的时候)开始,伯爵就再没来过428号房间。此刻他可没闲心来检查这间小客厅里的装潢变化。相反,他直奔卧室而去。他把左边的衣柜门打开,看到装满了一柜子的衣裙都是那位肤色黝黑的美人今晚穿的那种样式:齐膝、短袖、单色。这种样式毕竟非常适合她。把她这边的柜门关上,伯爵又打开了她男伴的衣柜门。衣架上挂的全是宽松的裤子和夹克,钩子上还挂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檐软帽。他挑了一条棕褐色的裤子,便把柜门关上了。在带穿衣镜的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件白色牛津衬衣。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起来的枕头套,把挑出来的衣物全都塞了进去。他回到客厅,先把门稍稍打开一条缝,确定走廊里没人后,才从门里溜了出去。

直到听见门锁吧嗒一声合上,伯爵才猛地想起,他应该把那顶帽子一并拿上。正当他准备伸手到马甲口袋里去掏钥匙时,他非常清楚地听见了轮子滚动的嘎吱声。伯爵猛地往前跨了三大步,往塔楼里一躲。与此同时,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奥列格正推着一辆小推车拐进了走廊。

当晚十一点,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审阅他的备物清单。金币,旅游指南,“长生不老泉”,休闲长裤和衬衫,从玛丽娜那儿弄来的耐用针线,这些全有了。虽然还有几样尚未到手,但他最没把握的只有一件:在走之前跟其他人打声招呼。从一开始伯爵就知道,在整个计划中,这会是最难办的部分。他毕竟不能随便发一份电报了事。可它又不是非做不可的。如果实在没别的办法,伯爵也做好了不打招呼的准备。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仰而尽,正准备上楼,可还没等他从凳子上站起身,奥德留斯已经捧着一个瓶子来到他跟前。

“再来一杯?算店里的。”

自打过了六十岁,晚上十一点以后伯爵便不再喝酒了。因为他知道,深夜喝下去的酒,会像个消停不下来的孩子一样,凌晨三四点就把你弄醒。但拒绝调酒师的一番好意又未免有些失礼,尤其在他已经把酒瓶都开好了时。所以,伯爵面带感激地接过那杯混合酒,坦然地坐了下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吧台另一头高声谈笑着的一伙美国人身上。

和上次一样,今天把大伙儿逗得大笑不已的还是那位来自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倒霉推销员。初来乍到的他恨不得和这里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通上电话,但到了四月,美国人开始转而寻求同政府高级官员面谈的机会。迄今为止,他已亲自分别与主管食品、金融、劳动、教育甚至外交事务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会晤过。他原以为,向克里姆林宫卖出一台自动售货机应该与卖出一张乔治·华盛顿画像的概率差不多,可接下来出现的一系列转机令他大为吃惊。具体点说吧,韦伯斯特原本吃足了官员们的闭门羹,直到后来才开窍。他为了更好地展示那些机器的性能,让父亲给他寄来了五十箱美国香烟和巧克力。这样一来,此前无缘与任何高级官员会晤的推销员突然受到了一百多家政府办事部门的热烈欢迎,然后这些机构把他的产品抢购一空了。

“今天这家我还以为是真的上钩了呢。”他说。

美国人讲起了他今天功亏一篑的经历。看着他,伯爵不禁想起了理查德:他和韦伯斯特一样充满好奇,一样爱交际,一样爱拿自己寻开心把大家逗乐。

伯爵把酒杯放在了吧台上。

这么干能行吗?他心想。

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矮胖的美国人正在冲大堂里的什么人挥手。而朝他挥手回应的居然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

午夜过后不久,美国人到吧台前结完账,然后在那帮朋友的肩膀上拍了拍,便沿着楼梯上楼,边走还边用口哨吹着《国际歌》。来到四楼走廊,他拿出钥匙在门上摸索着。直到房门在他身后完全关上,他的身体才稍稍直起来,他的神情也才稍稍清醒了一些。

就在这时,伯爵把灯拧亮了。

看到自己屋里的椅子上坐着个陌生人,美国人大吃一惊,然而他并没有被吓得往后退,也没有立刻大喊大叫。

“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我一定是走错房间了。”

“不,”伯爵说,“这就是你的房间。”

“嗯,如果这个房间是我的,那就是你进错房间了。”

“也许吧,”伯爵说,“可我不这么认为。”

美国人往前走近了一小步,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

“你不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那位侍者吗?”

“是的,”伯爵说,“我就是那个侍者。”

美国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您贵姓?”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哦,罗斯托夫先生,我本该请你喝一杯的,但时间很晚了,而且明天一早我还约了人见面。还有别的什么事我能帮您的吗?”

“是的,韦伯斯特先生,我想是有一件。你看,我这儿有封信要送给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我猜您也许认识。”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伯爵的猜想也颇为唐突,但矮胖子韦伯斯特还是给伯爵倒了一杯威士忌。

如果说,十一点以后的伯爵只会尽量避免饮酒,那过了午夜的他则是坚决不喝的。事实上,在这件事上他甚至经常援引他父亲的话来告诫索菲亚:“那么做的结果不外有三:鲁莽愚蠢的举动,极不慎重的私通和一屁股赌债。”

偷偷溜进美国人的房间并成功托他帮自己递信之后,伯爵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换作亨弗莱·鲍嘉,别人请他喝酒,他是一定不会拒绝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鲍嘉其实更喜欢在午夜,乐队已经停止演奏,酒吧里空无一人,嗜饮之徒都已在夜色中蹒跚离去的时候喝酒。因为这时候,酒吧的门已经关上,灯光被调得很暗,桌上摆着一瓶威士忌;这种时候,那些意志坚定的人才能不受笑声和儿女私情的干扰,真正谈些事情。

“好的,谢谢你,”伯爵对韦伯斯特先生说,“来杯威士忌正好提提神。”

事实证明,伯爵的直觉完全正确,因为那杯威士忌的确提神。第二杯同样。

那天晚上,当他终于跟韦伯斯特先生道过晚安往家走去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一边塞了一包给安娜的美国香烟,另一边是给索菲亚的巧克力),伯爵的精神已经非常亢奋了。

四楼的走廊空无一人,安静极了。在紧闭着的屋门里面,那些务实且老套,谨小慎微且贪图安逸的人早已入睡。他们身上裹着被子,在酣睡中梦见自己在享用丰盛的早餐,从而把深夜的走廊留了出来,供萨姆·史培特、菲力普·马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笔下的虚构人物,职业为私家侦探。)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这种人任意出没。

“是的,”伯爵一边往走廊那头走一边说,“我就是那名侍者。”

这时,凭着他那份老练与机警,他的注意力忽然被眼角看到的某样东西吸引了过去。原来是428号套间的房门。

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有三个半小时。看完演出后如果去吃夜宵的话还得花上一个半小时。所以无论如何,那对意大利夫妇半小时之内是回不了酒店的。伯爵上前敲了敲门,又等了片刻。然后又敲了几下,确定屋里没人。他这才从马甲内兜里掏出钥匙,打开门锁,然后意识清醒地迅速跨过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往屋里瞥了一眼,他便知道酒店值夜班的服务员已经整理过房间了,因为所有物品都摆在了规定的位置上:椅子,杂志,包括装水的玻璃瓶和玻璃杯。来到卧室,他发现连床角处的床单也都按四十五度角的样式叠好了。

他打开右边的衣柜门,正准备把那顶无檐软帽从钩子上取下来,却发现里面还有一样他先前没注意到的东西。在衣服上方的架子上,搁着一个用纸裹着的小包,包外面还用麻绳捆着,整个包的大小与小号的塑像差不多。

伯爵将帽子往头上一戴,伸手把包裹从架子上取下来放在床上。他解开绳子,小心翼翼地把纸剥开,发现里面包着一套俄罗斯套娃。套娃上的绘画简洁而传统。在莫斯科,有上百家店铺在卖这个。俄罗斯套娃是来俄旅行的父母能给留在家里的孩子带回去的最新奇、最古怪的玩具。

而且,这玩具里面还很能藏东西……

伯爵坐在床上,他把最大的那只套娃打开。然后,又把第二大的套娃打开。接着,又打开了第三大的。正准备打开第四只时,他忽然听到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这一下,意志坚定之人顿时成了不知所措之人。当屋门一开,两位意大利人迈步进屋的声音传来时,伯爵已经反应了过来。他把打开了一半的套娃用纸一把卷起来,然后钻进衣柜,并轻轻关上了柜门。

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杠上方的架子一定还不足六英尺高。毕竟,为了把整个身体都缩进衣柜里,伯爵不得不像做忏悔的人一样把头向下弯着。(明白什么意思吗?)

没过一会儿,那对夫妇便脱了大衣,进了卧室。伯爵暗想,如果他们俩同时到卫生间去洗漱,他就应该有机会逃出去。可428号套房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因此,这对夫妇没法同时挤在里面,而是得一个一个来。

伯爵仔细地听着。他能听见两个人各自刷牙的声音,以及开抽屉和穿睡衣的声音。接着听见的是床单被掀开的声音。再然后是安静的对话,以及拿过书然后翻动书页的声音。过了约十五分钟,也可以说是过了一万年之久,床上的两个人亲昵地说了几句,接着是温柔的亲吻声,灯随即灭了。感谢上帝,这对美貌英俊的年轻夫妇选择了马上安歇,而不是先亲热一番。

伯爵心想,他们得要多久才能睡着呢?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不动,一边听着他们的呼吸声。他听到了咳嗽,吸气,还有叹息的声音。接着,像是有人翻了个身。酸痛欲裂的感觉开始袭上他的脖颈,而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快也得上卫生间了。要不是有这两个痛苦的感觉,他真担心自己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

这不,现在你知道了,伯爵想道,午夜以后不能再喝酒,原因嘛,今天又多出来一条。

“这是什么声音?亲爱的,醒醒!”

“怎么啦?”

“屋里有人!”

[扑通一声响]

“谁?”

“对不起。”

“克劳迪奥!把灯打开!”

[咣的一声]

“对不起!”

[哗啦一声]

“再见!”

成年

“你们准备好了吗?”玛丽娜问道。

并肩坐在女演员套间的沙发上的伯爵和安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玛丽娜像举行典礼一般隆重地打开了卧室门。索菲亚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裁缝为音乐会制作的是一身长袖晚礼裙,带点喇叭裙的款式:腰部上方稍稍收紧,膝盖以下再敞开。料子是蓝色的,它一方面令人联想到大海的深邃,另一方面很好地衬托出了索菲亚洁白如玉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

安娜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玛丽娜则乐得眉开眼笑。

伯爵呢?

虽然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圣人,但年已六十四岁的他清楚地知道,生活从来都不是跳跃着向前推进,而是逐渐展现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这些成千上万的细微变化才开始显露山水。我们的能力会此消彼长,我们的经验会越攒越多,我们的观点和认识也会不断改变(即使不是极其缓慢地,至少也是逐渐改变的)。这样的话,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本性,就像一小撮胡椒粉就能让一整锅菜完全变味。可是,当安娜的卧室门一开,索菲亚穿着她那身晚礼服走出来时,伯爵觉得,她在跨出那一步的瞬间,同时跨越了进入成年的界线。线的这边是一个五岁、十岁或者二十岁的女孩,她文静羞赧,她有惊人的想象力,她依赖他,并从他这里寻求友谊和忠告;而线的另外一边却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识,美丽而且有风度,她无须依赖任何人,她只依靠她自己。

“好啦,你觉得怎么样?”索菲亚害羞地问道。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爵说。

“你看上去太美了。”安娜说。

“可不就是吗?”玛丽娜说。

在几个人的赞叹声和安娜的掌声中,索菲亚欢快地踮起脚,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

也正是这个时候,伯爵才发现,这件晚礼裙是露背的。他简直不敢相信。塔夫绸(他们不是买了整整一匹吗?)从她的肩膀开始以抛物线的形状下垂,一直垂至索菲亚脊椎底部。

伯爵把身体向安娜转了过来。

“我想这是你出的主意吧!”

正在鼓掌的女演员停下了双手。

“什么是我的主意?”

他把手朝索菲亚的方向一挥。

“这件根本不是衣服的裙子。不用问,这主意一定是你从那些所谓‘舒适’的杂志里学来的吧。”

没等安娜回答,玛丽娜已经重重地跺了跺脚。

“这主意是我的!”

女裁缝说话的口吻让伯爵非常吃惊。他有些惶恐地看着她,而她则一只眼睛愤怒地向上翻着白眼,另一只则像炮弹一样向他射了过来。

“这裙子是我自己设计的,”她说,“也是我亲手制作送给我的索菲亚的。”

伯爵这才意识到,他刚才可能无意中冒犯了一位艺术家。于是,他换上了一副温和一些的口吻。

“这绝对是一件漂亮的晚礼裙。这毫无疑问。玛丽娜。漂亮的晚礼服。我以前也见过不少,可这是我见过的里面最漂亮的一件。”说到这儿,伯爵尴尬地笑了笑,他想先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然后才用一种老朋友聊家常的口吻继续说道,“经过这几个月的精心准备,索菲亚就要去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了。可倘若到时候观众不专心听她演奏,而是一个个紧盯着她的后背看,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也许我们该拿块麻袋布给她披上,”女裁缝说,“这样观众们保准不会分心。”

“我怎么可能让她披麻袋布呢?”伯爵抗议道,“在保证漂亮的前提下,可以适当中庸一点嘛。”

玛丽娜又跺了跺脚。

“够了!我们对你的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感兴趣。亚历山大·伊里奇,总不能因为你亲眼看见过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就非得让索菲亚穿着那个年代的衬裙和腰垫去演出吧。”

伯爵正想开口反驳,安娜过来调停了。

“也许我们该听听索菲亚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们都朝索菲亚看了过去。而她根本没在留心他们的辩论,而是在欣赏镜子中的自己。她转过身来,捉住了玛丽娜的双手。

“我觉得它漂亮极了。”

玛丽娜得意地朝伯爵看了看。然后,她又转过身去对着索菲亚,歪着头把自己创作的这份艺术品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怎么啦?”安娜一边坐到女裁缝身边一边问道。

“好像还缺点什么……”

“是披肩吗?”伯爵问。

三个女人都没搭理他。

“我知道了。”过了片刻,安娜终于说道。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一颗蓝宝石的饰坠。她把它递给玛丽娜,后者接过去,帮索菲亚戴在了脖子上。然后,两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都后退了一步。

“这下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真的吗?”试完衣服,安娜和伯爵一起走在走廊上,她问他。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亲眼见过一八一二年的彗星?”

伯爵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我是很讲礼貌,可那并不意味着我笨。”

安娜笑了。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也许吧。可我毕竟还是她父亲。你想让我怎么做?抛弃我当父亲的责任?”

“抛弃!”安娜笑着答道,“当然不是,我的阁下。”

这时,两人已走到走廊的某个位置,从这里已经看不见通往员工楼梯的门了。伯爵转过身来对着安娜,装出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

“博亚尔斯基餐厅的每日例会要开始了。所以,恐怕我得跟您说‘再会’了。”说完,伯爵微微一颔首,消失在门后面。

他沿着楼梯往下走,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塔楼里精确的几何结构和无处不在的寂静让这里像极了教堂或者阅览室——那些让人得以独处和休憩的地方。只不过,门突然又被人推开了,有人走到了楼梯口。是安娜。

眼前的这一幕让伯爵难以置信。他只好沿着楼梯又走了上去。

“你这是在干吗?”他低声问道。

“我也要去大堂,”她答道,“我想我正好可以陪你一起下去。”

“你不能和我一起去。这是酒店员工专用的楼梯!”

“可我是酒店的顾客。”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员工楼梯是给员工用的。走廊正中间那个漂亮的楼梯才是为你这样漂亮的顾客准备的。”

安娜微笑着朝伯爵走近了一步。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高兴了?”

“没什么事。我没有不高兴。”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她继续带着些哲思说道,“当一位做父亲的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出落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他心里肯定会有些发慌,会有些手足无措的。”

“我心里没发慌呀,”伯爵往后退了一步,说道,“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礼服的后背没必要裁得那么低。”

“可你不得不承认,她的后背很可爱啊。”

“那也许没错。可也没必要把她身上的每一根椎骨都亮给全世界的人看吧。”

安娜又向前走近了一步。

“你不就很喜欢我的椎骨吗……”

“那完全是两码事。”伯爵试图再往后退,可他的背已经抵到墙了。

“我让你见识见识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安娜说。

“我们开始吧?”

如此开门见山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位一天到晚,无论是在吃、喝还是在睡上,都带着“偏见”的人。

埃米尔在嗓子里嘀咕了一声,把菜单顺着桌面推了过去。

伯爵和安德烈也都把椅子挪了一挪。

“主教”参加博亚尔斯基的每日例会是从一九五三年夏天开始的。而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已成功地将开会地点从埃米尔的办公室改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理由是厨房里活动太多,容易让人分心。为了接待“三巨头”的全部成员,酒店经理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并排摆下了三张法式座椅。这些椅子如此娇小匀称,你不得不猜想它们是不是为路易十四宫里的侍女设计的。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男人几乎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尤其是当三把椅子被摆成了一排,隔得非常近时。这样一来形成的场面变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厨、主管和领班像三个小学生一样,被校长叫到跟前挨训。

“主教”把菜单接过来,放在桌子边上展开,然后一边用他的铅笔尖逐行指过去,一边像银行家核对学徒做的账目一样,将菜单上的菜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

而在此期间,三位小学生自然就有工夫往左右打量一番。如果办公室墙上装饰的是世界地图或者元素周期表,那他们就能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了。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或者古埃及亚历山大城里的炼金术士。然而眼前的墙上只挂着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三个人别无良策,只好心不在焉地在那儿干坐着。

“主教”在埃米尔的菜单上修改完毕,把它递还给埃米尔,然后,他吸了吸鼻子,转过身来对着安德烈。后者郑重其事地将记录餐厅订位的簿子递了过去。和往常一样,主教把簿子翻到最前面,然后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地看,一直看到五月的最后一个晚上。而“三巨头”则在一旁沉默而愤怒地看着他。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

“银行家”的铅笔尖又开始逐条、逐行、逐列地移动起来。最后,“主教”把今晚的座次安排递给了安德烈,才放下铅笔。

“三巨头”感觉会议快结束了,便都把身体移到了椅子边上。可没想到“主教”并没有把簿子合上,而是接着往后翻,开始查阅起接下来数周的预订情况来。翻了没几页,他又停了下来。

“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联席晚宴准备得怎么样啦?”

安德烈清了清嗓子。

“一切顺利。根据政府方面的要求,晚宴将不在红厅,而是在417号套房举行。阿尔卡季已经把房间留出来了;埃米尔刚刚也最后敲定了当晚的菜单;亚历山大将负责当晚的餐饮服务,他一直在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络人普罗普同志密切配合,以确保晚宴顺利进行。”

“主教”把目光从簿子上抬了起来。

“鉴于该活动的重要性,难道你不应该亲自负责吗,杜拉斯主管?”

“那天晚上,我原本打算像往常一样负责整个餐厅的工作。但如果您更希望我亲自到场负责这场晚宴,我当然可以照办。”

“很好,”“主教”说,“那就让罗斯托夫领班留在餐厅,确保那里一切顺利。”

说完,“主教”把簿子合上了。而此刻伯爵浑身都已经变得冰凉。

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这场联席晚宴对他的秘密计划而言,绝对是个天赐良机。他简直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即使有,现在离音乐学院乐团的访问演出也只剩下十六天了,伯爵已经没时间另做安排了。

“主教”把本子沿着桌面推了过来。例会结束了。

和往常一样,“三巨头”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往楼梯走的时候都闷着头不说话。到了楼梯口,埃米尔沿着台阶往二楼走去。这时,伯爵一把抓住了安德烈的袖子。

“安德烈,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能不能耽搁你几分钟?”

公告

六月十一日六点四十五分,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身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西装,站在417号套房里。他要在一九五四年的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开始之前,确保会场已经布置妥当,所有的员工也都穿上了统一而得体的制服。

我们已经知道,十一天前,“主教”信手解除了伯爵负责今晚这场宴会的权力。可在六月十日下午,杜拉斯主管参加每日例会的时候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感觉自己的手抖得厉害,那症状和中风发作非常相似。今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了。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还把右手伸出来,摊在桌子上。那只手的确像树叶一样在不住地颤抖。

一旁看着的埃米尔脸上是一副惊呆了的表情。什么样的上帝——他似乎在想——能设计出这样一个世界来呢?怎么能让这位行将老去的人害上这种疾病呢?你可知道这种疾病会把他赖以成名,使他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那门本领剥夺殆尽吗?

什么样的上帝,埃米尔?让贝多芬成为聋人,和让莫奈成为盲人的是同样的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他总是会回来把它拿走的。

埃米尔的脸上几乎是对神大不敬的愤慨,而“主教”则是一副嫌别人给他添麻烦的苦相。

安德烈注意到了经理恼火的表情,他劝他不用紧张。

“您不必担心,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我已经和克里姆林宫的普罗普同志联系过了,我向他做了保证,尽管明晚的活动我不能亲自到场负责,但罗斯托夫领班将担起我的责任。听到这句话,”主管补充道,“普罗普同志才放心。”

“很好。”“主教”说。

安德烈刚才在汇报中提到,得知这场国宴的服务将由罗斯托夫领班负责的时候,普罗普同志才放心。在这件事上安德烈并未夸大其词。普罗普同志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十年出生的,他并不清楚罗斯托夫领班是因为何故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他甚至不知道罗斯托夫领班是一名“前人民”。他只知道(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罗斯托夫领班能把餐桌上的每个细节都照料得滴水不漏;只要顾客露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他都会立刻上前一丝不苟地予以解决。尽管普罗普同志对克里姆林宫的办事风格尚不熟悉,但根据经验他也明白,假如这场晚宴出了任何差池,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会把账一股脑地算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桌子是他亲手摆的,菜是他自己做的,酒也是他亲手倒的一样。

在今天早上为这场活动举行的“吹风会”上,普罗普同志亲自向伯爵表达了对他的放心和信任。当时,他们俩坐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一张双人桌旁,这位年轻的联络官和伯爵一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审核了一遍当天晚宴的全部细节:时间安排(晚上九点整餐厅门准时打开);餐桌的摆放(所有的桌子拼成一个长U形,桌子两侧共放有二十个座椅,最前头的主宾席上只摆六个);菜单(由主厨茹科夫斯基诠释的传统俄罗斯筵席);酒(乌克兰白酒);还有,十点五十九分必须准时将餐厅里的蜡烛全部熄灭。接着,也许是为了再次强调今晚这场活动的重要性,普罗普同志将今晚赴宴的宾客名单拿出来让伯爵过目。

尽管通常来说,伯爵对克里姆林宫的内部运作并不关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张纸上的名字毫不熟悉,因为他亲自为那张名单上所有的人提供过服务。他在红厅和黄厅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为他们服务过,而且,当他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更私密、更随意的普通就餐区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朋友或政敌,保护人或受保护的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添过酒,布过菜。他们酒后的粗鲁和无礼,他们满带苦涩的自吹,伯爵全都见识过。他见过他们所有人清醒时的样子,也领教过绝大部分人喝醉后的德行。

“都安排好了。”见年轻的政工人员要起身了,伯爵对他说,“不过,普罗普同志……”

普罗普同志停了下来。

“怎么啦,罗斯托夫领班?有什么我忘了讲的吗?”

“你还没把座次安排给我。”

“啊,这个不用担心。今晚没有座次。”

“哦,那我就放心了,”伯爵笑着答道,“今晚保准成功。”

当伯爵得知今晚的国宴没有座次安排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呢?

千百年来,全世界的文明社会都知道,宴会上的主宾席是个享有殊荣的位子。只要向布置完毕的宴会会场看上一眼,你就会本能地感觉到,主宾席绝对比两侧的座位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那个座位上的人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由此引申,你也就知道,离主宾席越远,就越没有权力、地位和合法性。所以,当你将四十六位党政要员请来出席晚宴,让他们围坐在一个U字形长桌旁用餐,却又未事先安排好座次,那场面免不了会相当混乱。

毫无疑问,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认为宇宙是所有机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并提出了“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一定会把这种情况与他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他还会断言,今晚一定会发生一场混战。因为前来赴宴的这四十六个人有着相同的秉性,而且,都受到相同欲望的驱使。他们有同等的权力坐到宴会桌旁的任何一张椅子上。正因为如此,今晚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为了能坐到主宾席上,这帮人会一哄而起,相互指责,揭短,斗殴,甚至舞刀弄枪。

而另一方面,约翰·洛克(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则会争辩说,餐厅门一打开,刚开始也许会出现短时间的混乱,但很快就会过去。这四十六位人士中天性善良的一方会逐渐占据上风。他们的通情达理会让挑选座次的过程变得公平而有序。所以,十有八九他们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座位,或者干脆把桌子重新摆过,排成一个圆圈,就像亚瑟王那样,以确保他手下的骑士享有平等的地位。

让-雅克·卢梭(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述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深远。)也会从十八世纪中叶跑过来参加这场讨论。他会告诉洛克和霍布斯,终于从社会契约的暴政之下解脱出来的这四十六位来宾,会把桌子推到一边,手捧着大地结出的果实,在一种幸福的自然状态下共同分享。

当宾客抵达之时,伯爵内心已经相当肯定。他觉得,赤裸裸地挥拳相向,抽签,或者大家无拘无束地共同分享果实,这些场面都不会出现。相反,在轻微的推挤和争抢过后,这四十六位赴宴者中的每一位都会很快在宴会桌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观察家们如果能仔细分析这一“自发的”的座次安排,他们便能完全知晓接下来二十年俄罗斯的执政局面了。

伯爵刚发出信号,通向417号套房的门便于晚上九点准时打开了。到了九点十五分,四十六位级别和资历各异的官员都找到了与自己的身份及地位相符的座位并坐了下来。尽管没有人出面提醒,但大家自动地将主宾席的座位留给了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六位党内最负名望的成员。而主宾席正中的两个座位则留给了身为总理的马林科夫和总书记赫鲁晓夫。

事实上,赫鲁晓夫刚进房间的时候,仿佛为了特意表明一种姿态,他根本没往主宾席的方向走;相反,他同地位略低一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聊了几句。后者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此刻他正坐在宴会桌的最边上。直到所有人都落了座,这位前莫斯科市的市长才轻轻拍了拍马雷舍夫的肩膀,然后满不在乎地走到马林科夫身边的那个座位前坐了下来,这也是房间里的最后一个空位子。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所有的来宾都在豪吃海喝,连连举杯。尽管祝酒词的内容五花八门,格调高尚之词和风趣幽默之语兼而有之,但它们全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在一轮又一轮祝酒的间隙,伯爵往桌上上菜,替客人满酒,更换餐具,撤下空盘,并且清除桌布上的残渣;与此同时,宾客们不是在同左边的人交谈,就是在和右边的那位商量着什么事,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四周的说话声中自言自语。

读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讥讽地问一句:罗斯托夫伯爵,这个从来都以光明磊落自居的人,有没有趁机偷听宴会桌上宾客们的私谈呢?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和你的讥讽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和最优秀的仆人一样,最优秀的侍者也会把偷听宾客谈话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拿杰米多夫大公的管家来说吧。那时候,肯普常常会像雕像一样笔挺地站在书房边上,一句话不说,一站就好几小时。可当大公的哪位客人刚说了一句口渴,肯普便会立刻把饮料端到客人的面前。而如果有谁轻轻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冷,肯普便会赶紧去炉边把煤火拨旺。如果大公向他的哪位朋友表示,舍尔马托娃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她儿子却“不那么靠谱”,那么无须大公吩咐,肯普也知道,下一次若是舍尔马托娃家的这两位未经打招呼便上门求见的话,对其中的一位他应该说,大公正好在家,可以见她,但对另一位则应该说大公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那伯爵到底有没有听到宾客们的私下交谈呢?他有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促狭的评论、暗地里的独白,或者压低嗓门说出的批评呢?

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在宴会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即使你没有为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当过二十八年的侍者,你也能知道,提议大家干杯这样的事马林科夫同志只会偶尔为之,而且每次用的都是白葡萄酒。而赫鲁晓夫同志则很可能一晚上会祝四五次酒,而且每次都用伏特加。所以,当莫斯科前任市长在晚宴过程中一次酒都没祝时,伯爵便将这也看在了眼里。当时间到了十一点差十分,宴席也差不多快吃完了时,总书记这才伸出他的餐刀,用刀刃在面前的酒杯上敲了几下。

“先生们,”他开始说道,“大都会酒店曾经见证过许多历史性事件。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就曾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锁在这幢大楼里,就在我们楼下两层的房间里。他还警告他们,不完成任务,绝不放他们出来。”

屋里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为斯维尔德洛夫干杯!”有人嚷着提议。赫鲁晓夫把自己杯里的酒一仰而尽,然后自信地笑了笑。四周的人也都跟着干了一杯。

“而今晚,”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将有幸在大都会酒店亲眼看见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请大家和我一起到窗户边来,同志们,我相信马雷舍夫部长有事要向大家宣布。”

在场的其他四十四位宾客闻言,脸上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表情,有的是好奇,有的是困惑。他们把椅子往后一推,全都来到那几扇俯瞰着剧院广场的大窗户前。而马雷舍夫部长早已站在了那里。

“谢谢您,总书记,”马雷舍夫部长边说边冲赫鲁晓夫鞠了个躬,接着,他严肃而凝重地停顿了一下,“同志们,正如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三年半以前,我们在奥布宁斯克市开始修建新发电厂。现在,我十分自豪地宣布,奥布宁斯克的这个电厂已于周一下午全面投入使用,比原计划提早了六个月。”

屋里的赞叹声此起彼伏,人们纷纷点头。

“另外,”马雷舍夫接着说,“从今晚十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再过两分钟,该工厂就将开始向莫斯科输送其一半的电力。”

说完,马雷舍夫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外。与此同时,伯爵和马丁不动声色地将餐桌上所有的蜡烛都灭掉了。窗外,莫斯科满城的灯火依然在闪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在屋里挪来挪去,交头接耳。突然,在城市的西北角,在一片十个街区大小的区域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了。片刻之后,与那片区域相邻的城区也都黑了下来。然后,黑暗开始横穿整座城市,仿佛在广阔的平原上有一片黑影在向这边移动,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约到了十一点过两分,就连永远灯火通明的克里姆林宫也忽然黑了下去。又过了数秒,大都会酒店里的灯也跟着熄灭了。

在黑暗中,刚才那片嗡嗡的交头接耳声变得响亮起来,人们的语气也变成了惊讶,惶恐,不知所措,或三者兼而有之。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站在窗户旁的马雷舍夫,就能看出,黑暗降临之际,他既没说话也没动。他仍在朝着窗外看。忽然,在首都的西北角,在那片最早变黑的地方,灯光又重新闪烁了起来。此刻,横穿整座城市的是一片亮光,它正向这个方向延伸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克里姆林宫的灯又重新闪耀起来。再接着,屋里众人头顶上的枝形吊灯也亮了。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厂提供的电力,这座城市此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毫无疑问,这场晚宴的结尾部分是在莫斯科上演过的最出色的一场政治秀。可是在灯光熄灭的那段时间里,它有没有给城市的居民造成不便呢?

所幸的是,一九五四年的莫斯科尚非世界电器之都。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停电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只钟停止了走动,四万台收音机突然没了声音,五千台电视机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城里到处猫狗乱叫。落地灯被撞倒,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父母们的小腿骨纷纷撞在了咖啡桌上。还有许多司机,因为透过风挡玻璃看到外面所有的大楼忽然变得漆黑一团而不知所措,结果撞上了前面车辆的挡泥板。

在捷尔任斯基大街拐角处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那位专门负责把女招待偷听来的消息记录在案的脸色阴沉的小个头仍在一刻不停地打着字。因为和所有优秀的官员一样,他闭着眼睛也能够打字。可当灯光熄灭时,听到走廊里有人摔倒,我们的打字员才惊讶地抬起头来,他的手指无意中往右边的键盘上多移了一行。因此,当天晚上他打出来的那份报告的下半部分显得莫名其妙。也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与此同时,在马里剧院,安娜·乌尔班诺娃头上戴着灰白色的假发,正在扮演契诃夫《海鸥》中的伊琳娜·阿尔卡丁娜。突然,观众发出一片令人不安的惊呼。尽管安娜及同台的演员们对如何在黑暗中迅速撤离舞台早已训练有素,但他们此时却没这么做。他们都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训练,于是立刻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在停电的情况下表演起来:

阿尔卡丁娜:[震惊]灯全灭了!

特里果林:待在那儿别动,亲爱的。我去找支蜡烛来。

[小心翼翼走动的声音。特里果林从右边下去了。然后是一片寂静。]

阿尔卡丁娜:哦,康斯坦丁。我害怕。

康斯坦丁:只是黑暗而已,妈妈。我们都是从那里来,也都会回到那里去的。

阿尔卡丁娜:[她好像没听见她儿子说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康斯坦丁:不,妈妈。是全世界的灯都灭了……

那么,在大都会酒店呢?在广场餐厅,两位端着托盘的侍者撞在了一起;在夏里亚宾酒吧,有四位顾客的饮料泼了,还有一位被人暗中掐了一把;那位美国人,矮胖子韦伯斯特,他坐的电梯被卡在二三楼之间动弹不得,于是拿出了美国巧克力和香烟同电梯里的乘客分享;而酒店经理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发誓一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只有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有幸享受到了毫无中断的服务。因为五十年来,这里的就餐环境拥有独一无二的氛围和格调,而这种格调是用烛光营造出来的。

逸事

六月十六号晚上,伯爵把他为索菲亚收集的所有物品全都摆了出来,除了那只空手提箱和背包。而在昨天夜里,她排练结束回家以后,伯爵让她坐下,把她必须做的事情给她详细解释了一遍。

“你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讲呢?”刚问完,她的眼眸里已充盈着泪水。

“我怕讲早了,你会不同意。”

“可我的确是不同意。”

“我知道,”他拉着她的手说道,“可是,索菲亚,最好的计划一开始常常会让人觉得反感。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

接下来,父女俩就这样做的理由展开了一场辩论。他们俩看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也明显不一样,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是如此矛盾。最终,伯爵告诉索菲亚,她应该相信他。而对这个请求,索菲亚显然不知该如何拒绝。所以,二人又沉默了片刻,然后索菲亚鼓起勇气,开始听伯爵一步步给她讲解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

但今晚,伯爵把所有的物品都摆了出来之后,又将计划中的每个细节都检查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最后,他觉得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可就在这时,门被猛地推开了。

“他们把演出地点改了!”索菲亚气喘吁吁地大声说道。

父女俩焦急地对视了一眼。

“改成哪儿啦?”

索菲亚正要回答,又停了下来。她闭上眼想了想,接着蓦地睁开,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我不记得了。”

“没关系,”伯爵安慰她道,因为他知道,越紧张会越想不起来。“你再想想,团长是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跟新的地点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它所在的地区或地名什么的?”

索菲亚的双眼又闭上了。

“是个什么厅,我好像记得……是个什么音乐厅。”

“普莱耶勒音乐厅?”

“就是它!”

伯爵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们不用担心。那地方我知道。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场地的音响效果也很棒。而且,它刚好也在巴黎的第八区……”

所以,趁着索菲亚打包行李的工夫,伯爵又去了一趟地下室。他在那里又找到一份巴黎旅游指南。他把里面夹着的地图撕下来,然后回到了家里。他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前,在地图上画下了一条新的红线。一切就绪之后,伯爵郑重其事地领着索菲亚穿过衣柜门,来到书房,和他十六年前所做的一模一样。索菲亚的反应也和当年如出一辙,她轻呼了一声:“哦——”

因为在下午早些时候,她外出参加行前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的秘密书房已完全变了样。书柜上摆着一个枝形的大烛台,烛光将屋里照得通明。两张高背椅被摆在老伯爵夫人那张东方式咖啡桌的两头,咖啡桌上铺上了桌布,还装饰着一小束鲜花。花束旁还摆着酒店里最好的银餐具。

“您的桌子已准备好了。”伯爵笑着替索菲亚把椅子抽出来。

“俄罗斯冻汤?”她把餐巾铺在膝盖上,问道。

“当然,”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出国之前,最好能喝上一碗既简单又暖心的家乡的汤。这样,在国外碰上情绪不好的时候,想想这碗汤,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一想家,”索菲亚笑着说,“我就试试这个法子。”

汤都快喝完了,索菲亚这才注意到,那束鲜花的旁边还摆着一只很小的银质贵妇人的模型。妇人身上穿的是十八世纪的服饰。

“那是什么?”她问。

“你还是自己看吧。”

索菲亚拿起小妇人,隐隐听到里面传出一记声响。她便拿着它来回摇了几下。结果,小妇人刚发出声响,书房门便被人推开了。安德烈从外面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进来,车上摆着一只半球型的银色餐罩。

“晚上好,先生!晚上好,小姐!”

索菲亚不禁笑了起来。

“今天的汤不错吧。”他说。

“味道棒极了。”

“很好。”

安德烈把咖啡桌上的碗拿开,放到餐车底层的架子上。而伯爵和索菲亚都期待地盯着半球型的餐罩。可安德烈把碗摆好了,重新直起腰来,却没有立刻将茹科夫斯基主厨为他们俩准备的美味佳肴亮出来。相反,他拿出了一个小本子。

“在我把下一道菜端上来之前,”他解释说,“我得确认你对前面的那道汤是不是很满意。请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个字。”

伯爵惊呆了,他的表情把安德烈和索菲亚逗得哈哈大笑。然后,只见主管一挥胳膊,将半球型的餐罩揭开来,露出下面埃米尔做的最新特色菜:索菲亚烤鹅。“它是怎么做的呢?”他解释道,“在开始烤之前,先用小型升降送货机把鹅送上楼去,然后赶着它穿过走廊,再把它从窗户里扔出去。”

安德烈切好鹅肉,端来蔬菜,又把法国玛歌酒庄产的红葡萄酒倒好。然后,对两位用餐者说了声“祝你们有个好胃口”,便退出门去。

父女二人都非常喜欢埃米尔的创意菜。伯爵还详细地为索菲亚回忆起了他在一九四六年的清晨站在酒店四楼看到的那混乱的一幕,包括理查德·范德维尔行过军礼的那条军用内裤。接着,不知怎的,他们又谈到安娜·乌尔班诺娃把自己的衣服从窗户里扔出去,等到半夜又悄悄溜出去把它们全捡回来的故事。也就是说,他们把家庭史上所有好笑的小故事都重温了一遍。

也许有些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以为,伯爵将利用这顿晚餐的时间给索菲亚一些临别的建议,或者表达一番自己的惜别之情。可伯爵特意在昨天晚上,把索菲亚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都已经交代完了。

今天,伯爵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自我克制。作为父亲,他最后只给了索菲亚两条最简洁的忠告:第一,假如你不去掌控形势,你就会被形势掌控;第二条则是蒙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是否有智慧,最可靠的标志就是看他是不是总是很快乐。而当说到自己的惜别之情时,伯爵也痛快地对索菲亚和盘托出。他告诉她,她不在的时候他会有多么伤心,但一想到她即将开始的这趟快乐而幸福的旅行,他又打心底里替她高兴。

可伯爵为什么选在索菲亚临行的前一晚来跟她讲这些呢?那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即将第一次出国旅行时,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没完没了的叮嘱、严肃而沉重的忠告,还有,就是涕泪涟涟的离情别意。就像记忆中那碗简单而普通的汤一样,当一个人想家的时候,他最容易想起,同时最让他觉得舒心的,反而是那些被讲过上千遍的小趣事。

他们面前的盘子终于空了。伯爵想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很显然,这件事一直都压在他的心上。

“我一直在想……”他有些吞吞吐吐,“哦,不,我是刚想起来,你也许会……或者是在某个时候,你可能……”

见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如此颠三倒四,索菲亚觉得十分反常,她不禁笑了起来。

“您在说什么,爸爸?我也许会什么?”

伯爵把手伸进夹克,腼腆地从里面把米什卡夹在他那本遗作中的照片掏了出来。

“我知道你非常珍惜你亲生父母的照片,所以我在想……你可能也想带一张我的照片在你身边。”说着,他把照片递到了她的手上,他的脸唰地红了,四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他补充道,“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照片。”

索菲亚的确被感动了。她接过照片,本打算好好表达一番她的感激,可她朝照片上看了一眼后,却不由得捂着嘴,大笑了起来。

“你的胡子!”她脱口而出。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那时候在赛马俱乐部里,我那两条胡子可招人羡慕了。”

索菲亚又一次大笑起来。

“好吧,”伯爵边说边把手伸了过去,“如果你实在不想要它,我也能理解。”

可她却把照片往胸前一压。

“什么也不能把它和我分开。”她微笑着朝他照片上的胡子又瞅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好奇地望着她父亲,“后来它们怎么没了呢?”

“是啊,它们怎么就没了呢……”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大口,他告诉索菲亚,一九二二年的一个下午,他的一条胡子被理发店里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毫不客气地剪掉了。

“真粗鲁。”

“是的,”伯爵表示同意,“可跟后来发生的事相比,那仅仅是个开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其实应该感谢那个家伙,正是因为他,我的生活中才有了你。”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伯爵解释道,理发店那件事发生之后,有一天,索菲亚的母亲突然跑到广场餐厅他的餐桌跟前,问了他一个跟刚才索菲亚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的胡子哪儿去了?正因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们才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回轮到索菲亚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跑回俄罗斯,这件事你有没有后悔过?”过了片刻,她问他道,“我指的是十月革命之后。”

伯爵仔细端详着他的女儿。如果说,索菲亚穿着那身蓝色晚礼裙从安娜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刻让伯爵觉得她已然步入了成年,那眼下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最好证明。因为不论是她问话的口吻还是意图,都不是小孩子询问父母的方式,而是一个成年人向另一个成年人询问他当时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所以,伯爵认真思考了片刻,便如实跟她说道:

“从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每个转折点,都有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指的并不都是像拿破仑那样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商业或者是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些男人或者女人适时地出现,就好像生命之神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了召唤,让他们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好吧,索菲亚,生命之神需要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这种事,在我一生之中,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你母亲带着你来大都会酒店找我的时候。就算拿俄国沙皇的宝座跟我换,我也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离开酒店。”

索菲亚从桌子后头站起身,走过来在父亲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她走回自己的椅子坐下,身体往后一仰,眯着眼睛说道:“著名的带三的组合。”

“哈哈!”伯爵大笑起来。

于是,蜡烛继续在火苗中渐渐消融,一整瓶玛歌红葡萄酒已被喝得见了底。与此同时,他们俩先后举出了圣父,圣子,圣灵;炼狱,天堂,地狱;莫斯科的三条环道;向初生基督朝圣的东方三博士;命运三女神;三剑客;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三位女巫;斯芬克斯之谜;冥府的三头犬;毕达哥拉斯定理;叉子,汤匙,餐刀;阅读,写作和算术;信仰,希望和爱(三者中最伟大的是爱)。

“过去,现在,将来。”

“开始,中间,结束。”

“早上,中午,晚上。”

“太阳,月亮,星星。”

对这一个特定的类别而言,这个游戏也许可以玩上一个通宵,可听到索菲亚说出“安德烈,埃米尔和亚历山大”时,伯爵微微把头一低,主动认输了。

十点整,伯爵和索菲亚熄灭了蜡烛,回到了他们的卧室。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他们俩对视了一眼,脸上带着伤感的微笑。只有露出这种微笑的人才知道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

“进来。”伯爵说。

是玛丽娜。她穿着外套,戴着帽子。

“我很抱歉,我是不是迟到了?”

“不不。你到得正是时候。”

索菲亚从衣柜里取出她的大衣,与这同时,伯爵已帮她提起了旅行箱,又从床上把她的背包拎了过来。他们三人顺着塔楼下到第五层;他们从那里出了塔楼,穿过走廊,然后继续沿着主楼的楼梯朝下走。

尽管那天早些时候,索菲亚已经跟阿尔卡季和瓦西里道过别了,但现在他们都从服务台后面跑了出来送她出去。又过了片刻,穿着晚礼服的安德烈和腰上系着围裙的埃米尔也都加入了进来。甚至奥德留斯也破天荒地将夏里亚宾的客人晾在了一边,悄悄地从吧台后面溜了出来。所有人围在索菲亚身旁,纷纷为她送上祝福。空气中荡漾着羡慕的氛围,可这种羡慕在家人和朋友之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它会从这一代人一直延续至下一代。

“你会是全巴黎最美丽的女孩。”他们中间有人说。

“回来之后你可得跟我们好好讲讲,我们已经等不及想听了。”

“谁帮她把旅行箱拿过来?”

“对,她的火车再过一小时就要开了!”

玛丽娜到外头叫出租车了。阿尔卡季,瓦西里,奥德留斯,安德烈,还有埃米尔,不约而同地退后了几步,好让伯爵和索菲亚最后能单独讲几句话。然后,父女二人来了个最后的拥抱。虽然不确定自己能否赢得最终的喝彩,索菲亚还是毅然决然地从大都会酒店那张永不停转的门中走了出去。

回到六楼的房间之后,伯爵看着自己的卧室,从这个角到那个角来回看了一遍。他发现,这么快它就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有些不大自然。

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空巢,他想。这光景何其悲凉。

他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然后一口吞了下去。他在大公的大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用酒店的信笺写了五封信。写完之后,伯爵把所有的信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然后,他刷过牙,换上睡衣。尽管索菲亚已经走了,他还是睡在了弹簧床架下面的床垫上。

联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在惨遭禁锢的欧洲,有为数众多的人都满怀希望地,或是充满绝望地,把目光投向了自由的美洲大陆。而里斯本则是最大的发船中心。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去里斯本。一条曲折而迂回的逃难路线便应运而生。从巴黎到马赛,再穿过地中海到奥兰,然后乘坐火车或汽车,或步行,穿过非洲大陆北部的边境到达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那里,有些幸运的人,靠金钱、势力或者运气,也许可以弄到一张出境签证,并立刻赶往里斯本,然后再从里斯本奔向那个新世界。剩下的那些人则得留在卡萨布兰卡等啊等,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我一定得带来给你看,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这部片子选得棒极了。我都快忘了这片子有这么好看。”

“嘘——”伯爵说,“开始了……”

一九三〇年,他们的学习刚刚开始,那时候他们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但这些年来,伯爵和奥希普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开始变成了每季度一次,后来是半年一次,再后来就根本不见面了。

为什么呢?你可能会问。

难道真的需要什么理由吗?如今和你一起就餐的人难道还是二十年前和你一起吃饭的那一帮朋友吗?这么说吧,奥希普和伯爵彼此欣赏,尽管二人都想维持联系,也架不住生活从中干预。所以,在六月初的一天,奥希普和一位同事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用过餐,正准备离开,他主动朝伯爵走了过去,想跟他聊聊他们俩有多久没见过面了。

“是的,是很久没见了,”伯爵同意,“我们真该聚一聚,一起看部电影。”

“要尽快。”奥希普笑着说。

说完二人本来就要分手的,可当奥希普欲转身去同站在门边的同事会合时,伯爵忽然有了个主意。

“光想有什么用,还是订个计划来得实在。”他一把抓住奥希普的衣袖说,“要尽快的话,干脆定在下周呗?”

奥希普转过头来,盯着伯爵看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你说得还真对,亚历山大。十九日那天行吗?”

“十九日没问题。”

“那我们看哪部电影?”

伯爵毫不犹豫地说:“《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奥希普抱怨道。

“你不是最喜欢亨弗莱·鲍嘉的吗?”

“那当然。可《卡萨布兰卡》并非亨弗莱·鲍嘉风格的片子。它是个爱情故事,只不过鲍嘉在里面露了个脸而已。”

“不对。我必须告诉你,《卡萨布兰卡》是一部典型的亨弗莱·鲍嘉风格的片子。”

“你这么觉得,只不过是因为在这部片子的一大半时间里,他都穿着他那件白色西装。”

“这太荒谬了。”伯爵的回答有点生硬。

“也许是有点荒谬,”奥希普坦承,“可我还是不想看《卡萨布兰卡》。”

一个大男人竟耍起小孩脾气,伯爵可不会轻易让他得逞。伯爵把脸紧绷了起来。

“好吧,”奥希普叹了口气,“看哪部片子你定好啦,吃什么我说了算。”

结果,电影放起来后,奥希普看得比谁都认真。毕竟,一开始就有两名德国信使在沙漠中被谋杀,所有的嫌疑人都被围赶到集市里。接下来的画面出现了逃犯被枪击,英国人的钱包被扒,盖世太保的飞机降落,“里克美式酒吧”里的音乐和赌博,还有藏在钢琴里的两封过境信,而这时,电影才演了十分钟!

电影放到第二十分钟时,雷诺上尉命令手下的军官把乌加特悄悄干掉,军官一边领命一边行军礼。奥希普见状也敬了个礼。当乌加特将他赢的钱兑现时,奥希普也把自己的兑了现。当乌加特冲破两个卫兵的阻拦,砰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拔出手枪开了四枪时,奥希普也跟着跑,摔门,然后拔枪射击。

[乌加特无处藏身,只好顺着走廊疯狂地奔跑;见里克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他一把抓住了他。]

乌加特:里克!里克!救救我!

里克:别傻了。你逃不走的。

乌加特:里克,把我藏起来!想想办法。你一定得帮帮我,里克!里克!想想办法。里克!里克!

[卫兵和警察将乌加特拖了下去,里克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

顾客:哪天他们来抓我的时候,里克,我希望你能多帮帮我,而不是像这个样子。

里克:我才不会把自己的脖子伸出去替别人冒险呢。

[里克漫不经心地在桌子和惊慌失措的顾客中间来回走动。有几位顾客都已经作势要起身离开了,这时,里克用他平静的声音对屋里的人说。]

里克:对不起,伙计们,刚才打扰大家了。现在已经结束了。没事啦。大家都坐下,开心点。玩得痛快点。好啦,萨姆。

萨姆和他的乐队重新开始了演奏,酒吧里的气氛又变得轻松随意起来。奥希普倾过身体对伯爵说: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亚历山大。这还真可能是鲍嘉演得最好的一部片子。你看到乌加特被人拽着领子拖走的时候,鲍嘉脸上的那种漠不关心了吗?而在那位自认高人一等的美国人自吹自擂的时候,鲍嘉回他的话时甚至没抬眼看他。而吩咐钢琴手可以开始演奏之后,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该干吗就干吗去了。”

伯爵皱着眉头听奥希普说完,突然站起身,一把关掉了放映机。

“我们到底是看电影呢,还是聊电影?”

奥希普吃了一惊,赶忙向他的朋友保证道:“看,我们看电影。”

“一口气看完?”

“看到演员表出来。”

伯爵这才把放映机重新打开。这一回,奥希普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银幕上。

尽管伯爵在专心看电影的事情上小题大做了一番,可其实他对电影的情节并不那么在意。对,当电影进行到第三十分钟,萨姆发现里克正一个人在酒吧喝威士忌时,这一段伯爵看得非常仔细。可当里克的烟头里冒出的烟雾渐渐化为他和伊尔莎昔日在巴黎的一段蒙太奇时,伯爵的思绪也同样进入了自己在巴黎的一段蒙太奇。

和里克不同的是,伯爵的蒙太奇并非来自他的回忆,而是源于想象。它从索菲亚在巴黎北站下车开始,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几乎吞没了整个站台。过了一会儿,她提着自己的包,来到站外,和同行的音乐家们一起等候巴士。再后来,在巴士往酒店开的一路上,她坐在车里张望着窗外城市的风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音乐会那天,这家酒店将是这些年轻音乐家休息和居住的场所。另外,还有两名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两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一名大使馆的文化随员,以及三名克格勃派来的看守在时刻监视着他们。

电影画面从巴黎回到了卡萨布兰卡,伯爵的思绪同样也回来了。他把对女儿的思念暂且搁在一旁,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从眼角的余光看着奥希普,发现他已完全被电影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了。

让伯爵尤其高兴的是,在电影最后几分钟,他的朋友完全沉浸在了剧情里。因为这时,去里斯本的飞机已升至空中,而斯特拉瑟少校已丧了命,躺在地上。所以,当雷诺上尉皱着眉头把一瓶维希矿泉水扔进废纸篓,又一脚将废纸篓踢到屋子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奥希普·格列布尼科夫,这位已经坐到椅子边上的前红军上校,党的高级官员,也给自己倒了杯水,同样皱着眉头把杯子往地上一摔,然后狠狠地朝杯子踢上一脚。

近在咫尺的对手(赦免)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听到伯爵用俄语跟他们打招呼,那对金发碧眼的中年夫妇将目光从菜单上抬了起来。

“你会说英语吗?”那位丈夫用英语问道,他口音里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腔。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伯爵把刚才那番话翻成了英语,“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今晚我将为您提供服务。在给您介绍今晚的特色菜之前,要不要先给您上点开胃酒?”

“我想我们可以开始点菜了。”丈夫说。

“我们赶了一整天的路,刚到酒店。”妻子面带倦色地微笑着解释道。

伯爵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能问一下您这是从哪儿来吗?”

“赫尔辛基。”丈夫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是这样,欢迎来到莫斯科。”伯爵说道。

“谢谢。”妻子微笑着回答。

“鉴于你们刚刚经过的漫长旅程,我一定会确保你们将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而且不会有任何延误。在开始为您点菜之前,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你们的房间号码?”

从一开始,伯爵就打定了主意:他得从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或芬兰人那儿偷几样东西。从表面上看,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大都会酒店里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游客很多。可问题是,顾客一旦发现自己被偷,肯定会马上通知酒店经理;而酒店经理可能会通知当局,再接着,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得接受官方的问话,甚至有可能会搜查房间,或者在火车站设卡检查。所以,偷东西的举动必须选在客人即将离开酒店的那段时间。同时,伯爵只能祈求上帝,在那关键的时刻,来住酒店的是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而不是女人。

六月十三日,他曾密切关注过一位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推销员,可他从酒店退房结了账。接着,在十七日,一名从奥斯陆来的记者被他所属的报纸召回了国。伯爵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动手,以致错失了良机。可你瞧,就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一对舟车劳顿的芬兰人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而且坐在了他负责的餐桌前。

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护照,可绝大多数来俄国的外国人护照从不离身,所以,就算伯爵在这对芬兰人明天上午到城里观光的时候溜进他们的房间,也无济于事。他必须今晚就到他们的房间去,而且得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去。

命运从不会袒护任何一方,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它是公平的,一般来说,鉴于我们付出的努力,命运都会在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午夜刚过,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已经关上。向安德烈和埃米尔道过晚安后,伯爵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他顺着走廊走了一半,然后脱了鞋,凭借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他踮着穿着袜子的双脚溜进了322号房间。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所以,当他踮着脚朝那对芬兰人的卧室走去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祈祷:让维纳斯给他也罩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为她那个在迦太基街头流浪的儿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样。那样,他的脚步会无声无息,他的心跳会静止不动,而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便像空气一样不会引人注意。

此时正值六月下旬,这对芬兰人拉上了窗帘,以遮挡外面白色的夜空发出的光亮。然而在两块窗帘布交汇之处仍有一缕银白色的光漏了进来。借着这狭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脚,打量了一番床上两位客人的睡姿。感谢上帝,幸亏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假如再年轻十五岁,他们现在肯定还没睡呢。假如年轻十五岁,他们一定才从阿尔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两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现在说不定正搂在一起亲热。而年纪再大上十五岁呢?他们一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里都得起来上两趟厕所。四十岁?他们的胃口能保证他们吃好,他们的自制力能保证他们不饮酒过度,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决定用一顿好觉来享受孩子不在身边时的难得时光。

没过几分钟,伯爵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将这位先生的护照和一百五十马克的芬兰钞票弄到了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里仍是空空荡荡的。

事实上,走廊空到连他的鞋子都不见了。

“该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员工顺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责之后,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早上,芬兰人会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台,然后,它们就会被扔进那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中。他一边沿着塔楼的楼梯往上走一边想,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还算顺利。他也颇为欣慰。明晚这个时候……他打开房门时,心里还在继续遐想,却突然发现“主教”正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后面。

一见此状,伯爵的本能反应是无比愤慨。不单单因为这位蹩脚的会计师,这个将酒瓶上的商标统统撕掉的家伙,未经邀请和允许便闯入了伯爵的宿舍,还因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这张桌子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极具说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写给亲朋好友的忠告与信件。伯爵正想开口让对方解释,却突然发现桌子的一只抽屉已经被拉开。“主教”的手里正攥着一张纸。

那些信。伯爵顿时醒悟了过来。他感觉到了恐惧。

哦,要不是这些信……

是。用写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这种事也许并不常见,但这些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里攥着的并不是他新写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着的是伯爵从酒店地下室找来的第一份旅游指南里的地图。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笔迹将巴黎歌剧院、乔治五世大街和美国大使馆依次连在了一起。

再说了,这究竟是信还是地图,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当“主教”听到开门声并转过头来时,他早已把伯爵从愤慨到恐惧的表情变化一一看在了眼里。尽管对伯爵的具体指控尚未出台,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本身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状。

“罗斯托夫领班,”“主教”仿佛对在伯爵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你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喝酒……烹饪……还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边说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最近我在读普鲁斯特的书,所以想重新温习一下这座城市的区域划分。”

“那当然。”“主教”说。

冷酷无情从来都不需要戏剧效果。它可能来得极其平静,悄无声息。它会轻轻叹息一声,或者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或者为它即将采取的行动事先满怀同情地道个歉。它的行动虽然迟缓,却有条不紊,而且不可避免。就这样,“主教”轻轻地把地图放回到凹凸不平的桌面上。他从椅子里站起身,穿过房间,一句话没说便从伯爵身边走了出去。

在“主教”沿着塔楼走下五层,一直来到底层的过程中,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有可能在沾沾自喜。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伯爵瞧不起他,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能挫一挫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的傲气,并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也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充满正义。也许,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对维护无产阶级(他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发家的)的阶级情谊太过执着,以至于眼前的这位“前人民”在新俄罗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竟激起了他内心的正义感。还有可能,他因为嫉妒而生出了一丝快意。那些年轻时在学校遇到过困难或交不到知心朋友的人,见别人活得轻松惬意时,都会投以怀恨的目光。

沾沾自喜,正义感,快意,谁知道当时“主教”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主教”打开他办公室的大门时,他感受最强烈的绝对是震惊。因为几分钟前,刚刚在酒店阁楼中突然消失的那位对手,此刻正举着手枪,坐在经理办公桌的后面。

这怎么可能呢?

“主教”从伯爵卧室离开的那一刻,一股情绪的激流正从伯爵心里喷涌而出,他不禁僵在了当场。那是一种由愤怒、怀疑、自责和恐惧交织而成的感觉。他居然没把那张用过的地图烧掉,而是像个傻瓜一样随手塞进了抽屉里。整整六个月的精打细算和煞费苦心,就因为这一个细微的失误而毁于一旦。更糟的是他还危及了索菲亚。由于他的疏忽,谁知道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可是,就算伯爵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他也仅仅是僵住了五秒钟。因为,尽管那突如其来的下意识反应几乎把他所有的血液都从心脏里抽了出去,但他的刚毅和果决还是占了上风。

伯爵马上迈开脚步,跑到塔楼顶层。他仔细聆听着里面的动静,直到确定“主教”已往走下了两截楼梯,他这才尾随着“主教”下楼,而且脚上只穿着袜子。等到下至五楼时,伯爵马上从塔楼里冲了出去。他飞快地穿过走廊,然后沿着主楼梯往下飞奔,就像当年十三岁的索菲亚做过的那样。

从楼梯里下来时,伯爵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笼罩着。他径直奔入走廊,进入行政办公室,而且没被任何人发现。当他来到“主教”的办公室门前时,发现门上了锁。情急之下,他差点就骂出声来。可这时,他把手一伸,在自己的胸口上欣慰地拍了一拍。因为他的口袋里还带着尼娜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开了门,让自己进屋,然后转身将门重新锁上。他走到办公室另一头靠墙的地方。哈利茨基先生原先在这里摆了一张躺椅,现在它已被几个文件柜取代了。他从墙上挂的那幅卡尔·马克思的画像开始数起,把手摸到右边第二块镶板的正中间,然后再往下一摁,它便啪的一声开了。伯爵从里面的小洞中捧出来一只镶嵌着装饰的盒子。他把盒子往桌上一放,揭开了盒盖。

“太棒了。”他说。

然后,伯爵就坐在经理的座位上,把两只手枪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将子弹上好膛,开始等待。他估摸着,离门被人打开,只剩下几秒了。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利用这数秒的时间来调匀呼吸,降低心率,平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主教”把钥匙插进锁眼,然后开始拧动时,伯爵已经和职业杀手一样冷静了。

“主教”根本没料到伯爵会坐在办公桌后面等他。所以,在他随手把办公室的门摔上之后,他才注意到伯爵。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的话,那“主教”的长处就是,无论多么烦琐的规定,他都会严格遵守,而且,他还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罗斯托夫领班,”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冲伯爵说道,“这间办公室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伯爵把其中的一只手枪举了起来。

“坐下。”

“你敢!”

“坐下。”伯爵更加缓慢地重复了一遍。

对于武器,“主教”会头一个承认他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上,他几乎连左轮和半自动手枪都分不清。但此刻,傻瓜都看得出来,伯爵手里拿的那把是件古董,是件博物馆里才有的珍品。

“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向当局报告了。”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抄起桌上两台电话中的一台。

伯爵将枪口从“主教”身上移到了斯大林的肖像上,然后放了一枪。子弹刚好射在这位前最高领导人的双眼之间。

也不知道是被枪声还是被这一亵渎的举动震惊到了,“主教”吓得往后一跳,手里的听筒也“咔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伯爵又抬起第二支枪,瞄准了“主教”的胸口。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主教”照办了。

伯爵站起来,那第二支枪仍然对着“主教”的前胸。他把听筒放回电话机的支架上,然后绕到“主教”的椅子后面,锁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才坐回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两个人都没说话。“主教”刚刚失去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好吧,罗斯托夫领班,看来你用暴力威胁的手段成功地逼我留在了这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等。”

“等什么?”

伯爵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其中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主教”本能地伸手去拿电话,可伯爵摇了摇头。电话响了十一声才停下来。

“你打算把我在这儿关多久?”“主教”执着地问道,“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直到明天早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朝四周看了一圈,想看看墙上有没有钟,却没找到。

“把你的手表给我。”他说。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主教”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扔到了桌上。一般来说,伯爵并不喜欢拿枪逼着别人交出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觉得有必要关注钟表上的时间,并且以此为荣,可今天这个场合他却非关注不可。

据“主教”的手表显示(他很可能将表拨快了五分钟,这样就能确保不会迟到),现在已快到凌晨一点了。这时候,也许会有客人刚从外面吃完夜宵回到酒店;酒吧里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逗留;广场餐厅已经有人做起了清洁,正在摆放桌椅;而大堂里应该有人正在除尘。等到了凌晨两点半,酒店里每一个角落都会安静下来。

“你随便坐,跟在自己家一样啊。”伯爵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口哨吹起了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吹到第二乐章的某一段时,他才意识到“主教”正在一旁冲他轻蔑地笑。

“你在想什么?”伯爵问。

“主教”的嘴朝左上角抽搐了一下。

“你们这号人,”他冷笑了一声,“总觉得你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仿佛连上帝也为你们优雅的举止和风度着迷,所以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多么虚荣啊。”

“主教”大笑了一声。

“好了,你也拥有过属于你的年代,”他继续说,“你也曾经有机会追逐你的梦想,有机会说话办事不用考虑后果,可以不受惩罚。可属于你的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如今,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你想什么,就算是在凌晨两三点,就算是躲在锁着的门背后,也总是会暴露出来的。而一旦暴露,你就得承担后果。”

伯爵带着兴趣和惊讶听完了“主教”的这番话。他这号人?上帝一直在保佑他事事如意?他有机会追逐他的梦想?伯爵真搞不懂“主教”在说些什么。迄今为止,他大半辈子都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中。他差点笑了,也差点扔出几句俏皮话,讽刺讽刺眼前这个小人荒谬的想象力。但他没有,他变得愈加清醒,因为他在想“主教”那句扬扬得意的威胁:“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他将视线移到那几个文件柜上。一共是五个。

他一边用手枪对准“主教”,一边走到柜子旁边。他伸手去扯左上方的那只抽屉,却发现它锁上了。

“钥匙在哪儿?”

“你无权打开这些文件柜。这里面放的是我的私人档案。”

伯爵绕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让他惊讶的是,抽屉都是空的。

“主教”这种人,会把私人档案柜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呢?

那还用问,一定是藏在他自己身上呗。

伯爵又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挺身站到了“主教”面前。

“要么你自己把钥匙给我,”他说,“要么我到你身上来取。没有第三种选择。”

“主教”满脸愤慨地抬起了目光,见伯爵已经将那支老式手枪高举在空中,像是立刻就要落下来对准他的脸。“主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了桌上。

随着钥匙落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伯爵发现“主教”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突然不见了,仿佛那些优越感一直都是他那串钥匙带来的。伯爵拿起钥匙圈,将钥匙逐把理了一遍,直到他找到了那把最小的。然后,他便把“主教”所有的文件柜一个个打开来。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伯爵看了看他的手表(或者该说是“主教”的)。已经凌晨两点半了:一天之中最阴森的午夜时分。伯爵给第一支枪重新装上子弹,把它别在皮带里,然后用另一支枪指着“主教”。

“我们得走了。”说完,他拿着枪朝桌上的文件挥了挥,“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你来拿着。”

“主教”没有反驳。他把档案收好,拿了起来。

“我们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伯爵领着“主教”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进到封闭的楼梯间,然后下了两层楼梯,到了低于街平面的那一层。

别看“主教”在酒店管理上总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但很显然,他从没到过地下室。从楼梯底下的门进去之后,他既恐惧又嫌恶地往四周看了看。

“第一站到了,”说完,伯爵把通向锅炉房的重铁门拉开来。见“主教”还在犹豫,伯爵用枪管戳了戳他。“那边,”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捂住嘴,打开了通向火炉的那扇小门,“把它们都扔进去。”

“主教”一句话没说,把所有的文件都抛进了熊熊燃烧的火舌之中。可能是离火炉太近,也可能是因为刚刚抱着厚厚的一沓档案连下了两层楼梯,“主教”开始出汗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走,”伯爵说,“去下一站。”

出了锅炉房,伯爵推着“主教”,沿着走廊朝存放珍物的那些柜子走去。

“那儿。下面的架子上。把那本小红书拿过来。”

“主教”照伯爵吩咐的做了。他把那本《芬兰旅行指南》递给了伯爵。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他们还得往地下室里面走。“主教”的脸色已变得一片惨白,才走几步,他的膝盖似乎都开始发软了。

“再往里走一点就到。”伯爵哄他道。过了片刻,他们来到那扇浅蓝色的大门前。

伯爵从口袋里掏出尼娜的那把钥匙,打开了门。“你进去。”他说。

“主教”走了进去,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不想把你怎么样。”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都不回来了。”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关在这儿,”“主教”说,“也许得好几周才会有人发现我呢!”

“开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的时候你好像在场吧?列普列夫斯基经理同志。开会的时候你如果认真听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周二晚上宴会厅要办一场宴会。我敢肯定,到时候他们会发现你的。”

说完,伯爵把门一关,将“主教”锁在了那间屋里。那满满一屋子装的全是讲排场、充门面的浮华之物。

他和里面装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很般配,伯爵心想。

等伯爵回到塔楼底层时,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为自己躲过了这场劫难而暗自庆幸。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偷来的护照和芬兰马克币,把它们夹在那本旅游指南里。来到四楼的拐角,他忽然觉得背后袭来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在他正上方的楼梯口,那只形如鬼魅的独眼猫出现了。那猫正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位“前人民”——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腰带上别着两把手枪,手中拿着偷来的赃物。

据说,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在一七九八年的尼罗河河口战役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而在三年后的哥本哈根海战中,在他的上司已经发出了撤退信号时,他却把望远镜搁在他那只已经失明的眼睛前继续观察,指挥他的战船继续向敌人发起攻击,直到丹麦海军同意停战谈判为止。

这是大公最喜欢的故事,他还曾翻来覆去地讲给伯爵听,并教导伯爵要以此为榜样,在艰难困苦面前要坚忍不拔。可伯爵总觉得这故事不大可信。因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有时候真相也会像船和人一样受到伤害,甚至比后二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可在一九五四年夏至开始的这个时刻,大都会酒店的那只独眼猫,盯着伯爵偷来的战利品看了半晌,居然没表现出一丝的失望和不满,便从楼梯上消失不见了。

奉若神明

六月二十一日,尽管伯爵直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他仍然在惯常的时间起了床。他做了五遍下蹲,五遍伸展,然后又深呼吸了五次。他的早餐是咖啡和饼干,以及每天必有的水果(今天是好几种不同的莓果)。饭毕,他便下楼读报,还同瓦西里聊了一会儿天。午饭他是在广场餐厅吃的。下午,他到裁缝室去看望了玛丽娜。因为今天不用上班,于是七点他便来到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他的开胃酒,一边坐在心细如发的奥德留斯对面,大发了一通“这么快就到夏天了”的感慨。然后,晚上八点,他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在十号桌吃过了晚餐。可以说,这一天他过得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晚上十点离开餐厅之前,他告诉娜蒂娅经理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然后,他趁机溜进没人的衣柜间,将一位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的雨衣和软毡帽借了出来。

回到六楼,伯爵打开他那只旧皮箱仔细搜了一番,他想把一九一八年从巴黎返回艾德豪尔山庄时用过的那只背包找出来。和那次旅行一样,这一回他也只打算带些随身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三件衣服、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米什卡的那本遗著,最后,还有一瓶教皇新堡酒。这酒他打算留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来喝,因为那天是他那位老朋友去世十周年的日子。

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伯爵到书房看了最后一眼。许多年前,他曾被迫告别家园。又过了数年,他不得不跟他的酒店套房说再见。如今,他又将辞别这间一百平方英尺的斗室。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小的一间屋子,可不知何故,在这狭小的四壁之内,时光依旧来去匆匆,世事也荏苒如故。想到这里,伯爵摘下帽子冲海伦娜的画像致意,然后便把屋里的灯熄灭了。

在伯爵沿着楼梯下到酒店大堂的同时,索菲亚刚刚结束她在巴黎普莱耶勒音乐厅里的演奏。她从钢琴旁站起来,朝观众转过身去。她正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因为每一次演奏,索菲亚都会完全沉浸在表演之中,有时甚至会忘了观众在场。掌声把她的意识唤回现实,向观众最后一次鞠躬前,她也没忘记要优雅地向乐队和指挥致意并表示感谢。

从舞台上一下来,索菲亚立刻得到了大使馆文化随员和乐团团长瓦维洛夫热情的拥抱与祝贺。这是她最为出色的一次演奏,他说。说完,他们俩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舞台上。因为那位小提琴神童已站在了面朝乐团指挥的位置上。音乐厅里静极了,所有观众都能清晰地听见指挥手里的指挥棒轻敲了一下。短暂的停顿之后,音乐家们开始了演奏,索菲亚则独自走进了更衣室。

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演奏一遍德沃夏克的协奏曲需要三十多分钟。索菲亚则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音乐厅的出口。

她拿起自己的背包,径直去了音乐家的专用洗手间。进去之后,她立刻把门从里面反锁上。她甩掉脚上那双鞋,把玛丽娜给她做的那身美丽的蓝色晚礼裙也脱了下来,安娜给她的项链也被她摘掉扔在了裙子上。然后,她换上了她父亲从那位意大利男士那儿偷来的宽松长裤和牛津棉布衬衫。她对着洗脸槽上方那面狭小的镜子看了看,接着,拿出父亲为她准备好的剪刀剪起头发来。

这把白鹭形状的小剪刀曾是伯爵的妹妹最心爱的物品。它本只是用来做些剪裁,而不能拿来修剪的。剪刀把上的金属圈几乎深深地陷进索菲亚拇指和食指的指关节里,但无论她怎么使劲,都剪不断她那一头长发。索菲亚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可这时,她闭上双眼,长长地吸了口气。现在可没时间哭,她告诉自己。她用手背将脸颊上的泪水擦掉,又重新试了起来。这回,每次剪的头发比刚才要少一些,而且,她剪头发的动作更加平缓而均匀了。

剪毕,她把剪下的头发用手撮起来,按她父亲吩咐的把它们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然后,她从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瓶,瓶里装的是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师替长出白胡子的顾客染色用的染发剂。瓶盖的内侧带有一支小刷子。打十三岁起,索菲亚的头顶就有一缕白色的头发,它几乎是索菲亚最显著的相貌特征。此刻,索菲亚将那缕白发拈在手里,身体倚到水槽上方,小心地用刷子蘸上染发剂往白头发上刷,一直到它与其余的头发一样乌黑。

染完头发,她把瓶子和剪刀放回包里,然后拿出伯爵从意大利人那儿偷来的帽子,搁在水槽上。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地板上的那堆衣服上。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没有把她的鞋子考虑进去。现在,她只有脚上穿着的那双高跟鞋,这还是一年前为了参加音乐学院的比赛安娜帮她挑的。索菲亚别无选择,索性把两只鞋扔进了垃圾箱。

她拾起地上的晚礼裙和项链,也打算一并扔掉。是的,裙子是玛丽娜亲手做的,项链则是安娜送的,可她没法把它们带走。这一点父亲早就跟她说清楚了。万一她在路上被人拦住,对方要检查她的包,这几样高雅的女性物品会暴露她的身份。索菲亚迟疑了片刻,把衣服塞进了垃圾箱,但那条项链,她还是顺手放进了口袋。

索菲亚把背包带子绑结实后,把它搭到了肩上。她将帽子往头上一扣,打开卫生间的门,仔细听了听。音乐厅里,弦乐的声音开始变强,这表明第三乐章快结束了。从卫生间出来,她绕开更衣室,直奔大楼后面而去。途中,她从舞台背后路过时,音乐声已变得愈加高昂。紧接着,当最后一个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已从音乐厅后面的出口走了出去,光着双脚踏进了夜色之中。

索菲亚走得很快,但没跑。她绕过普莱耶勒音乐厅,来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道,比香榭丽舍大街狭窄,被视为世界上最时尚的街道之一。)。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的入口就在这条街上。她穿过大街,来到一家店门口,把头上的意大利人的帽子取了下来。她从帽檐底下,将她父亲塞在里面的一张小地图摸了出来。地图是父亲从巴黎旅游指南上撕下来,然后又叠成火柴盒大小,藏在帽子里的。她把地图打开,找准了方向,然后照着图上的红线,先沿圣奥诺雷郊区大街走了半个街区,再经奥什大街来到凯旋门,接着向左拐上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径直往协和广场走去。

在地图上标出从普莱耶勒音乐厅到美国大使馆的路线时,伯爵特意选了一条曲曲折折,而非直线的路径。如果走直线,就得沿着圣奥诺雷郊区大街一直走十个街区。而伯爵想让索菲亚尽快离开音乐厅,离得越远越好。多绕一段路,索菲亚的路程只会增加几分钟时间,却能让她完全消失在香榭丽舍大街熙攘的人群里。而且,就算那时她的失踪被人发现了,她仍有足够时间抵达美国大使馆。

然而,伯爵滴水不漏的计划中还是有一件事他未能想到:当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在夜色中看见溢彩流光的凯旋门和卢浮宫时,她的内心会是何等震撼。没错,一天前,索菲亚已经见过这两个地方了,他们还看了许多其他地方。但正如伯爵事先猜测的,她是坐在大巴士上隔着车窗玻璃看的。这和站在初夏的街头定睛凝视它们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她不久前还在舞台之上,接受着观众们的热烈欢呼,此时却以乔装打扮的样子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到了这里……

尽管古典传统中并没有专司建筑的缪斯,但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建筑物的外观能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它能打动人的情感,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尽管索菲亚的时间并不充裕,但当她走到协和广场时,她还是冒着风险停下了脚步。她在原地缓缓地转了一圈,仿佛在努力识别周围的一切。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那个夜晚,索菲亚告诉伯爵,他为她制订的这一计划令她非常痛苦。为了安慰她,伯爵给她讲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不确定的因素控制着,而这些因素中,很多都具有破坏性,甚至极其可怕;但只要我们坚持,保持宽容大度的心态,我们便有可能等来大彻大悟的那个时刻。而在那一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便我们即将踏入期盼已久的生活,也同样是如此。

当父亲说完他的看法,索菲亚觉得它听上去是那么荒唐,那么夸张,以至于丝毫没能缓解她的痛苦。然而,索菲亚在协和广场上转了一圈,看到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曾是法国王宫,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还有围绕着协和广场的方尖塔与来回穿梭的汽车和小摩托车,这时,她才真正领会了父亲那番话的含意。

“它整晚都是这样的吗?”

理查德·范德维尔正站在大使馆的公寓里。面对着卧室的镜子,他才发现领结的角度打得不对。它斜成了二十五度角。

“你的领结一直都是这么戴的,亲爱的。”

理查德惊讶地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怎么从来没提醒过我?”

“因为我觉得,你这么戴看上去很潇洒。”

理查德点了点头,似乎这个“潇洒”的答复他勉强能接受。他又朝镜子看了一眼,然后一把将领结扯松,把身上的燕尾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他正想提议俩人喝杯酒再就寝,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理查德大使馆的随员。

“什么事,比利?”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先生。但外面有个小伙子找您。”

“小伙子?”

“对。他显然是来寻求庇护的。”

理查德的两道眉毛耸了起来。

“庇护什么?”

“我也不确定,先生。他脚上连鞋都没穿。”

范德维尔先生和太太对视了一眼。

“哦,这样的话,我想你还是先让他进来吧。”

一分钟后,随员领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边软帽,而且,果然光着脚。小伙子礼貌而焦急地把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抓在手里,放在腰际。

“比利,”范德维尔太太说,“这不是什么小伙子。”

随员不禁把眼睛瞪得老大。

“啊,不会吧?”理查德说,“索菲亚·罗斯托夫。”

索菲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范德维尔先生。”

理查德告诉随员他可以走了。然后,他咧嘴一笑,走到索菲亚跟前,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

“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还没把手从索菲亚身上松开,便转头对他妻子说,“我跟你说了她是个美人吧?”

“可不是嘛。”范德维尔太太笑着说。

可在索菲亚的眼里,范德维尔太太才是个真正的美人。

“这可真是喜出望外啊。”理查德说。

“您不知道……我会来吗?”索菲亚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们当然知道!可你父亲办事越来越神秘了。他是向我保证过你会来,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来,他都没跟我说。至于来的时候你会光着脚,扮成男孩的模样,这个他也绝对没告诉过我。”理查德指了指索菲亚的背包,“这是你所有的东西了吗?”

“恐怕是的。”

“你饿不饿?”范德维尔夫人问道。

索菲亚没来得及开口,理查德已经插嘴道:“肯定饿了。连我这个刚吃过晚饭的,现在都饿了。亲爱的,这么着吧:我和索菲亚先聊聊,你看能不能先去给她找几件衣服,然后我们再去厨房碰头?”

范德维尔夫人找衣服去了。理查德把索菲亚领到书房。他往桌边一坐,说:

“索菲亚,你能来我们家,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可有些时候,我们得先把正事办完,再去享乐。我也很讨厌这样。但我敢肯定,我们一坐下来开始吃饭,听你讲你的惊险故事便会一发不可收。所以,在我们去厨房之前,告诉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捎给我……”

索菲亚看上去有些害羞,也有些犹豫。

“我父亲说,你也许有东西要先交给我……”

理查德笑着把双手一拍。

“你说得对!瞧我,把这个都忘了。”

理查德穿过房间,来到书柜旁。他踮起脚尖,从书柜顶层的架子上拿下来一件东西。这东西乍一看像本大书,可实际上是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包裹。理查德砰的一声将它放在了桌上。

索菲亚也把手伸进她的背包里掏着什么。

“在把你的东西给我之前,”理查德提醒她说,“你最好先确认一下,这就是你要的那个东西。”

“嗯,对。我知道。”

“另外,”他又补了一句,“我一直想知道这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

索菲亚走到桌旁,和理查德站在了一起。她解开包裹上的捆绳,打开折叠着的包装纸。里面是一本旧版的《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

“好吧,”理查德略带困惑地说,“看来不得不服这个法国老头了。他的这本书比亚当·斯密和柏拉图的书重多了。也不知怎么会那么重。”

可紧接着,索菲亚把书翻开,露出了书页里用刀剜出来的长方形小洞。小洞里面放着八摞金币。

“原来如此。”理查德说。

索菲亚把书合上,用绳子重新捆好,然后把身上的背包取了下来。她把包里的杂物一股脑倒在椅子上,然后把空包递给了理查德。

“我父亲说,你得把背带顶端的线缝剪开。”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接着,范德维尔太太把头伸了进来。

“我给你找了几件衣服,索菲亚。你准备好了吗?”

“此时正合适不过,”理查德冲索菲亚点了点头,说,“你们先去,我马上过来。”

屋里只剩下理查德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叠刀,把刀刃翻出来,然后沿着背带顶端那条精心缝制的线缝剪了起来。在其中一条背带的狭小空间里,有一张卷得紧紧的字条。

理查德把字条从线缝里轻轻抠出来,然后坐在桌前,在桌上展开。字条的最上方画着一幅图,图的标题是“部长会议和主席团的联席晚宴,1954年6月11日”。图正中绘的是一个长长的U形桌,在U形桌的四周标着四十六个人名。每个人名的下方,写着此人的职务和头衔,而且还用三个词对此人的性格特征做了概括。纸背面的内容则对当晚宴会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然,伯爵在描述中也提到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的隆重推出,以及那段显示该电站与莫斯科电网之间关系的极具戏剧性的演示。但整份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当晚的宴会细节。

首先,伯爵注意到,在宾客们抵达晚宴场地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很显然,来到大都会酒店,他们原本以为会被安排在博亚尔斯基的正规宴会厅里,没想到被领进了417号套房。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赫鲁晓夫。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显得志得意满,胸有成竹。很显然,他不仅事先知道晚宴在哪里举行,而且对一切都在有序进行感到非常满意。十一点差十分,总书记起身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在祝酒词中,他还特意提到了在两层楼之下的酒店房间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这么一来,大家不再有任何怀疑:一手操办今晚这场宴会的人就是他。

可对伯爵而言,当晚最精彩的表演是赫鲁晓夫在有意无意之间与马雷舍夫保持着一致。几个月来,马林科夫并未刻意掩饰他和赫鲁晓夫在核军备上的分歧。马林科夫预见,与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只会给俄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称之为“世界末日政策”。然而,凭借当晚上演的那一小台政治剧,赫鲁晓夫使出了绝妙的一招。他把核弹带来的世界末日的威胁转换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用核能发电的城市灯光秀。如此一来,这位保守的主战派便把他自己打扮成了一位面向未来的人物,而他那位改革派的对手反倒成了反动派。

果然,整座城市变得灯火通明,餐桌上摆满了冰镇的伏特加,这时,马雷舍夫穿过房间,与总书记交谈起来。因为大多数人仍满脸笑容地在屋里走动,马雷舍夫便很自然地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空椅子里坐了下来。因此,当大家开始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马林科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赫鲁晓夫和马雷舍夫身后干站着。这位共产党的总理尴尬地等候着他们二人结束交谈,好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在他等候的过程中,屋里所有的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读罢伯爵的描述,理查德往椅背上一靠,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他想,像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样的人,一百个都不嫌多,他通通用得上。这时,他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稍微有些卷曲的小纸片。理查德把它拈起来一看,马上认出了伯爵的字迹。这张字条应该是被卷在了那份报告中间。在简单交代了如何确认索菲亚已安全抵达大使馆之后,它还列出了七位数的一串数字。

理查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比利!”

未几,门被推开了,随员的头探了进来。

“先生,有事吗?”

“如果巴黎时间快到十点了的话,那莫斯科现在大概是几点呢?”

“半夜十二点。”

“现在总机上有几位姑娘在值班?”

“我不确定,”助手有点慌张地坦承道,“现在这个时候,两个,也许三个?”

“不够!去打字室,密码室,还有厨房,只要长了手指的,全都找来。”

伯爵扛着他的旅行包来到酒店大堂,并在盆栽棕榈树之间找了张椅子坐下。他没有烦躁得坐立不安,没有来回走动,也没有看晚报。他甚至没往“主教”的手表上看一眼时间。

假如事先有人让他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坐在那里,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伯爵一定预感自己会格外焦虑。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伯爵根本不觉得眼下这种等待有任何令人痛苦之处。相反,他惊讶地发现,等待的过程其实非常平静。他带着一种近乎超脱的耐心,看着酒店的宾客来来往往,看着电梯门开开关关。他还听到了从夏里亚宾酒吧传来的音乐声和欢笑声。

在那一刻,不知怎的,伯爵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和谐,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某个大计划的一部分。而在那个大计划里,他现在就该坐在盆栽棕榈树之间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待。几乎就在午夜来临的那一刻,伯爵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正如伯爵给理查德的字条所写的那样,大都会酒店一楼所有的电话几乎同时响了起来。

主服务台上的四部电话全都在铃铃作响。电梯旁边靠墙的桌子上摆着的两部内部电话也响起了铃声。瓦西里的服务台和服务员领班桌上的电话也在响。还有广场餐厅的四部,咖啡馆的三部,行政办公室的八部和“主教”办公室的两部。总共是三十部电话,全都同时响了起来。

三十部电话同时响。多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但它也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堂里的人开始不住地来回张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在半夜十二点让三十部电话同时响起来?是大都会酒店被闪电击中了,是俄国遭到了别国的袭击,还是前人的鬼魂正在为今人敲响丧钟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声音的确让人惊慌失措。

如果只有一部电话铃响了,我们会本能地拿起听筒来,对它说一声“喂”。可当三十部同时响时,我们则会本能地倒退两步,满脸惊讶地盯着电话机。酒店里有限的几位上夜班的员工在好几部电话之间来回穿梭,却没胆量去接听其中任何一部。一帮喝醉了的家伙从夏里亚宾酒吧来到了大堂,他们的喧哗声把住在二楼的宾客吵醒了。被吵醒的客人正要沿着楼梯冲下来找他们理论。趁着混乱的工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悄悄地把从记者那儿偷来的帽子和大衣穿戴好,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便从大都会酒店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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