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皮囊  作者:蔡崇达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恰好在伦敦。规划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馆打发一整天。

大英博物馆的主展厅不定期会有展览,那一天的展览名叫“living and dying”: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恰是在三十岁那年有了我这个儿子的。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获……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异常难受。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这惶恐,犹如一种根本的意识,就这么植入了内心。

从伦敦回来的一个月后,我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便是《残疾》。这是挽留,告别,也是对内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在做媒体的这十一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写作另外有复杂宽广的空间,也让我自以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笔力,可以面对自我,面对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当我真正动笔时,才发觉,这无疑像一个医生,最终把手术刀划向自己。写别人时,可以模拟对象的痛感,但最终不用承担。而在写这本书时,每一笔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过我敲打的一个字句,直接、完整地传达到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写作真正的感觉。也才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写起: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足够的尊敬和理解。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从自己的骨头里抠出来的。那些因为太过在乎、太过珍贵,而被自己刻在骨头里的故事,最终通过文字,一点点重新被“拓”出来,呈现出当时的样子和感受。我是在写《母亲的房子》的时候,才真正看见并理解,母亲那永远说不出口的爱情;在写《皮囊》时,才明白阿太试图留给我的最好的遗产;写《我的神明朋友》时,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帮助才能让自己从情感的巨大冲击中逃脱……这次的写作让我最终尽可能地“看见”我想珍惜的人,也让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这是我认为的“写作的终极意义”,这是我认为的“阅读的终极意义”。我因此多么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或提醒读者,“看见”自己,“看见”更多人。

以这本书献给已经离世的父亲、阿太,献给陪伴着我的母亲、妻子、姐姐和女儿。

我爱你们,而且我知道,你们也那么爱我。

蔡崇达

201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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