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第一次来我家后数日，我托肉桂每天带报纸过来。差不多也该到接触外部世界现实的时候了，我想，即使再想回避，时机一到他们也要从那边不请自来。

肉桂点点头，从此每天早上将三种报纸带来宅院。

吃罢早餐，我浏览这些报纸。久未沾手的报纸很有点奇妙，看上去生疏疏空落落的。带有刺激性的油墨味儿令我脑袋作痛，黑乎乎的细体活字挑衅似的刺入我眼球。版式、标题、字体、文章格调无不给我以极度的非现实感。我好几次放下报纸，闭目叹息。以往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以往我也像普通人那样读报来着，到底报纸上的什么如此不同以往呢？不不，报纸大概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我自己。

但我还是读了一会。读报使我就绵谷升明确把握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他正在世间构筑其愈发稳固的地位。他一方面作为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一方面在杂志上拥有专栏连载，在综合刊物上发表意见，在电视上作为定期解说员摇唇鼓舌。种种样样的场合我都不难见到他的名字。不知什么缘故，人们看上去越来越热衷于听他高谈阔论。尽管作为政治家他刚刚登台，但其名字已作为堪可寄予厚望的年轻政治家而广为人知。一家妇女杂志进行的政治家人缘投票中他竟跻身前列。他被视为富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以往政界未曾有过的新型智能政治家。

我请肉桂买来一份他所执笔的杂志。为了不给他以自己只注意某一特定人物的印象，还一起买了几种不相关的杂志。肉桂粗略地扫了一眼清单，若无其事地揣入上衣口袋，第二天把杂志和报纸一并放在餐桌上，而后边听古典音乐边整理房间。

我将绵谷升写的文章和有关他的报道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归为一册。马上成了厚厚一册。我试图通过这些文章和报道接近“政治家”绵谷升这个崭新人物，试图忘掉迄今两人之间存在的很难称之为愉快的个人关系，摈除偏见而作为一个读者从零开始理解他。

然而要理解绵谷升其人的真实面目仍然是很困难的。平心而论，他笔下的东西哪一篇都不算坏，行文颇为流畅，条理也很清楚。有几篇还写得甚为出色。材料翔实且处理得当，结论之类也已提出，较之他过去写的专业书上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要地道好几倍，至少写得平明易懂，连我这等人也知其所以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蓦然觉出那看上去平易近人的文章背后仍伏有洞悉别人肺腑般的傲慢阴影。那潜在的恶意使我脊背掠过一道寒战，但这终究是因为我知道绵谷升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且其尖锐而冷漠的眼神和口吻浮现于眼前的缘故，一般人恐怕是很难从中读出其言外之意的，所以我尽可能不去考虑这点，而仅仅追逐其文章的脉络。

问题是无论我怎样仔细怎样公平地反复阅读，我都没有办法把握绵谷升这个政治家真正想说的东西。每一个论点每一项主张诚然地道合理，然而若要加以归纳弄清其意图到底何在，我便如坠云雾了。无论怎样拼接细部，也不见整体形象清晰浮出，全然不见。我推想这恐怕是因为他不具有明确的结论。不，他具有明确的结论，但隐藏起来了。他似乎只在于己有利的时候稍稍打开一点于己有利的门扇，从中跨出一步大声向人宣告什么，言毕即退回把门紧紧关上。

例如，他在刊载于某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地区差所带来的暴力式水压，是政治努力和人为力量永远无法抑制的，为期不远它势必给世界结构带来雪崩般的变化。

“而且，桶箍一旦如此除掉，世界必将呈现出漫无边际的〈混沌状态〉，往日存在的作为自明之物的世界共同精神语言（这里不妨暂且称为〈共同Principle[英语，意为原则、原理、规则、根本方针。]〉）将陷于瘫痪或几近瘫痪，而由混沌状态向下一代〈共同Principle〉过渡，其所需时间恐比人们预想的还要漫长。一言以蔽之，一场长得令人透不过气的深刻的危机性精神混沌即在我们眼前。自不待言，日本战后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也将被迫进行根本变革，很多领域都将归为一张白纸，框架将大规模清洗而重新开始构筑——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抑或文化领域。这样，迄今为止被视为自明之物、任何人都不曾怀疑的事情，势必无所谓自明而在一夜之间失去其正当性，这当然也是日本这个国家洗心革面的良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面临这千载良机，手里却没有堪可用作〈清洗〉指标的共同Principle。我们有可能在致命的Paradox[英语，意为似是而非的议论悖论。]面前茫然伫立——由于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造成迫切需要共同Principle这一状况的，乃是共同Principle的丧失本身。”

论文相当冗长，扼要归纳起来大致如此。

“但是，现实中人的行动不可能没有任何指标。”绵谷升说道，“至少需要暂时的、假设的Principle模式。而日本这个国家现阶段所能提供的模式恐不外乎‘效率’。如果说长期以来不断给予共产主义体制以拦腰一击并导致其崩溃的是‘经济效率’，则我们在混乱时期将其视为实务性规范而敷衍于整体未必没有道理。试想，除了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以外，我们日本人在整个战后难道创造过其他哲学或类似哲学的东西吗？诚然，效率性在方向性明确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而一旦方向性的明确度失去，效率性刹那间即会变得软弱无力，如同在大海正中遇险失去方向之时任凭有多少熟练得力的划船手也毫无意义一样。高效率地朝错误方向前进，比原地踏步还要糟糕。而规定正确的方向性的，只能是拥有高度职能的Principle。可惜我们现在阙如，无可救药地阙如。”

绵谷升铺展的逻辑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洞察力，对此我也不能不承认。问题是读了好几遍我还是弄不清楚绵谷升作为个人或作为政治家到底在寻求什么——措施何在？

绵谷升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满洲国”，这个我倒读得津津有味。文章说，帝国陆军在昭和初期便为设想中的对苏全面作战探讨过大量征调防寒军服的可能性。那以前陆军未曾经历过西伯利亚那样极端寒冷地带里的实际战斗，所以冬季防寒措施乃是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可以说部队几乎没有任何冬季作战准备以应付可能由边境纠纷引起的突发性大规模对苏战争（这并非没有可能）。为此，参谋本部设置了对苏战争可能性研究班，在兵站部门就严寒地带专用被服进行实质性研究。为了把握真正的严寒是怎么一种程度，他们实际跑到时值隆冬的萨哈林岛，在酷寒中使用实战部队试穿防寒靴、大衣和内衣，对于苏军现有装备以及拿破仑军队用于对俄作战的衣服进行了彻底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陆军现有防寒装备不可能度过西伯利亚的冬季。”他们预计前线士兵将有大约三分之二因患冻伤而失去战斗力。陆军防寒被服的设想条件是多少温和些的中国北方的冬季，且绝对数量也不足。研究班暂且试算出有效装备十个师的防寒被服所需绵羊的只数（班上流行的玩笑是算羊只数算得睡觉工夫都没有了）及其加工所需设备的规模，提出了研究报告。

报告书中说，日本国内饲养的绵羊的只数显然无法保证日本在受到经济制裁或实质性封锁的情况下在北方打赢一场长期对苏战争。这样，满蒙地区稳定的羊毛（以及兔毛皮等）供给及其加工设备的确保便是必不可少的。为视察情况而于一九三二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的，即是绵谷升的伯父。他的任务是估算“满洲国”内需多长时间才能实际保障如此数量的供给。他毕业于陆军大学，是专门搞logistics（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这项任务是他接受的第一个重头任务。他将防寒被服问题看作现代兵站一个典型事例而详尽地做了数据分析。

绵谷升的伯父经熟人介绍在奉天见到了石原莞尔[日本陆军中将（1889—1949）。策划“九一八事变”，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两人对饮了个通宵。石原强调围绕中国大陆难以避免同苏联全面开战，认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在于兵站的强化，即在于新生满洲的迅速工业化和确立自给自足经济。石原说得条理清晰而又热切感人。此外还说到日本农业移民在农牧畜业的组织化效率化方面的重要性。石原原本主张不应该将“满洲国”弄成如朝鲜和台湾那样的赤裸裸的日本殖民地，而应使其成为亚洲国家的新样板，但在认为“满洲国”终归乃是日本对苏以至对英美作战的兵站基地这点上却是十足的实用主义。他相信：现阶段拥有实施对西欧战争（即他所说的“最终战争”）的能力的国家亚洲唯独日本，因此其他国家有义务协助日本使自己从西欧诸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帝国陆军将校中石原是最为关心兵站问题且深有造诣的人物。一般军人总以为兵站本身是“女人气的”，而认为纵使装备不足也舍身勇敢作战才是陛下的军人之道，以可怜的装备和少量人员扑向强有力的对手并取得战果方是真正的武功，“以兵站跟随不上的快速”驱敌前进被视为一种荣誉。这在身为优秀技术官僚的绵谷升伯父看来纯属荒唐至极。没有兵站作后盾即开始持久战争无异于自杀行为。苏联由于斯大林的集约性经济五年计划而使军备得到飞跃发展进入现代化。长达五年的充满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旧世界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机械化战争使欧洲各国的战略和后勤概念为之一变。作为驻外武官在柏林生活过两年的绵谷升伯父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认识水平，仍停留在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当时。

绵谷升伯父在石原明晰的逻辑和世界观以至超凡的魅力面前大为折服。两人的亲密交往在伯父返回日本后仍未间断。后来石原从满洲回来转任舞鹤要塞司令，绵谷升伯父还去见了他好几次。他关于“满洲国”内绵羊饲养与加工设备情况的详细而中肯的报告，回国不久即提交给本部而受到高度评价，但不久由于一九三九年诺门坎事件中的惨败以及英美加强经济制裁，军部的目光逐渐转向南洋，对苏作战可能性研究班的活动于是不了了之。不过，诺门坎事件之所以秋初早早结束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研究班那份断言“以现有装备无法实施冬季对苏战斗”的报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秋风吹起之后，注重面子的日军居然痛痛快快退出了战斗，通过外交谈判将不是很好的呼伦贝尔草原的一角让给了外蒙和苏军。

绵谷升讲述这段从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口里听来的逸闻之后，随即以兵站思想为依据从地势学角度就地域经济展开了论述。但我感兴趣的是绵谷升伯父曾是在陆军参谋本部工作过的技术官僚，曾与“满洲国”和诺门坎战役有过关系这一事实。停战后绵谷升伯父被麦克阿瑟占领军开除公职，在老家新澙度过一段隐居生活，不久开除令取消，他乘机步入政界，作为保守党人出任过两期参议院议员，之后转入众议院，其事务所墙上挂有石原莞尔写的字幅。至于绵谷升伯父是怎样一个议员以及作为政治家做过什么我自是不晓。当过一次大臣，在地方上似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终究未能成为国政一级的领导人。而如今，其政治地盘由绵谷升承袭下来了。

我合上剪报集放进抽屉，之后胳膊抱在脑后，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大门。大门即将朝内侧打开，放进肉桂驾驶的“奔驰”。他将像往常一样拉来“客人”。我和“客人”们由于这块痣联系在一起。我由于这块痣和肉桂的外祖父（肉豆蔻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肉桂的外祖父同间宫中尉因新京那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满蒙边境的特殊任务将间宫中尉和占卜师本田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和久美子通过绵谷升家介绍而同本田先生相识。而我和间宫中尉因井底联系在一起。间宫中尉的井在蒙古，我的井在这座住宅的院内。这里曾有中国派遣军的指挥官住过。这一切连成一个圆圈，位于圆圈中央的是战前的满洲，是中国大陆，是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战役。可是我和久美子何以被卷入这种历史因缘之中呢？我不得其解。那些全都是我和久美子出生以前的事啊！

我坐在肉桂的桌前，手指放在键盘上。我还记得自己同久美子通话时手指的感触。刚才我同久美子的电脑对话毫无疑问被绵谷升的电脑监控下来了，他想从中了解什么。他促成了我们两人的对话，当然并非出于关心。也有可能他们以通讯访问作为阶梯而企图从外部进入肉桂电脑窃取这里的秘密，但对此我不甚担忧。因为这电脑的奥秘即是肉桂其人的奥秘本身，而他们不可能洞悉肉桂这个人深不可测的奥秘。

我往牛河的事务所打电话。牛河在，当即拿起听筒。

“嗬，冈田先生，真是太巧了！老实说，我刚刚出差回来十分钟，匆匆忙忙的。从羽田机场搭出租车飞奔回来的（说是飞奔，其实路上塞得一塌糊涂），擤把鼻涕的工夫都还没有，抓起文件就又要出去。出租车还在门前等着没动。噢，电话简直就像瞄准空当打来的。眼前‘丁零零’电话一响，我就自己问自己：嗬，这么巧而又巧的人物到底是什么人呢？对了，特意给这不肖牛河来电话，可有何贵干？”

“今晚能用电脑和绵谷升通话吗？”我说。

“您是说先生？”牛河压低嗓门，变得谨慎起来。

“嗯。”

“不是电话，是使用电脑画面吧？像上次那样？”

“正是。”我说，“我想那样对双方都容易些，不至于拒绝吧？”

“蛮有把握嘛。”

“把握是没有，只是那么觉得。”

“那么觉得。”牛河低声重复一遍，“恕我冒昧，您的‘那么觉得’是经常准的吧？”

“难说。”我事不关己似的说。

牛河在电话另一端沉吟片刻，似乎是在脑袋里飞速计算什么。好兆头。不坏。让这小子哪怕沉默一会都非易事，纵令没有让地球倒转那般难。

“牛河先生，你在吗？”

“在在，当然在。”牛河慌忙开口，“像神社门前那对石雕狮子狗似的待在这里呢，哪里也没有一颠一颠地走动。下雨也好，猫叫也好，我都得老老实实在这守护香资箱。好的，明白了。”牛河恢复了平日的口吻，“可以。设法把先生稳稳扣住就是。不过今晚无论如何也不成。如果是明天，我可以用这颗脑袋瓜子打保票：明天夜间十点把坐垫摆在电脑跟前，让先生好好坐上去。这样如何？”

“明天也不碍事。”我略一停顿回答。

“那好，就由我这猴子牛河安排好了。反正我一年到头总像是忘年会干事那种角色。不过冈田先生，倒不是我哭哭啼啼抱怨什么，这样硬叫先生做点什么，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同让新干线改停别的车站一样难。毕竟是大忙人嘛，又是上电视又是写稿件又是应付采访又是会见选民又是院内会议又是同某某人吃饭，活动几乎是以十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每天都折腾得犹如搬家和衣服换季赶在了一起，比差劲儿的国务大臣还要繁忙。所以，事情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一说‘先生明晚有电话“丁零零”响起您抽时间乖乖坐在电脑前等着’，对方便说‘呃，是吗，牛河君那太好了泡茶等着就是’。”

“他不至于拒绝。”我说。

“只是那样觉得？”

“不错。”

“那好那好，那比什么都好。您这鼓励委实令人心暖。”牛河不无兴奋地说道，“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明晚十点恭候。老地方老办法，你我这黑话简直是一句歌词。密码千万别忘了。对不起，我这就得出去，出租车等着哩。抱歉抱歉，真的连擤鼻涕的工夫都没有。”

电话挂断。我把听筒放回电话机，手指重新搭在键盘上。我开始想象黑幽幽死掉的画面对面的东西。我很想再同久美子通一次话，但在此之前必须同绵谷升两人单独交谈。如下落不明的预言家加纳马耳他向我说的那样，生活中我不可能同绵谷升没有干系。如此说来，这以前她还向我讲过什么并非不吉利的预言没有呢？我试着回想。然而我已无法想起她说出口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加纳马耳他好像已成为隔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