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群山回唱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2010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比斯敏俩意为“奉真主之名”,另据穆夫提穆罕默德·沙菲(Mufti Muhammad Shafi Sahib)所著《比斯敏俩的好处》(The Virtues of Bismillah,2010年,卡拉奇)一书:“如果你睡前念比斯敏俩二十一遍,你将免遭小偷之害,免受邪恶影响,免于猝死。”],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

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个好妹妹吗?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抗焦虑药物。]。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

“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呢。接着还有《赛乐赛》。[均为美国的竞猜类电视节目。] ”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原文为西班牙语。]。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

“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

我推开车门。“你在车里待一小会儿行吗?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后你就能见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双眼,我可不想等着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有班级都要去蒙特雷湾水族馆,进行校外活动,还要在外面过夜。那个周五到来之前的整个星期,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课间休息、玩方块球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谈的全是这件事,那该有多好玩啊,水族馆当天一闭馆,他们就可以穿着睡衣,在各个展厅里到处跑,身边是双髻鲨、鲾鲼、海龙和乌贼。我们的老师吉莱斯皮夫人说,水族馆各个地方都设有食品站,学生们可以选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说:你们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当甜点,也可以选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们钻进睡袋,还会有老师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海马、沙丁鱼、豹鲨,在巨藻长长的叶子中间游弋,陪伴着他们进入梦乡。到了星期四,教室里期待的情绪说像通了电,连平时那几个捣蛋鬼也使劲做出一副乖模样,生怕因为言行不端,毁了自己的水族馆之行。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声音被关掉了。我感觉自己在远观别人的快乐,与这欢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们有花旗松[花旗松也是流行的圣诞树种。]、挂在壁炉上方的长袜,还有成堆的礼物。我告诉吉莱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校外活动刚好赶上穆斯林的节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里,我们一起看《她书写谋杀》。我努力专注于剧情,不去想校外活动,可我的心偏偏要飞掉。我想像这个时候,同学们穿着睡衣,拿着手电筒,脑门紧抵着鳗鱼大水箱的玻璃。我觉得胸口一阵发紧,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巴巴窝在另一张沙发上,往嘴里丢了一颗烤花生,安吉拉·兰斯伯里[《她书写谋杀》的女主角。]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咯咯直乐。在他旁边,我发现妈妈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脸上笼罩着阴云,可我们的目光刚碰到一起,她就马上云开雾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气,强颜回笑。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到了海滩,站在齐腰深的大海里,在绿与蓝之间,海水变幻着无尽的颜色,翡翠绿,宝石蓝,祖母绿,松石绿,温柔地摇荡在我屁股周围。我脚边滑过鱼儿的千军万马,整个海洋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水族馆。鱼儿碰触着我的脚趾,在我小腿上蹭来蹭去,一千次的冲撞,在白沙的映衬下,发出炫目的彩光。

那个星期日,巴巴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让饭馆歇业一天——他几乎从不这么干——带上我们俩,开车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馆。巴巴兴奋地说了一路,说我们将要多么开心;他又多么期待着见到那些鲨鱼;午饭我们准备吃什么?他讲话时,我想起我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凯利公园的宠物乐园,还去隔壁的日本园林看过锦鲤,我们给每条鱼取名字,那时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心里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馆,我打起精神,在展厅里转悠,竭尽所能回答巴巴的问题,把我认识的不同种类的鱼讲给他听。可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闹了,好的展厅又太拥挤,一点儿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动之夜。这是挣扎。它让我筋疲力尽,还要拼命做出开心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转了一个来小时,我们就离开了。开车回家的路上,巴巴时不时就朝我瞥一眼,带着受伤的神情,好像有话要说。我感觉他的目光压迫着我。我假装睡着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龄的女孩都画眼影,涂唇膏。她们去听Boyz II Men的演唱会,出席校园舞会,结伴去大美洲主题公园,坐上魔鬼号飞车,急速下冲,又打着转儿上蹿,一路发出尖叫。同学们竞相报名,参加篮球队和拉拉队。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坐在我后面,她脸色苍白,面带雀斑,正在努力进游泳队,有一天,下课铃响过以后,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经意地建议我也去试试。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场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会无地自容。再说我也不想去。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极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条的,腰以下却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体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图游戏的小孩拼出来的,本来不是一套的身体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这孩子专找不般配的来拼,好让所有人哈哈大笑。妈说我长得“壮实”。她说她妈也有一副同样的身板。最后她不说话了,我猜她心里正在合计,没有哪个女孩子乐意被人用魁梧来称呼吧。

我倒确实游说过巴巴,让我去排球队试试,可他把我拉进怀里,双手捧起我的脑袋。谁送我去练球?他开始摆道理。谁开车送我去比赛?噢,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余的时间,帕丽,像你朋友们的父母,可我们,你妈和我,得赚钱养家。我不想再让咱们领救济了。你懂,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赚钱养家的需要于不顾,竟然抽出时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城,上波斯语课。每个星期二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都要坐进波斯语教室,如同一条奋力游向上游的鱼,逆向运笔,跟我自己的手较劲,从右向左写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语课,他拒绝了。他说我日后一定感激他给我的这份礼物。他说,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么语言就是钥匙,不仅开得了大门,里面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开。没这个,他说,你就到处飘吧,找不着体面的家,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飞越情海》(Melrose Place),美国肥皂剧。],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新奥尔良民歌。]。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

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

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丽。

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

“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迭戈·里维拉、弗里达·卡洛、亨利·马蒂斯和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

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 des verge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法语:于是。],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

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

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

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

“对不起,‘千钧一发’?”

“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

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

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

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

“她漂亮极了。”我说。

“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年。”

“对不起。”

“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

“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aurais d être plus ge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

“当然可以。”

“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们俩相视一笑。

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

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

为什么不能?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

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

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

“这是谁呀?”巴巴问。

“这是拉蒂卡。”

“谁?”

“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

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

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

巴巴嘟哝了一声。

“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

“不是。”巴巴断然否认。

“你觉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

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

“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

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

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

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

巴巴咧开嘴巴笑了。

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

“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巴巴!”

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

“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

“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

“她偷了我的药!”

“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

“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

“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

“疯婆子。”

“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

我换到天气频道,然后挨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

我回到厨房,帕丽坐在地板上,耷拉着脑袋,背靠着洗碗机。看上去她在发抖。她用纸巾擦着眼睛。

“真对不起。”她说,“我太不小心了。”

“没关系的。”我说着,从洗碗池下面够出簸箕和扫把。在地板上,我发现了一些小药片,粉色和橙色相间,散落在碎玻璃当中。我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再把玻璃从油地毡上扫掉。

“我是个笨蛋。我以为我可以告诉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然后跪下来,拉开帕丽衬衫的领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过的地方。“会肿起来的。我跟你说肯定会肿起来的。”我挨着她坐到地板上。

她张开手,我把药片放进她手里。“他经常这个样子吗?”她问。

“有些日子他就是这种臭脾气。”

“也许你该考虑一下,找专业人员来帮忙,对吗?”

我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曾翻来覆去想过那个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将在空荡荡的家里醒来,而与此同时,巴巴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陌生的人用托盘给他端来早餐。巴巴曾经在一个活动室里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我想照顾他,等我实在照顾不了再说。”

帕丽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她。这个原因连我自己都难以承认。也就是说,尽管我常常充满渴望,却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将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会手足无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周围的屏障固然透明,却终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关在里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为我修造的生存边界,坚硬而不可弯折。在我小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刻意而为,现在却是无心插柳,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将被裹挟而出,冲入未知的汪洋,扑扑打打,无助,迷失,上气不接下气。

我难以承认的真相就是,我始终需要背负着巴巴的重量。

还有别的理由吗?当年巴巴要我别去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就那样轻易地放弃了美术学院的梦想,几乎没有做出反抗。还有别的理由吗?我离开了尼尔。几年前我和他订了婚。他拥有一家小公司,经营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他长了一张皱巴巴的方脸盘,我在亚伯烤肉馆一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我请他点菜,他从菜单上抬起头,龇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随和,处事稳重。我跟帕丽谈到他时,说的不是真话。尼尔不是为了某个更漂亮的人离开了我,是我蓄意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保证皈依伊斯兰教,上波斯语课,我还是挑出了别的毛病,找到了别的借口。到头来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钻进了地洞和墙缝,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丽从我身边站起身。我望着她抚平衣褶,再一次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奇迹,她在这儿,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说。

我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不离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把你的闺房清理干净,把你的玩具摆在车库门前卖掉,也不会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身边有太多童年时代的遗存,大部分装在我床边的一个大箱子里。现在我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放着许多旧娃娃,一匹粉红色的小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还有图画书,所有的生日快乐和情人节快乐的贺卡,那是我上小学时给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红芸豆、亮亮的小饰物和发光的小星星。尼尔和我最后一次讲话,是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等你了,帕丽。我不会痴痴地等着你长大。

我合上盖子,走回客厅,帕丽已经坐到了巴巴对面的沙发上。我挨着她坐下。

“给。”我说,递给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过放在边桌上的老花镜,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眯起眼睛,看着第一张。上面印着拉斯维加斯的照片,恺撒宫酒店的夜景,灯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念出了写在上面的文字。

亲爱的帕丽:

你想不到这地方有多热。我们租了辆小汽车,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盖上,结果烫出个大水泡!妈妈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恺撒宫有古罗马的士兵,拿着剑,戴头盔,披着红斗篷。巴巴老想让妈妈跟他们拍张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给你看。暂时写到这儿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帕丽

又及:我一边写字,一边在吃最棒的冰激凌圣代。

---1992年7月21日

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赫斯特城堡[美国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建造的城堡,现为加州州立公园。]。这一次她小声读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动物园!多酷啊!袋鼠,斑马,羚羊,双峰驼——它们长了两个驼峰!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戴着巫师帽,挥舞着魔杖。吊死鬼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时候,妈妈发出了尖叫!你都能听得见!拉霍亚湾,大苏尔,十七英里大道,穆尔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欢。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帕丽摘下眼镜。“你给自己写明信片?”

我摇摇头。“给你的。”我大笑起来,“说起来真是丢脸。”

帕丽把明信片放到茶几上,凑近我。“跟我说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经常假装咱俩是孪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你。我什么都跟你说。我所有的秘密。对我来说你是活生生的,总是那么亲近。因为有你,我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好像Doppelgängers[德语:分身。]。你懂这个词吗?”

她笑眯眯地说:“我懂。”

我常把我俩想像成两片树叶,从同一棵树上飘落,被风吹散,相隔数里,却仍然找得到深深纠缠的树根。

“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帕丽说,“你说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体会到的却只是一种缺失。一种没来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个病人,跟医生讲不清什么地方疼,只是觉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来,翻了个身。

“真遗憾。”我说。

“为什么要说遗憾?”

“因为你们团聚得太迟了。”

“可我们已经团聚了呀,不是吗?”她说。她动了感情,声音也沙哑了。“这就是现在的他。挺好的。我觉得很幸福了。我已经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丽。”

她这句话唤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时多么孤单,我曾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们的名字——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声回唤,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到来。现在听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这客厅里,仿佛分隔我们的这些岁月正在折叠,一道又一道,时间因此聚拢了,几乎化作无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张明信片的宽度,飞一般送来我童年时代最瑰丽的纪念,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震,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分崩离析,现在复归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软软地顶着,那是另一颗心,重新跳动起来了,它紧挨着我自己的心,发出低沉的、怦怦的声响。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撑起身体,揉揉眼睛,看看我俩。“你们这俩丫头在鼓捣啥?”

他咧开嘴笑了。

另一首儿歌。这一首唱的是阿维尼翁的桥。

帕丽为我哼着调子,接着念出了歌词: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围成圆圈跳着舞

“我小时候妈芒教我的。”她说着把头巾扎紧,抵挡忽然吹来的一阵寒风。空气冷飕飕的,天却很蓝,阳光强烈,倾泻在铁灰色的罗纳河上,将水面击碎,幻化成无数细小的光斑。“所有法国孩子都会这首歌。”

我们坐在木制的公共长椅上,面对着河水。她替我翻译着歌词,我却对河对岸的城市暗自称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历史,现在又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记录,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个奇迹。关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我惊讶于它空气的清澈,惊讶于从河上席卷而过的风,吹送着河水,拍击着石岸,也惊讶于阳光多么饱满,多么丰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照耀着整个世界。坐在长椅上,我可以看到老旧的墙垒环绕着古城的中心,狭窄、蜿蜒的街道错乱交缠,阿维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镀金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闪闪发光。

帕丽讲给我听这座桥的历史。话说十二世纪,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宣称,天使告诉他建一座横跨两岸的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举起一块巨石,把它丢进了河中。帕丽还给我讲了罗纳河上的船夫,他们爬到桥上,敬奉自己的保护神圣尼古拉。可洪水在几百年里侵蚀着桥拱,最后把它冲垮了。她讲这些话时语速很快,兴奋得有些神经兮兮,一如当天早些时候,她带我游览哥特式的教皇宫,摘下语音导览的耳机,指着壁画,轻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头顶上交叉的弯梁。

在教皇宫外,她不停地讲啊讲,嘴里迸出一串又一串圣徒、教皇、红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过教堂前的广场,身边是成群的鸽子,如织的游客,非洲来的小贩穿着颜色鲜艳的袍子,兜售着手镯和假表,有个年轻的乐师戴着眼镜,坐在苹果筐上,怀抱民谣吉他,弹着《波希米亚狂想曲》。我记得她去美国时可没这么健谈,现在我感觉,这就像一种拖延的策略,我们正围着她真心想做的——我们也一定会做的那件事兜圈子,这一番唠叨不过是一座桥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桥了。”她说,“等大伙都到了,咱们一起去加尔桥。你听说过这桥吗?没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罗马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好把水从厄尔河运到尼姆。五十公里啊!帕丽,简直是巧夺天工的杰作。”

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法国的高速火车。],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

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

每况愈下。我说。

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

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

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

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

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

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

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

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

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

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

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

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

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

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美国情景喜剧《我爱露西》的主人公。]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

巴巴说:啊!

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lus on est de fous, plus on rit. ”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

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

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ai oublié mes lunet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

“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他用波斯语写的。”

“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

“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

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

他们告诉我,我必然要走入水里,很快就将沉没。出发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给你。我恳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时,心中想着什么。

还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说,“那是他刚确诊的时候。”三年前,我还没有得到帕丽的消息。

帕丽一边点头,一边拿掌端抹着眼泪。一对年轻的男女骑着双人自行车驶过。姑娘打头,金色头发,粉嘟嘟的脸,苗条的身材。小伙子居后,梳了满头的小辫,咖啡色的皮肤。几米开外,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机聊着天。她手里抓着皮带,另一端拴着一头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丽把包裹递给我,我替她撕开。里面是个旧的铁皮茶叶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褪了色,那是个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长长的红色束腰外衣,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好像在献祭。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几乎看不见了,束腰外衣上的红颜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开锁扣,掀起盖子,发现盒子里塞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羽毛。短而密实的绿羽;几支姜黄色的毛,有着长长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许出自野鸭,泛出少许浅紫;几支棕羽,羽瓣内缘长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一支绿色的孔雀翎,顶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头看着帕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帕丽的下巴颤抖着,慢慢摇了摇头。她从我手里接过茶叶盒,仔细地看着。“不。”她说,“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轻小,这一点保护了我。Je pouvais oublier。[法语:我可以忘掉。]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轻轻蹭着自己的手腕,盯着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来,飞起来。“我不知道这羽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着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着我。他记得我。”

她轻声哭了起来,我搂住她的肩膀。我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河水流过我们身旁,流过这座桥——圣贝内泽桥,儿歌里的桥。它其实是座断桥,原来的桥拱只剩下了四个,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让两岸聚首,却功亏一篑。

当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着,望着月亮大而圆满,高挂在我们的窗棂中间,由着云朵轻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咔嗒咔嗒,敲击着鹅卵石。欢笑,絮语。小摩托车咯噔咯噔驶过。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杯盘叮当,钢琴叮咚,蜿蜒流转,从窗口攀援而入,轻敲着我的耳鼓。

我翻过身,看着帕丽,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灯光之下,她的脸显得苍白。我在她脸上看见了巴巴,年轻而满怀希望的巴巴,像过去那样快乐。我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帕丽,我也就看得见巴巴。她是我的血与肉。很快我也将见到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孩子们,我的血也在他们周身奔流。我不孤单。一种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没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体,也带着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双眼。

我看着熟睡中的帕丽,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戏。清除掉一个个噩梦,再以好梦相赠。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给他的那个梦,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丽,轻轻盖住了她的额头。我闭上了眼睛。

这是个明媚的午后。他们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纪,明澈的眼睛,结结实实的身子骨。他们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于苹果树的树荫下。一树花开,满枝吐焰。他们身下铺着暖草,脸上披着阳光,高高的光影,闪烁在怒放的新花中间。他们躺着,带着睡意,带着满足,紧紧相挨。他枕着粗大而隆起的树根,而她的脑袋下面,垫着他叠起的外衣。透过半开的眼皮,她看见一只乌鸫栖于高枝。凉风习习,吹过树叶中间,又转而下探。

她扭过脸看着他,看着她的哥哥,她不离不弃的伙伴,可他的脸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翘的鼻子,弯弯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边,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当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觉到,一片绝对平静的波浪将她浸没。她闭上眼,漂进了睡乡,没有烦忧,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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