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爷爷知道上校很多事，也不知道上校很多事。

知道上校最多事的必定是父亲，用父亲的话讲：“你爷爷讲的那些都是二手货，是我漏给他的，有些是他瞎说八道的。”

这我有体会，凡是父亲讲的上校事爷爷不一定讲得了，而爷爷讲的那些父亲都能讲，而且讲得更加全面，时间地点都有，听起来更过瘾。有些事爷爷讲到一半，讲不下去，就叫我去问父亲。我问过很多，父亲也对我讲过一些，比如上校养猫的事，上校跟解放军大首长结交的事，都是父亲告诉我的。只是父亲是个闷葫芦，一般不爱主动讲，除非我去问，猫和首长的事都是我问来的。

上校养的第一只猫是国民党一个长官的女人送他的。

这是一九四六年秋季的事，父亲讲，鬼子投降后上校又回部队去当军医——因为他不想杀人，只想救人。当时他所在的陆军医院在东北抚顺铜关镇，一天中午一个少妇在两个勤务兵陪同下，乘一辆美军吉普车来到医院。女人头戴呢绒软帽，披着肉色大斗篷，一派贵妇人的风头，见了上校又是鞠躬又是磕头，感谢他救了自己男人。问她男人是谁，她话说一半，遮遮掩掩，只说是一个长官，不肯指名道姓，不知道是因为官衔太高还是别有隐情。总之，一个无名长官的女人，长官因伤病未愈行动不便，托她来答谢救命之恩，谢恩的礼物盛满一只斗方藤条箱。上校看礼厚得很，不敢收。

上校讲：“这些大概都是鬼子手上缴来的赃物吧。”

女人讲：“都是来路正经的东西，你放心收就是。”

上校讲：“兵荒马乱的我多一只箱子是个累赘。”不要。

女人讲：“这些都是值钱的东西，可以长远留着的。”

上校讲：“这年头命都不值钱更别说东西。”坚决不要。

女人甜嘴一张，巧舌如簧，苦苦相求，搬出长官军令，执意要他收下。上校不犹豫，坚定不收，出绝招，亲自动手，把箱子端上车，逐客。奇怪，车里居然有一只猫，懒洋洋趴在藤箩里，一身绒毛虎斑，圆滚滚，一对铜铃圆眼，亮晶晶，蛮好看。上校看着欢喜，对女人讲：

“若你真要送礼，留下这猫就好。”

女人眉开眼笑，把猫抱到他怀里。

从此，上校的生活里没有少过猫，像领养的是子女。

十七

因为养猫，喜欢猫，上校耽误过不少事，最大一件事是错过投诚良机。

父亲讲，国民党打不过解放军，自北向南一路败退，上校因此走马灯似的，换过多支部队。一九四八年冬天，上校的部队换到江苏镇江，是驻防长江的一支海军部队，基地在金山寺附近，听得见和尚撞的钟声，和尚也听得到部队吹的军号。他白天在医院上班，夜里回公寓住，走路几分钟。一天夜里他刚睡下，被两个黑衣人封住口，绑了，拖上车拉走。下了车又上船，下了船又坐车，折腾一个通宵。车子最后开进大别山区，一个解放军的营地，让他给一位首长做手术。

首长胸部中弹，子弹夹在心肺之间，已经一天一夜，生命垂危。解放军请他给首长做手术，不做，枪在腰眼里抵着。上校知道，不做没活路，做了不成功，也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势必会怀疑他是故意失手，害死首长。所以当时他跟这位首长一样，命悬一线，生死架在手术刀尖上。

运气不错，手术很成功，首长起死还生，他也保住性命，皆大欢喜。解放军把他当贵宾接待，也把他当投诚对象看待，给他讲形势，摆道理，动员他弃暗投明，当解放军。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已准备杀出大别山，打响淮海战役，形势对解放军很有利，他有点想留下来。但想到留下来他养的几只猫要吃苦头，要么饿死，要么沦落街头，他于心不忍，最终还是选择走。

这一走，差点走进鬼门关。

父亲告诉我，上校当兵就被送去江西前线围剿中央红军，当时红军走的是撤退路线，他们负责追赶，追追停停，一直追到福建龙岩。什么是战争？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一天等于一生世，得空就要快活，及时行乐，死了不冤。所以战争间隙，别人都去吃喝嫖赌找快活，他不这样，他埋头苦练本领，练枪法，练刺杀，练埋伏。他有自己的看法，做木工手艺就是生意，上战场本领就是性命，练好本领就是保护性命。他想到做到，仗打一路，他练了一路本领，也捡了一路性命。眼看战友死的死，伤的伤，他毫发不损，靠的就是有过硬本领，能打会躲。他枪法准到什么程度？你放飞手上的鸽子，他同时装子弹打，十枪九中。有这身本事战场上早迟要当英雄，部队到龙岩后同红军有一场激战，他一战成名，被评为大英雄，报纸上表扬他，登过照片。

后来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有人算计他，把这本老账翻出来，告他手上沾满红军血债。解放军做事严肃认真，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经查证，罪名确凿，便把他关进牢房，要审判他。好在接管这支部队的解放军首长正好是他救过命的那位首长，不费周折，把他保下来，派他去前线戴罪立功。这是运气，否则笃定坐牢，枪毙都可能。

我把上校这些故事讲给爷爷听，爷爷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唉着声、叹着气讲：“都是女人惹的祸，都是女人惹的祸。”接着摆正头，定住神，声音变得坚决，一口咬定：“他这辈子全是女人害的。”

我觉得也是，他当太监是女人害的，去上海当特务是女人安排的，害他做了日本佬的俘虏，后来当解放军俘虏也是女人害的——要不是那女人送他猫，他早当了解放军，哪会惹出后边那些事，被人告，差点送死。我真是为他可惜，为几只猫放弃了正经当解放军的大好机会。

爷爷讲：“你看，他现在还养猫，不吸教训，不回头。他这人就这样，骨头太硬，心气太傲，仗着聪明能干，由着性子活，对老天爷也不肯低头。这样不好的，人啊，心头一定要有个怕，有个躲。世间很大，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不能太任着性子，该低头时要低头，该认错时要认错。”

十八

爷爷在厢房前跟我讲大道理，母亲和大姐在灶屋里包粽子，两只老母鸡闻到了糯米经山泉水浸泡后散发出的清香，在堂前踟蹰、张望，伺机捡到便宜。我有三兄弟，一个姐姐，姐姐最大，已出嫁，逢年过节才回来；大哥大我七岁，已是正劳力，每天和父亲一起出工，参加生产队劳动，种田，锄地，洒农药，修水库，上山斫柴，下河摸鱼，样样能干；二哥比我大五岁，在镇上学漆匠，平日不在家，农忙时节才回来帮工，抢收抢种，就是大家叫的“双抢”。

这是一九六七年端午节前的一天，是我十四周岁的生日——我们这边讲虚岁，虚岁是十五岁啦。十年前，每到这一天，母亲一边包着粽子一边总会对我们讲：“就是今天，我一下生下两个大肉粽子。”有时会加一句：“要真是两个大肉粽子就好了。”好像我们还不如两个肉粽子。

我是双胞胎，还龙凤胎呢，可惜小妹五岁那年得怪病死了。从此母亲不再讲那话，讲了伤心。养到五岁不容易的，记忆和感情很浓了。本来我和二哥中间还有个二姐，出生当日就死了。这个就没感情，母亲似乎忘了她，难得提起，提了也不动感情，不像只小我半个钟头的小妹，经常提起，提起就伤心。正因为这缘故吧——在我一前一后夭折了两个孩子——家里人尤其是爷爷对我格外肉疼，怕我被两个女小鬼缠走。爷爷规定，家里再穷端午节一定要包粽子，买黄酒，烧香拜祖，做祭祀，为的是叫两个小女鬼吃饱，安耽，别来缠我。我认为这是迷信，我才不怕她们呢。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活人才可怕，像父亲和上校，还有个别老师和同学——特别是小瞎子！是我暗暗怕的。

过完端午节第二天，村里出现怪事，有四户人家的孩子一齐失踪了！他们是凤凰杨花外村领来的儿子“野路子”、石匠家老三“肉钳子”，还有小瞎子和我小姑的大儿子，就是我表哥。他们似乎合谋好，一起偷走家里几块钱和一些干粮，不知去向，像飞出巢的小鸟。几家人四方找寻，没着落，急得要死。晚上小姑来我家哭，非要父亲去帮她找。那天爷爷不在家，在三姑家。爷爷儿子少，只有我父亲一个，女儿倒多，有四个，除开小姑其他三个都嫁到外村，每个月爷爷总要挑一家去走走，待几天。这几天父亲就不顾忌，经常带上校来我家，当时他就在我家。

上校向我小姑问明情况，点旺一根烟，吸一口，不急不慢地劝小姑：“不用找，会回来的。”再吸一口烟，单独对父亲讲：“我倒担心他们回来，回来大家就没好日子过了。”讲得大家糊里糊涂。

父亲问：“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笑道：“没你事，是我的事。”

父亲讲：“你就直讲，他们去哪里了。”

他偏偏不直讲，继续打着哑谜，“要刮大风了，要落暴雨了，有人要吃苦头了。”像算命先生的那一套，绕着弯，打着转，带机关，话里有话。他讲得越是起劲，我们却听得越发糊涂。

父亲问：“什么风？什么雨？”

这回他总算直讲：“是红暴的风，联总的雨。”

我不知道什么是“红暴”什么叫“联总”，父亲大概是知道的，没有问下去，莫名其妙地骂骂咧咧起来，骂也不知是在骂谁，好似在骂红暴和联总。当时我以为这是两个人，后来才知道，红暴是当权派，穿皮鞋的，联总是造反派，一群赤脚佬。这是当时我们县革命的两大派，起初只是吵，打嘴仗和笔仗，阵地主要在城镇，贴大字报，刷标语，办油印刊物，开大会，搞集会，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其间红暴占绝对优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联总在支左部队的帮教下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在县政府门前打响第一枪，从而拉开武斗序幕，形势迅速出现逆转，大批红暴分子贪生怕死，纷纷流窜乡下，东躲西藏，把当家权力拱手交到联总手上。联总聚集的虽是一群赤脚佬，但年轻有为、有担当、有抱负，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把红暴分子赶尽杀绝。审时度势，他们及时把战场拓展到农村，吸收大量乡村中学生加入到红卫兵队伍里，进行挨村逐户的拉网式搜查，旨在肃清余毒，斩草除根，根除后患。

十九

我表哥他们就是在这时势下加入联总革命队伍，参加了全县红卫兵武装大串联，去了镇上，去了县城，去了很多村庄，串联一大帮毛头小青年，蝗虫似的，冲来杀去，到哪里都是喊口号，砸东西，贴大字报，抓人游斗，关人审问。到我们村也一样，首先挨家挨户搜查流窜的红暴分子。

天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在我们校长家猪圈的稻草堆里，他们搜到一个大家伙：县委宣传部教育股股长，曾经是红暴方面最得力的一员干将。开始联总所以落败，此人是罪魁祸首，他的文章像投枪，像匕首，像机关枪，像炸药包，把联总一批带文艺腔的嫩笔头子逼入死胡同，差一点全军覆没。这么个大犯要犯，居然窝藏在我们学校、我们村，于是我们村一下成为联总眼中钉、重灾区。联总一把手胡司令亲自骑脚踏车到我们学校，把犯人和我们校长一起带走，并下达指示：联总要在我们学校设立分部，对我们村进行大清洗、大革命、大教育。

当天下午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停课，同时举行庄严的红卫兵入队仪式，凡出身贫下中农的初三班级的学生都领到一只红卫兵袖章，宣誓效忠联总。共六十七人，由一男一女两个我不认得的城里青年领头，对着一面大红旗高举手，喊口号，下战书，宣读誓言，感觉前方在打仗，他们要上战场去拼死。

前方不在远方，就在村子里，战争不是跟敌人作战，而是斗争四类分子，打砸寺庙和祠堂。村里有一大一小两座寺庙：观德寺和关帝庙，都在后山上。关帝庙蹲在村子入口，老虎尾巴的弯头上，是一座石头屋，小小的，空的，不住人，只有一尊红脸黑髯的关公像，平时少有人去烧香，只有逢年过节才有香火。观德寺大，坐在老虎颈背上，门前拓一块铺满青石板的道地，比篮球场大。道地连着老虎支出的左前脚，直通山下。这也是村里人包括和尚和信徒上下山唯一的路，因为走的人多，路越走越宽，起头一段甚至可以开拖拉机上去。后一段铺着条石板，砌着一共九九八十一级台阶，是寺院历代和尚积的功德，化缘修的。

路都修得这么好，更不要讲寺院，那个气派，超过祠堂：三进院，占地好几亩，像个大宅院。前院供着弥勒佛，中殿供着观音菩萨，后院住着七八个和尚。山上没有稻田，和尚养鸡养鸭，用它们换蔬菜粮食。我见过庙里大多数和尚，但从没见过老和尚，他从不下山，你去庙里也看不到他。听说他每天都在小红屋里练功，功力高到什么地步呢？爷爷总举一个例子，讲当年日本佬打到我们村，把村庄糟蹋够，上山准备再糟蹋观德寺，被老和尚一把笤帚柄救下。原来鬼子小队长是个武士出身，知道老和尚有武功，要同他比武。约定好，只要老和尚赢，鬼子不进庙，否则烧掉庙。那时老和尚当然并不老，眼明手快，力壮如牛，用一把笤帚柄上阵，三下五除二把小鬼子大洋刀夺到自己手上。小队长服输，对他作揖，放过观德寺。

靠着老和尚的威望，寺院名声响，香火旺，一年四季四方八远都有人来烧香敬拜，求子女，求平安，求福寿。上校母亲笃信观音菩萨，平日里像在那儿上班，几乎日日早上都要去供一炷香，一年到头柴米油盐样样送。

爷爷讲：“这老娘们，待和尚像待爹娘一样好。”

幸亏她当时去了普陀山，不在村里，否则看红卫兵把她崇拜的地方糟蹋了，把她情同手足的和尚打骂了，岂不要她老命吗？阿弥陀佛，菩萨有灵，预知这儿要出乱子，先安排她避开了。

二十

红卫兵开过会后，由城里青年领着，先去捣了关帝庙，烧了关公像，后去山上毁了观德寺，把所有佛像、神龛、雕像、经书、楹联、画像，烧的烧，砸的砸；有些烧不掉、砸不碎的，一律丢入山上水库里。我们看着，确实有种看打仗的感觉，打砸抢烧，火光冲天，烟雾弥漫，和尚哭的哭，叫的叫，骂的骂，拜的拜，呼天抢地，一派乱象。

一个胖和尚，刚开始提一根铁杖，横在大门口，不准红卫兵进门。红卫兵排好队，高喊口号，准备冲锋陷阵。眼看一场打斗一触即发，我们看得紧张兴奋到顶，门却突然吱呀一声稀开，出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终于看到他了！

老和尚不开口，只挥手，示意胖和尚放下铁杖，放人进去。胖和尚捏紧铁杖，涨红脸，跺着脚，哇哇叫，不服从。老和尚双手合十，闭上眼，轻轻念一声阿弥陀佛，缓步走到胖和尚面前，一眨眼，一伸手，对准胖和尚的颈脖啪啪两下，胖和尚顿时丢下铁杖，闭嘴收声，立停不动，木桩一样。就是这个胖和尚，后来眼看着寺庙被糟蹋，哭得死去活来，号啕声一浪高过一浪，越过山岭，传到村子里，父亲在家里都听到了。

这天夜里我先是睡不着，然后又做了一夜梦。我在梦里看见自己当上红卫兵，跟一群红卫兵一起围攻胖和尚，铁杖在我眼前飞，我一点都不怕；铁杖击中我额头，鲜血直流，我一点都不痛，照旧昂着头，冲啊杀啊，像只发疯的小公牛。最后正是我变成公牛，长出两只尖角，刺破胖和尚的颈脖子，痛得他狮吼一声，把我惊醒。

这真是令人激动难忘的一天一夜，白天看得惊心动魄，夜里在梦里更加惊险刺激，冲啊杀啊，头破，血流，混战，血战，熊熊烈火在燃烧，滚滚乌烟在翻卷，疯狂水牛在狂奔，鬼在哭，狼在嚎，人在厮杀……

现在我还没有做梦，连觉都还没有睡，还在吃夜饭，正在饭桌上对全家人讲白天看到的红卫兵打砸寺庙的故事。讲到一半上校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讲：

“你看，我成乌鸦嘴了，讲什么晦气就来什么晦气。”

“是啊，不得了了。”父亲讲，“这些小王八蛋到底想干什么。”

上校讲：“我要出去避一避。”

父亲问：“避什么？”

上校讲：“我估摸明天他们要拿我们这些四类分子开刀，游斗。”

父亲讲：“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上校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一躲再讲。”

父亲讲：“这些小畜生，屌毛都没长齐，怕什么。”

上校讲：“俗话讲不怕老只怕小，小鬼作恶老鬼哭。你不晓得，我早晓得，城里被这些小鬼搅翻了天，每天江面上都浮出无名死尸。这些小子心还没有长圆，做事没轻重，还是避一避好。”

父亲在别人面前是闷葫芦，在上校面前不会少讲一句。他劝上校别走：“避什么，是祸躲不掉，我就不信这些小畜生能把你怎么了。”停一停，像突然想起，又讲：“哎，你妈现在不是在观音菩萨身边嘛，会保佑你的。”。

上校讲：“观音菩萨保佑我两只猫好了。”一边从裤袋里摸出两把用红毛线串着的钥匙和十块钱递给父亲，“我的猫就是你家老母猪，我妈在普陀山，只有靠你照顾了。”父亲不好意思拿，他直接把钱和钥匙放在桌上，“我的猫嘴刁，每天要吃鱼鲞，没钱你煎手板心给它们吃啊。”

父亲讲：“我捉老鼠给它们吃。”

他笑道：“我的猫只捉老鼠，从来不吃。老鼠多邋遢嘛，阴沟里的东西，它们才不要吃呢。”因打算连夜走，要做准备工作，他无心停留，一边讲着一边就转身开步走，依然是昂首挺胸，一步一顿，夜色里，像个僵尸。

二一

上校前脚走，表哥后脚到，来找我爷爷。因为明天上午要在祠堂开批斗大会，所有四类分子都要押上台批斗，他希望爷爷代表贫下中农上台发言。爷爷口才好，有威信，当代表发言最合适。但爷爷临时去了二姑家，二姑养的过年猪害病了，他要去关心一下。表哥听说这事，很失落，又很坚决，要求父亲连夜去叫爷爷回来。父亲像没听见，埋头吃饭，不理睬。我多嘴，对父亲讲：

“上校比瞎子先生还算得准。”

“算得准有什么用，”表哥对我说，“他也要被批斗。”

“斗个卵，”父亲这才开口，训表哥，“你们给他洗脚都不配。”

“你不要乱讲，”表哥居然顶父亲嘴，“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这样乱讲。”

“你放什么屁，”父亲撂下筷子，手指着他，“小心我抽你！”

要是以前表哥一定要躲，现在却临危不惧，脖子一挺，鼻孔里喷出一股恶气，手指着红袖章，警告父亲：“只有红卫兵打别人，没有人敢打红卫兵。”气得父亲起身真要打他，幸亏被母亲和大哥拦住。

父亲打不着他，只好骂他，叫他滚。

表哥走的样子一点不像滚，脖子直挺着，步子沉稳得很。虽然出去才半个多月，表哥像一下子长大好几岁，长出息了，穿一件神气的军装，袖子上戴着鲜红的红卫兵大袖套，胸前佩着一枚鸡蛋一样大的毛主席像章，走路肩膀一耸一耸的，说话时右手一挥一挥的，像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歌一样。我像被他吸牢，跟着他走，父亲叫我也不理。

这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和表哥睡在一起——反正爷爷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睡。我请表哥对我讲讲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从出门第一天讲起，一天天讲，一直讲到当天下午。黑暗中，我总觉得不是表哥在讲，讲的也不是表哥的事，而是一本书里的事。微风轻轻吹拂着蚊帐，我闻到表哥身上熟悉的汗臭味，可听着总觉得这是一个陌生人。

我说：“表哥，你现在讲话和以前不一样。”

他说：“革命锻炼了我。”

我说：“革命真好。”

他说：“革命就是好。”

我说：“我也想参加红卫兵。”

他说：“你才初一，年纪不够。”过一会儿又说：“你可以先争取加入预备队，我们已经打算在初二和初一年级里组建红卫兵预备队，到时我同小瞎子商量商量，争取让你第一批加入预备队。”

这时我才知道，小瞎子官级比表哥高，他是我们村红卫兵分队长，表哥和肉钳子、野路子都是他下级，只是小队长。小瞎子是全校出名的坏蛋，偷学校电灯泡、粉笔，偷看女同学上厕所，讲女老师的下流话，反正三天两头干坏事。就在他们出去串联前不久，学校开运动会，他把铅球埋进沙坑准备偷回家，体育老师发现后狠狠批评了他。第二天他把体育老师家的两只老母鸡赶进粪坑，淹死，害得老师奶奶蹲在粪坑边对着死臭的老母鸡啊啊哭，他躲在墙角落里哈哈笑。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怎么让他当领导？”我不理解。

“是大队长让当的。”表哥解释说。

“谁是大队长？”我见过两个城里青年，“是那个男的还是女的？”

“既不是那男的也不是那女的，”表哥说，“大队长还没来，明早才能来。”

这天夜里十四岁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是一种夜色也有重量、形状和气味的滋味，像没睡在床铺上，是睡在黑色的空气上，睡在一堆目不暇接、纷乱和狂热的思绪里。这些思绪互相仇恨，穿着黑衣围攻我，让我虽然一动不动却累得不行，好像血液的流动需要齿轮转动才能带动。每一次，我徒劳又努力地闭紧双眼，却总能清晰地看见黑夜像一面无处不在的镜子在窥视我，在讨厌地看守我，不准我逃离。镜子里经常出现一个神秘的身影，高个子，宽肩膀，方脸孔，大眼睛，穿得跟表哥一样，一身绿军装，腰上系着褐色牛皮带，臂上戴着红袖章——他是我想象中的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