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乍一看让人联想到黄皙唤的《去森浦 的路》和《壮士之梦》。主人公认为“自己从未融入其中”，虽然身处首尔这座大都会，实际上却被彻底排斥在外一一不是因为小说以这些人物为题材才得出上述结论（事实上这类题材并不是黄皙膜的专属，而是20世纪70年代韩国小说的共同特征）。李沧东的《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之所以让人联想起黄皙唤的《去森浦的路》或《壮士之梦》，是因为其人物设定相似，都具有一种所谓“阉割情结”的特征。

《一头有心事的骡子》里的启东与大杞，可分别与《去森浦的路》的英达与郑氏进行对比；大杞因为没买到回家的票而与其共度一夜的叫美子的妓女,也能跟《去森浦的路》中的妓女白花对应。另外，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在首尔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而出现无法勃起的症状，以及后来克服阳萎恢复真正生活的故事情节,也与《壮士之梦》的情节非常相似。但是，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我们不能只凭表面上的相似，就断定李沧东的第一部小说抄袭黄皙啖。就算是抄袭，判断抄袭是单纯的抄袭还是创造性的抄袭尤为重要。而且我们都明白，当我们说“我的想法是……”时，句子中的“我的想法”其实就是在抄袭“他人的、我们的想法”的行为。对抄袭本身，我们总是用一种轻蔑的眼光去看待，所谓文化、文学、创造、欲望，总的来说，对这些乍一看只能让人感觉茫然的东西，我们只是停留在其表面，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反省和思考这些现象时，我们要将“不可能存在我独有的想法”这种消极的想法，转变为“我的抄袭保障了我的独创性”这种积极的认识。有点儿罗嗦了。总之，李沧东的《一头有心事的骡子》让人联想到黄皙唤的作品，既是事实，也意味着李沧东一开始就把如何摆脱黄皙唤小说的影响当作小说创作的岀发点并做岀了努力。人物对象可能有些相似，但审视人物的目光却是完全不同的。哪里不同呢？……

一句话来讲，黄皙唤的主人公们有确定的归宿，而李沧东的主人公们则不然（当然，对于《去森浦的路》的郑氏来说，故乡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他毕竟还是一个走在返乡路上的人）。《壮士之梦》里的主人公“我”，结束了肮脏的首尔生活（已经死亡的生活），在燃起了向往健康生活的斗志后，这段时间“死去” 了的生殖器也一同复苏了,这时“我”彻底离开了城市。那时的首尔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成了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即使有人住也只是聚集在那里一起堕落，可以说它是使所有人堕落的地方，是要想恢复原有的生机就必须尽快逃离的地方。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还有可以逃避的家乡。可是李沧东却无家可归。这不是更悲惨吗？不是的。李沧东说，黄皙唤小说里的那个故乡不是实体，而是因为厌恶肮脏、堕落的生活而制造出来的幻象。这种幻象虽然是浪漫的，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在现实世界里越不可能实现，越会衬托得更加悲剧。李沧东抛弃了这个梦想（作品则刻画了骡子之死），同时也放弃了这个梦想可能带来的悲剧。这既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又体现了一种更加积极的伦理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鼓动堕入肮脏尘世的人：“你现在的生活本来就不是你真正的生活，快点儿逃脱吧”（无法摆脱时的那种绝望感！），而是明知梦想是谎言，还在一边谈论梦想，一边试图拥抱在这里喘息的芸芸众生。这一态度却也不是积极的态度——我们的人生不是肮脏的人生，应该肯定和认同我们的人生。这等于对否定性的事物近乎肯定的态度——假如允许有这种表达。《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中，大杞那件死而复生的武器，并不是被同床共眠的女人美子那个荒唐无稽的梦感动（也许李沧东认为这里恰是黄皙唤止步的地方）o这是因为他把那个一边坦白梦是假的一边上下抚摸自己身体的美子拥入了怀里。这一拥抱是站在同等立场上的拥抱，是真实具体的拥抱，而不是站在优越的立场上追求觉醒的行为，也不是基于有意识的努力而做出的袒护行为。这一差异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可以从实证角度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人的生活差异圭要是由工业化进程的差异导致的（无论从现象还是从意识角度，都不能说这个地方还没有沾染工业化的污垢，还保留着纯朴的生活状态，或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逊化的影响。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但进一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关乎韩国人生存状态的城市化（相当于西化），以及寻找我们自己的应对方法的努力。（无论是李沧东、黄皙唤，还是其他小说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负面角度描述了韩国的城市化、K化，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西方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但是我们很难从西方的经验中发现对工业化本身表现出狂热的例子。我们的工业化既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正常的，它是从西欧强制移植过来的，再加上与政治、经济的失衡性结合，不可避免地因一些荒唐怪异之处而备受垢病。总之，正如黄皙唤的小说描述的，城市化、工业化在西方跟市民的生活提升欲求步调一致，而在韩国却更倾向于扼杀这种欲望。与其说这是因为工业化这一经济潮流本身，在韩国没有经历正常的、自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说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就只能做出如下解释：工＜化，即西方化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只是必然要来的事物来晚了,或者来错了，我们无法超越或克服西方化的生活和西方人所经历的工业化，这种行为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模式——不如说是因为工业化或西方化，我们生存状态的变化本身，冲击了一直以来深深渗透在我们脑海里的传统生活，因此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排斥感。在广播里经常听到听众来信宣扬至今仍然毋庸置疑的美德，但是大部分人却相信它们正在消失，即传统价值观，如孝道、礼让、宽容、邻里情一类，而不是正义、真实、正确等散发着理性光芒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是无条件的孝顺和爱的关系，而不是能以弗洛伊德的方式进行客观分析的对象。无论是谁，在提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成为理性分析对象的瞬间，就会被指责为“天下大不孝”，而他本人也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不是对西方理性思维的盲目崇拜或拒绝，而是要与能否合理接受的问题联系起来，需要相当复杂的讨论，所以就此打住。但我认为这种对理性事物天生的排斥感，也可以抛开是非问题，被当作一种生活的样式予以接受并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似乎才是与建立我们的自尊心息息相关的理性认知态度。我从李沧东的小说里读到了这些努力的痕迹。）

跟随李沧东的视线以此类推，走在西化道路上的首尔的城市化进程，即是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否定、肯定面具的韩国城市化过程。这种城市化并没有完全淹没在西方思想里，而是由各种价值观混融而成。对于那些讨厌融合之混乱氛围的人来说，无法轻易定义、既非彼又非此的生存状态成为他们厌恶的对象，但是对于那些能从一片混融中直视自己的人来说，这种状态可以成为倾注细腻情感，或者进行冷静审视的对象。它不是可以简单拒绝的对象。这倒不是出于一种想要逃避却不得的消极情绪，而是因为这种现象里同时掺杂了我们对生活的认知样态。如果不正视它，我们的生活就只能逐渐趋同。如果我们一直回避它，我们就无法维系最起码的自尊心。我们应当如此理解李沧东小说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即如金允植指出的萨满教一类的要素。这些要素没有让李沧东沉沦其中，而是被赋予正当地位，成为能够寄托细腻情感并且平衡认知的对象。所以他的态度，与那些朝着在工业化进程中连根拔起的人生、因不能与时俱进而备受疏离的人生投去炽热情感的态度相距甚远。李沧东的小说告诉我们，盲目追随工业化/西方化固然危险，但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工业化/西方化的生活，就要接受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能够实现我们欲望的一部分，要投以成熟的目光。不，也许不应过早就下断言，坦率地说，“他的小说带有成熟的目光”，这一说法包含了我想从他身上感受到这种目光的强烈欲望。或者可以这样说，李沧东的小说表现出了想要确立这种成熟目光的努力，同时也是一种令人惋惜的努力。当然，这不是李沧东个人的努力，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在小说《空房子》和《为了超级明星》里，可以读出李沧东为了摆脱“被疏离的人二善良的人”，换句话说，“无法适应工业化的人二带着传统价值观念生活的人'这一公式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虽然想要摆脱这一公式所做的努力会产生另一个二分法：不谙世事的纯真者/利用世事的凶恶者，但是仔细观察其二分法的两端，就会发现划分的依据并未建立在金钱的有无之上。即，彻底疏离于城市生活之外的人，有时也会强烈表现出支配城市生活的凶狠的一面。从这一点看，这种二分法不是不可动摇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变的。由富愈富、贫愈贫的原理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富人和穷人的位置颠倒或相互混淆的事很难发生（而且，即便其位置发生变化，富人=恶者、穷人=善者，这一二分法公式本身并没有消失）。单纯善良者变成凶恶者，或者凶恶者因为觉悟伦理而变得善良，均有可能。在《空房子》中，可以看到“虽然自己现在一无所知，好像全世界都在瞒着自己密谋着什么，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一样，这种感觉在胸膛里越来越膨胀，他却无法抑制”的那个单纯的尚洙/在谋划阴谋的公司部长及龙八之间的对立。《为了超级明星》里，可以读到老金一L子为了出人头地远走美国后，从乡下进城看护儿子留下来的房子（其实那不是儿子的家，而是儿子成功的跳板一一美国人交给儿子看管的房子。更准确地说，并不是看房子,而是看管美国主人宠爱的狗）/讲食人族的故事、会说一点儿英语的到处流浪的坏孩子之间的对立。《空房子》里的龙八是工人，《为了超级明星》里的小孩子在乞讨和偷盗。龙八是工人，比生产主任尚洙级别低，虽然在公司体制内龙八属于更容易被剥削的阶层，但是“不管平时怎么让你像奴隶一样拼命干活儿，只要拉屎的时候像对皇帝一样对待你，你就真以为自己是个皇帝了”，作为跟部长一样精通工人管理方法的凶恶之人，龙八只凭他的凶恶之心就可以参与部长的阴谋（尚洙只是一个玩具）。《为了超级明星》的小孩子，因为能娴熟地调教恶狗,便威胁和嘲笑那位出于恻隐之心把他带回家的老人，这孩子无疑是恶的。虽然我们经常强调工业化=西方化这一等式，但是不管怎样，在工业化过程中被疏离的人，有可能内心更愿意追随工业化的逻辑。这两部小说可能在告诉我们，在排挤于工业化之外的生活中单纯寻找我们的传统认识，或者寻找积极认同之痕迹的努力，也许都是徒劳的。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对每个人都一样，可以不分阶层地混淆在一起。审视这种混淆的视线应当是均衡稳定的。

李沧东这种均衡稳定的视线，集中体现在他的近作《大雪纷飞的日子》。崔上等兵入伍前在浴池做过搓澡工，长相也很符合部队的审美标准，换句话说，符合“泛指的军人”身份。金一等兵则是入伍前参加过学生运动的新兵蛋子。崔上等兵的凶恶和金一等兵的单纯善良是对立的（通过这种对立，逆转了审视着人类的成见）。结局部分正如成民悴先生描述的“温暖的悲剧” 一样,通过一个使对立发生逆转的突发事故，揭示了人类对人类的理解不应像公式一样固守成见。

提到均衡稳定的视线，我们无法回避小说《舞》。故事很简单，尚哲搏掇他那节俭、视钱如命的妻子一起去大川避暑。可是妻子摆脱不掉省钱癖，导致避暑之旅又辛苦又尴尬。回家一看,竟然还遭了小偷，可家里的东西样样都在，因为实在没有可偷的东西。尚哲痛快淋漓地笑了。在如此简单的故事中，妻子跳了两次舞。一次是尚哲幻想中的舞蹈，表现了妻子勤俭节约的作风，那种花一分钱都战战兢兢的模样，妻子在巨大的欲望之流中独自跳起了荒诞无稽的舞蹈。

他们清楚地知道享受快乐和欲望是这里唯一的美德。可他和妻子却被排除在外，他们就像盛大群舞中断掉绳子的人偶，跳着盲目而荒诞的舞蹈。（《舞》）

在众人被卷入享受欲望的群舞漩涡时，妻子却无法融入其中。说白了，就是对钱近乎偏执的敏感，但是对钱的偏执也是因为没有钱。从金钱支配下的工业社会原理来看的话，其生存状态符合这一原理。然而换个角度看的话，则意味着无法认同支撑着工业化社会原理的另一个原理——排泄原理，即无法融入工业化的社会生活。她的生活仅仅偏向一侧的原理，却彻底压抑着支撑这个原理的基础——享受欲望的原理。妻子执着于这种压抑生活的模样，恰似在跳着与他人格格不入的荒诞独舞。那时的舞展现了压抑欲望抑或根本不会跳舞的、尴尬别扭的舞蹈一般的生存状态。可是有一天，提早下班回家的尚哲偶然目睹了妻子一边播放音乐一边“不知是在跳迪斯科还是摇摆，手脚毫无规律地舞动”。

一个每天活得像打架似的女人，一个只想逃离十坪大小的出租房，想要买房子的女人，一个不惜去千日薪五千元的派出妇工作的女人，一个为了每月十五万块的互助会费而绞尽脑汁的女人，涂口红也觉得尴尬的女人，矮小又固执的女人，晚上像吹气球一样亲自检查避孕套的女人。是什么像魔法的咒语一般打开了她沉重顽固的门闩，释放出这个女人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已呢？（《舞》）

这是一支心酸的舞蹈，是妻子用来平息欲望的舞蹈，也是排遣郁闷烦恼的舞蹈。尚哲无法理解这支舞，因为妻子看起来就像沉浸在无法实现的生活提升之梦里无法自拔，所以妻子的舞蹈似乎只是在安慰日复一日的空虚感。舞蹈的真正含义体现在小说结尾处，在尚哲发现没有偷走任何东西时的大笑里。

没错，我们一无所有。穷到连小偷进来都哭着离去，如此一穷 二白的事实反而像是对某些人的一种荒唐而极端的报复一样，让他们痛快淋漓。

“你疯了吗，老公？”

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笑个不停，妻子朝同样无法抑制大笑的他说道。不知何故，妻子的这句话就像某种挑衅般的诱惑，在他身体某处“哗”地点了一把火。他发现妻子晒黑的鼻梁上有一块浅浅的像伤痕一样的脱皮。猛地，他的脑中瞬间画出了一幅图画。就像原始人经过漫长艰辛的战斗之后庆祝胜利一样,他和妻子一起，在小偷们劫掠过的这片触目惊心的残骸之上兴致勃勃地舞蹈。（《舞》）

这支舞，是反败为胜的舞。当他们认识到失败无法挽回时, 这支舞让他们失败的人生重新变得珍贵起来。这支舞，无异于隐藏在现实或者意识这一表皮之下的欲望的升华。只是没有人会公开舞蹈而已，其实每个人都跳着这样的舞蹈生活。懂得这种舞蹈的人生，才能真正明白《为了超级明星》或者《空房子》中的老金和尚洙的纯真善良里隐含的坚韧不拔。而将这种舞蹈意识化、表面化时，才会出现《为了大家的安全》中那个高速大巴车内老太婆的一系列行为。

与李沧东早期作品相比，《为了大家的安全》里的大巴乘客则是一群更加适应西方化生活模式的人。高速客车里的舞台，浓缩地展示了这一事实。他们希望的只是这辆客车一路畅通平安抵达目的地。可是出现了一个讨人厌的人物。一个似乎精神失常的老太太目中无人般的举动，完全搅乱了车内的秩序。老太太的行为，其实是某种潜在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即处于所谓舒适安逸的日常之中，略微扩大一些就是沉睡在工业化带来的安逸之中，却顾忌坦白言说的、与工业化不相称或者感觉别扭尴尬的自我意识。别人都安分地系上了安全带，而她被强迫系上安全带后却气得昏厥——正是这种不相称或者别扭的极端表现。我没有说这种别扭感是一种无意识行为，而是称之为潜在的自我意识，这是因为它是现在还未完全消失的，或是没人相信已经完全消失了的认识。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显露这种认识会感到顾虑、别扭和不快。老太太身上不断散发的腐臭异味，代表着我们暗暗相信必须清除的，或者说我们主张清除掉的属于过去但至今仍然存在的生存状态或者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发挥积极意义时，是对他人的信赖或者爱，再进一步就表现为勇气；发挥盲目的负面效果时,则是漠视他人的不幸，或者表现为卑鄙的极度排他性或自私性的行为。李沧东通过观察那些目睹老太太的举动并做出反应的乘客们的态度刻画了这一点（看看老太婆从一开始单纯好笑的人变成令人厌烦的存在，继而成为令人愤怒的对象，虽然乘客们的反应变了,但是支配其变化的一宜是自私性）。作品通过老太太的控诉也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群家伙害死了我的儿子啊。（中 略）唉哟，惨啊，我的孩子真惨啊。就他弄得这么可怜，就他被骗了啊。我那善良的儿子本来就不会怀疑别人，以为别人心都跟他自个儿的一样，可就被你们骗了！我孩儿啊，哎哟，我可怜的东西，跟牛一样憨实，跟羊一样温顺，没像你们吃好的穿好的出人头地，可从小就没给别人添过一丁点儿麻烦呐。这么好的儿子啊，也不知道碰到什么鬼了，跟我说'妈，人们的力量很强大，人们真的太了不起了，我才知道人们是这么坚强和可靠，现在觉得人们都是一个肚子里生出来的兄弟，一见到就想拥抱'，还说什么好日子要到了，高兴得连洗衣店的工作都不要了，说'妈，现在重要的不是吃饱肚子，有更重要的事等我去做呢'o可是你们是怎么对他的？你们还是人吗？哼，作死吧，嘴上净说好听的，心里根本就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已捞好处。哼哼,该死的家伙们，没心没肺不要脸的家伙们，连耗子都不如的小崽子，臭虫一样的东西，又脏又坏的家伙们。”（《为了大家的安全》）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李沧东的视线是均衡稳定的积极的视线。这一视线不是呼吁我们认同陈腐的异味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味道，也不是在惋惜那种味道的消散。作品中京哲突然领悟到“那种味道是什么，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熟悉，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并且转身朝客车跑去的举动，以及返回车上时发现老太太消失不见，他期待昏倒的老太太被什么人背走了的希冀，均体现出了李沧东本人对人类深深的爱。

对于在韩国社会里受到排斥的价值观，李沧东通过《烧纸》《祭祀》《脐带》三篇小说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看法，所以大体可以将它们划为同类小说。一言以蔽之，从这些作品里可以读到和解及消解仇恨的努力。《烧纸》里为亡者烧纸钱的情节，《祭祀》中父亲给抛弃的第一任妻子（遭到抛弃的原因却是她善良、无知和封建）举办祭奠的情节，都是在消解他们的怨恨。这都是因袭传统习俗的行为。这些行为，并没有止于为亡魂祈求冥福，而是让那些因亡魂留下的业报，关系变得复杂而奇特的后代得以和解。这种意愿在《烧纸》里能够同时理解同母异父的兄弟成国和成浩各自的立场，并让他们握起手，在《祭祀》里则让同父异母的德秀和正宇之间也流淌起温情。如同在《脐带》里看到的态度，李沧东并没有纠结于脐带（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本身。小说本身描写了独自抚养遗腹子的婆婆无休止的嫉妒和儿媳默然接受的态度，以及必须介入其中的南北分裂问题。主人公一边决心明天就去找离家出走的母亲，一边拥抱妻子的结尾，有可能会招致批评，即没有摆脱前人分断小说的“打起精神冷静思考冷酷现实”的谬误，或者需要清算萨满教式的小说结局。再仔细阅读一遍《脐带》可以发现，金大植所做的困难决断，不是未能摆脱脐带束缚的行为，而是剪断脐带（成长为成熟的大人）后，能动性地重新连接脐带的行为。这一差距非同小可。确认并执着于脐带是否连接在一起的行为，是小孩子尚未成熟的态度，但是重新反观曾经厌恶并想要斩断的脐带并且重新寻找的行为，比起通过简单剪断脐带而成为大人来说，是一种更加成熟的成年人的态度。对于我们的小说，不断提出萨满教式简单克服逻辑一类框架的态度，无异于主张应当斩断脐带。这种态度，虽然让我们看到了充满矛盾的生活结构，以及能够基于合理化而得以克服的信念或者期待，却不是一种成熟的态度——把那份信念或期待本身当作客观认识的对象。但是想要到达这种成熟的境界，是多么困难的事啊！和解的逻辑、握手的逻辑常被视为自我防御或者逃避的逻辑，在排斥的逻辑洪流逐渐汹涌的时候采取包容（只有通过包容异质的那种宽大无限的自我否定才能得以实现）的和解逻辑，容易被误认为跟轻易立足中间的稳健、中立一类的自我保护原理一样。既然如此，我们正跟李沧东一起肩负着如此沉重的责任，即不停地警惕冷静变成冷笑，爱情跌入盲目的深渊。

画蛇添足：我不想把《火与灰》也纳入前文勉强提出的公式。因为我十分了解去年他所经历的不幸，以及他在经历不幸事件时的痛苦，在克服悲伤的种种努力中他的痛苦煎熬仍然清晰地重压着我。尽管我努力想要客观评价这篇小说，我的视线却被遮蔽了,只能默默感激他能够克服痛苦，重新执笔创作出这样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