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

死屋  作者:丹尼尔·比尔

1839年11月21日深夜,在俄国南部的要塞城镇乌拉尔斯克,一个年轻人背着背包走出了一座小木屋。他在刺骨的严寒中坚定地穿行,沿着荒凉的街道走到城镇边缘。他走进了阔野中,踩着齐膝深的积雪走了大约三千米,来到了乌拉尔河岸边。缓缓流动的大河上覆着一层厚厚的冰,冰面足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在冰上走着,寻找冰比较薄、比较脆弱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冰洞,那是附近的哥萨克居民用来取水的。他跺踩着当天晚上冻成的薄冰层,这样就把这个冰洞又破开了。他一边偷偷瞥着周边的一片漆黑,一边从背包里抓出一把衣服,把它们扔在冰洞附近的冰面上。他的任务完成了,于是他返回岸边,然后逃离了此处。他跑出了五百米,此时他正匆匆赶回镇上,在寒冷的空气中喘着粗气。他沿着荒凉的街道偷偷摸摸地走,以防沿路小屋窗户里透出的光线照到自己。他仔细地避免被人看见或听见,最后终于走到了他自己的小屋。他走上台阶,打开了门,一个深色头发、满眼警惕的年轻女子在门口迎接他。她搂着他的脖子,他们跟彼此说了一些宽慰和亲切的激动话语,然后他匆忙闪进屋里。片刻后,这个年轻人走进卧室内的一个大衣柜里,把一面假墙拉到一旁,然后爬了过去。把这面隔墙归位后,他开始安静地等待着。仅仅半个小时过后,敲门声打破了静寂。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被流放的波兰革命者,名为文岑蒂·米加尔斯基,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名叫阿尔宾娜。他们刚刚一起上演了他的死亡戏码。

文岑蒂·米加尔斯基于1805年出生于桑多梅日(位于今天波兰的东南部)一个中等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家庭属于波兰贵族(шляхта)。这个地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动荡经历是波兰苦难历史的一部分。1772年,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被邻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了。桑多梅日被并入奥地利。经过1792年和1795年进一步的瓜分后,波兰剩余的领土被这三个帝国吞并了。波兰人十分渴望恢复独立,于是在1806年求助于拿破仑,结果他们的国土在拿破仑战败后被进一步分解。在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中,欧洲强国设立了波兰会议王国,并将其置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保护之下,条件是他要保障波兰的宪制自由。米加尔斯基是在浪漫主义和年轻波兰贵族热切的共和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贵族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以及父辈与拿破仑大军一同作战的经验的鼓舞。在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混乱地撤退时,数千名波兰人被俘,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刑罚营地,直至拿破仑在西方战败前,他们一直被关在那里。

19世纪20年代,波兰贵族越来越不安于圣彼得堡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从未真正接受过波兰自治,而尼古拉一世的压制性政权也疏远了很多人。在19世纪20年代,圣彼得堡破坏了《维也纳条约》的许多条款:出版自由被取消;未经波兰议会同意便强制征税;反对沙皇统治的自由派人士遭到迫害。这些政策只是让波兰立宪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俄国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所遁形。

1823年,当局在威尔诺(维尔纽斯)大学发现了一个由波兰学生组成的秘密协会,即“爱学社”。爱学社的领导者(包括伟大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专注于欧洲浪漫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他们从研究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波兰和立陶宛文学作品,转向了促进波兰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这个更积极的角色。由于一个成员的背叛,这个组织被暴露了。在经过1824年持续几个月的审判后,104名学生被认定从事颠覆活动,其中20人被监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一年,威尔诺高中的校长调查了几名在教室黑板上涂写爱国口号的学生。他们的历史老师没有擦去这些口号,而是站在口号前讲课。其他不知名的人在威尔诺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墙壁上涂抹了反俄的涂鸦。这些案例反映出了反对俄国、支持波兰的情绪,它们甚至引起了俄国皇位继承人和波兰会议王国总督康斯坦丁大公的注意。

康斯坦丁在许多地方不受欢迎,因为他经常专横统治,在军营中和阅兵场上也常常十分严酷。在圣彼得堡坚持要求波兰军队协助镇压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时,波兰贵族和俄国专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终于绷断了。受到法国的事件和在布鲁塞尔几乎同时发生的起义(这次起义最终令比利时脱离荷兰王国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宪制)的鼓舞,年轻的共和主义者彼得·维索茨基在华沙鼓动一批年轻波兰军官起义。1830年11月29日晚上,起义者从他们的卫戍部队那里缴获了武器,为了杀死康斯坦丁,他们攻击了大公的住处贝尔维德雷宫。康斯坦丁设法逃走了,但维索茨基的部队成功攻占了华沙的军械库,并迫使俄国部队撤出波兰首都。

波兰起义者也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欧洲的进步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相呼应。他们想要用“民族的神圣联盟”取代1815年因维也纳会议诞生的专制的“君主的神圣联盟”。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在“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的口号下发动起义,这表明他们的敌人是俄罗斯帝国,而不是它的人民。在华沙,在代表着罗曼诺夫势力被从波兰废黜的仪式性活动之前,波兰爱国协会组织了一场纪念十二月党人的仪式。五个象征着在1825年12月14日被处决的五名主犯的空棺材被人抬着在波兰首都的街道上游行,东正教教堂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之后,维索茨基向王宫前聚集的人群发表了演讲。

如果说波兰人曾从国外寻找鼓舞力量,那么他们自己的暴动就让他们站在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的最前沿。欧洲媒体不断呼吁支持这些“北方的法国人”,号召法国出手支援波兰起义者(遭到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反对)。法国共和主义者,如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和其他人权社成员承认他们自己要感谢波兰人,因为波兰人让尼古拉一世的军队不再干预法国。法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七月革命的英雄拉斐特侯爵督促法国承认波兰,但没能成功。在英国,愤怒汹涌而来,人们举行会议和集会以声援波兰,谴责俄国并催促英国干预这场冲突。1831年7月,《泰晤士报》严词谴责:“我们可以容忍俄国不受惩罚地去进犯波兰人古老、尊贵的国家多长时间?波兰是法国的盟友,是英国的朋友,是文明的欧洲免受土耳其和俄国野蛮人伤害的天然的、(在几个世纪之前)可靠的和成功的保护者。”大西洋彼岸也掀起了一股美国公众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浪潮。

十一月起义迅速演变成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对抗,双方调动的兵力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兵力。然而,起义者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帝国陆军,而他们自己却内部分裂,且被犹豫不决的人指挥着,这些人无法决定应该跟俄国人作战还是跟他们谈判。1831年2月25日,为拯救华沙,4万波兰士兵在维斯瓦河击退了6万俄国士兵,但他们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延迟了失败到来的时间。随着俄国援军拥入波兰,起义者明显寡不敌众。波兰人顽强抵抗了数月,沙皇的军队最终打到了华沙并在1831年10月重新攻占了这座城市。

俄国严厉报复了被打垮的波兰诸省。1833年3月15日的政府法令把11700名波兰军官和士兵重新分配到刑罚营地和刑罚堡中,这些地方分布在俄罗斯帝国的偏远、不受欢迎之处。还有几千人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定居。沙皇对俄国的西部边疆地区(位于今天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报仇心尤其重,这些地方此前比波兰王国更好地融入了帝国。那里的起义者中有许多人是波兰贵族,他们由现场军事法庭审判并被立刻枪决了。波兰人的俄国盟友被处以尤其残酷的处罚。其中包括来自圣彼得堡以北的维堡省的尼基塔·甘巴尔斯基,他被认定“参与1831年的叛乱、谋杀、纵火和其他罪行”,因而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120下并终身服苦役。

维索茨基被判处死刑。法庭建议他向沙皇求饶,维索茨基回答:“我当初拿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日后来向沙皇请求怜悯,而是为了让我的同胞不用再向沙皇请求怜悯。”也许是因为尼古拉一世不愿再出现十二月党人领袖的牺牲事迹,他将维索茨基改判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20年。在19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名波兰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跋涉两年到达目的地。仅仅在1832至1835年,就有大约900名波兰政治犯经过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 部。19世纪出现过两次波兰人大规模流放,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波兰人后来被称作“Sybiracy”,即波兰语中的“西伯利亚人”。

波兰流放者努力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保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如果说西伯利亚把十二月党人从俄国社会令人窒息的等级制度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共和主义理想付诸实践,那么西伯利亚带给波兰流放者的只有被遗忘。然而,在这些西伯利亚人孤独、痛苦地保持自己的根基和理想时,他们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牺牲故事,这样的故事非常有助于巩固波兰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人比文岑蒂·米加尔斯基更适合做他们的这番努力的例证。

在十一月起义遭到镇压之后,七八千名起义者逃脱了被逐去西伯利亚的威胁,他们越过了波兰王国的西部和南部边境,移居外国。许多人在不同的共和主义组织中活动,这些组织组成了“青年欧洲”(“青年波兰”本身仿照了朱塞佩·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这个大陆范围的革命性先锋团体经常以在法国东部城镇的共济会集会处为活动中心。这些波兰人加入了这个团体后,把自己看作了革命运动的先锋,这场革命运动将把他们自己的家园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继而鼓舞俄国本土的革命。在巴黎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的首批活动之一,就是向俄国人发出一个友好的公告(部分是由密茨凯维奇起草的)。这份公告致敬了十二月党人,提倡创立一个由斯拉夫民族组成的自由联邦,号召俄国人推翻专制政权,放弃他们的征服成果,与波兰人一道为了自由而斗争。

米加尔斯基是密谋反抗圣彼得堡的人当中的一员。1831年,他逃到法国,在贝桑松待了两年,他积极在那里参与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共和主义流亡者组成的波兰组织。米加尔斯基的小组游说法国和英国支持波兰解放,并且相信在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活跃的游击战争可以争取到强大的地缘政治盟友的支持。

继“1831年的波兰大移民”后,很多战败的起义者偷偷返回波兰王国,组织筹备新一轮起义的密谋网络。米加尔斯基本人被派往为奥地利所有的加利西亚。在1834年3月潜伏在一个地方城镇时,他遇到并爱上了阿尔宾娜·维斯诺瓦斯卡,她是一个地方贵族17岁的女儿。他们的恋情在一个月后被打断了,因为米加尔斯基接到了去往华沙与同志取得联系的命令。

然而,米加尔斯基在途中因涉嫌伪造证件而被捕,当他终于到达华沙时,他是在武装警卫的看守下抵达的。米加尔斯基在华沙臭名昭著的城堡里遭受了持续审讯,他深感绝望:他“没有为国效力,且伤害了阿尔宾娜,永远剥夺了她的幸福”。为了结束性命,他服用了毒药,但毒药造成的呕吐救了他。米加尔斯基没有灰心,他抓起一把刀(之前他躲着捕获者成功藏起了这把刀),然后用一本沉重的书五次把刀片锤进自己的肚子里,有一次插进了心脏附近。他把双手合在胸前,“口中祷告着,等待死亡”。但死亡没有来临。警卫发现米加尔斯基趴在牢房的地上,然后发出了警报。医生救活了他,经过两个月的康复期后,他又恢复了体力。圣彼得堡设立的用于揭露波兰阴谋的调查委员会到那时已经停止运行。1836年1月,似乎是出于对米加尔斯基遭受的痛苦的同情,军事法庭在判刑时减轻了他的刑罚,将他流放到里海以北500千米处的乌拉尔斯克镇,当一名帝国陆军的列兵。

米加尔斯基最忠实的同伴包括希蒙·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一个马志尼的门徒、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青年波兰”的创始人之一。科纳尔斯基也曾在法国避难,后来返回波兰王国,打算在那里发动一场对抗俄国人的游击战争。1835年2月,他建立了“波兰人民联邦”,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克拉科夫的保护伞组织,旨在将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各种地下团体联合到波兰王国的东部。它谋求建立一个有主权的、独立的波兰,但这个波兰把波兰民族的抱负和人类的抱负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兄弟……一个伟大而团结的团体的成员。他们必须相互帮助,以争取和捍卫他们共同的自由。那些想要压迫其他民族的人、家族、社会团体、民族成了全人类的敌人”。科纳尔斯基的密谋活动把他带入了俄罗斯帝国领土的深处,带到了今天的立陶宛。

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最终渗入了波兰人民联邦。科纳尔斯基于1838年5月在威尔诺附近被捕,次年2月被射击队处决。第三厅成功地迫使一些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供出了他们的计划,并揭发了同谋者的身份。许多人遭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军事法庭判定来自沃里尼亚省克里门特现年38岁的医生约瑟夫·安东尼·博普雷积极从事波兰人民联邦的活动。博普雷以“狼毒”(根据那种明艳但有剧毒的花命名)为假名在省级行政部门担任行政长官,据称,博普雷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数据,“以发动游击战……旨在促进波兰复兴”。他被发现向其他密谋者提供钱财、信件和书籍。博普雷于1839年2月21日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服20年苦役、没收财产。埃娃·菲林斯卡是博普雷在克里门特的一名亲密助手,也是又一名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菲林斯卡也被第三厅抓获了,她是第一个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女性政治流放者。尼古拉一世亲自出面干预了这件事,他曾宣称:“我没有理由喜欢波兰男人,但我不能忍受波兰妇女。”因而她被判处没收财产、“永久定居”托博尔斯克省,但没有失去她的贵族权利。菲林斯卡被流放了五年,一回到波兰,她便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了她的西伯利亚回忆录《西伯利亚启示录——来自一名被流放的女士》。这本书中充满了对西伯利亚生活敏锐、有趣的人类学观察,因而吸引了有同情心的英国读者。不到两年,这本书已经印刷了三次。

在尼古拉一世努力清理波兰王国、比萨拉比亚和西部边疆地区的叛乱因子时,波兰革命者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持续被流放。新的法规剥夺了许多波兰贵族的地位,把他们当作农民一样给他们判刑。1833年,比亚韦斯托克的维克多·布格哈特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并因“以华沙居民的名义写了一本具有革命思想的小册子、号召发起暴乱、危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发表贬损君主的言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约5.4万名起义者在1832至1849年间被从立陶宛、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流放到高加索或者伏尔加河以东的地方。这些人当中(据不完整统计),一两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些人被流放时没有十二月党人被驱逐出境时的那种速度、保密性、相对舒适性,而是徒步完成了前往西伯利亚的4000千米路程。尤斯蒂年·卢钦斯基随一支流放队伍向东行进。卢钦斯基是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且在革命活动中很活跃,在1838年在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被捕,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服20年苦役。在一所基辅监狱里待了6个月后,1839年2月,他戴上了镣铐,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他在那里遇到了“数十名流放者,他们已经因为疲惫和折磨而无法辨认了”。卢钦斯基被安排进了一个由乡下人和普通罪犯组成的流放队伍,然后踏上了前往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路途,这一路要走13个月:

我们开始迎接的生活难以说起,更别说描述它了。似乎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艰苦的生活方式了。这种生活包括每天戴着镣铐走20至25千米,在监狱里肮脏的木凳上过夜,……没有足够的内衣、衣服和靴子,只有很少的食物、极度的饥饿、雪泥、高温、霜冻,我们不得不一直向前行进。罪犯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监视,生活中充满种种堕落,腐败的押送指挥官通常会鼓励这种堕落。我们已经和自己的过去撕裂,置身于一个难以想象的西伯利亚荒原之中,没有任何关于被我们留下的妻子和家人的消息,无法给他们捎信、报平安。我们的身体因为繁重的体力活动而极端疲惫,我们的思想经历着焦虑和思乡之苦。而这只不过是对我们的悲惨命运的苍白描写。

当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科纳尔什基派最终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他们被看作波兰革命者中最危险、最顽固的,因而受到了当局尤其严密的监控。

与此同时,米加尔斯基从华沙坐着马车以较快的速度前往乌拉尔斯克,这是属于他的迂回的、痛苦的涅尔琴斯克之路。一到达乌拉尔斯克,他就立即给“我的情感唯一和不变的归宿”阿尔宾娜写信,跟她说起自己的监禁生涯、自杀未遂的经历和放逐判决。作为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年轻的爱国贵族,米加尔斯基对阿尔宾娜的爱是他的基本人性的表达。19世纪的共和主义者认为,爱情、团结和爱国主义都源自同样的地方:人类的自然尊严。“我们的权利,”他给阿尔宾娜写信说,“是神圣的,甚至是隔开我们的3000千米距离也不能影响这些权利。”对米加尔斯基来说,蔑视距离地去相爱,就是蔑视圣彼得堡地去相爱。然而,他不能允许自己去请求阿尔宾娜前来陪同自己,因为他认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过于巨大的牺牲。但是,阿尔宾娜用一系列慷慨激昂的声明回复米加尔斯基,表明自己会跟随他远赴俄国:“没有任何困难、距离、舆论可以阻止我迈出这一步。”米加尔斯基被她无私的爱打动了,他表示:“我跪下来,祈求你。相信我,只有你的陪伴才会为我带来快乐……以上帝和我们神圣的爱的名义,我请求你,来吧!”阿尔宾娜终于在1837年春季抵达乌拉尔斯克,和米加尔斯基团聚。不到一个月,他们二人结婚了,对于这个年轻的波兰革命者来说,这场婚礼有些矛盾。出席婚礼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的苦闷、恨意和愤怒,因为我脸上的表情不仅鲜明地表现出我对这场婚礼的欢欣,还表现出我在苦恼着,我亲爱的阿尔宾娜本不该遭遇这样的命运”。

这对夫妇在乌拉尔斯克定居下来,他们努力与这个俄国地方小城镇里令人窒息的单调生活做斗争,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年)、半个世纪后安东·契诃夫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都巧妙地描述过这种生活。虽然米加尔斯基的地位降低了,但没有被判处服苦役,因此,当阿尔宾娜来陪同他时,她没有被要求放弃作为贵族女士的权利和特权。他们二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依靠阿尔宾娜家里寄来的钱度日,他们先是激起了乌拉尔斯克许多居民的嫉妒,后来是仇恨。“对他们来说,我的妻子是一个谜。”米加尔斯基回忆。“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人怎么会在离开家乡时舍弃了她在那里享有的所有乐趣和特权,就为了让她的整个世界可以围绕着与我有关的生活。”这对夫妇在这里忍受着流言蜚语,甚至是直接的侮辱。

阿尔宾娜在1837年夏天怀孕了,次年春天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米哈利娜。但是,据米加尔斯基回忆,乌拉尔斯克炎热、潮湿的气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很多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上帝给我们饱经沧桑的心施以了最可怕的打击”:米哈利娜只活了几个星期。地方当局不允许这对夫妇把他们的孩子埋在当地教堂,因为在那时,他们还未考虑到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这种做法伤害了米加尔斯基作为一名父亲和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感情,愤慨的米加尔斯基决心,这个孩子将来不会被埋葬在俄国,而是在波兰。他小心翼翼地为这具小小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然后把尸体埋在了公墓外面。

米哈利娜去世后,阿尔宾娜请求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皇后允许他们返回加利西亚,或者至少让米加尔斯基从军中退役,这样他们夫妇可以搬到俄国气候不这么恶劣的地方。她的请愿遭到了拒绝,米加尔斯基的父母请求沙皇赦免米加尔斯基同样无果。就是在那时,米加尔斯基开始酝酿“获得自由”的计划。阿尔宾娜同意丈夫的想法,认为留在乌拉尔斯克“是对人类的自然尊严的一种侮辱,是一种低劣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罪。任何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没有试着去改变的人都是在犯罪。总之,经过充分考虑,我们决定逃离俄国”。行动和人权都是19世纪30年代的共和思想的核心。这些伦理原则为米加尔斯基的决定赋予了一种超越了悲痛的返乡愿望的政治意义。逃离是一种具有波兰爱国主义的反抗行为。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确实有大量波兰人逃跑。通常,在他们刚抵达刑罚定居点几个月,一弄清楚监禁和强制劳动的条件后,他们就逃走了。阿兰·罗吉茨基于1835年1月27日抵达伊尔库茨克西北约七十千米处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3月9日,他逃跑了。3月底,列昂·罗曼诺夫斯基抵达伊尔库茨克盐场,5月4日,对他的追捕也开始了。1835年6月22日夜间,波兰十一月起义的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与来自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六名同志一同潜逃,国家的反应十分严厉。维索茨基和他的同伴只在森林里躲了两天便被再次抓获了。审讯时,维索茨基的同谋供认,他们的领导人计划夺取武器,然后和伊尔库茨克盐场的波兰流放者一同经过印度返回波兰。逃犯携带的亚洲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地图似乎证实了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现场军事法庭对维索茨基和他的同谋量刑较轻,即十六到二十四下鞭打。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认为这种惩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将刑罚加重为帝国最可怕的肉刑之一。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每个人都要遭受五百名士兵的“夹道鞭笞”。

列夫·托尔斯泰1903年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生动描绘了夹道鞭笞,这种刑罚方式在19世纪的俄国军中和欧洲各地的军队当中均使用过。罪犯的衣服被褪至腰部,然后他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一根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要重重地鞭打他。队列中最多会用到一千名士兵,罪犯有时被要求在他们之间跑上六次,因而要遭受六千下可怕的鞭打。1834年,尼古拉一世把士兵的人数减半了,但西伯利亚总督认为这项特赦不适用于流放者。1851年,夹道鞭笞取代了鞭刑,成为西伯利亚最可怖的惩罚方式。

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熬过了夹道鞭笞,然后“在密切监视下”作为苦役犯在不同的工厂中戴着镣铐劳动。他们每个人都有四个月是被锁在手推车上,这是一种专门对最危险的惯犯实施的惩罚。随后,维索茨基被送到了可怕的阿卡杜伊矿区定居点,在那里,他一直被关押着,“直到他的品行调整了过来”。然而,即便他“表现得确实很好”,他仍戴着镣铐。在凄惨的监狱里,他与米哈伊尔·卢宁成了朋友,并帮助这名十二月党人偷偷把信送给他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同志。

波兰人逃跑事件以及随之出现的混乱变得非常常见,因而在1835年,西伯利亚军团的指挥官谢苗·布罗尼夫斯基少将写信给战争大臣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为了不给他们逃跑的机会,所有现在被判处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省工厂服苦役的波兰人以及一些被判到流放定居点的人,都应当在严密的监视下,沿着贝加尔湖以东的小路被单独押送到涅尔琴斯克的各个矿山。”他们一到达那里,当局就要每个月提交关于在押囚犯行为的报告,并每三个月向圣彼得堡发送详细的摘要。涅尔琴斯克当局被警告:“如果因为粗心和监管不力导致某个囚犯逃跑,那么官员将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最严厉的法律惩罚,因为这些罪犯可能会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然而,和先前一样,比起当局对警卫的警惕性的信心,当局更相信“贝加尔湖和贫瘠、荒芜的山区,如果对地理位置掌握得不牢靠,那么人们在穿行这些湖泊、山地地区时是得不到任何生活必需品的”。土著的布里亚特和通古斯游牧民也很善于“在最无法穿行的地方追击逃犯”。在波兰人被转移到涅尔琴斯克之后,逃跑的波兰人人数确实有所下降。

在约6000千米以外的乌拉尔斯克,米加尔斯基正在筹划着自己的逃跑行动。在阿尔宾娜的帮助下,他计划先假装自杀,这样一来,阿尔宾娜就可诡称自己是个寡妇,然后便可以返回家乡了。一连几个月,他都在等着乌拉尔斯克附近有一个和他年龄、身高和外貌均相仿的男人死去,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其尸体假装自己惨死。然而,阿尔宾娜再次怀孕,她十分害怕在她生产前他们无法实施逃跑计划,因此他们决定把计划提前。1839年11月21日,米加尔斯基给他的指挥官写了一封信:“我承受的极端痛苦和绝望让我无法继续做我的妻子的监护人,而这个女人把一生都献给了我。”米加尔斯基强调了阿尔宾娜在乌拉尔斯克的悲惨处境,他声称,只有自己的死能把她从婚姻誓言和“她的苦难”中解放出来。这会让她有机会回到在加利西亚的家人身旁。那天晚上,米加尔斯基把他的衣服扔在了乌拉尔河上的冰洞旁,然后躲进了卧室衣柜里的假墙后面。地方指挥官在第二天早上打开了信,便立刻赶到了米加尔斯基的住处,他在那里看到了面色苍白、惊恐不安的阿尔宾娜。这个年轻的女人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把对密谋暴露的深刻恐惧伪装成了令人信服的悲痛。

但是,当局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米加尔斯基或许只是逃跑了,便下令在附近开展大范围搜捕。他们还把阿尔宾娜置于“最严格的秘密监视下”,以防她的丈夫联系她。一个月后,阿尔宾娜开始请求返回加利西亚:“我的丈夫过世后,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到家人那里。”然而,当局坚持要等到河面上的冰层融化,以便找到米加尔斯基的尸体,确认他确已自杀身亡。

几个月过去了,阿尔宾娜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是既紧张又恐惧,这种状态自然是影响了她的健康。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840年4月,只活了三个星期。米加尔斯基给这具小小的尸体也做了防腐处理,并将这个孩子与其死去的姐姐埋在了一处,因为他期待着这个孩子或许可以安葬到加利西亚。米加尔斯基一直待在他的小屋内,每当有访客到来时,他就藏起来。阿尔宾娜再次给当局写信,恳求他们允许她返乡。她抱怨说当局并未采取有效的行动搜寻米加尔斯基的尸体。她问道:“如果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想要逃跑,假若他能够连着好几天不让人发现他已经逃走了,那么他会警告当局他即将消失吗?”她的请求最终传到了首都。阿尔宾娜是一个贵族女士,也是一个哈布斯堡臣民,而不是一个俄国臣民,因为这一情况,她继续被留在俄国南部就是一个在外交上很敏感的问题了。5月,在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施压下,战争大臣本人同意了阿尔宾娜的请求,准许她从乌拉尔斯克回家。1840年6月13日,阿尔宾娜乘坐一辆封闭的马车前往加利西亚,途中由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人武装护送。

马车夫和她的护送者并不知道,其实阿尔宾娜·米加尔斯卡并不是独自上路,她把两个死去的孩子的尸体藏在了行李里面。米加尔斯基也在马车里,他躲在妻子的座位下面,希望自己能不被人发现地走过到波兰边界的两千千米路程。然而,这种雄心过于天真。仅仅过了四天,哥萨克护卫听到马车里有男人的声音,于是他打开了车厢门,发现米加尔斯基藏在妻子的座位下。他们扭打了一番,哥萨克士兵在一些路过的农民的帮助下制服了这个逃犯,然后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彼得罗夫斯克城。在那里,米加尔斯基被正式逮捕,随后被转送到萨拉托夫,萨拉托夫省省长及时地向圣彼得堡报告了这起事件。

这对悲伤的夫妇试图带着已做过防腐处理的婴孩尸体逃跑,这种做法是一种蔑视君主的姿态。尼古拉一世震怒于米加尔斯基“拒绝”把自己孩子的尸体葬在俄国的土地上,为了防止其他人以后做出类似的事,他要求严惩米加尔斯基。米加尔斯基被武装押送回了奥伦堡,准备在1841年2月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竭力为妻子脱罪。他宣称,这项计划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主意,他起先确实打算自杀,但在最后一刻退缩了,转而劝说妻子帮助自己逃跑。这起逃跑事件令乌拉尔斯克当地的军事当局感到尴尬,令沙皇感到愤怒,在历时数月的审讯和调查之后,军事法庭裁定米加尔斯基试图逃离流放地、试图非法把他死去的孩子的尸体偷运出俄国。军事法庭剥夺了与米加尔斯基的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而且在沙皇亲自出面干预后,军事法庭在1841年11月判处他在涅尔琴斯克的东西伯利亚第十三营服役。

米加尔斯基被关在军事监狱中时,阿尔宾娜被送回了乌拉尔斯克,同时当局开始调查她在这起逃跑事件中的共谋成分。阿尔宾娜又怀孕了,与丈夫分离期间,她又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这个疾病横行的城镇里只活了短短几天,而这座城镇已经夺走了她先前的两个孩子的性命。米加尔斯基没有获准在前往西伯利亚前与妻子会面,他担心如果阿尔宾娜再次想要追随他,那么她可能没法挺过这次旅程,因此米加尔斯基急迫地请求阿尔宾娜:

我最亲爱的阿尔宾娜,如果你没法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么请保全你的灵魂!回家吧,在那里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正如基督所说的,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要担心我,我亲爱的。我接受了我的命运和上帝的意志,我将平和地离开,将我的最后一口气奉献给上帝,临死前我抱着这样的信念:上帝不会抛弃我们,会让我们下辈子在一起。

但阿尔宾娜仍旧决心陪同自己的丈夫。法庭不愿给一个已经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外国贵族妇女定罪,于是宣告她无罪,随后,她表明自己将跟随米加尔斯基去涅尔琴斯克。

1842年3月,在鄂木斯克城,阿尔宾娜在前往涅尔琴斯克的途中追上了她的丈夫。他们在逃亡失败后再也没有见过对方。米加尔斯基记得此次见面夹杂着温柔和恐惧:

经过十八个月的分离,我的内心充盈着情感,我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拥抱她,哭泣!可怜又不幸的阿尔宾娜变了好多!她变得如此苍白、瘦弱和疲惫,如果我在街上遇到她,我可能会认不出她。“上帝!”我看着她想着,“我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被仇恨和报复全人类的愿望裹挟着!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你听,为什么?”……我开始再次亲吻她,即使她现在如此憔悴,但她对于我来说一如既往地可亲,当失去的爱人重回到我身边时,她甚至更加可亲。

他们夫妇二人一道前往涅尔琴斯克,在乌里克村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中停留了一个星期,沃尔孔斯基夫妇把他们当作共和主义者和爱国者同道之人而热情欢迎。他们走过了贝加尔湖结冰的湖面,于1842年10月抵达涅尔琴斯克。受过教育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和官员把米加尔斯基看作不幸的人,因此他没有被要求以士兵的身份工作,而是用亲戚寄给他的钱买了一个小房子和一些牲畜。阿尔宾娜又怀孕了,但她的体力日渐衰退。她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患上了结核病,现在把病传给了她的新生儿康拉德。肺结核在摧残着阿尔宾娜的身体,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她恳求米加尔斯基:“我亲爱的、敬爱的丈夫,你还年轻,所以不要束缚住自己,如果你遇到一个配得上你的人,就结婚吧!虽然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我让自己死后的嫉妒禁锢你的欲望和你的意志,那么我完全应当被谴责!”阿尔宾娜·米加尔斯卡死于1843年6月3日,年仅25岁。她的儿子比她多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米加尔斯基亲手掩埋了他们二人。

后人让米加尔斯基一家摆脱了在西伯利亚湮没无闻的状态,而尼古拉一世曾努力要将这群波兰暴动者投入这样湮没的状态。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令人窒息的审查环境中,只有伟大的词典编纂者弗拉基米尔·达尔在1846年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但措辞含糊。然而,尼古拉一世去世四年后,米加尔斯基——已是一名仅剩几年寿命的老人——终于开始在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朴素小屋里写作回忆录。他以以下几句话开头:“我亲爱的妻子在涅尔琴斯克死在我的怀中时,我决心要向世人讲述她的故事。我现在这样做,是热切地希望她的爱和忠诚……会成为波兰女性的榜样。”1863年,关于米加尔斯基的爱情、爱国主义和反抗的悲剧故事在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波兰城市利沃夫(俄国审查员管不到这里)出版,随后立即抓住了波兰同时代人的注意力。在俄国,在大改革时期较为宽松的审查环境中,西伯利亚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得以在1870年简要描述文岑蒂、阿尔宾娜和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他总是想着阿尔宾娜的墓碑,“波兰奴役史上真正的女英雄之一的安息之地”。西伯利亚的一个新形象是波兰的独立国地位的墓地,而阿尔宾娜在贝加尔湖以东遭遇的厄运巩固了这个新形象。

半个世纪后的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出版了一部关于米加尔斯基一家的生活的文学作品,米加尔斯基的故事才成为俄国文学中一段不朽的墓志铭。到那时,1905年革命已经令人们不再受审查制度的约束,托尔斯泰对专制政权的残忍性的强烈谴责,甚至以米加尔斯基在鄂木斯克见到性命堪忧的妻子时悲痛的呼喊作为标题,即《为什么》。托尔斯泰让俄罗斯帝国和欧洲各地都听到了文岑蒂、阿尔宾娜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当专制政权与在波兰和西部边疆地区的新一轮暴动展开斗争时,被埋在涅尔琴斯克多石土地上的一个波兰贵族女士和她死去的孩子的尸体会一直纠缠着这个政权。

在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二十五年后,文岑蒂·米加尔斯基终于在1859年9月到达了他挚爱的波兰。四年后他在威尔诺去世时,波兰王国再次陷入战火当中。波兰人接过了米加尔斯基及其同胞在1830年举起的起义火炬,再次努力争取脱离圣彼得堡,但这次尝试也是无望而不幸的。

并不是所有米加尔斯基在西伯利亚的同志都遭受了这种厄运。一些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波兰流放者能够利用家人给他们的物质和外交支援来改善自己在流放地的境况。对于许多波兰贵族来说,和之前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在矿山的工作具有一种敷衍的性质,劳动职责可以通过贿赂来规避。波兰的回忆录作者们记载了在涅尔琴斯克的气派住宅和一座拥有大约3000册波兰语书籍的图书馆。和十二月党人一样,这些波兰人也建立了一个公社,这个公社负责订阅报纸、收发信件(这些波兰人受到了与十二月党人相同的约束)以及向流放群体中较贫穷的成员分发物品。

但是,十二月党人和波兰流放者之间有着一些重要区别。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体验着某种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压迫性的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的感觉,那么这些波兰人只是经历了一种猛烈的文化混乱。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定居点的波兰人一边享受着相对的自由,一边也面对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但是这种分散性增加了他们迷失在陌生的西伯利亚农民文化当中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年轻单身汉来说。马克西莫夫注意到了这些波兰人与他们自己的“俄化”的斗争。在阿卡杜伊,维索茨基努力劝说他的同志不要“让波兰人和俄国人的血统混合”。为了和当地妇女结婚,这些波兰人不得不从天主教(他们的民族认同的宗教支柱)转向东正教(他们的征服者的宗教)。因此,与西伯利亚妇女结婚被视为一种“对祖国的背叛”。马克西莫夫指出,波兰流放者深切关注着“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的保持,关注着这种保持的所有极端和奇怪表现,甚至包括最微末的细节”。

这种对文化同化的抵制收效甚微。当起义者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0年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他遇到了许多在十一月起义后被流放的同胞。他们年轻,受过教育,大多没有什么直接的农业劳动经验,却奋力在西伯利亚严峻的气候中从事农耕:“这些可怜的人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家庭传统和过去,和自己的家乡断绝了来往,他们现在面临着悲惨的命运,迷失了方向。一些人娶了当地女孩,成了永远的西伯利亚人;其他人则不得不为农民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够在逆境中勇敢地坚守,保持着他们最初的、未腐化的特质。”

在西伯利亚各地,这些波兰人不断向当局请愿,表示他们是无辜的,并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自己位于伊尔库茨克城外的乌里克小村庄的有利位置,卢宁发现许多人的罪状从未得到证实:“不要只想着他们都是犯有革命罪行的人,甚至是煽动者……在我们的流放者当中,有许多人是被诱导着去参加暴动,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中,然后被抛弃了。”其他那些人只不过是鲁莽的年轻人。一位波兰贵族被认定“醉酒时向沙皇的画像吐口水,窃取了一名哥萨克人的手枪,唱反动歌曲,辱骂沙皇,张贴带有反叛性质的口号和诗歌”。他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服15年苦役。正如当局自己简要承认的,对一些人被指称的罪行的进一步调查显示出,“他们的过失并没有人们开始时认为的那么严重”。很多波兰人成功地让当局重新调查了自己的案件,随后他们之前的判决被推翻了。

尼古拉一世多次下令宽恕政治流放者,或者将其刑罚从服苦役减为“流放到定居点”,或者允许他们回家。这种君主的施恩是一种沙皇传统,也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力展现场景”之一。正如尼古拉一世饶过了十二月党人的性命一样,为了纪念王朝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他也会宽赦那些表现良好、有所悔改的政治犯。这种宽恕是专制父权制度的一种表现;它让沙皇既可以表现权力和仁慈,也可以在没有质疑国家的整个结构的前提下矫正政府政策。1841年,为了庆祝儿子亚历山大举行婚礼,尼古拉一世为在东西伯利亚的数十名流放者减刑,其中许多人是政治人物。然而,由于西伯利亚当局未能找到多名沙皇的仁慈的受益者,沙皇的专制式无限权力和仁慈无法妥善表现。1851年2月,在尼古拉一世即位二十五周年之际,他宽仁地下令让更多的人从服苦役转为释放到定居点。在尼古拉一世后来的统治时期,他又实施了几次释放。然而,这种表现沙皇的宽宏大量的做法揭示出了一种专注于官僚式形式主义的体系。1855年,沙皇下令,所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十年以上且有家庭的波兰人可以返回家乡。被流放到托木斯克省的波兰起义者米奇斯瓦夫·维祖科夫斯基起初不被允许返回华沙,因为陪他一起流放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去世,维祖科夫斯基现在是个鳏夫。在西西伯利亚总督古斯塔夫·加斯福尔德的亲自干预下,维祖科夫斯基才终于在一年后获准前往波兰。尽管被流放了数十年,并且受到文化同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当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在即位之际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时,只有27名波兰人选择留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想要离开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困窘,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尚未泯灭。

然而,这位新统治者的大赦并没有惠及所有人。1833年,15岁的波兰贵族希拉里乌斯·韦伯被认定曾参加过一个叛乱团体,这个团体杀死了四名俄国士兵,包括一名军官。他的地位和头衔被剥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韦伯在涅尔琴斯克矿山待了25年,但他被排除在1856年的大赦之外,而这次大赦让十二月党人纷纷返乡。因为在1841年,韦伯试图伪造一份官方文件,这是一种威胁到国家对流放者的控制的严重罪行,于是他被鞭打了16下。他的档案上的这个污点意味着他在西伯利亚“道德改进不足,悔改的程度令人怀疑”。因此,他不符合大赦的条件。

1858年韦伯从苦役中解放出来,被释放到定居点,第二年他请求沙皇赦免自己。第三厅的负责人、副官长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富有同情心。他指出,自1841年以来,韦伯“表现得无可指摘”。他在那一年犯下的罪行只是“对自己的穷困和境况做出的冲动反应”。韦伯最初在波兰王国犯罪时年仅15岁,“年少无知”。近二十年来,他过着朴实、勤勉的生活,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他已经过了多年一无所有的日子,承受着坚忍、服从和悔恨,所以他已经补偿了自己的罪行,他和他的家人应该摆脱这种厄运了。但是只有波兰王国的总督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有权把韦伯的请求呈递给沙皇,但戈尔恰科夫并没有被说服。韦伯的“罪过太大了”,他在西伯利亚的表现“不足以让他得到1856年的政府声明授予的赦免”。

一年后,韦伯再次请求赦免自己,这一次,只有有权势、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后来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一个人支持他。尽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曾参与镇压在1830—1831年起义的波兰人,但是他明显很喜欢韦伯。他指出,已经有许多罪犯得益于前几年的大赦,他们“与韦伯一样有罪,有些人像他一样在流放期间被控犯有更严重的罪行并被法院判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被判流放定居点,并没有像韦伯那样忍受多年“疲惫且无尽的”苦役。这位总督认为,韦伯“已经为自己的罪行赎罪,应该得到君主的怜悯”。韦伯和他的家人的处境“极为艰难,但是他广博和专业的知识以及他诚实、精力充沛、有创造力的工作对国家的企业……和当地人民非常有帮助”。自从两年前韦伯从刑罚定居点获释以来,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阿穆尔河的航运。他甚至同美国人进行了商谈,探讨在阿穆尔河上运营私人汽船运输的可能性。即使如此,如果他要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那么他需要重新获得原来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利,因为他不能作为一个流放定居者从事契约性生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认为,韦伯应该得到机会去“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诚实劳动为他自己和公众谋福利”。戈尔恰科夫“因为尊重”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便很快改变了决定,向首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圣彼得堡当局恢复了韦伯原来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利,并允许他在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居住,以便“他为该地区谋取利益”。当政府不得不在惩罚和殖民利益之间选择时,政府选择了后者。然而,政府不允许韦伯返回波兰。

对于那些确实得以返回波兰王国的人来说,回国是苦乐交加的事。在整个19世纪,返乡的流放者与他们此前被迫离开的社会之间出现了痛苦的脱节。走完了这段期盼已久、距离数千千米的旅程后,他们通常会发现,在一片已经继续向前、把他们遗留在后的土地上,他们陷入了困境、身无分文。1857年,十一月起义的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获准返回波兰。此后二十年,他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农场勉强度日,最后在贫困中死去。西伯利亚的生活远离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王国的快速变迁。这些前流放者在回家时不仅身体变老,思想也变老了,他们会像逝去时代的代表一样在他们先前生活的城镇与乡村中缓步走动。当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8年获得沙皇许可回到俄国欧洲部分时,他发现:

十五年的流放生涯从来没有真正结束。流放的踪迹总会保留下来。即使是那些判处我流放的人也不能将其抹去……我的家乡的生活在继续自然地进行下去。在十多年的放逐之后,流放又回来了。他在每个地方都能遇到熟悉的面孔,他在每个地方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仅此而已: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事情中,回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流放者仍然是流放者,因为曾经把他绑在自己国家的实际事务和商业事务上的金线已经断了……一种不确定的悲伤四处追逐着他。他的灵魂永远伤痕累累。

数千名波兰回归者在自己曾为之牺牲的土地上经历着同样静悄悄的疏离悲剧。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许多人被遗忘了,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1830年的起义者支配着欧洲的思想觉悟,刺激着波兰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想,破坏着俄国专制政权的名声。

生活在欧洲西部的波兰流放者把他们的剑换成了笔,将鼓舞人心的波兰形象塑造成一个殉难的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巴黎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堂内猛烈抨击了俄国专制主义。他的戏剧《先人祭》(1823—1832年)和史诗《波兰民族和波兰朝圣之书》(1832年)很快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并把波兰塑造成了“诸民族的基督”的形象: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波兰被瓜分期间,被邻国钉在十字架上;在1830年,因为对自由的崇高期望而被碾轧。在他灼痛的民族苦难图景中,在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者遭受的折磨位于中心舞台。自由已经被逐出波兰,但它会回来的:

最终,波兰说道:“任何来我这里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我就是自由。”

但是国王们听说后心中惧怕,说道:“我们把自由从世上逐走了;但是,它通过一个正直的民族而回来了,这个民族不顺从我们的偶像!来吧,让我们消灭这个民族……”

于是,他们迫害波兰民族,把它埋葬在坟墓里,国王们大喊:“我们已经杀死、掩埋了自由。”

但是……波兰民族并没有灭亡:它的身体躺在坟墓里,但它的灵魂已经从大地上下沉,也就是从公共生活中下沉,来到深渊,也就是来到在国内外遭受奴役的人民的个人生活中……

但是在第三天,这个灵魂将回到身体里,波兰民族将再次出现,并使所有的欧洲民族摆脱奴役。

密茨凯维奇在巴黎的同胞弗里德里克·肖邦将这位诗人的一些诗句谱写成了令人无法忘怀的叙事曲,这样一来,人们在欧洲各地可以通过钢琴听到对俄国暴政的控诉。

在这个关于民族殉难的新兴浪漫主义故事中,数千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成了一个苦行、友爱、虔敬的社区。由于受到密茨凯维奇诗歌的启发,波兰爱国者相信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同胞正在承担着整个民族的罪,因而正在获取整个民族的救赎。西伯利亚的荒野——对于19世纪30年代的波兰人来说,那里遥远得几乎难以想象——具有各各他的神圣:一个处决和属灵上重生的地方。

尼古拉一世无情镇压十一月起义和波兰流放者随后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影响在国外被放大了,因为这种影响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复兴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相一致。随着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恐惧消退,自由主义者再次开始攻击旧制度——在拿破仑失败之后,维也纳会议在1851年恢复了这一制度。因为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十二月党人在从赤塔跋涉至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途中曾用香槟和干杯庆祝这一事件)、比利时1830年革命和《1832年改革法案》成就的英国选举权扩大,这些复兴的进步活动达到了顶峰。人民主权论和由宪法支撑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通过像法国那样由国民投票产生的波拿巴还是通过英国和比利时那样的议会——今后将主导西欧。

在1830年以后的这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一个为了自由事业牺牲了自己最好的孩子的骑士民族的形象开始对当时的浪漫主义感情发挥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1831年,法国诗人卡齐米尔·弗朗索瓦·德拉维涅创作了标志性的诗歌《华沙舞曲》,卡罗尔·库尔宾斯基为其作曲,这首诗歌包括以下几句:

要么我们赢,要么我们准备好

用我们的尸体筑成一道屏障,

以减缓

那个想要用铁链束缚这个世界的巨人。

如果波兰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瓜分经历已经在英国和法国引起了同情,那么波兰爱国者戴着镣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荒野的景象则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当中都激起了愤怒。在巴黎,法国共和主义者儒勒·米什莱写下了《北方民主传说》,描述了爱好自由的波兰与俄国专制主义的斗争(1863年,在波兰起义再次爆发期间,米什莱以《殉难的波兰》为名重新出版了这部作品)。在匈牙利,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诗人米哈伊·弗洛斯马提和山陀尔·裴多菲曾为波兰的殉难写作颂诗。年轻的律师和反抗维也纳的匈牙利革命未来的领导人拉约什·科苏特宣称:“波兰人的事业就是欧洲的事业,我可以大胆地肯定,谁不尊重波兰人……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

如果说波兰是诸民族之中一个正直的牺牲者,那么俄罗斯帝国则是一个不光彩的刽子手。欧洲人曾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的俄国看作开明专制主义的前导、将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看作把各民族从拿破仑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崇高解放者,但是俄国的新形象却惊人地逆转了欧洲人之前对俄国专制政权的宽容印象。尼古拉一世流放十二月党人的举动表明,他在国内是一个报复心重的拥护君主政体者;他流放波兰起义者的举动让他的这个形象扩散至欧洲各地。这个专制政权现在看来不是一个保守主义平静壁垒,而是一个暴力反动的坚固堡垒。

没有人比屈斯蒂纳侯爵更具影响力或者说更尖刻地提出这个观点。屈斯蒂纳是一个法国人,他于1839年到访过俄国,后写过一部旅行见闻录,该书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屈斯蒂纳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的骇人控诉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本人是一名欧洲自由主义风潮的反对者。屈斯蒂纳来到俄国,以观察和赞美一个没有被侵袭欧洲旧制度的革命病菌毒害的国家的优点。然而,屈斯蒂纳怀旧的保守主义没有让他在俄国与波兰的战斗中站在俄国一边。屈斯蒂纳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情着战败的同一教派之人。19世纪30年代在巴黎,他有很多朋友是波兰流放者,甚至在他前往圣彼得堡前,他就曾受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句的影响。

屈斯蒂纳把俄国专制制度描绘成一种企图粉碎一个绝对属于欧洲的民族的东方专制主义。他写道,俄国把波兰的爱国子民驱逐到了亚洲大陆上被冰雪包裹的黑暗深处:

世界是否知道,此时此刻,亚洲的道路上再一次出现了被迫离开家、徒步走向坟墓的流放者,就像牛群离开牧场前往屠宰场?这种复苏归因于一场伪称的波兰阴谋,一群年轻的疯子的阴谋,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会是英雄;他们的努力是孤注一掷的,他们在我看来只是更加甘于奉献。我的心为流放者、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国家流血。当世上这片角落——骑士精神曾在这里盛行——的压迫者让鞑靼地方全都住着古代欧洲的子孙中最高贵、最勇敢的人,结果会是什么样?

屈斯蒂纳的游记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1843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后,这本书在三年内四次印刷,在布鲁塞尔甚至印刷次数更多。英语、丹麦语和德语译本随后出现,缩略版的小册子出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不用说,这本书在俄国被官方禁止)。这本书总共肯定卖了数十万册。虽然书中有不准确和言过其实之处,但是它成了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由一名外国人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对俄罗斯帝国的描述。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这本书在损毁俄国专制政权的声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屈斯蒂纳见到尼古拉一世时,他幻想着自己可以在宫廷的壮丽场景中看出一种黑暗的现实:

当我仔细思考这个与世人皆不同的大人物时,我幻想着他的头上有两副面孔,就像杰那斯一样,暴力、流放、压迫或者它们的同义词西伯利亚镌刻在了他没有向我们展示的那副面孔上。这个想法不断在我脑中萦绕,甚至是在我和他说话的时候。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正是俄国专制政权越来越常用来面对欧洲的面孔。1848年,尼古拉一世派他的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1863年,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用令欧洲大陆震惊的残酷镇压了波兰王国的第二次起义,又把数千名波兰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在俄国欧洲部分各个城市的繁华文化之外,西伯利亚已经成为专制权力的幽冥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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