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一心想的就是治愈精神疾病、享受WEIRD社会的生活，光是研究次规范的心理状态及WEIRD群体的心智，或许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虽然常有人批评规范心理学一看到偏离规范就认为是问题，但在20世纪，这让无数病患得到安慰，也让数百万人生活顺利、精神正常。

但到了第三个千年的开端，我们将会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自由人文主义被科技人文主义取代，而医学也越来越着重于让健康的人升级，而非治愈病人。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不仅仅满足于治愈精神问题，而是要让整个心智升级。我们的科技能力会逐渐打造新的意识状态，但我们对这块新领域还没有可用的地图。我们熟悉的只有WEIRD群体规范和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甚至连该前往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因此，目前心理学最热门的子领域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也就不意外了。20世纪90年代，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埃德·迪纳（Ed Dinner）、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Csikszentmihalyi）等权威专家认为，心理学除了研究心理疾病，还应该研究心理的积极力量。究竟为什么，我们对生病的心智了解如此清楚，对正常强健的心智却连一张科学的地图都没有？在过去20年间，积极心理学已经在优于规范（super-normative）的心理状态研究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但直到2016年，科学对于这片领域仍然可说是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盲目向前冲，一心想提升当下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的心智能力，却忽略甚至贬抑了其他心智能力。当然，这种现象自古皆然。几千年来，社会系统都会根据其需求来塑造或重塑人类的心智。智人原本的进化只是要成为一小群亲密社群里的成员，这种心智能力并不会让他们习惯于当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齿轮。但随着城市、王国和帝国兴起，社会系统培养了大规模合作所需的能力，但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技能和才华。

举例来说，远古人类可能常常会用到嗅觉。狩猎采集者能够靠着嗅觉，辨认出远处各种不同的动物、人类，甚至是情绪。恐惧的气味就和勇气不同。一个人害怕时所分泌出的化学物质，与他充满勇气时所分泌出的就是不一样。如果你与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坐在一起，而他们正在争执是否要和隔壁部落开战，你真的能够“闻出”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但因为嗅觉这种功能只有在成员少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所以等到智人组织成更大的团体时，嗅觉的社会价值也就一落千丈。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可就闻不出来。于是，人类的嗅觉能力遭到轻视，至于在几万年前可能用来处理气味的大脑区域，现在也可能被用到更急迫的任务上，比如阅读、数学和抽象推理。社会系统希望我们用神经元来解微分方程式，而不是用来闻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其他感官能够注意到感官感受的能力，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过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总是保持警惕。在森林里找蘑菇的时候，他们会仔细闻风的气味，专心观察地面。找到一个蘑菇之后，他们会仔细咀嚼蘑菇，感受最细微的味道差异，分辨这个蘑菇究竟适合食用还是有毒。到了今天的富裕社会，人类多半不需要如此敏锐。超市里就有上千种食物可供选择，食品安全都有卫生部门监督。但不管选的是意大利比萨还是泰国泡面，都可能是在电视前面狼吞虎咽，几乎不管这食物有何风味（正因为如此，食品加工商才要不断推出刺激的新口味，希望能够动摇一下我们的无动于衷）。

同样，由于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就算是住处离得很远的朋友，仍然很容易见到面。但就算真的碰到面，我们也不见得把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总是在看手机有没有新信息、脸谱网有没有新动态，觉得一定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发生在别的地方。现代人类已经患上“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总在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虽然手中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选了之后又很难全心全意对待。

除了嗅觉和注意力，人类也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许多文化认为，人类在梦中的所见所为，重要性并不亚于清醒时的所见所为，因此会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记住梦的能力，甚至是在梦中世界控制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够控制行动的梦称为“清醒梦”（lucid dreaming），清醒梦的专家据称可以在梦的世界自由活动，甚至前往更高的存在层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相反，现代世界认为做梦只是潜意识发出的信息，甚至不过就是心智产生的垃圾，于是做梦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重要，很少有人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不做梦，或是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

嗅觉、注意力和做梦的能力都不如以往，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贫瘠灰暗？或许会。但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来，这都是值得的。老板会希望你常常检查电子邮件，而不是常常闻花或做白日梦。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未来要将人类的心智升级时，反映的也可能是政治的需求、市场的力量。

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的“专注头盔”，就是要帮助人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加速决策过程。但这也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同理心，让他们忽视心中的种种怀疑和内部冲突。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指出，抑郁的人常常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想法、同情他们的恐惧和疑虑。假设现在你的工作出现危机，新老板不喜欢你的想法，坚持要你乖乖听话就好。过了特别不顺的一天后，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朋友。但朋友正在忙，腾不出什么时间和精力，于是打断了你讲到一半儿的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好，我知道了。遇到这个情况，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辞职，或是留下来听老板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辞职。”但这大概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会比较有耐心，不会急着找出解决方案，而是会聆听你的忧虑，给你时间和空间，好让种种矛盾的情绪和折磨人的焦虑一一浮现。

专注头盔，就像是那个不耐烦的朋友。确实，有些时候（例如在战场上）我们需要迅速下定决心，但生命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使用头盔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最后就会像失去了嗅觉、做梦和注意的能力一般，失去容忍各种疑惑和矛盾的能力。社会系统喜欢我们下定决心，而不是心存怀疑，所以整个系统也可能会推动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比起拥有怀疑和矛盾的社会，如果一切都要求明快坚决，生活反而可能变得更贫瘠肤浅。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心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几乎完全不知道心理的完整频谱是什么，再加上政府、军队和企业各怀鬼胎，灾难简直不可避免。有可能到头来，我们成功地让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心智。确实，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对系统来说，降级后的人类反而更有利，原因不是这种人拥有什么卓越的特点，而是这种人少了一些可能拖慢系统、造成困扰的人类特质。农民都知道，羊群里面最聪明的那只常常会惹出最大的麻烦，所以农业革命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动物的心理能力。而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一样的效果，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但几乎不会去注意其他事，不会做梦，也不会怀疑。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