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关于文学奖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作者:村上春树

我想谈一谈文学奖这东西。首先以芥川龙之介奖(芥川奖)为具体案例来谈一谈。这是个鲜活的例子,并且涉及较为直接、非常微妙的话题,所以也有难言之处,然而不忌惮误会,在这里稍稍讲上几句或许更好。谈论芥川奖,与泛泛地谈论文学奖或许有相通之处。而谈论文学奖,或许就等于谈论现代语境中文学的一个侧面。

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艺杂志的卷末专栏写到了芥川奖,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芥川奖这东西大概是相当有魔力的。因为有落选后会大吵大闹的作家,所以其声名益发响彻云霄。又因为有村上春树这样落选后对文坛避而远之的作家,所以其权威性益发明显。”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

我的确在许久以前两次入围芥川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两次都没有获奖,而且也确实一直在相对远离文坛的地方做着自己的事。然而,我和文坛保持距离,并非是未曾获得(或许该说未能获得)芥川奖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对涉足那种场所一无所知又了无兴趣。在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可谓是)随意瞎找因果关系,未免叫我困惑。

看到人家这么一写,世间没准就有人老老实实地信以为真:“哦?原来村上春树是因为没得到芥川奖,才远离文坛去混日子呀?”只怕一不留神,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世间公论。我原以为将推理与结论分开使用是写文章的基本原则,难道并非如此吗?呃呃,虽然我的所作所为还是那副老样子,可从前被说成“受到文坛的冷落”,如今却被说成“对文坛避而远之”,或许应当额手称庆才是。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原因之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当作家”。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写了部小说,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奖。所以文坛是怎么一回事,文学奖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

而且那时我还有“正业”,日常生活总而言之忙得够呛,处理一件件非处理不可的事务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就算长了三头六臂都不够用,哪里还有闲心去纠缠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上职业作家之后,虽然不再那般忙碌了,可是心里一寻思,这是又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去运动,拜其所赐,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因而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黄金街。我绝不是对文坛和黄金街心怀反感,只是碰巧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与这些场所创建关系、前去造访,仅此而已。

至于芥川奖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权威”,我也一无所知。而且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类事情。迄今为止有谁得过这个奖,又有谁没得到这个奖,我也毫不知情。从前就没什么兴趣,现在也差不多一样(或者说越来越)兴味索然。就算像那个专栏作者说的,芥川奖是有魔力的东西,至少那魔力并未波及我身畔。大概是在半道上迷了路,没能挣扎着走到我身边吧。

我凭借《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芥川奖提名。不过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希望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话),当时却觉得拿不拿奖都无所谓。

《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兴。我可以广而告之,向世界断言,那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个奖是我成为作家的入场券。有没有入场券,情况可大不相同。因为眼前那扇大门豁然洞开,而我还以为,只要有那么一张入场券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芥川奖如何如何,我那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

还有一点,对于最初这两部作品,我自己也感觉不太满意。写这些作品时,我觉得本来拥有的实力只发挥出了两三成。毕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写东西,小说这玩意儿该如何写为好,基本技术我还不太明白。如今想来,“只发挥出两三成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一种亮点。不过一归一二归二,从作者角度来看,作品的质量还有不少地方让我难以满意。

所以,当入场券还可以,但凭着这样的水准,继《群像》新人奖之后居然连芥川奖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会肩负起过重的负担。在这个阶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不是有点“过头”吗?说得平实点,就是:“咦,连这玩意儿都可以?”

多花些时间的话,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这个念头或许相当傲慢。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但允许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傲气都没有,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

《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都被媒体宣传成芥川奖“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获奖,然而基于前述理由,错失芥川奖反倒让我松了一口气。而让我落选的评委们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嗯,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至少没有怀恨之心,也不曾想过与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

当时,我在东京经营一家类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里上班,假如得了奖、受到世人瞩目,只怕周遭就将哗然一片,令人心烦。这也是一桩心病。毕竟是做服务业的,纵然是心里不想见的人,可来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见——话虽如此,其实也有几次实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见。

记得两度获得提名,又两度落选之后,身边的编辑都对我说:“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从今往后大概不会再被提名了吧。”我心里还在想:“功德圆满?这个词有点怪怪的啊。”芥川奖基本是颁给新人的奖项,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据某家文艺杂志的专栏说,还有作家曾六次获得提名,而我两次就功德圆满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清楚原委,总之那时候文坛和业界好像达成了“村上已然功德圆满”的共识。大概是惯例使然吧。

然而虽说是“功德圆满”,我也没感觉特别失望,反倒心情舒畅起来,或者说安心感更强烈一些:对芥川奖再也不用多想了。得奖也罢不得奖也罢,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但记得每次获得提名后,随着评审会临近,周围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种气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烦意乱。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还夹杂着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对方(至少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么说是出于好意,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煳其词,搪塞了事。就算我说“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只怕也不会有人照单全收,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

NHK也很烦人,还在提名阶段,就打来电话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奖,请第二天早晨来上电视节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么电视(因为我生性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回答说:不行,我不去。可他们总也不肯退让,反而怪我为何不上电视,生我的气。每次获得提名后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烦难耐。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不是吗?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可能有些许误差),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好像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

假如我得了芥川奖,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既然如此,我没获得芥川奖一事为什么非要特地做成一本书不可呢?老实说,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没得到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

这话一说出口,没准会惹出是非来:芥川奖无非是文艺春秋这家出版社评选的一个奖项。文艺春秋把它当作一项商业活动在运营——即便不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可要说完全没有商业运作成分,那就是撒谎了。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长期以小说家为业的人,如果允许我根据真实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阶段的作家所写的东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脱颖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么一回吧。就算把标准稍微降低一些,也是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选两回,就免不了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当然,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奖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一种勉励,或者说一种祝贺仪式,放宽准入条件并非坏事),不过客观来看,我不由得会想:这样的水准恐怕还不足以每次都让媒体倾巢出动,炒作成社会事件。其间的失衡就有些怪异了。

然而这么说的话,势必有人要想:岂止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其实“又有多少实质性价值呢”?这么一来,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不是吗?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一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写到了这个小插曲。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想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感触,另一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的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触。只要有了这两种切切实实的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么奖不奖的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说到底,这种东西无非是社会或文坛以一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追认罢了。

然而许多时候,世上的人们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问到这个),我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番说辞。多数场合都惨遭无视。

仔细一想,这的确是又现实又无聊乏味的答案,听上去就像彬彬有礼的“官方发言”。我自己也时常这么想。至少不是那类让媒体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说法。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说,所以也无可奈何。不管问多少遍,我都会重复相同的说辞。当一个读者付出一千几百日元,甚至几千日元买一本书时,他绝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只有一个坦率的想法:“我要读这本书!”或者说只是抱着一腔期待。这样的读者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珍贵。与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进行具体的比较吧。

本来不必重新强调这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还记得两年前的芥川奖获奖作品的人,还记得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会太多。你自己记不记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优秀,经历了适当的时间磨炼之后,人们就会永远把它留存在记忆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吗),究竟又有谁会介意这种事情呢?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是否因为没获得芥川奖而遭受过损失?我左思右想,却连一个稍微沾点边的例子也想不出来。那么,有没有享受过好处?这个嘛,因为没拿到芥川奖而享受好处的情况好像也不曾有。

唯独一点,对自己的姓名旁边没有注上“芥川奖作家”的头衔,我稍稍有些喜悦。说到底不过是遐想——逐一在自己姓名旁边注上这种头衔的话,会让人觉得好像在暗示“你无非是借芥川奖的光才能混到今天”,只怕多少有些心烦。如今我没有任何像样的头衔,因而无拘无束,或者说无牵无挂。只是村上春树(而已)。这相当不坏。至少对我本人来说,不算那么糟糕。

不过,这并非因为对芥川奖心怀反感(好像有点老话重提,我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念头),而是对我归根结底是以这种“个人资格”从事写作、活到今天稍稍感到自豪。兴许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

这可能是个大致的推测,习惯手不释卷地阅读文学书的读者,我估计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这是堪称核心读者的百分之五。近来人们常常谈论所谓的“告别图书”“远离铅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确有此事。不过,纵使这百分之五的人被上头强令“不准读书”,他们恐怕也会以某种形式继续阅读。即便不像雷·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度》里描写的那样,大家为逃避镇压躲进森林,在一起互相背书给对方听……大概也会偷偷地躲在某处继续看书吧。不用说,我也是其中一员。

一旦养成读书的习惯——大多是年轻时养成的——就很难轻而易举地放弃阅读。不管手边有YouTube还是3D电子游戏,只要一有空(甚或没有空)就会捧卷阅读。而且,世上每二十个人当中只要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我就不会过于忧心书籍与小说的未来。至于电子书如何如何,眼下我也不是特别担心。纸张也好画面也好(或者像《华氏451度》那样的口头传承也好),媒介和形态怎样都无所谓,只要喜欢书的人好好地读书,就足够了。

令我忧心忡忡的,唯有“我能为这些人提供怎样的作品”这一件事。除此之外的事物,说到底不过是边缘性的现象。要知道,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约莫六百万人的规模。有偌大一个市场,身为作家好歹能混口饭吃吧?不单单是日本,再将目光投向全世界,读者人数当然还会增加。

只不过说到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这些人日常生活中接触文学的机会大约不太多,或许今后还将日益减少。所谓“远离铅字”的现象可能会愈演愈烈。尽管如此,恐怕眼下(这同样是大致的推测)至少有半数的人,对社会文化现象或知性娱乐方面的文字有相应的兴趣,一有机会就想翻开书看看。该说是文学的潜在受众吧,以选举用语来说就是“浮动票”。因此,需要一些专门为这样的人设立的窗口,或者类似展示厅的东西。而(一直以来)作为那窗口或展示厅发挥作用的,或许就是芥川奖了。以葡萄酒来说就好比是博若莱新酒,以音乐来说就好比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赛跑来说就好比是箱根驿传。当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不过话题一旦扩展到诺贝尔文学奖,事情就稍稍有些麻烦了。

有生以来,我一次都没当过文学奖的评审委员。倒不是没受到过邀请,只是每一次我都谢绝了:“十分抱歉,我当不好。”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格担任文学奖的评审委员。

要问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过于个人的人。我这个人有自身固有的视角,还有赋予其形态的固有程序。为了维持这程序,从生活方式来说,有些地方就不得不变得个人一点。若非如此,就无法顺畅地写出东西来。

然而,这毕竟只是我自己的尺度,尽管适合自己,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套用在别人身上。我绝不是要“除了自己的做法,其他的统统排除”(这世上当然还有许多做法大相径庭,却令我心怀敬意),但其中也有“和我怎么都无法相容”或者“这个简直无法理解”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只能沿着自己这条轴线去观察和评价事物。往好里说是个人主义,换个说法就是自我中心、任性妄为。于是,当我祭出这种自说自话的轴线和尺度,以它为准去评价别人的作品,那么被评价的一方只怕会受不了。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然稳固的作家倒也罢了,如果是出道不久的新人作家,要由我这充满偏颇的世界观去左右他的命运,这种事情就太恐怖了点,我做不来。

话虽如此,如果有人指责说,这种态度岂不等于放弃作家的社会责任?呃,也许是一语中的。就说我自己,也正是通过“群像新人文学奖”这个窗口,领取了一张入场券,开始了作家生涯。假如没有获得这个奖项,我很可能就成不了小说家。没准心想“算啦算啦”,从此以后再也不写小说了。那么,我岂不是也有义务向年轻一代提供同样的服务?就算世界观多少有些偏颇,不是也应该努力培养最低限度的客观性,“这下该由你来为后辈们发入场券啦”,把机会送到他们手中?这也言之有理。未能如此努力,或许全应归罪于我的怠慢。

不过,也拜托诸位想一想,作家最重大的义务就是为读者不断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我也算是个现役作家,换言之就是一个“发展中作家”。眼下自己在干些什么?今后又该干些什么?对于这些,我是一个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学这个战场的最前线,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的人。在那里九死一生,仍旧奋勇前行,这就是我被赋予的任务。以客观的眼光审视和评价别人的作品,肩负起责任进行推荐或淘汰,并不在我目前的工作范围之内。倘若认真去做——当然,既已动手做了,就只能认真去做——势必需要不少时间与精力,便意味着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时间要被剥夺。说实话,我没有那样的余裕。也许有人能两全其美,可我仅仅是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手忙脚乱了。

这种想法岂不是利己主义吗?当然,相当自私自利。没有反驳的余地,我心甘情愿接受批判。

然而另一方面,我从来没听说过出版社苦于找不齐文学奖评委的事。至少没见过由于找不到评委,文学奖便在一片惋惜声中被迫废止。非但如此,世上的文学奖貌似还在不断地增加。我甚至觉得,在日本,好像每天都有一项文学奖颁给了某人。因此,就算我不去当评委,好像也不会导致“入场券”发行减少,引发社会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假定我批判了某人的作品(提名作),结果人家反问道:“那么,你自己的作品又怎么样呢?你有资格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吗?”我势将无言以对。因为人家言之在理嘛。可能的话,我希望别遭遇这种尴尬场面。

虽然如此(我想把话先说清楚),我丝毫没有对担任文学奖评委的现役作家(说起来大家还是同行)评头论足的想法。肯定有些人能一面虔诚地追寻创作目标,一面以足够的客观性评价新人的作品。这些人大概能巧妙地来回切换脑袋里的开关。再者,的确也需要有人来承担这样的角色。我对这样的人心怀敬畏和感谢之情,但遗憾的是,看来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我这个人想问题作判断会花很长时间,常常花了时间还照旧判断失误。

关于文学奖这东西,不论是怎样的奖项,从前我一直都不太谈论它们。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得不得奖基本是与内容无关的问题,但在社会上又是相当刺激的话题。正如一开始说过的,我在文艺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芥川奖的小文章,忽然想到,差不多水到渠成,该就文学奖谈一谈一家之言了。倘若不这么做,就可能遭受莫名其妙的误解,而且不反驳纠正一下,这些误解还大有作为“见解”而变成定论之虞。

不过要对这类事情(呃,该说是腥气重吗)口无遮拦直言不讳,其实很不容易。弄不好越是实话实说,听上去越像说谎,或者是显得盛气凌人。投出去的石头说不定会以更强劲的势头反弹回来。尽管如此,我觉得实话实说仍然是上策。这世上肯定有某个角落,存在着能完全领会我想表达的意思的人。

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对作家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个人资格”。说到底,奖项应该承担起从侧面支撑这一资格的使命,它既不是作家笔耕多年的成果,也不是报偿,当然更不是结论。如果某个奖项能以某种形式强化这资格,对作家来说就是“好奖”;如果不是这样,或者反而成为障碍或麻烦,那么非常遗憾,它就不能说是“好奖”了。这么一来,艾格林便会把奖章随手扔掉,而钱德勒恐怕要拒绝斯德哥尔摩之行——当然,真的置身于这种境地,他们又将如何行动,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就像这样,奖的价值因人而异,各有不同。其中有个人的立场、个人的事由,也有个人的想法和活法,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关于文学奖,我想说的也就是这些而已。无法一概而论。所以,也不希望一概而论。

呃,我在这里高谈阔论,事态想来也不会有所改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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