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奇对米娅的崇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每天放学后，她再也没有与世隔绝般的独自待在屋里练琴，而是直接步行一英里半，来到温斯洛路的出租屋，任凭米娅使唤。她会看着米娅的演示，学习如何取景和冲洗照片。与之相反，此时的珀尔会在穆迪的陪同下前往理查德森家，在阳光房中和伊奇的哥哥姐姐度过下午时光。珀尔在内心深处是感谢伊奇的，因为她转移了米娅的注意力，让米娅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束女儿。过去的这么多年，都是她和米娅四目相对，但现在她可以躺在理查德森家的大沙发上享受人生，五点钟一到，伊奇会跳进“兔子”小型车的副驾驶座，让米娅载她回家。米娅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做晚饭（同时竖起耳朵听着隔壁房间那四个孩子的动静）时，伊奇会趴在柜台的另一头陪她。只有当米娅开车回家——这时坐在副驾驶座的是珀尔——以后，伊奇才会来到沙发旁，和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有人迷上米娅了哦。”莱克西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地说，伊奇翻了个白眼，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迷上”这个词或许用得非常准确，因为伊奇把米娅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凡事必然征求她的意见。除了学习摄影方面的基础知识，她也在吸收米娅的审美观，甚至被米娅的敏感所影响。她问米娅如何知道该把哪些影像组合在一起，米娅摇着头回答：“我也不知道，我是凭直觉判断的。”她又朝桌上的美工刀和切割好的照片扬扬手：一排汽车从洛瑞恩-卡耐基大桥上开过，桥墩被两尊巨大的雕像代替，汽车也被米娅仔细地抠了下来，只留空白的剪影。“我没有预先计划，是即兴创作的，”她拿起美工刀，“所以总会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妈就喜欢计划，她无论做什么都喜欢先制订方案。”

“我敢肯定，这样做可以让她感觉良好。”

“她讨厌我。”

“噢，伊奇，我也敢肯定，这不是真的。”

“不，她就是讨厌我，所以她才喜欢挑我的刺，不去找别人麻烦。”

自从为理查德森家工作以来，米娅就注意到了伊奇与家人之间的怪异关系，尤其是她和她母亲的关系。老实说，理查德森太太确实对伊奇更苛刻：总是责备她，动不动就不耐烦，对伊奇的缺点和失误更加难以容忍，似乎在用一套比其他孩子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她，甚至忽视她的成功，放大她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伊奇会更加激烈地反抗母亲，以更加孩子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伊奇，”米娅说，“告诉你一个秘密，许多时候，父母并不善于看到孩子的长处，而你有许多奇妙的优点。”她轻轻捏了捏伊奇的手肘，把桌上的垃圾扫进废纸篓，伊奇顿时眉开眼笑。那些日子里，每当只有她们两个人的时候，伊奇都会很容易地把米娅当成她的母亲，假装走廊尽头的那间卧室是她的，夜幕降临之后，她会心安理得地进去睡觉，早晨从容不迫地醒来。而那个远在一英里半之外和她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看电视的珀尔则根本不存在，她伊奇才是米娅唯一的女儿。晚上回到家——穆迪的房间里响起爵士乐，莱克西房间传出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哀号，崔普的立体声录音机发出令人震惊的低音，伊奇会想象自己待在温斯洛路的房子里，躺在珀尔的床上读书或者写诗，米娅则在起居室忙到很晚。她还给这段想象附加了许多虚幻的前因后果：多年前，她和珀尔出生后被人抱错了，结果她成了理查德森家的孩子，而其实她是米娅的女儿，所以理查德森家的人才不理解她，觉得她是异类，现在她和自己真正的母亲米娅团聚了。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想象中的米娅这样对她说。

理查德森家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伊奇的转变，她的心情似乎大有改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算是高兴的。”莱克西有天告诉米娅。伊奇对米娅的崇拜同样丝毫不打折扣，她会毫不犹豫地为米娅做任何事，而且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件米娅可能很想做到的事。

十一月中旬，珀尔、穆迪还有和他们一起上现代欧洲历史课的同学去艺术博物馆参观绘画。带学生们参观的讲解员是个瘦老头，仿佛身上所有的脂肪都通过他噘起的嘴巴被吸管抽干了一样，他不喜欢高中生来参观——青少年不愿意听讲，他们只对性和荷尔蒙感兴趣。但他只打算带他们去看韦拉斯克斯的人物画和卡拉瓦乔的静物，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裸体，他想。于是，老讲解员领着学生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意大利展馆，主厅的墙上挂着壁毯，玻璃柜里陈列着成套的盔甲。

不出所料，真正关注艺术的学生很少。安迪·肯恩时不时地在杰西卡·克雷曼的肩胛骨之间戳两下，戳完后就假装不是他干的。克莱顿·布茨和戴维·西恩讨论起了即将到来的橄榄球赛，珍妮·李维和坦妮莎·麦克多维尔故意对杰森·格雷厄姆和但丁·萨缪尔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正在比较几幅裸体画上的大胸（讲解员徒劳地催促他们快走）。连热爱艺术的穆迪也在看着珀尔，祈愿（绝非第一次）自己是个摄影师，这样就能把光线透过展厅天花板上的磨砂玻璃照射在珀尔仰起的脸庞上的样子抓拍下来了。

至于珀尔本人，虽然尽力想把心思集中在听老头讲解上，却不由自主地走神了，无意间跨进了隔壁的展厅，这里正举行以“圣母子”为主题的特别展览。穆迪在房间对面尽职尽责地记录卡拉瓦乔的作品介绍，回头时恰好看到珀尔走了出去，而且过了三五分钟都没回来，他把铅笔往本子里一夹，也去了隔壁。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墙上只有十几幅画作，表现的全部是幼年的耶稣坐在玛利亚的腿上。有些中世纪的作品镶着镀金框，大小和珠宝盒差不多，有的是对文艺复兴雕像的粗略铅笔素描，有的则是尺寸较大的巨幅油画，还有一张后现代风格的摄影拼贴，所用的照片全部来自名人八卦杂志：圣母的头来自朱莉娅·罗伯茨，耶稣的头是布拉德·皮特。但真正让珀尔震惊地愣在原地的，是一张8英寸×10英寸、极为简单的黑白照片：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怀中的新生儿，露出灿烂的笑容。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正是米娅。

“可这怎么——”穆迪开口道。

“我不知道。”

他们无言地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一向务实的穆迪开始收集信息：旁边的卡片上显示，这幅作品叫作“圣母子1号”（1982），创作者名叫波琳·霍桑。他打开笔记本，在卡拉瓦乔的作品简介下面草草记下这些内容。卡片上没有策展人评论，只有一条备注：照片是从洛杉矶的埃尔斯沃思画廊借来参展的。

珀尔却更专注于照片本身。她母亲在里面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点儿，也瘦一点儿，但身量和现在一样柔弱，一样的高颧骨、尖下巴。眼睛下方有个小小的痣，左眉弓上的白色疤痕好像一条白线，手臂细长，像一只弱不禁风的小鸟，但珀尔知道，她母亲的力气比她见过的许多女人都大。照片里的米娅发型也和现在一样：漫不经心地在头顶挽了个发髻。她整个人都散发着无尽的美感，好像温暖耀目的阳光，眼睛并没有望向镜头，目光完全被怀中的婴儿吸引。她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珀尔想，她非常肯定那个婴儿就是自己，难道除了她之外，她母亲还会抱着别的小孩？虽然她没见过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但她认出这张照片上的孩子就是自己，鼻梁、眼角、紧紧攥起来的拳头……都是她的，直到现在，在全神贯注的时候，她还有攥紧拳头的习惯。可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母亲坐的那张呈现灰色的沙发，实际上可能是棕色的，抑或是淡蓝甚至浅黄色。她身后的窗户外面有几座轮廓模糊的高大建筑物，拍下这张照片的人就在几英尺之外，也许坐在沙发旁的一张扶手椅上，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沃伦小姐，”雅各比太太在他们身后叫道，“理查德森先生。”珀尔和穆迪猛地转过身去，脸一下子红了，“你们准备好继续参观了吗？同学们都在等着呢。”

果然，学生们都站在展厅外面，手里的本子也都合起来了，穆迪和珀尔走出去的时候，大家对着他俩哄笑起来。

回程的巴士上，同学们开始拿穆迪和珀尔开玩笑，猜测他们当时在做什么。穆迪的脸红得发紫，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假装没听见。珀尔望着窗外，一言不发，巴士开进学校的停车场，学生们鱼贯而出，她才对穆迪说：“我想回去。”

于是，下午放学后，两人说服了莱克西开车送他们回艺术博物馆，因为除了开车过去，没有更好的交通方式可选。听说了米娅和照片的事，伊奇也非要跟着过去，他们只好带上这个小尾巴。成功说服了莱克西的穆迪并没有告诉她他们想看什么，所以，当他们踏进那个展厅时，莱克西惊得下巴都掉了。

“哇哦，”她说，“珀尔，那是你妈妈。”

四个人围着照片研究起来：莱克西站在展厅正中，似乎打算确定最佳观赏距离；穆迪的鼻尖都快贴到了照片上，仿佛能从像素之间窥探出照片背后的秘密；珀尔只知道呆呆地盯着它瞧；伊奇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定定地看着照片里的米娅。镜头中的米娅就像晴空中的一轮满月，洒下华美的银光。“圣母子1号”，伊奇读着卡片上的字，有那么一瞬间，她把照片上的婴儿想象成了自己。

“真是太疯狂了，”莱克西终于说，“上帝啊，真是太疯狂了。你妈妈为什么会出现在艺术博物馆的照片上？她难道是个隐居起来的名人？”

“照片里的人物通常没名气，”穆迪插嘴道，“拍照片的人才有名。”

“也许她是某位著名艺术家的灵感源泉，比如帕蒂·史密斯和罗伯特·梅普勒索普，或者埃迪·塞奇威克和安迪·沃霍尔。”去年夏天，莱克西选修过博物馆开设的艺术史课程，她想了想，又说：“哈，我们还是问问她吧，让她自己说。”

一回到理查德森家，他们就涌进厨房里，米娅刚刚腌好晚餐要吃的鸡。

“你们去哪儿了？”见到孩子们进来，她问，“我五点钟过来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去了艺术博物馆。”珀尔说。然后她犹豫了，因为不知怎么，她隐约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她感觉自己就像踩在了一级摇摇欲坠的楼梯上，心中充满了脚下的木板即将掉下去的预感。她迟疑地看了看围在自己旁边的穆迪、伊奇和莱克西，三个人红着脸，大睁着眼睛直视着她母亲。

莱克西拿胳膊肘顶了顶她的后背：“问她呀。”

“问我什么？”米娅把鸡放进砂锅，走到水池边洗手，珀尔像要进行高台跳水一样，咬了咬牙，把心一横。

“那里有你的一张照片，”她脱口而出，“在艺术博物馆，你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婴儿。”

背对着他们的米娅看起来并无异样，从容自若地在水龙头下冲洗双手，但四个孩子都看到了：在听到珀尔说话的那个短暂的瞬间，她的身体变得有点儿僵，像被一根线突然拉紧了一样，但随即便放松下来。米娅没有转身，继续擦洗指缝间的污渍。

“我的一张照片，珀尔？在艺术博物馆？”她说，“你看到的那个人只是长得像我而已吧。”

“就是你，”莱克西说，“绝对是你。眼睛下面也有一颗小痣，眉毛上有道疤，和你一模一样。”

米娅抬手揉了揉眉毛，似乎早已忘记了那条疤的存在，一滴肥皂水从她的太阳穴上流下来。她冲干净手，关掉水龙头。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她转过身来，迅速把手擦干。珀尔懊悔地发现，她母亲的表情突然变得严厉而疏离，就像一扇始终打开的门突然关闭那样，那一刻，米娅看上去根本不像她的母亲。“你们知道吗？摄影师总是不停地寻找模特，许多艺术系的学生都会给他们当模特。”

“可你应该记得这张照片的吧。”莱克西不死心地说，“你在一个漂亮的公寓里，坐在沙发上，珀尔在你腿上，摄影师叫——”她转向穆迪，“她叫什么来着？”

“霍桑。波琳·霍桑。”

“波琳·霍桑，”莱克西重复道，好像米娅听不到穆迪说话似的，“你一定记得她的。”

米娅轻轻抖了抖洗碗巾。“莱克西，我真的不记得过去做过的那些奇怪工作了，”她说，“你知道吗？手头紧的时候，为了赚钱，你会愿意尝试很多工作，我猜，你可能想象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转过身去，把洗碗巾挂起来晾干，珀尔已经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她永远不应该问她母亲刚才的问题，尤其还是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对着花岗岩台面、不锈钢冰箱和意大利赤陶墙砖，当着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的面问她。他们穿着招摇的乐斯菲斯夹克，其中的那个莱克西手上还晃着福特“探险者”的车钥匙。假如她能更加耐心一些，等自己和母亲回到温斯洛路的小屋，走进那间昏暗的小厨房，在那两把不配套的破椅子上坐下之后再问，米娅或许会告诉她答案。她已经看到自己错在何处：她提出的问题十分私密，应该是母女之间的秘密，不能让理查德森家的人知道，所以，她犯了规，打破了禁忌。看着母亲僵硬的下巴和冷漠的眼神，她知道绝对不能再问更多的问题了。

莱克西却对米娅的解释感到满意。“真是挺具讽刺意味的，不是吗？”孩子们离开厨房时，她说。珀尔很想告诉她，“讽刺”这个词不能这么用，想想还是忍住了，现在她只希望这件事快点过去。开车回家的路上和当晚余下的时间，她母亲一反往常地沉默，珀尔懊悔不迭，暗暗责备自己不该提那个蠢问题。珀尔始终很在乎钱——以她们家的情况，又怎么会不在乎？但她从来没想到，母亲刚生下她就需要靠做模特赚钱了，她非常想知道，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为了养活她们俩，米娅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以前，每天晚上睡觉前，米娅都会给她一个晚安吻，然而那天晚上没有晚安吻，她母亲待在起居室，坐在灯光下静静地发呆，不知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珀尔走进厨房，看到米娅在里面如同往常一样烤面包，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珀尔尽可能地把心中的疑问抛到脑后，决心再也不乱说话——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点茶吗？”她问。

可伊奇却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无疑问，那张照片里藏着米娅的一些秘密，她决定要弄清楚这个未解之谜。作为低年级生，她没有自由活动时间，但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图书馆搞调查。她在索引卡里寻找波琳·霍桑这个人名，发现了几本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个霍桑显然是个名人。“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一本书中这样称呼她；另一本书叫她“辛迪·谢尔曼成为辛迪·谢尔曼之前的辛迪·谢尔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谁是辛迪·谢尔曼，研究了她的许多摄影作品，结果差点儿上课迟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波琳·霍桑为我和其他女性摄影师铺平了道路。”辛迪·谢尔曼说。波琳·霍桑的作品里面，伊奇最喜欢的一张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她女儿荡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秋千荡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紧抓着秋千上的铁链，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担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来。照片让她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她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艺术品。

她梳理了与波琳·霍桑有关的索引卡条目，总结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于新泽西，毕业于加顿州立学院，1970年，其作品在纽约首次参展，1972年举行第一次个人作品专门展览。她的摄影作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抢手货，百科全书条目中收录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个苗条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银色短发，看上去像个数学老师。

伊奇还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于脑癌。她占据了图书馆两台电脑中的一台，等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输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盖蒂图片社有一张，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张，还有几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此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她又查阅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发现几本摄影书和几篇关于微缩胶片的文章，不过再没有添加新内容。也许像米娅说的那样，她真的只是个临时模特，碰巧为波琳·霍桑摆过一次造型。然而伊奇并不满意这个结论，她认为这样的巧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信息来源：她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记者，至少在名义上是。诚然，她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闻，但合格的记者具有求证事实的才能，而且拥有人脉，有办法调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从很小的时候起，伊奇就表现出极为独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顽固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拒绝寻求帮助，为了这张照片，她竟然会找母亲帮忙，可见她是多么想要解开这个谜题。

“妈妈，”一天晚上，调查多日却毫无进展的伊奇对母亲说，“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经心地（她只对小女儿这样）听伊奇讲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赶死线，需要尽快完成西克尔高地自然博物馆植物展会的报道。

“伊奇，这张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尔的母亲，也许是某个长得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坚持道，“珀尔认出那是她母亲，我也觉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张照片呢？给博物馆打个电话什么的，看看能找到什么信息，求你了。”伊奇从来都不擅长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变相的撒谎——但她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记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让步了。“好吧，”她说，“我来试试看，但是，你得等我赶完死线，我明天就得把这篇报道交上去。”

“也许结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补充道。而这时候伊奇已经手舞足蹈地回房间去了，那股兴奋劲怎么也压抑不住。

如同手指轻戳旧伤口，伊奇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记者嘛——触动了她母亲的职业自尊，做记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题为“我的职业梦想”的演讲中，她说：“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披露公众有权知晓的真相与信息，为后人提供当下历史的记录，从而让未来的世代了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提高我们的绩效。”自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总是忙于帮助别人，包括为学校筹款、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而且总是把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她母亲经常这样说，这句口头禅显然与西克尔高地的宗旨彼此呼应，“必须主动筹划。”历史课上，年轻的埃琳娜学到一个词“位高者的责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记者是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在体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举，她心目中的理想记者是内莉·布莱和罗伊斯·莱恩的混合体，尤其是在为高中校报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为主编之一）后，走上记者之路对她而言更是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可以在俄亥俄州的范围内选择多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奥柏林学院和丹尼森大学（提供部分奖学金），母亲希望她第一志愿就选择奥柏林，但参观了奥柏林学院之后，该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扰：穿背心短裤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里闲逛，想到可能会有男生随时闯进自己的房间，甚至浴室，她就觉得害怕。在校园里的一座建筑门口，她看到三个穿流里流气的花衬衫、留长头发的学生坐在台阶上吹哨笛，对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学生举着横幅静默示威，横幅上写着“打仗最没劲，不如嗨起来”“总统算个屁”“为了和平扔炸弹，好比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埃琳娜觉得，这里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走在奥柏林的校园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挠皮肤的毛衣那样烦躁不安，只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选择了丹尼森大学，同时野心勃勃地为自己的将来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尔·理查德森，这个小伙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不到一个月，两人就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打算相当稳妥，并且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在克利夫兰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在西克尔高地买房子，生许多孩子，他进入法学院，她成为记者。结婚并搬进西克尔高地一处租来的复式住宅后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学院录取，理查德森太太成为致力于报道本地新闻的《阳光日报》社的初级记者。尽管薪酬微薄，但她觉得这里是个有利于职业发展的好起点，待时机成熟，她或许可以跳槽到克利夫兰的“真正”报纸——《实话报》社去，虽然她并不想离开西克尔，也无法想象去到别处养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实报道了当地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城市政策、地区新规颁行后对本地事务（从桥梁到绿化）产生的各种影响，尽力与其他初级记者同事（比她小一岁的德赖特）分担责任。《阳光日报》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个孩子，她都能休六周产假。伊奇出生时，理查德森太太蓦然惊觉，自己竟然还在这家报社待着，虽说已经成为高级记者，但她的职责依旧是报道琐细的小故事和小新闻。而当年的同事德赖特却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论坛报》社找到了工作。但她也早就发现，自己或许并不愿意挖掘那些意义更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愤懑的悲剧，而且时间过去得越久，到别处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实话报》社以及无论其他什么报社应该不会有兴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岁，带着四个孩子，有许多家庭责任需要履行，从未报道过大新闻的记者。

所以她留了下来，专注报道那些会让读者感觉良好的故事，比如工程建设的进展、新的垃圾回收计划、图书馆的重修进度、新建筑物落成的剪彩仪式……她还报道过新市长的就职宣誓典礼，“庄严隆重”；万圣节游行，“活泼有趣”；还有范-阿肯中心的半价书店开业仪式，“填补了西克尔高地商业区的重要空白”；是否需要喷药防治吉卜赛蛾的辩论，“白热化的唇枪舌剑”。她还给一神论教会和西克尔高中表演的音乐剧《油脂》和《红男绿女》写评论，认为前者的气氛“快活热闹”，在给后者的评论中，她写道：“坐好，他们要划船了！”她的稿件以严谨可靠著称，誊写得一丝不苟，当然也有过于一本正经、平淡无奇之嫌（虽然并没有人公开指出来），甚至有些沉闷无聊，但西克尔高地这种世外桃源，自然不会发生诸如火山爆发、政府倒台、劫持人质、火箭爆炸、高墙倒塌之类耸人听闻的事件，加之地处偏远，外界的骚乱、战争和地震也被距离淡化成模糊不清的细响，几近微不可闻。而且现在的她住着大房子，子女安全快乐、受过良好教育，她认为这是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所见到的成效。

无论如何，伊奇的要求引发了她的兴趣，至少让她觉得这是一件值得调查的事情。

理查德森太太履行了她对伊奇的承诺，完成了当天的报道之后，她立刻开始着手调查那张神秘的照片。第二天午休时，她亲自去博物馆看了照片，在此之前，她一直以为伊奇的揣测是无中生有，但亲眼见到照片之后，她意识到女儿说得没错：照片上的人绝对是米娅。米娅出现在波琳·霍桑的照片里！理查德森太太当然听说过波琳·霍桑，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把一张折起来的五美元钞票投进博物馆的捐赠箱时，理查德森太太好奇地想，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她首先给出借照片参展的那家艺术画廊打了电话。没错，画廊老板告诉她，照片是1982年他们从纽约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来的，那时波琳·霍桑刚刚去世不久，所以，这张此前不为人知的照片的出现在艺术界中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经过竞争激烈的拍卖，画廊以五万美元抢购得手，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因为照片的确出自波琳·霍桑之手，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孤品，只冲印过这一张，背面还有波琳的亲笔签名。但照片的前主人是匿名出售的，画廊老板并不知道此人是谁，但他们愿意告诉理查德森太太那个纽约经销商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记下了经销商的名字——安妮塔·利斯——然后致电纽约市公共信息资料库，查询到安妮塔·利斯在曼哈顿的画廊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的安妮塔·利斯听起来是个典型的纽约人：开朗坦率，语速很快，从容不迫。

“波琳·霍桑的作品？没错，是我经手的。她的作品我代理了很多年。”理查德森太太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模糊的警笛声，这符合她一直以来对纽约的印象：嘈杂喧嚷，到处都是车流和警笛的声音。她只去过一次纽约，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纽约的治安十分差劲，走在路上，你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包，乘坐地铁时不能碰车厢里的任何东西，连铁杆都不行，多年前的纽约之行已然给她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但是这张照片，”理查德森太太说，“是波琳去世后出售的，卖主不知是谁。照片上有个抱孩子的女人，作品的名字叫‘圣母子1号’。”

听筒中突然变得一片死寂，理查德森太太甚至觉得一定是断线了，但过了一会儿，安妮塔·利斯的声音再次传来：“是的，我记得那一张。”

“我只想知道——”理查德森太太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那个卖主的名字？”

安妮塔的语气似乎和刚才不太一样了，掺杂了怀疑的意味：“你刚才说你是哪里的？”

“我叫埃琳娜·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太太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阳光日报》社的记者，我需要为我的报道收集一些相关信息。”

“明白了，”安妮塔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抱歉，出于私人原因，照片的原主人不希望透露姓名，我不能告诉你卖主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烦躁地揉搓着笔记本的边角。“我理解，其实我是对照片里的那个女人感兴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呢？”

这一次听筒里彻底安静下来，很长时间之后，安妮塔·利斯才再次开腔，语气中的疑问已经被冷淡取代：“对不起，实在无可奉告。关于你的报道，我只能祝你好运。”听筒中传来轻柔的“啪嗒”声，对方先把电话挂了。

理查德森太太放下电话。作为记者，她经常遇到采访电话被陌生人挂断的情况，但这一次她的心情却格外焦躁，因为她非常想要解开照片背后的秘密。她看了一眼电脑显示器，上面的那个打了一半的报道标题正等着她去完成：“戈尔是否应该参选总统？本地——”

大部分艺术收藏家都喜欢隐姓埋名，理查德森太太想，尤其在涉及金钱的时候。这个安妮塔·利斯可能只是帮人代售，也许真的对委托人的信息一无所知，而她现在真正需要重新考虑的是伊奇——她那个过分敏感、急躁冲动、喜欢大惊小怪的女儿——的提议，究竟要不要把这段毫无头绪的调查继续下去。

就算继续查下去，也很有可能一无所获，想到这里，她翻开关于总统竞选的采访记录，开始在电脑上打起了字。